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饥荒

文:周致元

明代的荒政文献是指专门记载救荒制度与措施的文献。明代是中国古代荒政制度上走向完备的时期，也是荒政文献的大发展时期，表现为荒政文献大量涌现，内容极其丰富。这些文献不仅从制度上对救荒制度与措施进行了详尽的记载，也对当时的灾民生活留下不少真切感人记录。本文通过《丛书集成初编》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留存的一共11部明代荒政文献，窥见明代灾荒背景下的饥民生活实态。

明代饥荒中的灾民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这在当时的上层统治者们看来就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好在这些荒政文献的作者全部是亲身参与救荒的官员或乡绅，他们都亲眼目睹并感受了饥民的真实生活，因而他们对饥民们在饥荒中的生活的描写是真实而且细致的，至今读这些文字仍让人对数百年前灾民们的凄惨与悲凉唏嘘不已。
其一，粮食严重匮乏是灾荒过程中最受人们关注的一个现象。大多数的自然灾害都是造成了农业生产上的粮食严重歉收，并以这种粮食歉收作为次生灾害而影响人类的生存。虽然自灾害中也有一些水灾或火灾等直接戕害大量生灵，但那些与饥荒对人类的危害相比，还是相差甚远的。更何况，那些能在短时间内残杀无数生命的自然灾害都具有突然性的特点，让人类的荒政措施很难对其有多少有效救助。因而，执行荒政的地方官员们往往更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到那些在饥饿中苦苦挣扎的饥民们身上，并在描绘这些饥民们的生活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笔墨。
万历时的刘世教亲身经历了吴越地区的救灾拯荒，他如是记载了当地的水灾及其危害：“吴越，故泽国也。其于国赋，则外府也。在昔丁亥，尝一中于鸿水矣。于时粟价翔踊，斛几二金。殣殍塞涂，疫厉骈踵，效野之间四望烟绝，迄今谈者，犹为色动。曾未二纪，而霪霖复肆虐矣。七郡膏壤，一时遂为巨浸。其未波者，百不能一也。有之则高陵荒原不毛之瘠耳。盖视昔不啻倍已。未鱼之氓，诚不能旦暮，自必其命。唯是，遗穗未没而斛且及一金矣”[1]。在刘世教笔下，吴越这样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在龙王面前成了一片汪洋。由于大水冲毁了大量的土地，庄稼没有了收成，随之而来的是粮食的匮乏。不仅如此，疫病也随着洪水的蔓延而流行开来，对人类的生命构成了更大的威胁。洪水中仅剩下的小片陆地都是最为贫瘠的土地，而四周一望，炊烟断绝，这在这样的环境中，还有一群灾民在顽强地生存。福建福州也一样，知府汪文盛《旱灾疏》云：“嘉靖五年春正月至于夏四月连雨，日夜不止，平畴荡为巨浸者浃旬，禾苗坐见淹没者过半。”[2]本来聊以足岁的庄稼就这样被龙王爷抢去了，留给活着的人们的是无边的苦难。
由于食物的奇缺，在极度饥饿中的灾民们心理上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人与人之间原有的亲情被重新审视。钟化民就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出万历时“河南灾侵异常，父子相食，寝食靡宁”，还说中州出现了“食人炊骨”[3]的惨剧。如果说连父子都可以为了活命而互相残食对方，那么一切人伦道德也就早从人的心理防线上彻底崩溃了。生员身份的张陛记下了东南地区“万历戊子告饥，相传富家皆扃门自守，无一相顾者。至死殣载道”[4]的可怕景象。人类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其本能的求生欲望战胜了亲情或友情支撑下的人际关系，家庭与家庭之间关起门来，不再相顾。正因如此，仅有的社会救荒资源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导致饥民大量死亡。一个本来全国赋税的重要来源地，却在灾荒变成了令人难以生存的人间地狱。
