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宪者罗斯福

“我们需要罗斯福!世界需要罗斯福!”，1940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因为这一声声近乎歇斯底里的呐喊而演变成了一场骚乱。罗斯福的支持者们通过礼堂扩音器一遍遍高喊着这位时任总统的大名，强调着他的勇敢和伟大，这种轰炸式宣传似乎收效巨大，原本有利于罗斯福竞争对手的气氛被一扫而空。即便在会前一次次宣告自己无意第三次连任，但缺席了的罗斯福却并没有给予现场足够的自由选择权，因为让州代表们心神慌乱的扩音器正是由罗斯福预先安排的宣传工具。最终，罗斯福从芝加哥酷热的夏天里收获了政治生涯里的又一枚重要果实──以946票对147票的巨大优势成功获得党内提名并最终连任。

从那之后，罗斯福不断创造着总统职位的连任极限，直到生命尽头他都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合法主人。美国需要罗斯福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作为与华盛顿、林肯齐名的最伟大总统，罗斯福是美国人记忆里的英雄人物。然而盛名之下的另一事实却同样不可忽略──四届美国总统曾多次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是救世主还是违宪者，罗斯福的身后仍是一场关于宪法精神的讨论。

“美国往地狱里冲”

1929年10月29日星期二，田纳西州的农场主们一夜醒来发现华尔街的乌云已经彻底将他们包围，在恐惧与慌乱中，玉米和小麦被投入所有曾经烧煤炭的熔炉，成吨的牛奶被倒入密西西比河中。这场扩散至全国、规模可堪巨型行为艺术的骚动最终获得了一定成果──农产品价格暂得稳定。然而更多人发现脚下这片曾经的淘金热土在几日之内就变成了人间地狱，证券所里一周内蒸发掉的财富就达100亿美元，街头到处是廉价叫卖的汽车以及失去汽车和房屋的流浪汉。美国人的迷茫与恐惧并非夸张，大萧条横扫这里之前他们曾在天堂上住了十年，每个人都结结实实享受了一段一战后的好日子。投机发了战争财的商人，华尔街的天之骄子，人人都投入了享乐主义的怀抱。好光景过后的衰落则惨痛到不可承受之重:到1932年，美国钢铁工业产能下降了80%，汽车工业则跌落了95%，每四人中就有一个失业者。

听听那个时代的纽约歌谣，就知道胡佛治下的美国有多糟糕。“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流浪汉身上的报纸被称作“胡佛毯”，用牛皮纸搭建的栖身之所则是“胡佛村”。美国人用所剩无几的幽默精神继续讽刺美国第31任总统的无作为表现，并将目光虔诚地投向1932年的大选，一个可能出现的救世主吊足了人们的胃口。罗斯福迎着期待横空出世，“我向你保证，我向自己保证，为美国人民寻求一个新的政策。”，再没有谁比一个身残志坚、风度翩翩的候选人更能引起人们关于“内心强大”的联想。于是，罗斯福在51岁这一年毫无悬念地拿到了权利场的最高级入场券，在最坏的时刻里成为美国总统。

人民将权利毫无保留地交给了罗斯福，甚至根本就在心底里期待着一位独裁者的降临。罗斯福就任两天后，《纽约每日新闻》就发表了一篇名为《罗斯福的独裁》的社论，文章的开头写道:“我们中的很多人都需要独裁者，而现在终于有了一个。他的名字不是墨索里尼，不是斯大林，也不是希特勒，而是罗斯福。面对危机，正是通过独裁，古罗马才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实在地感受到了好转的迹象，眨眼功夫，自信和勇气仿佛一道回到了我们身上。”《纽约每日新闻》完全扭转了此前针对罗斯福的批评态度，甚至在头版保证一年内不再说新总统的坏话。媒体的巴结奉承凸显了一个非正常时期的权利集中，没有反对者的罗斯福以光速推进改革，他向国会提交的15项咨文全数获得通过。

《全国工业复兴法》通过的当日适逢罗斯福就职第一百天。作为“百日新政”(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中的一枚重要棋子，《工业复兴法》所承载的意义远远大于一部法律本身，它是罗斯福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一次修正，人们拖着浮肿的脚步决定接纳面包向自由开战的事实。资本家们拉长了脸，在国家复兴管理局的监督之下，也按时拿出了各行业的“公平竞争法则”。曾经推动美国快速发展的自由竞争被罗斯福一个人按了“暂停”，他将政府干预带入了经济领域的缝隙。美国人听惯的机器声又回到了工厂，农场主们也终于不再往河里倒牛奶，新政成了美国摆脱危机的一剂强心针。

