一战定乾坤，浙奉战争与孙传芳势力的兴起

作者:鱼知吾

江浙战争后，由于国内外局势的急剧变化，江浙和平并未能持久，导致1925年内先后发生了第二次江浙战争和浙奉战争。尤其是浙奉战争后，孙传芳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展到东南半壁，国内政治格局亦发生巨大的改变。

一　浙奉战争的背景与原因

第二次直奉战后，奉系势力大大扩张，张作霖有意让奉军南下，占据富庶的江浙地盘，而刚刚在江浙战争中败北的皖系卢永祥则企图借奉军力量重出，双方由此有了合作的契机。张作霖决定让卢永祥打头阵，先通过他驱逐直系苏督齐燮元，再谋江苏。12月11日，在张作霖的压力下，段祺瑞政府下令罢免苏督齐燮元，裁撤江苏督军，任命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此举虽受到江苏地方士绅的抵制，但齐燮元为暂避其锋，遵令解职去沪。卢永祥随即于1925年1月10日入宁，奉军亦沿津浦线大举南进。

奉系的举动，自然引起浙江实力派孙传芳的高度警惕，为了保持自己的地盘不被奉系侵吞，孙传芳决定出兵反击奉系。1月11日，孙传芳联合齐燮元发表通电，组织江浙联军，反对奉军南下。而卢永祥也在南京备战，任奉军军长张宗昌为总司令，战火一触即发。上海为繁华都市，地方士绅为免战火之袭扰，倡议中立，双方都不在上海驻兵，得到段祺瑞的首肯，段以孙传芳续任浙督，以安其心。在段祺瑞和奉系的软硬兼施之下，孙传芳态度软化，对军事行动趋于消极，齐燮元势单力孤，军事失利，28日自上海东渡日本。2月3日，张宗昌与孙传芳在沪上签订和平协定，双方同时从上海撤军。第二次江浙战争以齐燮元失败，孙传芳和奉系各有所获而告终。

战后，卢永祥以督办江苏军务的名义驻苏，郑谦为省长，与浙省间尚能保持一定的和平局面。孙传芳亦派人赴北京与段祺瑞修好，表示拥戴之意。但是对奉系在长江流域的扩张终究不能释怀。据孙传芳身边重要人物杨文恺回忆，1925年四五月间，孙曾派他到张家口、开封与冯玉祥、岳维峻会面，表明攻奉之决心，商议合作计划。

“五卅事件”的爆发使得江浙一带的均势渐被打破。事件发生后，由于列强认为中国政府在上海缺乏震慑力量，故段有派兵到沪的拟议。6月13日，张学良奉张作霖之命带领“东北陆军教导团”二千二百余人抵沪。后来，张学良又应上海领事团要求向张作霖要求调徐州邢士廉旅来上海应付局势。张学良离沪后，即由邢士廉接防，并以江苏省长郑谦名义布告上海华界戒严，委邢为戒严司令，常之英为副司令。

奉张此举，虽然主要是为应列强要求压抑上海工人运动，但更深层的动机，似乎也在借机加强对上海的控制，并威胁浙江孙传芳。奉军抵沪后，上海海口便操于奉军之手，孙传芳之军械接济可能受到严重影响。后来，邢士廉旅在沪扩编成第二十师，对浙孙而言，威胁更甚。

另一方面，邢士廉奉命到沪后，对民众运动的控制渐渐加强。7月23日，淞沪戒严司令部即查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海员工会，洋务工会等三团体。三团体后经人疏通重新启封，但到9月18日，上海总工会终被淞沪戒严司令部以“利用时机，擅刊印信，发行捐照，鼓动风潮，阻止工人上工”、“假工会会之名，敛钱自私”等理由查封。奉军的举动无疑引起中共及当时对国民革命运动有着重大影响力的共产国际的不满。

