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第一监狱”和它的百年过客

来源:南方周末

编者按：有着110年历史的上海提篮桥监狱即将搬迁，让位于滚滚而至的地产热潮。作为百年前外国殖民者侵犯中国司法权的产物，提篮桥监狱历经晚清、民国、二战、汪伪和新中国等历史时期，更涤荡风云人物无数。

提篮桥监狱

正如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所说：“觇其监狱之实况，可测其国度之文野。”从章太炎、邹容到任弼时，从日本战犯到陈璧君，从“首富”周正毅到“刀客”杨佳，提篮桥监狱和它的匆匆过客，一起成为一个国家追求民族独立与司法进步的见证。

提篮桥监狱成为世纪初的革命温床。共产党员还在提篮桥监狱时就培养了一名印度看守的共产主义信仰，让其接受党组织的指示。

陈璧君性格孤傲，在国民党监狱里人们都叫她“汪夫人”，一次一名少将军官因为叫了她的名字，遭到她的当面辱骂。

上海“首富”周正毅入狱后，提出给每个牢房安装空调并召开“董事会”。轰动全国的杀警青年杨佳也被短暂关押于提篮桥。

中国最古老的现代监狱——上海“提篮桥监狱”已经矗立110年了，在这座曾经的“东方巴黎”，这样的时间维度足以漫长得让其地名都成了监狱的代称词。

如今，在繁华的上海北外滩，提篮桥监狱古旧斑驳的监狱房舍，已深陷摩天大楼和虹口CBD商圈的包围，后者象征着财富的金黄色楼体与前者黑灰色砖墙对比鲜明。监狱的存在抑制了周围居民区的生长，破旧里弄连接起低矮的平房，电线杆上拉起的铁丝晾晒着花花绿绿的衣服，仍是上海弄堂的旧光景。

“拆了也好啊。”提篮桥监狱将搬迁的消息令平房里的业主们有些兴奋，拆迁改造对他们而言意味更好的居住条件。此前，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曾多次提出将提篮桥监狱搬迁改造。2013年7月，上海市政部门回应媒体时说提篮桥监狱功能置换已经列入长期规划。

曾经的“远东第一监狱”或将告别，但历史已深深地嵌入这个地点。7月23日，上海酷暑天里仍有一些市民前往监狱门口拍照留念，他们偶尔会跟门卫打听点儿消息，或者就只是绕着监狱走一圈。

从公共租界、日伪政权、国民政府轮替进入共和国时代，提篮桥监狱关押的犯人有革命党人、共产党人、抗日分子、日伪战犯以及人民政权成立后的反革命犯等等。作为各个政治力量维护统治的暴力机器，提篮桥监狱在沧桑变幻中辗转腾挪，记录下一个国家在追寻法治进步路上步履蹒跚的脚步。

提篮桥监狱关过的部分历史名人。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给“阿三”传播革命

“宣传印度和中国都是深受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这些共产党人敏锐地观察到印度看守在监狱中身份并不高，出入监狱都会被检查肛门，并借此寻求同情。

64岁的徐家俊的心中有一部提篮桥监狱史。1972年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上海提篮桥监狱的一名狱警，后来“半路出家”成为监狱史志办主任。“章太炎、邹容肯定是最早的知名犯人了。”他的讲述严格遵循年份先后。

1903年6月，章太炎、邹容因为“苏报案”被捕。邹容写就的《革命军》自序以及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先后于苏报发表，鼓吹革命，从而激怒清政府。

清政府很想亲自处置俩人。但《苏报》位于租界，“治外法权”这种耻辱性存在又在某种意义上却成为晚清革命温床。章邹二人被判进入提篮桥监狱，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两年。

当时，提篮桥监狱才刚刚启用不久。当时租借的巡捕房内常常人满为患，英国人建设用以关押日益增加的犯人，这是一座全新的西式监狱，5层两排囚室背靠背地建在一起，每个囚室都有镂空的铁栏杆。

上海两大报纸《申报》和《新闻报》曾报道过租界监狱中的流行病，并以“情形惨烈”形容犯人的死状，“大都九死一生”的传闻传遍街巷，一时间人心惊骇。一位名为宋方泉的罪犯听说要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吓得在巡捕房内吊颈自杀了。

章太炎因为近视，在敲打做水泥地用的石子时动作迟缓，即遭到印度看守的殴打。而血气方刚的邹容显然更不适应提篮桥，夜不成眠的他抑郁致病，竟然在出狱前一天吐血而亡，年仅21岁。章太炎抱着他的尸体痛哭。

