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匠总理”张景惠:跟过张作霖曹锟和日本人
张景惠1871年出生于辽宁台安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父母都是老实的庄稼人，除了料理农田，还兼营豆腐坊。
张景惠家有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老二。小时候读过两年私塾，粗通文字。
张景惠父母去世的比较早，他继承家业，做豆腐又卖豆腐。曾经扛着豆腐盘在台安的大街小巷叫卖，得名“胡家窝堡豆腐张”。因为有这一层关系，日后，做了伪满洲国的总理，人送绰号“豆腐匠总理”。
初次见面，一眼认准张作霖
张景惠自幼刁蛮任性，好逸恶劳，习于交游，不安于务农，喜欢赌博。早上挑着豆腐担出去，遇到狐朋狗友拉他赌博，放下担子就赌。晚上往往空手而回，被大哥责骂，可他依旧我行我素。
甲午战争时期，东北土匪猖獗，各个村镇自筹粮饷枪械，创办保险队，维持地方治安。八角台镇的商务会长张紫云和当地乡绅刘东阁想组织一个保险队，可是苦于没有人才。经人介绍，他们认识了张景惠。张景惠和两人一番畅谈，都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张紫云、刘东阁出钱、出枪，张景惠组织人。不久，一支保险队就初具规模，营地设在刘东阁的烧锅大院，张景惠被任为团练长。
1901年，张作霖保险队被金寿山袭击。张作霖带领汤玉麟等人落荒而逃。途经八角台时，与张景惠相识。
也说不清什么原因，张景惠一见张作霖，唠了没几句，竟然认定张作霖是人之蛟龙，便说：“雨亭老弟，现在东北天下不太平。俄国人、东洋鬼子、官军你来我往，老百姓不得安生。这年头，最有用的就是枪杆子。只有人多，枪多才能立足。我想把咱两伙人合为一股，你看、怎么样？ ”
张作霖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坏了，他是要黑吃黑呀？ ”心里这样想，嘴上却说：“老兄的建议，小弟我非常赞同，只是这事关系到手下弟兄的前途，还得从长计议，从长计议。 ”
张景惠明白张作霖的心思，直接把话挑明：“两伙人合并，雨亭老弟坐头把交椅。 ”
张作霖一听，懵了！半晌才回过神来，赶紧推辞：“老兄你一番好意，小弟我心领了。我们今天落难，能得到你的款待已经是感激不尽了。老兄你辛辛苦苦创下这份基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怎么能这么随便就让人呢？再说，即使你愿意，可这帮跟你出生入死的弟兄也不答应啊？这事万万不妥！ ”
张景惠回答说：“我张景惠虽然比你大几岁，可是在能力上，相比你，还是差很多的。你参加过毅军，打过东洋鬼子，能征善战，是我所不能比的。我们虽然人多，但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也没打过仗，真要是有啥要紧事，应付不了。正是为了弟兄们的前途着想，我才想让位给你，请您千万不要推辞！ ”
见张作霖还是不同意，张景惠把张紫云、刘东阁都找来，说：“我们三人一致同意请你做团练长，老弟千万不要再推辞了。至于其他弟兄，谁敢说半个不字，我让他不得好死！ ”
就这样，张作霖和张景惠第一次见面，张景惠就把老大的位子让给了张作霖。张作霖得到张景惠保险队的人马后，势力大壮，从此，如虎添翼，一路平步青云。
后人评说，这是张景惠一生中办的最聪明的一件事。
上曹琨当，导致奉军一败涂地
直皖战争后，奉直两派军阀曾一度共同控制北京政权。但好景不长，两派因为战利品的接收和地盘的分配又产生新的矛盾。 1922年，奉系准备对直军作战。张作霖自任为总司令，兵分东西两路，重兵在西路，西路军的总指挥就是张景惠。
开战前，张景惠从两军的实力对比上对这场战争的前景有些担忧，曾劝张作霖：“咱们虽然人数很多，但不像直军那样惯于征战，真打起来不好说。万一咱们败了，可能连东北老窝都保不住，我看还是慎重些。 ”可张作霖不听劝，执意要打。张景惠就找到张作霖的亲家、贿选总统曹琨讨主意。曹琨说：“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也挺为雨亭担忧。叫我说，这仗能不打就不打。”张景惠说：“可雨亭他不听我的啊！ ”曹琨说：“要不这样，开战时，你装作顶不住往后一撤，他东线也得跟着撤，逼他议和。 ”张景惠说：“这怕是不行，俗话说，兵败如山倒，我这一撤，吴佩孚一打，我们不是全完了吗？ ”曹琨说：“我保证吴佩孚不会真打，咱们也就是做做样子，真要是打起来，祸害的是老百姓，咱哪能干这不得人心的事？ ”