“五卅事件”后，奉张在北方与得到苏联支持的国民军间的对抗态势无疑加大。6月25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即有决议，认为张作霖是帝国主义者手中的主要工具。斯大林提出要“发动声势浩大的反对张作霖的宣传攻势，千方百计地分化瓦解他的军队并使之革命化”，并有“依靠冯玉祥军队和国民革命军队驱散现政府，成立有国民党人参加的新政府”的计划。上海总工会被封闭后，在沪指导中共中央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指出：“张作霖准备在从天津到上海的整个沿海地带采取军事行动，急于在其军队驻扎的各个地区，而首先是在上海着手镇压工人运动，因为上海在作战期间将会起突出的作用。”在此情形下，中共便在全力鼓动各地的反奉运动。而孙传芳为稳固其地位，对南方国民党以及苏俄方面亦有意加以联络。

同时，因“五卅事件”及对外交涉的运用，英、美、法等国政府终于同意中国召开关税会议的要求。但是对于直系而言，关税会议的举行，将使得奉张有可能得到大笔新的收入，而执政府亦会藉此而更趋稳固。8月18日，执政府已将邀请英、美、日、法、意、比、荷、葡八国参与关税特别会议通牒送各使馆，会期最终定在10月26日。浙孙在此前发动战事，无疑便暗含破坏关税会议的意义在其中。

但以上均为远因，而引发浙奉战争的直接导火线则是苏皖二省易督问题。

1925年7月13日，卢永祥北上调停段祺瑞与张作霖之意见发生严重冲突，未有成效，即宣布辞去苏皖宣抚使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职务。8月3日，执政府以江苏省长郑谦暂兼苏督。29日，段祺瑞特任奉军总参议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同时，有奉军大举南下，准备就绪后再图进占闽浙的消息，奉系势力似有席卷东南之趋向。

在此情形下，浙孙乃积极运动，他派两浙盐运使王金珏作为全权代表到张家口再与冯玉祥会面，同时探听各省消息。复派代表分赴其他各省联络反奉，晓以利害，并表示愿为前锋之意。9月6日，孙在杭州举行第一次军事会议，主守与主战者皆有，于是孙表示等王金珏回杭再定。是月下旬，王返浙，陈明与冯氏接触经过及各省对奉态度，并称杨宇霆督苏已成定局。其他各省代表返回，表示对反奉多表支持，并愿意签约组成联盟。孙传芳感到时机已迫，不得不先发制人。

9月14日，杨宇霆、姜登选南下分别到江苏、安徽就任。22日杨正式接任苏督后，向外界竭力表示和平，并默认浙军对松江四县之占据。姜登选也致电孙传芳，称杨宇霆决无犯浙之意，请孙传芳宣布态度，以安人心。孙传芳于是暂撤一部分驻松部队，作和平表示。但到9月22日，因奉军南下消息传来，苏浙战云又趋紧张。同时，传皖督姜登选亦有三师部队拟由皖经浙边过宜兴，直达南京，归杨宇霆节制的计划，浙军遂积极在长兴布防。孙传芳、夏超等一面发布安民公告，一面调兵运械，积极准备。西北方面的消息表明此时孙氏已下定驱奉决心。

杨宇霆督苏也引起江苏本省军人的极度不安。杨宇霆到苏后，传将对苏军实行裁并改良，所以白宝山、马玉仁等均不到南京出席军事会议。而南京、镇江等地的驻军，与奉军也多不能相容或者抱警戒态度，对孙之反奉则表示欢迎并愿意配合。广东方面，因陈炯明正四处联络，准备攻击广州，所以国民革命军苦于应付，据说鲍罗廷有“对粤取守势，以休养实力，另出奇计以促他方之内战”之计划，所以也愿意支持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而正得到苏联大量军援的岳维峻部与孙氏无疑有配合的承诺。

