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扬鸿：古人对火葬的禁止与批判

作者:陶扬鸿

火葬乃夷狄反人道之恶俗，自古仁人君子深恶而力排之矣。虽唐宋后，流行民间，然学者倡言斥之，当政者亦下令禁之，流于下而不及上，行于某地而不遍于全国。乃自本朝以马列治国，惑于西洋唯物主义，以节约土地资源为由，悍然倡令于上，至于以身作则，周邓以相辅之尊率为火化，则民之从之也如风矣，哀哉！焚如之刑，华夏之人半罹之矣！行之者不道，为之辩者不仁，特汇集历来禁止与批判火葬者，以示为火葬者焉。

火葬乃夷狄之俗，按《后汉书》载：“羌人死则烧其尸”。《南史·林邑传》记：“死者焚之中野，谓之火葬。”唐太宗贞观八年，春正月，突厥颉利可汗卒，命“从其礼俗，焚尸于灞水之东”。南宋《三朝北盟会编》载女真贵族“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满洲旧俗亦有火葬，入主中国后，而易之，至乾隆下令禁之，然则火葬者，固夷狄野蛮不开化之俗也。又为佛教之俗，贾同《禁焚死》称火葬之流行“根其由，盖始自桑门之教，西域之胡俗也。”洪迈《容斋随笔》曰：“民俗火葬，自释氏火化之说起，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火葬之流行，佛教之影响甚大。为僧者皆火化，印光法师曰：“自佛法东来，僧皆火化。而唐宋崇信佛法之高人达士，每用此法。以佛法重神识，唯恐耽著身躯，不得解脱。焚之则知此不是我，而不复耽著。又为诵经念佛，期证法身。”浮屠以此蛊惑愚民，而民间火葬者众矣。然历代帝王官员皆有禁之。

建隆三年三月丁亥，宋太祖下令：“王者棺椁之品，建封树之制，所以厚人伦而一风化。近代以来，遵用夷法，率多火葬，甚愆典礼，自今宜禁之。”

宋韩琦知并州。河东俗，杂荒用火葬。琦为买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于其中，人遂以焚尸为耻。

按《宋朝事实类苑》载：“河东人众而地狭，民家有丧事，虽至亲，悉燔爇，取骨烬寄僧舍中。以至积久，弃捐乃已，习以为俗。韩稚珪镇并州，以官镪市田数顷，俾州民骨肉之亡者，有安葬之地。古者，反逆之人，乃有焚如之刑。其士民，则有敛殡祔葬之礼，惟胡夷洎僧尼，许从夷礼而焚柩，齐民则一皆禁之。今韩公待俗以礼法，真古循吏之事也。”

明儒丘叡《大学衍义补》曰：“自古中国无焚尸之俗，至佛氏始有之。为人子乃忍其亲之体魄付之烈焰，不孝之罪，莫大焉。琦为郡独能禁之，今此风犹存，民习成俗，非严刑痛禁之不能止，请著为令，有犯禁者以毁伤父母律问罪，并坐其举火之人，是亦崇孝道美风俗之一端。”

《二程遗书》曰：“明道程子属晋城令，晋俗尚焚尸，先生禁止之。”

《宋史》载：绍兴二十七年，监登闻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唯恐不至，死则燔爇而弃捐之，何独厚于生而薄于死乎？甚者焚而置之水中，识者见之动心。国朝著令，贫无葬地者，许以系官之地安葬。河东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韩琦镇并州，以官钱市田数顷，给民安葬，至今为美谈。然则承流宣化，使民不畔于礼法，正守臣之职也。方今火葬之惨，日益炽甚，事关风化，理宜禁止。仍饬守臣措置荒闲之地，使贫民得以收葬，少裨风化之美。”从之。二十八年，户部侍郎荣薿言：“比因臣僚陈请禁火葬，令州郡置荒闲之地，使贫民得以收葬，诚为善政。臣闻吴越之俗，葬送费广，必积累而后办。至于贫下之家，送终之具，唯务从简，是以从来率以火化为便，相习成风，势难遽革。况州县休息之久，生聚日繁，所用之地，必须宽广。乃附郭近便处，官司以艰得之故，有未行摽拨者。既葬埋未有处所，而行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欲乞除豪富士族申严禁止外，贫下之民并客旅远方之人，若有死亡，姑从其便，候将来州县摽拨到荒闲之地，别行取旨。”诏依，仍令诸州依已降指挥，措置摽拨。

《伍容庵集》曰：“黄震属吴县尉，县界有焚尸亭坏，浮图规复创。震白府，谓焚尸夷狄之法，凡史传所书，仇怨刑戮之酷，罪盈恶极，乃焚灭遗骸，亦战国以来之事，古未有也。其可施于事父母骨肉乎？今吾所处中国耶? 夷狄耶？伤败风化，莫此为甚。其亭宜令勿再置。判府程元凤韪之。事竟止。”

明太祖洪武三年五月，令天下郡县设义冢，禁止江西等处火葬、水葬。凡民贫，无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择近城宽阔地，立为义冢。敢有徇元人焚弃尸骸者，坐以重罪。命刑部著之律。

洪武十七年六月辛巳，令民间立义冢，太祖谕礼部臣曰：“古者圣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朽骨。近世狃于胡俗，死者或以火焚之，而投其骨于水，孝子慈孙于心何忍？伤恩败俗，莫此为甚，其禁止之。若贫无地者，所在官司择近城宽闲地为义冢，俾之葬埋。或有宦游远方不能归葬者，官给力费，以归葬之。”

黄瑜《双槐岁抄》曰：“太祖尝与学土陶安登南京城楼，闻焚尸之气，患之。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枯骨。近世狃于元俗，或焚之而投骨于水中。孝子慈孙， 于心何忍？伤恩败俗，莫此为甚。’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师所临，见枯骸必掩之而去，至是乃下令，可谓体天地之仁矣。”