邹容的去世在社会上引起震动，人们一度怀疑监狱的恶劣状况导致了他的死亡。事实上，除去殖民者的压迫，提篮桥监狱作为西式监狱，其干净有序的环境和先进管理理念，对晚清司法改良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1907年，清政府曾派法部郎中韩兆蕃考察提篮桥监狱，狱内“内外明洁，纤尘不杂”的环境曾给这名官员留下深刻印象。支持司法改良的官员在全国各省都建立了西式的模范监狱，并废除凌迟、戮尸和枭首等传统酷刑。

辛亥革命后，中国推翻帝制。而提篮桥监狱却仍悬挂英国旗帜，典狱长也仍旧是英国人。大革命失败后，提篮桥监狱转身成为压迫共产党人的地方。

“白色恐怖”时期，国共合作破裂，不少共产党人被捕。当时作为中共五位主要领导之一的任弼时、前国务院副总理张爱萍、皖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人江上青等都曾在提篮桥监狱短暂关押。

根据荷兰汉学家冯客的研究，当时租界之外的监狱对待政治犯是异常残酷的。例如上海龙华监狱关押共产党人如彭湃等都在进监狱不久后遭到处决。

冯客曾考察蒋介石时代的监狱刑罚，他惊异地发现正是监狱造就了声名显赫的革命者，监狱成为另类的政治舞台。

那个时期的政治犯在监狱中顽强进行着活动。共产党员姚家礽、徐建楼、刘俊在提篮桥监狱时就培养了一名印度看守的共产主义信仰，并通过这名“52号看守”来传递信息，接受党组织的指示。

“宣传印度和中国都是深受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这些共产党人敏锐地观察到印度看守在监狱中身份并不高，出入监狱都会被检查肛门，并借此寻求同情。在提篮桥监狱管理层面，华人的地位不断提升，严景耀就在1935年通过公开招聘成为副典狱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四个月后上海陷落，原来的国民党员此时也成为了提篮桥监狱的阶下囚。日伪时代，监狱内缺衣少食，囚犯死亡率很高，还被征发到舟山群岛修筑作战工事。

战犯的遗书

战犯安藤畏罪在提篮桥监狱服毒自杀，并流泪给原侵华日军最高长官冈村宁次写了遗书，表达了对战败无可挽回的、深深的遗憾。

1943年，国民政府通过外交手段从英美等国手中彻底收回了上海租界和治外法权。两年日本投降，中国的旗帜才第一次真正在提篮桥监狱升起。

根据盟军的安排，审判日军军队在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杀害美军战俘的军事法庭被设在提篮桥监狱内。

1946年1月24日，提篮桥监狱十字楼2楼，侵华日军第34军参谋长镝木正隆少将等18名战犯受到公开审判。作为中国境内对日本战犯首次审判，提篮桥监狱涌入了许多记者和旁听者，坐在首席旁听席上就是美国空军飞虎队司令陈纳德将军。

军事法庭通过两次开庭，判处镝木正隆等5名战犯死刑，其余12人刑期不等，1人被无罪释放。

1946年4月22日，反绑双手的5名战犯被押解到这里，宣布执行绞刑。镝木正隆等人脸色煞白，在被问及有什么遗愿时摇头不语。从1946年4月到1949年1月，国民政府国防部上海军事法庭也审结日本战犯116人，其中死刑14人。这些战犯多在提篮桥监狱内执行枪决，其中还有部分汉奸罪犯。提篮桥监狱也因而被称为“中国海牙”。

在提篮桥监狱走向终点的战犯级别最高是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和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冈部在武汉率21万日军投降后，先是被囚禁在武汉大学，后乘轮渡前往上海提篮桥监狱，被关押在十字楼内。之后突患脑溢血，至死尚未受到审判。

“在上海公出的西浦参谋归来，带来在上海监狱中自杀的安藤大将给我的遗书一封。”战犯安藤畏罪在提篮桥监狱服毒自杀，原侵华日军最高长官冈村宁次曾在他回忆录中提到。在遗书中，安藤流泪表达了对战败无可挽回的、深深的遗憾。

审判战犯的光彩并未长久地停驻在提篮桥监狱，很快来到的内战使得监狱物资极度匮乏。典狱长孔祥霖曾向地方法院借用三亿元购米储用。

1948年3月开始，提篮桥监狱缺粮食的新闻一再见诸报端。监狱方不得不通过保释等手段将大量犯人放出，到解放前夕犯人仅剩下650人了。

“我见到了陈璧君”

“学生们跟她说话，叫她汪夫人，她也会偶尔回答一两句。”隔着栏杆，朱永嘉看到穿着灰色囚衣的陈璧君头发已经花白，样子很安详。

复旦大学朱永嘉已经82岁了，仍记得他第一次参观提篮桥监狱的感受。“犯人很少，没有阴森森的感觉。”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一次，我见到了陈璧君。”