但对执政府而言，显然不愿意在关税会议即将开幕前看到内战再起。10月7日，临时执政段祺瑞以苏省已决定撤回驻沪各部，电令孙传芳各部各回原防。8日，陆宗舆奉段祺瑞命南下赴苏、浙。劝孙传芳、杨宇霆各自谅解，并欲促进苏、浙、皖三省重订和平公约。他又派陆宗舆南下，向杨、孙等人游说和平。陆氏先到南京与杨宇霆协商，正准备启程赴杭。不料浙之动员令便已下达。

二　战事发动与奉方应对

1925年10月初，英、美、日三国“沪案”司法调查委员抵达上海，准备对“沪案”重行司法调查。唐绍仪通电主张关税自主，反对关税会议；段祺瑞以吴景濂、张英华等人在汉口“谋乱”，着令褫夺官勋，缉获法办，引起直系之反弹；而南方蒋介石正在率队出发东征。这些表面看来琐碎无关的事情，其实均为孙传芳发动战事酝酿了一个较好的时机。

10月5日，孙传芳在杭州其督办公署召集重要军官开军事会议，议决一切作战计划。7日，皖、赣、苏、闽、浙五省代表在杭州复开会议决五省联盟，举孙传芳为五省联军总司令，“拥段反奉”，分兵五路：第一路司令陈仪、第二路司令谢鸿勋、第三路司令孙传芳自兼、第四路司令卢香亭、第五路司令周凤歧，定名 “浙闽苏皖赣联军” 。

10日，孙传芳即以准备秋操为由，下动员令。其公开发表的致各军电表示：“此次校阅，调动队伍，专为举行秋操，可以此意宣示人民，以免误会为要。”孙并通知省署，谓“兹因陆军第四期教育终了，照例应行校阅，以觇成绩，特定于日内举行秋操”。同时，以财政厅名义向杭州总商会借100万，以为作战经费。

孙氏为了给自己的反奉军事行动制造藉由，11日，通电指斥奉军压迫上海罢工工人复工，听任各国重行司法调查，反对关税会议之召集，赞成唐绍仪关税自主之通电。但此时浙方并不对执政府直接攻击，意在留有余地。同时，孙开始向前线输送部队，到14日，长兴与松江两方面，兵力集结已达一个师以上。孙致电奉系的淞沪戒严司令邢士廉：“沪不驻兵，早见明令，贵部久驻沪江，用意何居？”限邢部24小时内退出淞沪。15日，浙方多数部队已完成部署。

奉系方面，当邢士廉接到孙的最后通牒，乃急电杨宇霆请示。杨令邢部撤退至苏州，并取消淞沪戒严司令名义，以免除“破坏淞沪不驻兵”之舆论攻击。15日，驻沪邢士廉部奉命率部开往苏州，通告将戒严司令部取消。杨此种安排无疑是形势所迫。当时在苏奉军仅驻沪邢士廉之第二十师与驻宁丁喜春第八师，总兵力只有二万余人，且部署于宁沪一线，抵抗力甚弱。而苏军对奉军多有不满，尤其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等部态度暧昧，实际上与孙早有约定，故奉军若不快速撤退，“为苏浙包围，非便不能战，可能全军均覆” 。杨宇霆曾表示，在当时，“集中关内奉军扼守山海关为上策，保守直鲁与联军在徐州相持为中策，与孙传芳在苏皖浪战为下策”。北京亦有外国武官认为“退徐与奉军实力毫无损失，既与后路相联，是为上策，若主守苏则下策”。对于奉方来说，“在保全山东安徽直隶及晋省之阎锡山，其视北方，实较保留南方狭长地带为重”。

是故，奉方对孙之挑战不作应答，只是一味高调表示为和平退让之诚意。杨声言“决不衅自我开”，张作霖则在沈阳表示，“每次内战，为首领者必先吃亏，为戎首者必先败，予不受挑衅”。外间舆论似以为如果奉不回应，孙也“不敢冒中外之大不韪，甘为戎首”。14日，奉命南下调停的陆宗舆告段祺瑞“和平有望”，孙要求将上海附近奉军撤退，而杨宇霆已表示“只要中央下令，必照办”。所以执政府在奉军撤沪后，认为“大局可从此转危为安”。