另一方面，饥荒也在考验着人们之间的亲情。钟化民记河南有这样一对夫妇，“郭家村刘一鲲既贫且病，属其妻曰：与其相守偕亡，莫若自图生计。刘氏泣曰：夫者，妇之天，死则俱死耳，安忍弃乎”[5]？这个颇有几分感人的事例在身为官吏的钟化民看来一定是一个恪守纲常的典型。在当时人们看来，妻子守着一个生命垂危的丈夫不是因为夫妻感情，而是为了履践妇道。
官府在灾荒中会有一些赈灾活动，而且，这些赈灾活动都是由地方官为主体的封建官吏们完成的，因而在这些救荒文献中，这些赈灾活动的效果极有可能被夸大了。但毕竟官府的赈灾是灾荒中的确存在的事实。因而探讨赈灾过程中的饥民们的生活状态也是有必要的。
赈灾的方式有多种，但对于频临死亡的饥民来说，最有可能立竿见影的则是赈粥。赈粥可以将饥民从垂死的边缘拉回来。钟化民在记录自己在河南的赈粥这样写道：“叶县光武庙一鼓而食者五千人。一老须眉皓然，头顶‘万岁皇恩’，忽从中起大声曰：受人点水之恩，当有涌泉之报。吾辈受皇恩养活，何以补报，今后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慷慨悲歌，歌之三阕，五千人莫不泣下。富者食前方丈，尤嫌不足；贫者一勺入口，便可回生”[6]。如此看来，当时用于赈粥所设置的粥厂规模还相当大，可容5000人同时吃粥。同时，这种赈济将饥民们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因而能对饥民们的内心产生明显的感染力，饥民们在吃饱之后，自然会产生对皇恩浩荡的感激。而且，这种赈济活动只要组织得法，应该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如钟化民就在粥厂中巡视，见到的是“菜色渐有生气”。而且，前文提到的刘一鲲夫妇在走投无路之时，“至是粥厂星罗，竟得两全”。另有“如登封县界渡村郭进京等，采棠梨叶，黄芦叶，荷冠叶，木兰叶为食，食尽鬻妻子，又尽，因得赈银，烟火如故。中州之民，其全活者，类如此”[7]。另有林希元在总结自己的救荒时说：“臣昔待罪泗州，适江北大饥，民父子相食，盗贼蜂起之际……臣始至泗州也，亲见饥民立死，乃亟行赈济，城郭饿殍既仆者，欲仆者，亟取米饮灌之。旋以稀粥接续与食。既仆者十救五六，欲仆者全救。”[8]从这些记载来看，虽然这些官员对自己的救荒效果有可能夸大其辞，但有一点是可以通过生理常识而确定的：饥民们如果因为饥饿而处于死亡的边缘，那么如果能给予及时的粮食救助，的确可以避免许多死亡。
其二，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次生灾害是粮食歉收或绝收，而粮食短缺首先表现为粮信价格的上涨。灾区的饥民们一定对饥荒中的粮食价格望而却步，而那些较平时陡增若干倍的粮食价格也让主持地方救荒事务的地方官员们着实伤了不少脑筋。因而，在这些地方官员们眼里，粮食价格往往成了衡量荒熟的一个重要尺度。如前文所述，刘世教在描写吴越地区水灾时就敏锐地观察到“于时粟价翔踊，斛几二金”以及“七郡膏壤，一时遂为巨浸。其未波者，百不能一也。有之则高陵荒原不毛之瘠耳。盖视昔不啻倍已。未鱼之氓，诚不能旦暮，自必其命。唯是，遗穗未没而斛且及一金矣”这样的现象。刘世教注意到这个昔日的产粮区现在只是因为大片粮田被淹没，粮价尽涨这样的事实，认识到自然灾害是造成粮食价格暴涨的主要原因。张陛对当时的灾荒景象这样描写：“今岁庚辰，霪雨不止，水涝盛昌，菽麦瓜蔬，遍野漂没。人情汹汹，朝不保暮。米价涌贵，斗米值钱四百文。居民日食一餐，踞高望，突多无烟”[9]。不仅米价涌贵，更可怕的是居民一天吃一餐也未必能够保证，因而烟囱多不再冒烟。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斗米四百文”意味着大多数灾区的人们买不起粮。张陛自己也说：“今岁斗米数百钱，人情汹汹，不减戊子”。过高的粮食价格已经成了危害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隐患。