1949年上海解放后，18岁的朱永嘉作为清心中学的党支部书记，特地带着组织成员参观这个帝国主义侵华的产物。此时，提篮桥监狱已被解放军接管，大批汉奸犯人被移送到提篮桥监狱，其中就包括汪精卫夫人陈璧君。

“学生们跟她说话，叫她汪夫人，她也会偶尔回答一两句。”隔着栏杆，朱永嘉看到穿着灰色囚衣陈璧君头发已经花白，样子很安详。她房间里有一张床，一个写字台，一把椅子，还有一些书。

陈璧君性格孤傲，1946年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她针锋相对指责蒋介石卖国。在国民党监狱里人们都叫她“汪夫人”，一次一名少将军官因为叫了她的名字，遭到她的当面辱骂。转入新中国的提篮桥监狱后，陈璧君的称呼变成了番号“20304”。

入监后，陈拒不认罪，言必称“汪先生如何”，曾多次提出申请重审她的案件，但新中国人民政府延续了前一时代的判决。监狱干部让她挖思想根源，写出自己的罪行，陈璧君的回答总是：“我有什么好写，我有什么罪？”她还曾因为小事绝食三天。

1959年6月17日，在提篮桥监狱医院多次抢救无果后，陈璧君去世。观察着新政权的动向，她曾在思想汇报中写道：知道共产党成功，不是偶然的事情。后来看到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后，我更心悦诚服了。常年病痛的折磨，晚年的陈璧君已经不复有往日的悍横。

在提篮桥监狱中，朱永嘉和他的小伙伴们还看到了有十字架的忏悔室、绞架和头套。当时，这个青年并没有想到之后会和这座监狱会产生更多的联系。1950年代开始后，朱永嘉进入了上海复旦大学学习，之后留校担任政治辅导员并任教。

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扫清潜伏在社会各处的敌人，镇反运动开展起来了。投诚的提篮桥监狱末代监狱长王慕也被划为反革命分子，1951年7月被上海市军管会军法处判处死刑后枪决。

随着镇反运动的扩展，提篮桥监狱收押的犯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在朱永嘉工作的复旦大学，学者们也逐渐被牵涉政治运动之中。1955年 5月15日，贾植芳被召到上海高等教育局交待与胡风的关系，他仍坚持肯定两人是共患难过的朋友，并为胡风辩护，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之后一度关押在提篮桥监狱。

“王造时这个人性格不错，我们也谈得来。”“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也因为“质疑苏军侵略东北”被安排在复旦大学历史学院工作，1957年被划为“右派”。朱永嘉一直负责王造时与组织的联系，并汇报材料。王造时谈吐幽默，朱说自己当时已经成家，王还曾笑言将女儿嫁与他。

1964年，朱永嘉工作调动进入上海市委写作组，之后担任历史组组长，而当时担任文学组组长则是姚文元。1965年初，姚文元找到朱永嘉说市委要写评论《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元对历史方面并不清晰，希望朱永嘉能提供史实资料。

朱永嘉后来找到了吴晗写的《海瑞集》交给姚，并了解到这是江青安排下来的任务。姚写完文章后，又将草稿交给朱永嘉让他改正历史错误。后来朱永嘉又参与了对邓拓《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批判。

紧接着，“文革”开始了。

五分钱子弹费

当时监狱内为了抓出更多的反革命犯，给予那些交代亲属“罪行”的犯人以减刑等奖励。“帮他触及灵魂，或者就直接打。”

作为上海市委写作组总负责人，朱永嘉登上了“文革”政治舞台。1967年2月附近，造反派想要控制提篮桥监狱并向公安机关“夺权”，便找到了在“火线指挥部”工作的朱永嘉商量。“我当时给张春桥打了电话，他支持夺权。”朱永嘉说，红卫兵随即进入，提篮桥监狱也进入不正常状态。

而另一面，朱永嘉的身边人却陷入劫难。王造时由于不停遭到批斗致病，后来在提篮桥监狱救治，竟死在了那里。王造时的两个儿子和女儿也在“文革”开始后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先后去世。

残酷的洪流很快蔓延开来，并裹挟了19岁的上海青年刘文忠。刘文忠哥哥刘文辉是最早的“文革”质疑者，曾写下了批驳“文革16条”的万言书。刘文忠代替哥哥前往杭州向全国知名高校寄出了这封信后，被公安部门抓获，判刑十三年。而他的哥哥刘文辉则在1967年3月被枪决。

服刑期间，刘文忠曾多次前往提篮桥监狱看病，并在其中关押四年。“当时监狱里办学习班，让犯人交代余罪，搞人人过关。”刘文忠说，当时监狱内为了抓出更多的反革命犯，给予那些交代亲属“罪行”的犯人以减刑等奖励。对于不愿招供的犯人，其他犯人就有义务“帮他触及灵魂，或者就直接打”。