对奉军的退让，孙传芳并不理会，盖出师是否有名此时已无关紧要。浙方也清楚主动撤退是奉军作战之策略，故决定于其抽调未完成前，迅速发动攻击。15日，正当邢士廉部撤退之际，孙传芳通电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下达总攻击令，令第一、二路军向上海，第四、五路军向宜兴进发，对奉军发动袭击。

在南京，杨宇霆正召集奉军姜登选、丁喜春、郑谦等人开紧急军事会议，决令邢部快速退回镇江，丁喜春之第八师则开出南京，免为苏军所困，计划集中两师于浦口、蚌埠一带。16日，联军之第二路谢鸿勋部由松江进占上海。奉军淞沪警察厅长常之英部宪兵第一营，未及撤退，被全部缴械，常亦被扣留。孙传芳委严春阳为淞沪临时戒严司令。第四军卢香亭部则占领宜兴。

同时，孙传芳、夏超等公开通电讨奉，指斥奉张“以江南为私有，拥政柄以自恣”，违反淞沪永不驻兵之规定，以至“喋血贩烟，腾笑中外”，并宣称“万恶实由戎首”，“惟彼祸首张作霖一人是讨”。段则在北京发布通令，表示邢部既已撤退，要“孙传芳所部应即回原防，以符本执政爱护和平之心，慰东南人民之望” 。但是并无效果。

17日，浙军暂编第七混成旅杨镇东部及陆军第二师师长李俊义部，开抵苏州，奉军第六十九团，则急速撤退。按照约定，江苏第一师师长白宝山、第三师师长马玉仁、第四师师长陈调元、第十师师长郑俊彦、江宁镇守使朱熙等苏军将领通电响应孙传芳反奉，表示“全苏将士愿听指挥”。19日，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也随后通电响应。湖北督军萧耀南并率全省军官电请吴佩孚出山领导反奉。

浙江方面，15日，孙传芳令宁台镇守使孟昭月由宁波到杭州担任省防治安，任卫戍司令一职，后又兼全省警备总司令。自17日起，宣布全省戒严。孟以骑兵团长高建勋所部为守备军，与省署之保安队，负责治安。同时，闽军之一部已抵杭，加强防守。宁台方面，由第十混成旅第一团韩光裕部负责。各县则要承担代募夫役及招募新兵的紧急任务。

由于苏军公开反奉，18日，杨宇霆离开南京，并令奉军第八师北返。驻宁之陈调元、郑俊彦等部立即发动攻击，未及撤出之奉军第八师部队被其全数解除武装，师长丁喜春，旅长田得胜等被俘。孙军第二路谢鸿勋部在苏军陈调元部的配合下，占领镇江。奉军第二十师，则在丹阳遭到孙军之堵截，损失较重。

20日，孙传芳抵南京，令联军第二军渡江追击奉军。而奉方对孙之通电及进军，仍表示“不变更政策”，“决不因少数未及退尽之兵被缴械，而穷天下之兵”。诚如时人所云：“孙之入苏后一泻千里，实非战争之力，盖对方之杨宇霆决计自行退兵，故孙军如入无人之境。”

三　战事的进展与停滞

10月20日孙传芳等通电，特设“讨贼联军总司令”一职，推吴担任(54)。21日，吴佩孚乘舰至汉口，通电全国，受十四省推戴，任讨贼联军总司令，通电讨奉。继而任命萧耀南就任鄂军讨贼军总司令。稍后又任寇英杰为鄂军讨贼军第一路总司令，陈嘉谟为第二路总司令，卢金山为第三路总司令，马济为桂军讨贼军第一路总司令，并决定假道河南会攻徐州。萧耀南、白宝山等人复通电推齐燮元为讨贼联军副司令。而江西邓如琢在九江就赣皖联军前敌总指挥，准备入皖助皖军攻姜登选部奉军。浙奉战争有发展成为第三次直奉大战的趋势。25日海军杜锡珪亦通电讨奉，海军第二舰队集中南京，接受孙传芳指挥。