张景惠信了曹琨，立即回部队安排撤退的事。
张景惠前脚走，曹琨就给吴佩孚打电话，讲了与张景惠的约定后，告诉他：“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家虽亲，不如自己亲。 ”吴佩孚本来担心曹琨与张作霖的姻亲关系，怕真打起来，曹琨会出卖自己，现在听了曹琨的表态，心里有了底，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
战争开始后，直军一个冲击，张景惠丢下几万人的部队，撒腿就跑，转眼间不见了踪影。西路军没有了指挥，全线溃退。接下来，是东路军的溃退，十几万人的部队，被吴佩孚赶鸭子似的，赶出山海关。最后靠郭松龄、张学良三八旅的拼死阻击才稳住阵脚，安全撤回东北。
回到奉天的张作霖，听人传说，张景惠是得了曹琨的高官许诺才不战而退的，气得跺脚大骂：“王八犊子，吃里扒外，不讲义气，布贩子(曹锟年轻时贩布营生)给个芝麻小官就出卖兄弟。他别回奉天，回来老子非枪毙他不可，叙五(张景惠的字)太不是东西了！ ”
汤玉麟等人站在旁边是大气不敢出，只有张作相劝说道：“大帅消消气，叙五也许是有什么难处，兄弟总是兄弟。再说我们虽然损失一些部队，也没伤元气，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
张作霖猛地一拍桌子：“兄弟？他还是我们兄弟吗？妈的，他就是一只白眼狼！ ”
此时张景惠也明白是上了曹琨的当，他找到曹琨，当面质问：“你不是说，只是做做样子，不会真开战吗？现在倒好，把我搞得身败名裂，我有何面目见我的老兄弟啊？ ”
曹琨把责任都推在吴佩孚身上，最后为了安慰张景惠，给他挂了个全国道路督办的空衔。正应了张作霖那句话：芝麻小官。
张景惠不敢回奉天，只好在北京天天东游西逛，看戏、喝花酒，用表面的热闹来麻醉自己。但只要一静下来，就想到对不起张作霖，对不起东北那些出生入死的兄弟们，免不了长吁短叹。
四夫人磕头：“大帅，饶了景惠吧！ ”
1923年11月，张作霖经过一段时间的整军经武，准备再次发兵，一雪被直军打败的耻辱。
某一日，秘书来报：“张景惠夫人刚刚差人来报，说叙五老母亲病故了。 ”张作霖一惊，问：“叙五知道了没有？ ”秘书回答说：“听说已经发报过去了。 ”“有什么回信了吗？ ”“还没有。 ”张作霖略一思索，吩咐：“去把吴督军、二虎他们请来。 ”
一帮兄弟来齐之后，张作霖向他们通报张景惠母亲去世的情况，问大家有什么看法。汤玉麟最先发言：“我们都是和叙五结拜过的，他的老母亲，也是我们的老母亲。现在老母亲去世了，做儿子的当然得回来。 ”吴俊升也开口说：“虽然叙五做了对不起大帅的事，但毕竟兄弟一场，大帅还是原谅了叙五吧。 ”
正议论间，下人来报说，张景惠的四夫人来了，正在门口哭呢。张作霖赶忙吩咐请进来。四夫人一进门就对张作霖哭诉说：“大帅，请饶了景惠吧，让他回来给妈送葬，我给您磕头了。 ”四夫人说完跪下来，砰砰砰连磕了几个响头。
张作霖忙扶起四夫人，看了看众位弟兄，说：“罢了罢了，都是自家兄弟。兴权(吴俊升)，你去接他回来吧！ ”
张景惠自接到电报，整日窝在家里，神情忧郁，满面愁容，哪也不去，谁也不见。面对着电报上那一行字：“催请返籍为老母奔丧”。张景惠左右为难，就现在这情况，回去，大帅还不把我活剐了。可不回去送葬，我怎么面对老母亲？
正在张景惠束手无策时，吴俊升来到北京。吴俊升一见到张景惠就先给了他一巴掌，嚷道：“老四，你这个京城大官做的挺逍遥啊！ ”张景惠一脸尴尬，不知道怎么回答。吴俊升又说：“我是奉雨亭老弟的嘱托，来请你回奉天的。 ”张景惠不敢相信，满脸狐疑地问：“真是雨亭让你来的？”吴俊升说：“那还有假？我本来有事，想晚几天再来，可雨亭一个劲催我，快去，快去。 ”张景惠脸上一红，说：“你看，上次打仗，我指挥的部队败的不成样子。曹总统说好只是做做样子，不会打我的，谁知道他真打，我真不是故意的。 ”吴俊升呵呵一笑：“雨亭让我转告你，战场上总是有胜有败，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咱们兄弟情义，岂是外人所能离间的？再说，咱妈病故，等着你回去下葬，你怎么还有闲心躲在北京喝花酒，就不怕别人背后戳脊梁？ ”
张景惠一听吴俊升话说到这份上了，马上就坡下驴，吩咐下人收拾行李回奉天。
张景惠回奉天后，直接来到大帅府。张作霖与孙烈臣、汤玉麟等人早已等候多时。张景惠一见张作霖，跪倒在地，痛哭流涕：“我真不是东西，辜负大帅对我的一片栽培之心，有负于各位兄弟结拜时的誓言，我真不是东西啊！ ”