其三，流民是灾荒制造出来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是整个灾荒中灾民生活状态的集中代表，他们的行为又可以对整个社会生产和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在历史上，流民有时甚至能对王朝的更迭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因而，流民的生存状态也是受当时和现在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这负戴道路的是复业流民，流民告称……一向在外乞食，离乡背井，日夜悲啼，今蒙朝廷赈济，情愿归家，但无路费，又恐沿途饿死”[10]。流民们离乡背井只是为了在外乞食，而并无更高的生存理想。更何况，他们逃离家乡灾区，并不意味着生命之舟可以安全远航，他们仍然处在死亡的阴影之中。流民们在走出家门，走向流亡之前，“初卖牛畜，继鬻妻女，老弱展转，少壮流移”。他们总是将流亡看成是人生中最后的一种求生方式的选择，但这种选择的结果往往也是伴随着“饿死于路”[11]为最终的结局。
其四，疫病流行下的灾民生活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林希元总结疫病发生的规律是“大荒之岁，必有疾疫，流移之民，多死道路”，灾后的疫病是雪上加霜。因而对灾民的生命危害更大，是导致灾民死亡的重要原因。林希元回忆道：“臣昔泗州赈济，四月疾作，见饥民多病不能赴厂食粥，因遣人访问其家，则有患病新瘥，欲食而无仰者。”[12]这些饥民们本来就已羸弱不堪，现在又患上了流行病，就连去赈粥的地方吃粥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样的健康状况，即便不是饿死，也会被疫病夺命。
其五，灾荒中，当饥民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也就不会再顾及太多的亲情伦理，卖妻子儿女的现象也就比比皆是。何景明《与藩司论救荒书》：“顷者朝廷以淮西告灾，蠲其常税，命守臣存抚赈贷，此主上俯念元元之意甚渥也。今效廛乡鄙之民，捐室庐，去田亩，诀兄弟，叛父母而出者，闻皆卖其妻子，身为奴婢。”[13]即便有了封建国家荒政的推行，但总归还是有许多饥民要走向流亡的道路。而且，正如前文所述，这些离乡背井地外出的流民们，总是卖完了妻子以后才踏上流亡的路。而他们的妻子卖出以后，就沦为了大户人家的奴婢。席书的观察的结果也是如此，饥民们要走上流亡的路，总是“初卖牛畜，继鬻妻女”，似乎这样就可以放心地出门远行。“这妻孥是饥荒时买出的，中州割人食肉，至亲不能相保，苟图活命，贱鬻他人。妻妾跟随后夫，寸肠割断。子女飘零异域，五内俱颓。原非少恩，实出无奈。……据各处州县开报，赎过妻孥四千二百六十三名。如杞县李复，鬻妻王氏，男长生，官如券赎回，付之粥厂。鲁山县潘氏，夫亡，二子小长生，小长存，各卖为奴，即以官法得赎，更名皇长生，皇长存。盖为中州赤子，皆皇上生存也”[14]。从这数据来看，这被当成商品一样出售的人口数目还是相当大的。虽然这些人被官府出资赎回，但留在他们心中的创痛恐怕是永远也无法抹平的。
饥民们出卖自己的亲人，也是一种被逼的无奈。当时的大臣丘濬就对饥民们出卖人口持一种同情的态度。他说：“饥馑之年，民多卖子，天下皆然。而淮以北山之惠尤甚。呜呼，人之所至爱者，子也。时日不相见则思之。梃刃有所伤则戚之。当时和成丰之时，虽以千金易其一稚，彼有延颈受刃而不肯与者。一遇凶荒，口腹不继，惟恐鬻之而人不售(受)。故虽十余岁之儿，仅鬻三五日之食亦与之矣。此无他，知其偕亡而无益也。然当此困饿之余，疫疠易至相染，过者或不之显继，有售者亦以饮食失调，往往致死。是以荒歉之年，饿殍盈途，死尸塞路，有不忍言者矣。”[15]从丘濬的这段话可看出，饥民们卖出妻子儿女也是想为他们寻一条活路，因为自己走向的流亡之路充满了危险。骨肉的分离是为了各自都能寻到一个生存的机会。