奉系对大江以南既决定放弃，准备集中姜登选部与张宗昌部于蚌、徐之间，等待时局之变化。然21日皖军倪朝荣部由泗县开至临淮关，电告姜登选部，已与孙传芳取同一行动，要姜自动解除武装。23日，姜登选率部离蚌埠北上。张宗昌则率师抵徐州，以白俄军加奉军，共十万人，分三路备战，东面守邳县，西面守砀山，南面置于宿县、夹沟一线。张作霖旋任命张宗昌为直鲁苏皖防御总司令。杨宇霆抵奉后，即召集军事会议，决派四师二混成旅进关，守京奉、津浦两路。而以吉、黑两省军队集中奉天，以十至十五师兵力分十七队应敌。

北京方面，和平的呼声仍未中断。21日，赵尔巽、王士珍及临时参议院发表和平通电。赵并分电孙传芳与张作霖，想作个人调停。孙提出只要张作霖率军出关，即可息战。而张在复电中则斥孙“名为对奉宣战，实则与国为仇”，“祸国之中，实含有卖国意味，蛛丝马迹，线索可寻”。似乎暗指孙传芳与苏俄之联络。对立如此，赵尔巽的调停便无甚希望。

10月22日，孙传芳渡江督战，联军司令部移浦口。31日，孙传芳进临淮关，对奉军发动总攻击令。战事在南宿州附近开始。但因奉军主力在南宿州夹沟中间，两军屡进屡退，没有进展。

11月1日，孙传芳急电河南岳维峻，催促其下动员令，协攻徐州。但是岳维峻并没有按照约定加入，暂时表示中立。对吴佩孚表示要假道河南会师徐州，岳更不允，传闻战事初期有“浙孙攻其头，豫岳攻其腰，西北攻其尾”的计划。但是到徐州之战爆发，此传闻并未证实。吴佩孚在汉口除了发布一些空头任命外，没有办法筹措到军费。在一筹莫展之际，外界便有吴佩孚赴南京坐镇指挥联军之说，但孙传芳可能不大能真正同意，故吴最终未能赴宁。在此种情况下，徐州之战最后便成为孙传芳之联军与张宗昌率领的奉鲁军之间的对抗了。

11月2日，联军与奉军在固镇发生激战，孙军截断张宗昌之白俄车队，奉军第一军军长施从滨被俘，解至南京斩首，奉鲁军退据乾山、鹤口、夹沟一带。3日，在津浦路一线，两军复有激战。5日孙传芳下第二次总攻击令，联军迫夹沟，两军复有大战。奉鲁军方面，兵力主要有四混成旅及白俄军千人，张宗昌亲出督师。联军第一、第五两军为右路，第二军为左路，第四军及第三军之一部，直冲正面。激战经一昼夜，奉鲁军之防线被联军冲断，遭其优势兵力合围，遂大败，被俘者约三千余名。随后，张宗昌部队所退守之宿县也失去。张宗昌下令奉鲁军全部撤回山东。11月7日，五省联军第一军即陈仪部兵不血刃攻占徐州。

11月9日，孙传芳进驻徐州，即召开军事会议。当时奉军正向韩庄、兖州方向退却，联军决定以五万人正面攻击，而请豫军进攻曹州、兖州奉军后路。但由于国民军冯、岳两部态度均不明朗，岳维峻部迟迟没有出兵，前线军事便开始呈现停滞。而北方的和平运动则正在加紧进行。