若不是来自谢克特兄弟家禽公司的一纸诉状，《工业复兴法》或许能再多风光一阵子，然而这场司法史上的著名案件最终令罗斯福与最高法院间的权利暗战浮出水面。谢克特兄弟公司因不满国家复兴管理局对自己出售病鸡的过度惩罚，将联邦政府诉至纽约地方法院。法院认定此事为州内纠纷，不属于联邦政府权利领域，因此判定谢克特公司胜诉。司法部长则继续上诉至最高法院来表达抗议，1935年5月，首席大法官休斯做出如下判定:《国家工业复兴法》侵犯了宪法保留给州的管理州内贸易的权利领域，国会授予总统批准行业法规的权利属于违宪。此后，最高法院一路“追缴”新政，陆续判定罗斯福的措施中有13项全部或部分违宪。

这些被裁定为违宪而失去效力的“罗斯福药方”令总统本人大感光火，他将行事保守的最高法院视为美国复兴的最大障碍。从罗斯福的第二个任期开始，他就不断试图改组最高法院的架构，甚至不惜作为大政府主义的代言人站在“三权分立”的对立面。以铁腕向最高法院开战的罗斯福不仅没有失去民心，反而获得了部分胜利──休斯逝世后，总统本人任命了8位最高法院法官，数量仅次于乔治.华盛顿。

失去黄金的美国人

罗斯福的外祖父在1860年乘船来到遥远的中国，并成为借鸦片贸易发家的第一批人，他满载着象征财富的黄金回到美国。这份家族财富给了罗斯福优渥的成长环境，他接受贵族教育，随父亲环行欧洲，成长为一名理想的绅士。但就是这样一个富贵家庭的继承者，在成为美国总统的第二天，就开始举起“劫富济贫”的手术刀。

罗斯福上任后接连发布针对私有黄金的”6073号”及”6102号”行政命令，在禁止美国人将黄金转向海外的同时要求所有美国公民和商业机构向美联储交出黄金并接受纸币。大量持有黄金的富人们在“一万美元以下罚款”和“十年以下监禁”的刑罚下放弃了私藏黄金的抵抗，纷纷将手中的金条兑换成美元。可富贵阶层的噩梦才刚刚开始，就在他们捂紧了手中的现钞准备捱过大萧条时，罗斯福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30亿美元纸币，使美元贬值40.94%。放弃了金本位的美国令预算局长也忍不住大喊:“西方文明完蛋了!”

许多曾站在财富塔尖的精英被罗斯福的一系列举措削为平民，他们愤怒的指责罗斯福根本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没人相信同样出身富贵的罗斯福竟然背叛自己的出身。更多人怀疑罗斯福没收黄金的行为是对宪法的公然侵犯:第五修正案明确规定“不得不经过正当法律程序而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人民私有产业，如无合理赔偿，不得被征为公用。”因此既无正当程序亦无补偿的总统令甫一出台，就在一向崇尚自由经济和个人奋斗的美国投下了炸弹，“敲富人竹杠”的罗斯福一度备受争议。

对于权利的合法性，罗斯福援引了1917年通过的“战时权力法”，在紧急情况下总统有权执行特殊措施。但“特殊性”不仅没有因为快速终结反而持续了近4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政府黄金价一直保持在每盎司35美元的低位，直到1974年福特总统上台才通过了允许美国人持有黄金的法律。1979年黄金价格攀升至447美元每盎司的时候，《时代》杂志曾援引一位纽约交易员的话来形容当时的交易盛况，“市场疯了”。这种疯狂在刚刚经历过又一轮金融危机的今日仍在继续，然而已经没有人能向罗斯福一样对如今飙升至2000美元的高价黄金下手。