张作霖扶起张景惠，安慰道：“先别说这事了，咱妈病故，还等着你回去办理丧事呢！你先回去，我们随后就到。 ”
张景惠擦干眼泪，语气坚定地对张作霖说：“大帅如此对我，我张景惠再无二话，以后保证只听大帅的，绝无二心！ ”
亲自为张作霖送葬
张景惠对张作霖的忠心，在张作霖被炸死后，得到了体现。
张作霖死后，因元帅林正在建筑，尸体就暂厝在帅府院子里。“九·一八”事变后，张家人撤到关内，日本人占领了大帅府，便把张作霖的棺材移到珠林寺停放。这一放就是六年，可怜生前风光无限的张作霖死后孤零零地躺在荒凉的珠林寺，没人看管，连点香火味都享受不到。时任伪满洲国总理的张景惠不忍把兄弟如此凄凉，便张罗给张作霖下葬。日本人也琢磨，张作霖的尸体长久停放在株林寺也不是那么一回事，便同意让张作霖下葬。
张作霖老家海城的乡绅听说要安葬张作霖，联名上书，请求将张作霖安葬在海城。在奉天的张作霖当年的老部下，也纷纷出面，请求把张作霖安葬在已完工的元帅林。报纸上也刊出一些呼吁文章，吁请伪满洲国当局给张作霖风光下葬？日本人一看，张作霖的下葬竟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不由得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这哪里是下葬，简直就是回光返照，借尸还魂！日本人本想收回成命，让张作霖烂在珠林寺算了。可又一想，国际舆论、民间呼声也不好完全视而不见。日本人为此左右为难，头痛不已。
就在日本人拿不出一个合适的办法时，张景惠出了个主意：把张作霖葬在锦县驿马坊。这锦县驿马坊，埋着张作霖的母亲和原配夫人赵氏，也算是张家的家族墓地。张景惠的建议让日本人眼前一亮，这驿马坊地处偏远，没有元帅林那么扎眼，也不像海城离奉天那么近。把张作霖葬在这里，基本上隔绝了他在老窝——奉天和海城的影响，对国际舆论和东北老百姓也算有个交代。所以，日本人马上同意了张景惠的建议。
下葬地选好了，可由谁操办却又成了问题。由伪满洲国的名义显然是不合适的，伪满洲国原本就是赶走张家后建立的，如果再由其操办，有猫哭耗子的嫌疑。日本人在这时候更是不会接手，这时日本人想到了刚成立不久的“协和会”。由“协和会”来办张作霖的葬礼再合适不过。当时“协和会”的会长恰巧是张景惠。于是，日本人便把张景惠推到前台，以张作霖把兄弟的身份来张罗。
当年在洮南结拜时，张景惠肯定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全权操办“老疙瘩”的丧事。而张作霖更不会想到，自己日后命归九泉之下时，这些结拜兄弟已天各一方，汤玉麟、张作相在关外，冯德麟、吴俊升、马龙潭、孙烈臣已死，就剩下一个形单影只的四哥给自己送葬。
按日本人的意思，张景惠给张作霖设计了一个既不算隆重也不算简单的葬礼。一切准备就绪，却找不着打幡的人。按中国的习俗，打幡必须由儿子来，可张作霖的八个儿子此时都不在东北，这可急坏了张景惠。像张作霖这样的大人物，下葬时总不能连打幡人也没有吧？无奈之中，张景惠找到张作霖大姐，请她的儿子、也就是张作霖的外甥来给他打幡。
1937年5月3日，张景惠以“协和会”的名义在奉天为张作霖举行了规模还算可以的“慰灵祭”。“慰灵祭”结束后，平板车载着张作霖的棺材，浩浩荡荡地去往奉天车站。然后由奉天开出一列专列直达石山车站，将张作霜下葬在驿马坊，墓穴选在张作霖原配赵氏的墓旁。
在张作霖的灵前，张景惠说了些什么，史料上没有记载。不过可以想象得到，面对被日本人炸死的把兄弟，当了日本人走狗的张景惠，大概也不好意思夸耀什么。
当“总理”，有时真糊涂有时假糊涂
伪满洲国的首位“总理”是郑孝胥，但郑孝胥只干了不到两年，便因言获罪，被日本人免了职。时任“参议府议长”的张景惠，接任“总理大臣”。张景惠在“总理”任上一干就是十多年，可称为伪满洲国政坛的不倒翁。
张景惠何才何能，能在风雨飘摇的伪满洲国政坛上屹立不倒？
本庄繁和土肥原在致日本天皇的电报中一语道破此中奥秘：“(张景惠)在满洲有一定声望，但毫无学问，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阿谀之辈，全无人材之所言。臣等为我帝国一贯政策速达目的计，必使此等人物为图利用可也。 ”
张景惠也确实如日本人所说，做事毫无主见，一切唯日本人之命是从。
有一次，张景惠在家看见报纸上一条醒目的标题：张景惠将访问朝鲜。张景惠吓了一跳，心里直犯嘀咕：“妈的，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 ”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他的秘书官、日本人松本益雄，张景惠装出很随意的口气：“松本先生啊，我刚才从报纸上看到访问朝鲜的事，请问是否真有其事啊？ ”