《大明律》曰：“其从尊长遗言将尸烧化及弃置水中者杖一百，卑幼并减二等。若亡段远方。子孙不能归葬而烧化者，听从其便。”

又曰：“若残毁他人死尸及弃水中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苦毁弃组麻以上尊长死尸者斩。弃而不失及毙发若伤者，各减一等，绝麻以上卑幼各依凡人递减一等，毁弃子孙死尸者杖八十，其子孙毁弃祖父母、父母及奴绰、雇工人毁弃家长死尸者斩.……若于他人坟墓熏狐狸因而烧棺撑者，杖八十，徒二年；烧尸者杖一百徒三年，若纽麻以上尊长，各递加一等，卑幼各依凡人减一等，若子孙于祖父母、父母及奴脾，雇工人于家长坟墓熏狐狸者，杖一百，烧棺撑者，杖一百，徒三年，烧尸者绞。”

《明史》载：郭敦，字仲厚，堂邑人。洪武中，以乡举入太学，授户部主事。迁衢州知府，多惠政。衢俗，贫者死不葬，辄焚其尸。敦为厉禁，且立义阡，俗遂革。

《粤大记》载：魏校，字子材，昆山人。弘治乙丑进士，正德末来为广臬提学副使。教士以德行为先，不事考较文艺，辄行黜陟。首禁火葬，令民兴孝。乃大毁寺观淫祠，或改公署及书院，余尽建社学。

清雍正十三年九月，乾隆即位，十月即“下旗民丧葬禁令”，其中一条禁止火葬，曰:“本朝肇迹关东，以师兵为营卫，迁徒无常，遇父母之丧，弃之不忍，携之不能，故用火化，以便随身侍奉，聊以遂其不忍相离之愿，非得已也。自定鼎以来，八旗蒙古各有宁居，祖宗墟墓，悉隶乡土，丧葬可依古以尽礼，而流俗不察，或仍用火化，此狙于沿习之旧，而不思当年所以不得已而出此之故也。嗣后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枢回里，不得已携骨归葬者，姑听不禁外，其余一概不许火化。倘有犯者，按律治罪，族长及佐领等隐匿不报，一并处分。” 同治，清廷又下令全国禁止火葬，巡抚察奉上谕勒石永禁，曰:“自示之后，务须依礼事殡葬，无力之家，尽力权膺义家，如敢仍蹈恶习，辄用火葬，无论父母尊长及卑幼他人，许该地保里邻举报，照例治罪。有功名者，即行详革，地保里邻知而不首，一经他人告发，即治以隐匿之罪，并仰地方官，会同绅士，查明无主荒地，多置义家，以备贫民附葬，用令藉口，如有地棍阻葬，勒索花红等项情事，许各葬主首告，立拿惩办，决不宽贷，各宜凛毋违，特示。”

案：满洲夷狄，入主中国，尚能禁止火葬，改夷狄之旧俗，顺华夏之正风，今乃当政者倡于上，可悲可叹哉！

宋儒贾同著《禁焚死》，曰：奉尸如生，斯之谓事死；身体发肤，无有毁伤，以没于地，斯之谓归全；古今达礼也。夫生而或毁伤之，虽不仁，犹有为也；死而后毁伤之，则其不仁不亦甚矣……今之多焚其死者，何哉？《礼》曰：“新宫火，有焚其先人之弊庐，三日哭。”夫宫庙之兴与庐舍犹然，况自执火而焚其尸者乎？恶不容于诛矣！谓纵不仁之子，弃其尸于中野，使乌鸢狐狸食之，不犹愈于自残之者欤！……呜呼！先王制礼，士大夫奉以立身，推以化民，如之何其苟便易而弃之也！岂独弃礼哉？抑亦举其亲而弃之也。设不幸道远而贫，未能奉而归；买地而葬之，庐而守之，俟其久也，负骨而归，不亦可乎？……如云世积殃，遗子孙，则虽焚之无益也。根其由，盖始自桑门之教，西域之胡俗也。夫圣王御世，制礼作乐，布浃仁义，使天下密如，四夷向化；如之何使夷俗之法，败先王之礼经耶？教天下以不仁耶？

自先王之礼不行，人心放恣。被释氏乘虚而入，而冠礼、丧礼、葬礼、祭礼，皆被他将蛮夷之法来夺了……丧礼则有所谓七次之说，谓人死后，遇第七日，其魄必经由一阴司，受许多苦。至于七七，过七个阴司，又有百日，有三年，皆经阴司。本是欺罔，愚夫惑其说，遇此时亦能记得父母，请僧追荐，谓之做功德。做功德了，便做羹饭，谓之七次羹饭，随家丰俭。今读书人既辟佛老，不用其说。而于吾礼之中，自不曾尽，朝夕奠无奠，朔望无朔望，饮酒食肉若罔闻，知是夷狄之不若也。葬是顺，火化是大逆。今贫民无地可葬，又被他说火化上天，葬礼亦被夺了。