四　北方冯张妥协与孙传芳撤兵

浙奉战争一开始，便有人在报纸上撰文指出“战事的范围不仅止于江浙，主力的决战亦不必为孙、杨两军，这是明白形势的人都能知道的”。认为战事胜负的关键实际上操于冯玉祥之手。第二次直奉之战后，国民军与奉军虽然有和平协议，但是两者在北方利权与地盘的争夺始终没有停止，而国、奉开战的谣言亦一直在坊间流传。

孙传芳在发动浙奉战争前，在与广东方面联络的同时，与冯玉祥、岳维峻等人曾再三接洽(65)。事实上，孙之举兵后来亦似乎成为苏联在中国极力推动的反奉运动的组成部分。10月22日与26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曾两次决议，先后拨给孙传芳德国型子弹300万发，给予孙传芳反奉战争直接的军火援助。10月底，冯玉祥在张家口曾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及苏联驻华北军事顾问团的负责人H．M．沃罗宁、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三名代表等举行了一次绝密的军政会议，表示要“从政治上来实现它们同直隶盟军的军事联系”，对孙传芳和萧耀南进行援助。然而冯把苏联方面想加以联络利用的吴佩孚仍看作敌人，不同意与吴建立联系。冯的坚决反对也许是吴后来没法动作的根本原因。

但是，冯玉祥无疑是在观察当时的风向，选择最佳时机加入战争。孙传芳与奉鲁军作战时，冯玉祥正在与郭松龄等人谈判从内部合作倒奉的更为惊人的计划。所以，冯在此际，一面向外界表示对浙奉双方力持中立，一面准备利用浙奉战争的时机同张作霖达成暂时的妥协，逼迫奉张对国民军自动作重要让步。

而沈阳方面的军事会议上，奉系首脑已明白“此次反难者虽长江直系，但国民军已加入”，所以奉张派代表与冯玉祥协商，“许以极优厚之条件”，准备将热河、山西、京兆之统治权交冯支配，但奉方的要求是冯必须通电与张合作，并且拒绝吴佩孚与岳维峻部联络，给奉系在军事行动上提供便利。在此情形下，冯表示愿意与奉方合作。19日，冯电张作霖，表示自己“惟盼和平”，请其主持中原各事。21日，冯玉祥又向外界表示希望和平，依段祺瑞所请，电张作霖、孙传芳调停战事。24日，张作霖派代表到包头向冯疏通。冯也派人到奉天，双方开始了讨价还价的谈判。

冯、张之和谈与段祺瑞政府中和平派的竭力劝说亦有一定关系。1924年底，段祺瑞出山时，其政府中人即分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两派，武力统一以奉军规取江浙，国民军规取豫鄂；和平统一派以善后会议治标，以国民会议治本。浙奉战事发生后，和平派遭到武力派猛烈抨击。但仍未放弃努力，并且得到段本人的尽力支持。段请双方息战，当然也有不愿当时各派的势力均衡被打破的企图，而“谋使临时政府长久站立在各派均势的三脚架上”。11月1日，在段系和平派之工作下，张作霖、冯玉祥、岳维峻三方各派代表同段政府之姚震等在北京开会磋商和平问题。国民军代表在会议中提出会勘两军现有防地，避免冲突；奉军自保定、大名等地撤防等条件。

会议进行的同时，张作霖为防御计，亦开始作战争准备。6日，任李景林为第一方面军团司令，警戒近畿及直隶南部；张宗昌为第二方面军团司令，警戒徐海经砀山至曹州一带；张学良为第三方面军团司令，警戒京通及直隶口北一带；姜登选为第四方面军团司令，警戒津浦路北段并援助第二方面；张作相为第五方面军团司令，警戒热河西部至古北口一线。