松本毕恭毕敬地回答：“总理阁下，我因公务繁忙，未向阁下提及，访问朝鲜的事是吉冈先生定的。 ”
张景惠小心翼翼地问：“那具体安排是怎样的呢？ ”
松本还是十分客气：“日期定在20日，请阁下放心，一切我都会替你安排好的。 ”
张景惠应道：“好好好，一切听松本先生的安排。 ”
张景惠轻轻地放下电话，偷偷地看了一眼窗外，骂道：“我操你八辈祖宗，小日本鬼子！ ”
骂归骂，张景惠还得乖乖地“率”团出访朝鲜。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70万日本关东军土崩瓦解。《合众社》曾报道了这么一件事：苏联红军进驻长春时，溥仪领一些重要官员出逃，张景惠率领余下的官员前往迎接。苏军军官想从张景惠口中得知溥仪和日本顾问的下落，便问他：“你知道溥仪和他身边那些日本人去哪了？ ”
张景惠答道：“不知道。 ”
苏军军官又问：“长春一共有多少日军，现在都在哪？ ”
张景惠还是回答：“不知道。 ”
苏军军官极其恼火，堂堂“总理”怎么连长春的驻军都不知道？便拍着桌子，厉声问道：“那你知道你有几个老婆？ ”
张景惠回答说：“三个，嗯……两个……不对，好像是三个。 ”
苏军军官忍无可忍，戏弄道：“你知道，今天是晴天还是雨天？ ”
张景惠挠着头，看了看窗外，说：“今天是晴天。 ”
监狱里唱《东方红》
1950年8月1日，被苏军俘获的张景惠乘坐火车，经过一昼夜的疾驰，抵达中苏边境城市绥芬河。在这里，苏联方面将张景惠移交给中方人员。从此以后，张景惠被关押在抚顺的战犯管理所，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
在战犯管理所，犯人们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政治时事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念报纸或者读毛主席著作。张景惠最为关心的是朝鲜战局的发展，起初，他对报纸上刊登的中朝军队获胜的消息，持怀疑的态度。后来，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节节胜利，他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认为报纸上说的都是实话，没有欺骗他们。他不止一次对人说：“共产党的军队真是了不起，连打败小日本的美军都能战胜。美军可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解放军可真有能耐。 ”
管理人员对张景惠在生活上很是优待。当时张景惠已经年逾八十，全口无牙，咀嚼食物困难，吃东西很不方便。为了保证他的身体健康，战犯管理所专门请牙医给他镶牙。还特地为张景惠准备“流食”，每日五餐。张景惠对此深受感动。曾对人感叹说：“政府对我这么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还无微不至地照顾，让我真是没有想到啊！ ”
1955年3月，贺龙元帅和聂荣臻元帅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视察。贺龙元帅向张景惠询问了学习和改造的情况，在大名鼎鼎的贺老总面前，张景惠像小学生似的毕恭毕敬。
贺老总问：“你今年多大了？ ”
张景惠一个立正：“报告首长，今年84了。 ”
贺老总接着问：“听说你改造的不错，还学会了唱歌，你能唱唱《东方红》吗？ ”
张景惠听后，也没推诿，就唱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歌声虽然不好听，但唱得很是认真。
1959年1月，张景惠病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终年88岁。有人评价说：张景惠这一生跟过张作霖、跟过曹锟、跟过日本人，真应了那句话：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结果是唱来唱去，把自己唱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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