宋代史学家宋祁《孝治篇》曰：“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士二，官师一，庶人无庙，祭于室而已。羞不逾牲，寝不逾庙，燕不逾祭，所以尽诚信，交神明，怵惕凄怆，志意叹息，洞洞属属，而如将见之，所以教人思其亲，示有先也。洎唐家有国，大臣犹得立庙于京师，五代相残，其礼遂废，朝家受命，犹循旧章，礼虽上建，型不及物。夫大臣，国之四体，民之具瞻，而使亡其等威，下与人同，祭室之礼，殆非邦家之宠也。今纵未能惇崇古制，犹当斟酌近礼而用之。自台省大臣咸许立庙于私第，禄微者祭近，位髙者祭远，使四方之士震动其教，澡雪其心，举而措之天下无难矣。昔之丧亲者，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稍制其礼，夏氏以堲，商人以椁，周家以翣，姬旦以祔洛于霤，饭于牖。小敛于戸，大敛于阶，祖于庭，葬于墓，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有若防者矣，有若斧者矣。自叔叶菲废，渐用火葬，父母之重亲，举而焚之衣冠委于烟埃骨肉炽于薪炭神灵防惧，何痛如之！昔楚败吴师，子期将焚之，子西曰：‘父兄亲暴骨焉，焚之不可。’彼当纷扰之际，尚惮其酷，今乃礼义之族习以为常，岂不为长太息哉！传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则三日哭。又孝有伤足者忧，律有残尸者死，况夫示远之典，全归之体并熖而灭，与灰俱冷，非名方于伤足，而恶等乎残尸者哉！今兹不制其防，臣恐孝谊之风由兹微矣。”

理学大师程伊川曰：“古人之法，必犯大恶则焚其尸。今风俗之弊，遂以为礼，虽孝子慈孙，亦不以为异。更是公方明立条贯，元不为禁：如言军人出戍，许令烧焚，将骨殖归；又言郊坛须三里外方得烧人，则是别有焚尸之法。此事只是习惯，便不以为事。今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榇一弹，则便以为深仇巨怨，及亲拽其亲而纳之火中，则略不以为怪，可不哀哉！” 民之愚也，谨于小而失其大，火葬挫骨扬灰也，其于尸体之残，孰若火焚之为戾乎！

王安石曰：“父母死，则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不可亦明也，然而吏相与非之乎上，民相与怪之乎下，盖其习之久也，则至于戕贼父母而无以为不可，顾日禁之不可也，呜呼！吾是以见先王之道难行也。”

洪迈《容斋随笔》曰：“自释氏有火化之说，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际，畏其秽泄，敛不终日，肉未及寒而就艺者矣。鲁夏父弗忌，献逆祀之议，展禽曰：‘必有殃，虽寿而没，不为无殃。’既其葬也，焚烟彻于上，谓已葬，而火焚其棺椁也。吴伐楚，其师居糜，楚司马子期将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亲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 不可。’谓前年楚人与吴战，多死麋中，不可并焚也。卫人掘褚师定子之墓，焚之于平庄之上。燕骑劫围齐即墨，掘人冢墓，烧死人。齐人望见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烧陈良等，则是古人以焚尸为大戮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火之国，其亲戚死，剺其肉而弃之，然后焚其骨。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聚薪积而焚之，熏则烟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而未足为异也，盖是时其风未行于中国，故列子以仪渠为异，至与朽肉者同书之。”

《朱子家礼》引用司马光之言曰：“世有游宦没于远方，子孙火焚其柩，收烬骨归葬者。夫孝子爱亲之肌体，故敛而藏之。残毁他人之尸，在律犹严，况子孙乃悖谬如此！其始盖出于晋时羌胡之俗，浸染中华，行之既久，习以为常，见者恬然，曾莫之怪，岂不哀哉！延陵季子适齐，其子死，葬于赢博之间，孔子以为合礼，必也不能归葬，葬于其地可也， 岂不犹愈于焚之者哉！”

宋儒真德秀《泉州劝孝文》曰：“窃闻民间不幸有富者则侈费而伤于礼，贫者则火化而害于恩。夫送终之礼称家有无，昔人所谓必诚必信者，惟棺椁衣衾至为切要，其他繁文外饰皆不必为。至如佛家追荐之说，固茫昧难知，然昔贤有言天堂无则已，有则君子登；地狱无则已，有则恶人入。苟明此理，则谄奉僧尼，广修斋供，其为无益灼然可知。又闻乡俗相承亲宾送塟，或至刲宰羊豕，酣醟杯觞，当悲而乐，尤为非礼。至于贫窭之家委之火化，积习岁久，视以为常，曾不思古者背叛恶逆之人乃有焚骨扬灰之戮，今亲肉未寒，为人子者何忍付之烈焰，使为灰烬乎！言之犹可痛心，况复忍为其事！自今而后富，者则愿其削世俗不正之礼，省虚华无益之费，审欲为亲祈福，岂若捐金糓以济饥贫，有若施药施棺，无非美事，傥能行此，福报自臻，何必索之渺茫，妄希因果。贫者则愿其勿以火化为便，苟稍可趂办，何惜办，寻丈之地以葬其亲，必不获已，即仰陈乞于官地安厝，但深掘坑坎筑土实封，亦胜于焚尸之惨。”

案今之为火葬辩者曰占地，无地可葬，呜呼！虽不能觅一善地葬之，直以土埋之，犹善于火焚之。若以城市地少难葬，农村人少地多，岂不可葬于农村，且较之安全，或深挖而共埋之。吾不信天地之大，无葬身之所也，古今死者众矣，华夏数千年，大多土葬，岂充满大地而无余乎！人重而地轻，虽地狭，犹尽力以葬之，况尚有余地乎！