11月12日，张学良奉动员令入关。但当日夜，张作霖忽令张学良收回动员令，在天津的奉军军事会议中，有撤兵之决议作出，与李景林、郭松龄态度变化有密切关系。13日，段祺瑞下令孙传芳停止军事行动。并责成冯玉祥、岳维峻、张作霖、李景林等人解决兵争。15日，张、冯、李等电段，表示服从命令，李景林并报告已撤退京汉路一部奉军。孙传芳代表亦表示可以和平。16日，奉、国两军签订八条和平协议，以免除战事为宗旨，并合组北京办事处。当时舆论猜想，冯、张可能是均从关税会议着想，不愿因战事而使关会停止，收入没有希望。而且冯因去年倒戈在国人眼中声誉极坏，也不想再与奉军作战。但从后事来看，实际上冯此时是以退为进，只等郭松龄先起事了。

徐州攻下后，孙传芳集中徐州附近的联军统计不下七八万人，包括第一军司令陈仪部，第二军谢鸿勋，第三军孙总司令，第四军卢香亭，第五军周凤歧，炮兵张国威，苏军第一支队陈光祖部，皖军第四混成旅高世读所部等，做好三路攻奉之准备，能否大战，则视北京冯、张妥协能否成功。另一方面，孙传芳亦向岳维峻表示愿助其协攻山东，以为东南屏障。

但冯、张既趋向和平，互相撤兵，孙传芳之战略随之发生变化。联军乃以徐州为界，不再进攻，同时将徐州以南军队，抽调三分之一于宁、沪、松、杭等地，以巩固江浙。徐蚌一带由邓如琢负责，山东战事则准备交岳维峻军负责。除冯、张妥协外，据说孙之自动转圜亦与段祺瑞承诺苏督一席将任命孙氏有关，而章太炎分析孙可能是怕广东蒋介石入闽。但从当时战情而言，事实上与孙军江浙后方受到奉军攻击也有密切关系。

10月28日，张宗昌之东路军邢士廉部与海军合作由山东曾攻入江苏海州，联军第六军白宝山部疏于防范，败退大伊山，邢士廉部及海军占领海州，直攻清江浦，苏沪震动。海军方面，东北海军沈鸿烈部镇海舰队自10月底起，南下攻击苏浙沿海。先是炮击吴淞，“连续轰击，威力颇巨”，驻沪港之南方军舰“应瑞”、“建康”两舰未出来迎战，仅通电淞沪军事机关准备。11月初。沈鸿烈部开到浙江洋面舟山附近，10日再至临近杭州之乍浦，刚好浙江兵轮海靖、超武两舰在此备战，两军即接火，沈部击沉海靖轮，复重创超武舰。据沈鸿烈报告，“现浙海无船可守”，准备运兵自吴淞乍浦登陆，“俾敌军后方动摇”。奉军对联军之后方攻击，无疑使孙传芳感到不安，而急急于调兵加强防守了。

11月15日，岳维峻至徐州，与孙传芳暗商军事，讨论国民军第二军出兵及换防事项。当天，孙传芳即抽调徐州前线浙军一部回防沪杭。16日，岳军出兵，北路占直隶邯郸，中路已过大名，东路过曹州、济宁。随即，国民军第二军北路与李景林军发生冲突，李军退让，国民军占保定；东路王为蔚部开抵徐州，接替孙传芳部队担任向津浦路正面攻山东。

21日，孙传芳通电即日由徐州过宁回杭州，前线委总指挥卢香亭、白宝山担任，徐州防务委陈仪担任。次日，奉军郭松龄部发动兵变，通电请张作霖下野，冯玉祥亦趁势向奉军发动攻击。北方局势发生剧变。但孙传芳却已回到南京，将视线转向其内部，准备先消化其胜利成果了。临时执政段祺瑞承认孙传芳获胜的既成事实，11月25日任命孙传芳为江苏军务督办。当月底，孙传芳在南京宣布出任苏、皖、赣、闽、浙五省联军总司令，成为北洋时代后期新崛起的控制东南，实力与北方的张作霖、冯玉祥和退居长江中游的吴佩孚等比肩的军阀派系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