其六，死于非命是大量灾民命运的必然结局。饥饿、疫病加之大水的冲淹都有可能成为灾民们死亡的原因。钟化民到河南赈灾就看到了中州“饥民遗骸遍野”[16]。林希元也在其救荒经历中见到了大批亡尸“不为埋瘗，则形骸暴露，腐臭薰蒸……臣昔在泗州，见郡县差官给银，买席瘗死，督责虽严，而暴露如旧”[17]。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因为灾荒而死亡的人口太多，已经是那些未亡的人们难以应付了。
除了这些自然灾害导致人口死亡外，灾害对人的心理防线上的冲击也是巨大的，不时地让饥民们走上自行结束生命的选择。陈龙正“庚辰之岁而南北俱大荒，辛巳又荒，死人弃孩，盈河塞路。至于因饿而阖户自经、自毒，又古所未闻，口不忍言者。”[18]在陈龙正的视野中，灾荒中自杀的人不计其数，而那些被遗弃的孩子，其命运便可想而知了。而何景明记载的淮西灾荒，造成灾民大量逃亡，“其未徙者又皆覆釜阖室坐以待毙，有快于速死自经树枝者。夫死者不收，而生者未哺”[19]。吏部左侍郎邓以(讠字旁加一赞)《救荒议》记载了江西灾民的惨状：“苍生无禄，大浸为灾。今南昌之西乡、下乡，新建之下乡，田庐不举火者，十家而九。或利啗草根延旦夕之命者，或甘心缢死者。流离困苦之状，累牍难书。”[20]在没有了食物来源的饥民们的选择中，似乎要么是流亡，要么是用草根之类的食物苟延生命，要么就只能是自杀。
如果说成年的饥民们选择了自杀是一种主动性的结束生命的行为，而当成年饥民自己都无法面对饥馑的岁月时，他们也就会为自己的子女想好了主动结束生命的道路。林希元亲眼目睹了灾民们将亲生骨肉扔进滔滔河水中，他怅然地回忆：“臣昔在泗州，见民有投子于淮河者，有弃子于道路者，为之恻然。”[21]
一般情况下，灾荒更容易造成农村人口的死亡，“惟农最劳，惟农最贫。居乡者大抵农夫，居城市者大抵工商贾，又宦仆衙役，十居其三。故凶年转徙沟壑，乡民为多，饿死于城市者，不一二见，惟卖菜者流，最无本业，亦须赈农之暇，然后及之，王政春耕秋敛，专省农家，不助他民，岂故遗之，诚有道也。农家数口，独赖田入，一逢灾伤，更无他营，生涯绝矣。又春望豆麦，秋望禾稻，乘其未登，为之接济，暂则月余，久则数月。可约升斗之数，可定起止之期。若市井中人，原不赖田而食，何时为当济之始，何时为既济之终。”[22]因为农民的生活对农业上的收获依赖更多，而大多数的灾荒都是对农业生产产生直接的危害，故每当水旱蝗等灾害的发生，农民总是在灾荒中首当其冲，死亡人口最多。
其七，灾民的生活状态极其悲惨，不仅表现在面临饥饿和疫病的威胁，也表现在基本生存物质的短缺。钟化民说“中州贫民，半无家室”。[23]也就是说，除了粮食紧缺外，一切生存所需的物品，灾民们都没有。明末东南地区的水灾，“小民自巨浸以来室庐无依，插莳无期，虽百计慰安，而托舟楫、负耒耜以博一日之命于四方者，不知其几矣。转盼三冬春是赖而使野无归鸿”[24]。灾民们不仅在灾荒中失去了赖以生活的物质保障，也失去了灾后重建家园的生产材料。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苦难岁月。
尤其是大水过后，如周孔教感叹，“吴之水不谓不稽天矣，水乡之民不谓不鱼鳖矣”。周孔教又写了一个县令的事迹：“近闻高淳令宋祖腾于各圩冲没时，亲棹小舟，下啼号数千人于高屋之脊，高木之秒，而载以入邑”[25]这个名叫宋祖腾的县令确有一些爱民如子的风范，但从其简略的事迹中我们可看到，水灾之时这些灾民是在高屋顶上或大树的树梢才捡回一条性命。
其八，饥民中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群体，如读书的士人，他们如果没有考得功名，经济状况与一般平民无甚两样。但他们却多了一份读书人的面子，让他们较下层的贫民更难应对饥荒的威胁。钟化民在赈济河南时就注意到“秀才不工不作，非农非贾，青灯夜雨，常无越宿之储，破壁穷檐，止有枵雷之腹，一遇荒年，其苦万状。如内乡县儒学生员李来学，水桨不入口者三日，阖门待毙。县令以粟遗之，来学正色拒曰：生平不谒县令，岂以荒易吾操哉！及赈银至，乃以极贫洁行独厚给之。来学叹曰：此圣主洪恩也，可以食矣。寒士濒死，得赈则生，不独一来学也。乃知穷约自守，虽贞士之清操，养贤及民，实圣皇之盛大节”[26]。要想让这些迂腐的穷士子们接受官府的赈济，还要主持赈灾的地方官们动一番脑筋。