宋儒罗泌《路史·原焚》曰：“甚矣焚尸之酷也，其禽兽之不若乎？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存心也，以其有礼也。孟子曰: ‘存心养性，所以事天也。’存养者，尽其事而无愧之谓尔。生有养，死有葬，所以事也。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葬也。’人之生世，岂惟自求饱暖逸乐而已哉？生欲以属养，死欲以为礼耳。今也生无以为养，而又离之，死无以为礼，而又焚之。非惟离之，又绝之。非惟焚之，又弃之。 可谓人乎？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夫能养亦难矣，而犹未足为孝。然则孝者，岂惟能养而已哉？必有敬焉。既不敬，复不养；既不养，复不葬，此何理耶？曾子曰：‘慎终追远，则民德归厚矣。’丧葬之礼簿，则背死忘生之人众矣。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孔子贫无盖，于其狗死，犹予之席。圣人之于物，亦且致其尽矣。父兮鞠我，母兮育我，而顾生离之，至于冻馁而莫之顾。比其死也，复一举而焚之，朴之湍流，微庐漂散，以示不返， 其不及犬马也远矣。嗟夫！焚事，戎俗也。在昔三代，罪至恶逆，乃有焚尸，所以示凌尺而绝之人类也。奈何末俗不知其故，反徇戎俗，举凌迟恶逆之刑而施其亲，岂不大可哀耶？尝试语之。砭孕者胎必伤，抉生者尸必疻，天地之所以使人重其生也。觉昏而梦灵，生冥而死神，造物之所以使人谨其死也。立和表为神道，陈玄舆而设伪物，启涂较遣，皋嗥而祝发之。勿震勿惊。凡所以安神而妥灵者，惟恐其少不至。斧棺裂椁，过者褫魂，是所谓妥灵耶？方其炽焰，皮皴盎罐，筋体缩脯，至有起而蹲者，兹禽兽亦不忍。而孝子顺孙，时旦为之，于汝安乎？抑尝稽之雷公之书，炮炙之方，一骨一石，必曰存性。而今艺者，靡遗余力，父母之一性，果复存乎？然而愚者卒惑， 至自喜其能然，曰:‘予之能事毕矣。’反控其故，则曰佛者教也。彼善属祝而善忏， 是将生善地也。吁! 一何愚之至此极也。世有道人溺者，语人曰：‘我善为咒，将俾而局为仙，而第溺之毋忧。’而信之乎？夫既已离而绝之，方且燔不根之故楮以为薦。既已焚而弃之，方且作无用之蛮语以为祝。其果信乎？生受离绝之苦，死受焚弃之酷，而顾区区从事于无有所益之荐祝，是之谓放饭流欢，而问无齿决，其不情诬悖也明矣。 曩予观于秘阁闲谈，有郑民张福诠者，贵粜为雷所击。其妻焚之，中道忽死，既而识讝曰：‘福诠震死，亦备苦矣。而又见焚，不已甚乎？’予以是知焚事之为死者苦也甚矣，可不戒与?《易》曰：‘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夫欲人之归厚，必自人伦始。人伦之切，莫若丧祭，而顾可为略耶？藏千金之璧者，缇衣十袭，匣户九扃， 斋沐而出之，犹恐不敬，况于亲乎？且其说曰：‘世尊之死，金棺银椁。’其自奉也盖若此，而顾以焚弃之事待世人乎？然则今之为焚事者，真禽兽之不若也。孝子顺孙，盖亦为之却虑而深思耶。虽然，流俗为之，抑有由矣。奉佛事，则曰无余资而不葬也；溺阴阳，则又曰无善地而不葬也。嘻！上世无佛， 地狱何无？末代诵经，天堂何有? 天堂无则已，有则君子登；地狱无则已，有则小人入。而顾佛者何为？忠孝既昭，三鹤自唳，碑诔虽崇，无后可守。高纬之父母，非不下宅兆；隋文之墓田，非不叶吉，而反为殃，亦可以理晓矣。然则世之君子，盍亦为之观相而节度之乎？设棺椁以敛之，捐圹厚以安之，使比化者，不得暴于外，追远者不失其处。而又马之法制，以禁其逾期不葬，而为佛事说阴阳者，亦庶乎其可已矣。” 火葬禽兽不若，古人于禽兽之尸犹能以土掩之，今人多以火焚其亲，待亲也不如禽兽，而以古之极刑施于其亲也，相去何远哉！民德之日薄，其由于此乎？呜呼，其为恶也，由其愚也，惑于浮屠之法，贵神而贱形，以身死而魂离，焚尸为去其耽执而解脱，佛之邪说不辟，则此恶俗难正矣。

南宋宰相王爚曰：中国与夷狄异，正以其人伦之亲，恩义无尽。而先王制为丧礼，因其天性以节文之，衣衾棺槨以谨其终事，葬埋祭祀以久其哀思，一有不至，则吾心为之不安，此生民所以为贵，而中国所以为尊也。彼胡羌之俗，譬若禽兽；浮屠氏之立教，固已背弃伦理，绝灭种类，则其死后以天生地长可贵之身，取快于灰飞烟灭而甘心者，不足怪也。若乃吾民家家气脉，世世流通，有子有孙，慎终追远，此乃天经地义之常，永无息歇。何忍舍正道徇异教，陷为礼法之罪人，而终不知惧耶？

或曰土葬亦有弊，为蝼蚁食，或为人挖掘。万事万物皆有弊，皆有变故，岂有万全之法哉！为蝼蚁食，自然之道也，至于挖掘，不可预料之变也。岂以食肉中毒，遂不食肉，开车撞人，遂不许开车乎？入土为安，其常也，不虞之殃，其变也，岂以偶然之变而易时常？且有无意有意之辨也。葬于土中，亲尸之毁，非汝之意也，犹可言也，犹非常也；若乃举烈焰焚毁之，是汝之意也，岂可言哉！以之为常矣。

张维烈曰：“自棺槨封树之制兴，而典日加厚，事死如生也。西伯掩胔，宣尼代殡，即此是大生。乃墨氏创薄葬以易天下。而浮屠袭之弥甚焉。生前废伦绝俗，戚属分离，亦已惨矣。死复投之烈焰，肢骸焦煆，筋肉灰飞。夫亦何冤何孽，至此极哉！《易》云：‘其人天劓。’古刑法也。曰髡，曰炮烙，衲流生死两受之。果报不爽，岂天刑乎？然此亦即舍身投崖之义耳。独怪世氓惑焉，忍燔其亲，恬然弗异。此又何解也？哀哉！”