被拘禁的美国公民

2011年12月，一群二战老兵重新戴上久违的水手帽，换上典型的夏威夷花衬衫踏上了寻访珍珠港的路途。这是数量越发稀少的一群人，他们是偷袭的受害方但最终享受了战胜国的荣誉，作为洗清罗斯福口中“国家耻辱”的主力军，人人都记得战斗的初衷──捍卫自由和民主。然而历史的讽刺之处在于，就在他们为自由而战的当口，一些日裔美国公民在自家土地上被没收了自由。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随之到达沸点，普世主义并没有惠及那些刚刚取得美国护照的日本人。虽然他们中有数万人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就代表美国军队前往各地作战或担任翻译，但显然日本军队高层的一声“虎!虎!虎!”彻底终结了这份表面的和平，美国人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某些日本工人和士兵曾经并将继续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罗斯福亲自签署的9066号行政命令将这份怀疑与敌视彻底有形化:美国政府在日本人集中居住的西海岸划定了大量的禁区，禁区内居住的日本人必须在制定时间内搬入集中营。9066号行政令的实施并不仅局限于国土的西海岸，当时居住在拉丁美洲秘鲁等地区的2264名日本人也被强行带回美国，一并纳入集中营管理，最终美国境内被囚禁的日本人总数达到了12万。珍珠港事件的发生地虽然一度实施总戒严，但过于庞大的日本居民让美国政府无法维持管理，最终仅有1000名日本人被集中拘禁。

政府划定的禁区几乎涵盖了当时美国国土上所有的日本人，他们带着随身行李住进临时建起的营房，来不及修建的房屋则由体育馆或赛马场的马舍代替，集中营内统一设有工厂、剧院、教会、学校等公众设施。美国政府在集中营内并没有强迫劳动，甚至定时安排了橄榄球比赛等美式运动以推动“去日本化”，这种方向明确的忠诚度教育几乎贯穿战争始末。17岁以上的成年人需要定期填写包含“是否服从美国军队调遣”以及“是否放弃效忠天皇”等内容的问卷调查，即便身家性命已被美国政府掌控，但仍有16%的天皇崇拜者藉由问卷表达抗议。这些异议分子最终被统一送进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图利湖集中营，一些在集中营内试图领导示威活动的年轻人则被强行编入军队。即便小规模冲突时有发生，但绝大部分日本在集中营内都获得了和平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一些通过忠诚度测试的年轻人甚至在政府安排到美国东海岸地区上学和工作，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战时劳动力不足的窘境。

美国的司法机制以及人道主义的呼声最终确保了种族主义的悲剧没有发生在这个素来强调尊重人权的国家，这是罗斯福政府的一件幸事。1944年，罗斯福签署了允许日裔美国公民放弃美国国籍的法案，12万日本人中有5589中选择放弃美国公民的身份，其中1327人于当年被遣返回日本(二战后包括遣返者在内有5409人提出回归美籍的请求并被批准)。也是这一年，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种族歧视与有违民主自由的政策–9066号行政命令被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但违宪范围并不包括西海岸自发的排日运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集中营开始陆续关闭，日本人重获自由开始回归社会，然而毫无财产的“二等公民”面临着比他们初登美国时更大的困难。最终，一些人无奈回到日本。

如果说《工业复兴法》和黄金国有化是损失了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来确保美国经济的健康运转，那么显然美国政府为9066号总统令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这代价既是罗斯福任内为集中营开出的5年高达1亿9000万美元的预算，也包括1988年里根总统签订的赔偿协议──在世的集中营被拘者将每人获得2万美元的赔偿金(总额达16亿美元)并成立12亿美元的教育基金。而其中，无法用数字衡量的是美国的大国信誉以及一代日裔的灰暗记忆，他们曾被郑重的接纳进这个世界最具包容性的国家并获得由宪法保护的自由权，但也在瞬间就被毫不留情的扫地出门。这种创痛并没有因为里根的道歉就彻底痊愈，他们需要罗斯福的说法，也需要历史的公正。当然，前者已经无法实现。

罗斯福在第四次连任总统的第二年即1945年4月去世，他没有亲自见证二战的胜利以及新政持至近日的深远影响。这一段长达12年的任期，涵盖了美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几年，从大萧条到二战，他坐在壁炉边发表广播讲话的声音是美国人最好的安慰剂。罗斯福因此收获了天大的赞誉以及同样多的争议。有人说他视宪法与民权为空气: 1937年，他试图增加法官数量来控制最高法院;1939年，他剥夺了936名犹太难民进入美国的庇护权;1941年，他在截获情报的情况下隐瞒可能发生的偷袭。这些事实跟他的新政、四大自由一样鲜活且真实，但罗斯福的幸运之处在于，大部分人都愿意如同忽略他瘫痪的双腿一样对总统曾经的不光彩行径予以沉默。这些丑陋但易于解释的违宪行为，是罗斯福政治生涯的独特注脚，他坦然地制定着“三权分立”的另一种游戏规则。

“从现在开始后的一百年，人们会跪下感谢上帝，赐给了他们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带领他们度过难关。”，这是《纽约时报》给予违宪者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