刘文忠原本于1969年被下放工厂，因为其他犯人检举他说了不敬的话再度被捕。由于文笔不错，他成为了学习班里的记录员。

一次，一名技工因为不正当性关系入狱来到刘文忠所在的学习班，他“供出”了他的妻子，因为她吵着离婚。“他当时说，他妻子在扫地中故意打碎了家里的毛主席相框。”刘文忠说，自己当时曾特意提醒他是否肯定是“故意”，这个愤怒的男人没有改口。

当时，提篮桥监狱关押者大量的“反革命犯”，北京大学毕业生林昭也是其中之一，她从1960年就关在这里。“林昭那时候精神已经不好，经常胡言乱语，举止怪诞，但仍在写东西。”刘文忠虽然与林昭共同关押，却从未见面。

1966年5月6日，北大同学张元勋同林昭母亲许宪民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她，林昭精神状态尚可。此前，林已经数度绝食、自杀，她曾写到自己曾长时间戴着脚镣，生理期都不曾解脱。在狱中林昭用血在白色的被单上写作了二十万字之多。林昭在狱中完成的《我们是无罪的》、《告人类》后来都成为影响一代人的文字。

1968年4月，林昭被枪决。工作人员来到林昭母亲家索取五分钱子弹费时，通报了她的死亡。

周正毅的狱中“董事会”

坐牢期间，周正毅买通了专职看守他的监狱干部俞金宝，以期获得减刑，甚至因此“可以在提篮桥监狱开董事会”。

时间轮回，历史又回归了。1976年底，伴随着“四人帮”被打倒文化大革命结束，紧接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来临了。朱永嘉因为“策动武装叛乱”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并从1982年9月开始关押在提篮桥监狱。而在他入狱前后，林昭和刘文辉都已经获得了平反。

“当时犯人还排演话剧，讲重新做人的，看得人流泪。”朱永嘉说，当时监狱的文娱活动还是非常丰富的。朱永嘉回忆说，他与一些人办了一个大专班，教犯人读书。当时，正是严打时期，很多青年人因为打群架被判刑，后来这个大专班居然在虹口区组织的考试中名列第一。

能带书看，也能教书育人，朱永嘉在回归正常的提篮桥监狱度过了平静的7年时光。“提篮桥监狱逐渐探索进行监区文化建设，目标是成为一座改造的大学校。”徐家俊说，提篮桥监狱“装闭路电视”、“培养犯人才艺”等许多先进做法还被树为典型。

提篮桥监狱九监区狱警严大地原本是一名美术老师，他的工作常是与重刑犯打交道。“别人都说在习美组看不到一张凶神恶煞的脸，其实他们很多都是杀人、抢劫的重刑犯，是画画改变了他们的眼神。”

严大地在监狱办起来的学习美术组在12年里毕业了三百多名人，学员重新犯罪率为零。还有学员毕业后开了画廊，以之为生。

多数时间里提篮桥监狱隐匿长阳路147号的院墙之后，平静如常。只有在前上海“首富”周正毅被关押在这里，才短暂地为人瞩目。

2004年6月，周正毅从上海市看守所转移至提篮桥监狱关押，剩余刑期35个月。到提篮桥后不久，周正毅给提篮桥监狱每个牢房里装了空调。坐牢期间，周买通了专职看守他的监狱干部俞金宝，以期获得减刑，甚至因此“可以在提篮桥监狱开董事会”。周正毅出狱后三个月俞金宝被双规，而周又于2007年11月再度获刑17年。

2008年7月1日，此前与警方产生过冲突的社会青年杨佳闯入闸北公安分局内刺死六名警员、刺伤四名警员和一名保安人员，成为轰动一时的袭警案。此后杨佳也被短暂关押于提篮桥，并在狱中执行死刑。

82岁的朱永嘉也已经苍老了，他仍住在学校安排给他的老宿舍里，高达房顶的书架堆满了书。首富入狱或者愤青复仇，他都无暇顾及，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埋首在在纸堆中。他仍记得再度跨入提篮桥黑色大门时的恍惚，朱永嘉说坐牢和参观相比，心境不同了。

朱永嘉入提篮桥监狱后不久，贾植芳曾托监狱管理人员带话让他保重。原来，老朱被分到的八大队，贾植芳也曾呆过。身陷囹圄十数年的贾植芳“文革”后重获自由，返回复旦大学任教。

“我后来小便出血，在医院病房医治，没想到竟是王造时住过的。”医护人员告诉朱永嘉，王就死在那个小小的病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