儒家之道，事死如生，所以厚生，为生生之道，此为尽仁。墨氏薄葬，名曰节俭，而孝悌仁爱薄矣。虽曰兼爱，以利言之耳，实则忍也。释言慈悲，而倡焚尸，自焚而焚人，何有慈悲？为僧者，率为火化，无父无君，灭亲绝伦，而俱即天刑以受其报乎？然施于其教亦已矣，何乃蛊惑华夏之民亦从其法，毒己而毒人矣，必远佛而勿受其惑，斯可慎终。

明儒黄佐《泰泉乡礼》曰：“凡火化者，忍心害理，宜送官严惩，子孙依律死罪，工人各行重治。

又为“禁火化以厚人伦”条曰：“孝顺父母，是我太祖高皇帝亲口教诏汝民第一件好事。父母当初生我，爱我如金玉，痛我如肺肝，子一有病，祈天祷地，问卜求医，废寝忘飡，惟恐子身不安。子或汤烂火伤，即抚胸涕泪。爱子之心，人人如此。为人子者，以父母爱我痛我之心去爱痛父母，何患不能孝顺乎？今于父母生时触怒得罪，可杀可剐，父母死日即火烧路弃，可痛可伤。此固久安之陋习，亦由有等师巫谬彰邪说，惑乱民心，以西天为极乐，火化为归仙。不知西天是夷鬼之地，父母何居？火化乃炮烙之刑，父母何罪？不思爱痛深恩，顾乃以仇报德，既煎熬其骨肉，必飘散其神魂。日后虽有思亲之时，祭之不享，哀之无益，禽兽同归，天人共怒，家道辣凶亡，子孙衰替，皆本于此。自今以后，切须听我教诲，生时尽心孝顺，死后随力葬埋。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见也。贫者穴土藏棺，存礼而已。不许轻信风水祸福之说，及兴发某房之说，停藏父母至数十年不葬，以致尸棺暴露，鸦飡狗食，伤害天和，变生瘟疫，惜哉痛哉！晓谕明白，听者省之。

一，民间有义举助丧及周恤患难孤幼者，里人当报于社学师，书于簿内，待上司查赏褒劝。

一，未葬者，限一月葬毕。违者里甲邻人族长呈送本县问罪。如过限不呈，上司访出，一体治罪。”

“西天是夷鬼之地，父母何居？火化乃炮烙之刑，父母何罪？不思爱痛深恩，顾乃以仇报德，既煎熬其骨肉，必飘散其神魂。日后虽有思亲之时，祭之不享，哀之无益，禽兽同归，天人共怒，家道辣凶亡，子孙衰替，皆本于此。”

此言，可不深念哉！释氏之超度，虚无缥缈，即能超度，西天乃夷鬼之地，非中华所宜居；若火化者，纣王炮烙之刑，古人所施于大恶至仇之人，而以施于亲，名曰爱亲，实则致亲于极痛；名曰孝亲，实则自陷于大不孝。骨肉既受其煎熬，神魂无所依，必飘散矣，祭之而不能享，思之而不能梦，更至于鬼怨神怒，家道凶亡，子孙衰替，火葬锢生生之机，世行火葬，则子孙愈微矣，岂徒不孝于亲而已哉！断子绝孙，皆有可能也。

杨继盛戒火葬文曰：“悲哉，火葬亲柩者，尚有人心哉！上古礼制未兴，亲死衣以薪，葬之野，亲尸得无恙也。后世圣人制丧葬之礼，始丧擗踊哭泣，朝夕馈奠，不忍遽死其亲也。衣周于身，槨周于棺，勿使后日有悔焉耳。葬则卜其宅兆，表以封域，冀亲骸之安也。自火葬之说兴，焚其身，灼其骨，或投残烬于流水，或贮瓦缶而埋之。呜呼！既火之矣，犹美其名曰葬，不知亲之灵爽附此朽骨，骨已燃灰，灵将安附？夫敝惟埋马，敝盖埋狗，不忍狗马之尸陷于土也，乃亲尸不如狗马之得全于死后，尚得谓有人心乎？如谓生有知而死无知，独不念父母木柱神像，尚当爱敬，况明系亲之肢体，何忍惨酷至此！如谓家贫，无力营葬，则掘土而埋之可也。如谓埋棺必须有地，岂火化竟可无地葬乎？如果系无地，亦可商之亲族，世多仁人君子，必不终于坐视。倘或亲殁远方，力难挟柩归葬，与其焚其灼骨，图将来之祭扫，不若随地暂葬，保现在之亲尸。没使遗命火葬，为子孙者，亦当自发良心，勉力安葬，何得贪图省便，谬为顺从。昔文王葬无主枯骨，四海归心，乃以父母之躯而忍付之烈焰乎？然世更有丧心病狂之说，谓火葬易发。嗟嗟，人心合乎天理，人心既亡，天焉肯锡之以福，故文昌孝经重斥焚尸之忍。惟望长民者广为禁示劝谕，唤醒习俗。”

明末陈龙正曰：“本邑火葬之风甚炽，子焚其父，妻焚其夫，月令掩骼埋胔，皆不识姓名枯朽也。况乃至戚而忍焚之？习俗已成，恬不知痛，竞云无力买地筑圹耳。然二十区中，义家票费，何必买地！纵不筑圹，掘坑而葬，不犹愈于焚身扬灰乎？且焚烧之日，仍须冥衣棺木，辅以柴薪，方能举火。又催召土工，计其所费，与掘土封坎，正亦相等。舍此而彼，良可哀恨。合立牌严禁焚尸，犯者与土工如律问罪，总甲邻里，知而不报者同坐。禁止数年，孝慈已动，见有违法私焚者，众必从而骇之。民风归厚，刑期于无刑矣。”