其九，灾民中还有一个更为特殊的群体——明宗室。由于明初朱元璋和朱棣的宗室政策，让宗室人口呈几何级数膨胀，同时，宗室又被剥夺了自由谋生的权利。大量的宗室人口与有限的国家供给构成矛盾之势。到了灾荒时期，那些平时都得不到应有的生存待遇的宗室人口自然也就会沦为可怜的一群饥民了。万历时，仅河南的“宗室一万四千六百余位皆称贫乏，如将军安沁行年九旬，贫而无嗣；中尉勤鳞、勤鳏或六丧不举，或五丧不举；谈洋乡君既无子女，又失双目；河阴双生二子，成台、次台幼而无依；如此类不可殚述”[27]。如此看来，宗室人口贫困，难以抵抗自然灾害的侵害，已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其十，灾荒中还有一些贫困的饥民在积极地寻找生存的机会，尝试着用各种机会获得食物，聊以裹腹，这实际上是饥民们的自救行动。当过颍上和青浦知县的屠隆描绘道：“岁以不登，四境萧条，百室枵馁，子妇行乞，老稚哀号。甚而拾橡子采凫茈以为食，掩螺蚌捕鼠雀以充粮。馁甚而断草根，剥树皮”，求生的欲望让人们在寻找食物时变得聪明起来。但如果这样仍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就只能是“析骸易子，人互相食，积骨若陵，漂尸填河。百姓之灾伤困厄至此。”[28]当然也有一些聪明的饥民采取了提早准备的办法，积累较多的食物，让一家人渡过饥荒。屠隆说：“余城中一寡妇见去岁大风水，知来岁必荒，手织巾布鞋袜及出室中什物，令其儿日日入市，杂易大小豆麦、松花蕨粉芝麻之属，磨碎炒干，杂作为细粉，而积数巨桶。至今岁果大饥，日取滚汤搅而啖之，终饥荒之月，食常有余。他人多馁死，而独此妇无恙”[29]。屠隆提及的这个妇女确有过人之处，她能准确地预测灾荒的发生，而且又能用生产与贸易两种方式的结合，为全家人日后能渡过饥荒做好了粮食上的储备。
当然，还有一些铤而走险的饥民，最终揭竿而起，走上了与封建国家对抗的道路。万历时翰林院修撰焦(立字旁加一雄字左边)议曰：“吴楚之东西，大江之左右，近而宛洛，远而闽蜀，饥馑频仍，赤地万里，山(山字旁加一且)水涯，群不逞之徒钩连盘结，时戢而时动，此非盛世所宜有也。”[30]这位焦翰林也算给皇上一点面子了，在指出了当时社会危机四伏的同时，还不时称赞当朝为“盛世”。而万历时给皇帝上书的福建道监察御史张天德就没有对皇帝留下太多的情面。他说，当时全国“自淮扬以南，如南直隶则应、太、池、宁、苏、松、常等府，浙江则杭、嘉、湖、宁、绍、金、衢、岩等府，或被江海之啸荡，而山裂土崩，或被蛟蟒之奔腾而沉溺昏垫，并之淫雨经年，四望一壑，不惟秋收粒米之无望，更兼蚕桑菜麦之无资。米价每石一两六钱，市物(场)白昼公然抢夺，被害不敢申诉，有司莫可谁何。以此汹汹不靖之民，诚有朝不谋夕之势，若不速为酌处，善为调停，则穷迫无聊之民，易兴鼓噪啸聚之念，即今湖盗窃发是其一验也。莅兹土者，欲出官帑以赈济，则库藏无余钱，欲劝民间以乐输，则人情难强逼，以致束手无策，坐成莫大之患”[31]按照张天德所描绘的这种大面积灾荒背景下的社会，不仅饥民们的生活处于极度悲惨的境地，而且，官府的社会调控功能也在一定时期里大为衰落。不仅公然的抢劫无力治理，即便是筹集赈灾的钱粮也显得力不从心。
概而言之，明代的荒政文献全是明中后期的产物，也就是说，是朱元璋建立的整套完备的备荒与救荒制度走向衰败之后，才会有这样一些体现制度上创新内容的荒政文献的产生。而从这些明中后期的灾民生活状态来看，明代的荒政实际效果正在逐渐走向减退。直到最终有一天，当明代官府再也无力推行任何救荒制度与措施的时候，盛极一时的大明王朝也就在灾荒提供的背景中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