明代画家沈周为诗痛言火葬之恶：

火葬坏吴俗，沿愚罔知教。

体魄轻父母，死即畀野燎。

何异炎人㱙，亦类仪渠烧。

古敛以周身，致虑防臭暴。

复棺益之椁，厚土事窆焘。

区区人子敬，郑重寓私孝。

燕师惨掘焚，齐人忾敌效。

子岂忍父母，炮烙曾无觉。

曹侯悯其弊，古训不可吊。

辟园号漏泽，丛瘗周四墺。

士庶尚有言，地局宁尽窖。

其言闻之公，击节叹且笑。

吴愚不聪明，耳目涂泥淖。

譬诸黔娄衾，不足我奚校。

我为名教惜，㰅埴聊盲导。

虐死苟无亲，逆生驯亦要。

勿谓一爝微，大恶由兹造。

顾炎武《日知录》曰：火葬之俗盛行于江南，自宋时已有之。《宋史》：“绍兴二十六年，监登闻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惟恐不至，死则潘爇而捐弃之。国朝著令，贫无葬地者，许以官地安葬。河东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韩琦镇并州，以官钱市田数顷，给民安葬，至今为美谈，然则承流宣化，使民不畔于礼法，正守臣之职也。事关风化，理宜禁止，仍饬守臣措置荒闲之地，使贫民得以收葬。’从之。”“景定二年，黄震为吴县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状曰：‘照对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济，在城外西南一里。本寺久为焚人空亭约十间以罔利，合城愚民悉为所诱，亲死即举而付之烈焰，馀骸不化，则又举而投之深渊。哀哉，斯人何辜，而遭此身后之大戮邪？震久切痛心，以人微位下，欲言未发。乃五月六日夜，凤雷骤至，独尽撤其所谓焚人之亭而去之。意者秽气彰闻，冤魂共诉，皇天震怒，为绝此根。越明日，据寺僧发觉，陈状，为之备申使府，盖亦幸此亭之坏耳。案吏何人，敢受寺僧之嘱，行下本司，勒令监造！震窃谓此亭为焚人之亲设也，人之焚其亲，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谨案，古者小敛、大敛以至殡葬，皆僻踊，为迁其亲之尸而动之也，况可得而火之邪？举其尸而界之火，惨虐之极，无复人道，虽量尤作五虐之法，商纣为炮烙之刑，皆施之于生前，未至戮之于死后也。展禽谓夏父弗忌必有殃，既葬，焚烟彻于上，或者天实灾之，然谓之殃，则凶可知也。楚子期欲焚麇之师，子西戒不可，虽敌人之尸犹有所不忍也。卫侯掘褚师定子之墓，焚之于平庄之上，殆自古以来所无之事。田单守即墨之孤邑，积五年，思出万死一生之计以激其民，故袭用其毒，误燕人掘齐墓，烧死人，齐人望之涕位，怒十倍，而齐破燕矣。然则焚其先人之尸，为子孙者所痛愤，而不自爱其身，故田单思之五年，出此诡计以误敌也。尉伦在粤，闻汉掘烧其先人冢，陆贾明其不然，与之要约，亦曰：‘反则掘烧王先人冢耳。’举至不可闻之事以相恐，非忍为之也。尹齐为淮扬都尉，所诛甚多，及死，仇家欲烧其尸，尸亡去归葬，说者谓其尸飞去。夫欲烧其尸，仇之深也；欲烧之而尸亡，是死而有灵，犹知烧之可畏也。汉广川王去淫虐无道，其姬昭信共杀幸姬王昭平、王地徐及从婢三人，后昭信病，梦昭平等，乃掘其尸，皆烧为灰，去与昭信旋亦诛死。王莽作焚如之刑，烧陈良等，亦遂诛灭。

东海王越乱晋，石勒剖其棺，焚其尸，曰：‘乱天下者，此人也，吾为天下报之！’夫越之恶固宜至此，亦石勒之酷而忍为此也。王敦叛逆，有司出其尸于瘗，焚其衣冠斩之，所焚犹衣冠耳。惟苏峻以反诛，焚其骨。杨元感反，隋亦掘其父素冢，焚其骸骨，惨虐之门既开，因以施之极恶之人，然非治世法也。隋为仁寿宫，役夫死道上，杨素焚之，上闻之，不悦。夫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则痛莫甚于焚人者矣。蒋元晖渎乱宫闱，朱全忠杀而焚之，一死不足以尽其罪也。然杀之者常刑，焚之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诛死之罪人，况可施之父母骨肉乎！世之施此于父母骨肉者，又往往拾其遗烬而弃之水，则宋诛太子劭、逆党王鹦鹉、严道育，既焚而扬灰于河之故智也，惨益甚矣！而或者乃以焚人为佛法，然闻佛之说戒火自焚也。今之焚者戒火邪？人火邪？自焚邪？其子孙邪？佛者外国之法，今吾所处中国邪？外国邪？有识者为之痛惋久矣。今通济寺僧焚人之亲以罔利，伤风败俗，莫此为甚。天幸废之，何可兴之？欲望台慈矜生民之无知，念死者之何罪，备榜通济寺，风雷已坏之，焚人亭不许再行起置。其于哀死慎终，实非小补。然自宋以来，此风日盛，国家虽有漏泽园之设，而地窄人多，不能遍葬，相率焚烧，名日火葬，习以成俗。谓宜每里给空地若干为义冢，以待贫民之葬，除其租税。而更为之严禁，焚其亲者，以不孝罪之。庶乎礼教可兴，民俗可厚也。”呜呼！古人于服器之微犹不敢投之于火，故于重也埋之，于杖也断而弃之，况敢焚及于尸柩乎？茶毗之教始于沙门，塞外之风被于华夏，辛有之适伊川，其亦预见之矣。为国以礼，后王其念之哉！宋以礼教立国，而不能革火葬之俗，于其亡也，乃有杨琏真伽之事。”

火葬之俗，祸至于亡国，可不惧哉！今火葬之风又更甚于宋矣。

明末理学大师张履祥曰：“四方风土不同，习俗各有美恶。衰乱以来，败坏日甚，欲求仁里，已不可得。要惟择其善者从之，其不善者戒之而已。吾乡风俗大概不厚，其为见闻习熟，恬不知怪。而贼仁害义之莫大者，无如焚尸、沮葬、溺子女，以子女为僧尼之类。人孰亲于父子？是可忍，孰不可忍？特未之思耳。凶蠢如禽兽，尚有父子之爱，而况于人？推此以思，习俗移人，灭天理，丧良心者多矣。漫云随俗可乎？”

清代钱宝廉《请严禁火葬积习疏》曰：“窃维圣朝之治世，教孝为先，人子之事亲，慎终尤重。自世俗创为火葬之法，竟有毁墓烧尸，残忍其亲而不顾者。此风臣虽习闻，而未得其详。近于同乡公交车中访之，则情形更惨，习染更多。诚为蔑伦悖理之尤，不可不速行禁止也。查火葬之习，浙江杭嘉湖三府皆有之，而莫盛于嘉属之石门桐乡等县。彼处民多业蚕，以其不便于种植，乃于中元冬至两节，前后相率而为火葬之举，其发冢开棺而不烧尸者，谓之明葬。其发冢烧棺而不见尸者，谓之暗葬。举先人之遗骸而付之一炬，火初发，则柩之中呜咽有声，火既息，则骨既煨烬。间有年久尸僵者，乃以斧斤支解之，仍复投诸烈焰，伤心惨目，所不忍言。而为之后者，方且延僧众，召亲朋，饮燕欢呼，金钱挥霍，绅民劝之而不顾，官长禁之而不悛，冥愚荒诞，举国若狂，实是风俗人心之患。由嘉属而推之他府，由浙江推之他省，渐染效尤，其贻害，伊于胡底。查例载子孙于祖父母父母坟墓，烧棺椁者，杖一百，徒三年，烧尸者绞，又载于他人坟墓烧尸者，杖一百，徒三年。若缌麻以上尊长，杖一百，流二千里，定例本为严密，但乡愚无知。不谙例禁，而地方等官，又以为不急之务，玩忽纵之，遂致积久盛行，酿成浇俗，若不严行申禁，诚恐顽梗乡民，罔知悛改。可否请旨饬下各直省督抚，通饬所属各州县，晓谕严惩。并责令绅耆地役人等分访查，多方劝谕。如有仍前火葬者，无论父母尊长，以及卑幼他人，均即报明，按律治罪。至实在无力殡葬，查各省州县，中向俱置有义冢，兵燹之后。废弛尤多，每经[绅]（神）富等捐建公阡，应由地方官再查各乡中抛荒绝产，添设义茔，听其报明附葬。其有不愿附葬者，有地则谕以及时安厝，无地则权宜检骨坎埋，均不准私行火化，以挽浇俗而励孝思。”

刘乔松曰：“至火葬之说，各省未之闻，惟浙省有数府竟成锢习，虽有本地读书明理之士，痛切劝止而莫能禁，此岂民之无良哉！其由来不可不察。盖因富厚之家营葬，往往用石板彻底，四周上下以及罗围，皆用石工，并雕琢花草人物，以及联额，经费千金及数千金者。若不如此，则谓薄待其亲，群訾议之。若仅有中等之产者无力如此营葬，则用窑砖结砌而浮厝之。至穷民不能用砖者，即委之城下，或旷野之处，俟清明、冬至两节，付之一炬，美名“火葬”。其浮厝者，始念亦希发财时用石营葬耳，不思葬者藏也，藏尸入棺，藏棺入土，以妥先灵，庶得返气受荫，福及子孙。故葬以土者，不特骸骨以葬而有所附，亦使魂魄以藏而得所依。彼浮厝者，虽经砖结砌，日久倾颓，终归暴露，尸骨既不得藏，先灵何由而妥无惑乎？根本不固，枝叶衰落，往往见浮厝之家，子孙日渐凋零，不但用石葬之不能，并不得一坯之土以藏之，终必付之于火，良可悲也。更可怪者，逢用土葬，亲戚咸耻笑之，用火化独不以为伤，反为之劈棺举火以勷其事，岂非丧心病狂也。夫律载焚祖父母及父母之尸者处斩，焚化他人之尸者亦处斩，焚子孙之尸者杖八十，因熏狐狸致焚亲尸者绞。焚尸之罪，律载森严，岂未之闻耶？吾愿守土者，务将焚尸之律法罪名出示谕禁，并将各省之葬亲者，只用土筑，不用石工，而子孙昌盛，且以石之阻压龙脉，砖之隔绝地气诸病，剀切晓谕，庶愚民或亦闻而动心也。余在吾乡时，曾见有迁葬者，及开掘其棺，而土坚如石，木色如新，迁者悔甚。余至浙省，见有石之坟，年久倾颓，至露其棺，鲜不朽且烂者。土葬之坟，遇吉地，棺自不朽，而用砖石者，虽吉地亦朽。盖砖石之性，生水而发潮，葬者以之，是速其棺之朽也，独不见春夜将雨时，凡柱之之础，檐前之阶，并堂中铺砖之地，皆水自内出，故以砖石营葬，水气浸棺，是自贱其尸耳。况土葬之益无穷，如在高山，则开井下棺，若在平地，可培土为坟，无有坍塌之患，虽历千百年，永远深藏，不致暴露。若用砖石，必用石工浮砌于地面，并开门户以纳棺，年久未有不坍塌者。吾谓用石工者，徒顾一时之虚名，不思将来之实害，且上下四周皆用石砌，使天光不能下临，地气不得上升，天地之气，隔绝不交，又安望钟灵毓秀乎？余在浙湖遍观发祥之冢，均未见有石工结砌，惟近今富家往往如此，而后代每多落寞，人每不察，欲避土葬之薄而为石工之靡，至不得已则为浮厝，究其流弊，终归于焚尸，是诚可悲而可恨也。余于乾隆五十八年因督运温前，馆湖州水次，尝见郭外尸棺累叠，骸骨抛残，心甚伤之，即捐廉置义地，著人收瘗，竞有不肯埋葬而情愿火化者。余思蚩愚之辈，纵不知天性之可伤，未有不知王章之可畏，且未有不愿子孙之荣盛者，特锢于积习，未能明悟耳。吾愿司此土者，发慈悲心，行阴隲事，谦明开示，动之以天良，责之以国法，告之以地理，俾皆革其锢习，力挽颓风。倘以顽而不化，则传集各乡各镇各甲各保，饬其查禁，如有不遵，许其禀报，将焚尸者之亲族及勷助劈棺举火之众友，并焚尸处之地主左右邻人，严加治罪，惩一警百，并令各乡长地保等各具不敢阳奉阴违及徇私匿报之甘结，明查暗访，以期实效，则禁焚尸之锢习自除，其种德实靡涯矣。夫移风易俗，全在为民上者尽心尽力为之，况此丧心灭理之事，如能禁止而转移之，将见人心厚，风俗醇，洵足感召天和，克成郅治也。

清代满洲旗人纳兰性德曰：火葬倡于释氏，末俗因之。焚尸之惨，行路且不忍见，况人孤、人弟乎？燕京土俗，以清明日聚无主之柩，堆若丘陵，又剖童子之棺敛而未化者，裸而置之高处，剪纸为旗，缚之于臂，此尤不仁之甚矣。或谓火化俗始自元代，然世祖至元十五年曾严焚尸之禁，且载《大元典章》，论世者未之考尔。

乾隆年间《崇明县志》有《戒火葬说》曰： 晚近以来，习元人火葬之恶俗，煎尸肉，灭肢体，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何辜而遭此惨劫也？昔仲尼畜狗，死犹以敛盖埋之，曰彼尝致力于人也，人之于父母，曾不得比于毙犬，悖理伤教极矣！当始死时，家虽贷必多方极力棺殓之，奉堂朝夕供祀之，曰我不忍委父母于壑也。曾几何时付之一炬，试问前日之拮据殄者何心哉？伏读《大清律》云：凡发掘人坟墓，开棺见尸者，纹。卑幼发尊长坟墓，开棺见尸者，绞。残毁他人死尸及弃毁水中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于他人且不可犯，于其父母乎？圣朝孝治天下，火葬久有厉禁，恶俗犹相沿不改，抑思亲棺几何？但得片土寸壤，措诸地可矣。不然，即义冢一环，免其暴露，不胜于析骸粉骨乎？人心灭，天理绝，律法所不容，圣贤所深戒其说出于异端，万万不可从者，愿为邑之孝子慈孙戒也。

火葬是个生死问题。人死后，身体重不重要？古人为何要“全而生之，全而归之”？孟子曰：“形色即天性。”身体当然也重要。发肤皆不可毁伤。形与性是相关的，形日生，性日成，身体被损坏，也会影响到人的性情灵魂，太监多畸形变态，下身毁坏过也。人死后，灵魂不会即时离开身体，所以焚尸，对人的灵魂也是伤害。 佛教以身体为臭皮囊，没什么意义，以为人死后，身体没用，而不惮焚毁之，重神而轻形。若吾儒，神固重，形亦不可轻，形以载神，形盛则神清。 火葬反生生之道，既死矣，而复焚之，是令死者再死，焚如之痛，灵魂不安矣。魂魄聚尸体而合，尸体既散。则魂飞魄散矣。古人之惧焚身者，此也。彼以焚者，焚其无用之身，不知并其魂魄而焚之，绝其生生之机。

鬼神存在否？吾以为存在，虽然未能以事证之。以情言之，其必存；以理言，其必存。若使人生皆归虚无，是无感通之心矣；若使人死无有余息，是无生生之机矣。生必有死，而死非空无，孔子于川上曰：“逝者如斯。”水之往不可见，非其无也。死者，死其所生，死者，生之死，生死而言，死非与生等也。儒言生而不言死，非不知死，言生而即包含死，全其生，而慎其死，慎终所以尽生，尽死道，所以尽生道。儒者慎于丧葬，非慎于死者之事乎？儒者厚生而慎死，如佛氏所谓生死之生，熊十力刺之为祸乱之生，吾谓其贼生蔑死。于丧葬之礼而薄之，而欲其死后安之，称之超度，岂不悖哉！儒者谨于丧葬，何必为无用之度！唯物主义，死后归空无，吾从情感不认之，亦从义理反对之。

死乃相对，死对生而言，无绝对之死，死者，一种形态表现耳。夫以广义而言，只有生，无有死。水之流去，孰知其去？而不可谓之无；人之死，孰知其归？而不可谓之亡。若以死归空无，则人生无有意义，是善恶圣愚同归，尧舜桀纣同为朽骨，此其害理，则为善无所慕，为恶无所忌。如王船山曰：“使一死而消散无余，则谚所谓伯夷、盗跖同归一丘者，又何恤而不逞志纵欲，不亡以待尽乎！”

儒者以形色即天性，厚生生，尽生道，生顺而殁宁，生死存亡皆不易其爱敬，而为至仁；释氏以性贵而形贱，以身体为累赘皮囊，逆生生，残生而损性，死又焚弃，虽言慈悲，实为至不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