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柔与索取：南朝宫廷对北方难民群体的统治政策

由于西晋编户齐民制度的崩溃，造成永嘉之乱的灾难性结局。整个长江以北都陷入可怕的互相杀伐状态，进而引发大量人口的迁徙。除了少部分向东西两头跑的人群，南徙江淮才是更好的选择。由此带来的大规模迁徙运动，也将在很长时间内改变整个南方的历史。

五次南下浪潮

中原难民的南迁，并非短时间内的一蹴而就。相反，由于周期性的战乱爆发，规模浩大的迁徙就有5次。其时间跨度也长达100多年。

在永嘉初年，北方的变乱刚刚开始。司马睿就移镇江东，带着自己的琅琊封国人口南下。这批逃难先锋就限随司马睿过江，引发了很好的示范效应。接着，更多从河北、山东、山西和河南的人口开始南下。他们首先聚集到江苏北部与安徽的淮河地区，从而将那里的本地人也卷入难民浪潮。部分人合流渡江，成为历史上第一批主要的衣冠南渡群体。

司马氏的王族 是南渡群体的先锋

到了东晋的成帝初年，苏峻、祖约在江准掀起叛乱，北方的羯人石勒也乘机南侵。很多淮南人和先前侨居的避难者者，就进一步南迁过江，成为逃难浪潮的第二波主力。

等到羯人的石赵政权崩溃，东晋派出桓温出兵关中。这场新的战乱又制造出大批难民。尤其是生活在秦雍之间的人口，又沿着汉水等方向难逃，并在襄樊和荆州落脚。他们就是北方人口南迁的第三次高潮。

公元383年，前秦南下发动淝水之战。由于苻坚被谢玄率的北府兵击败，造成根基不稳的帝国出现内部裂痕。原本被压制的各羌人和鲜卑军头，纷纷冒头反抗苻坚的霸权。北方的黄河流域也再次成为混战之地，逼着中原流民纷纷过江，形成声势浩大的第四次南渡。

一直到后来的晋安帝时期，还有刘裕的北伐南燕战争。虽然东晋成功夺回了河南、关中和山东等地，但控制力非常薄弱。为了防止对手卷土重来，刘裕便将占领区的大量人口安置到南方。不久，最远的关中失守。等到刘裕本人病故，他建立的刘宋王朝又丢失了河南控制权。陆陆续续成型的流民群体，就是大规模人口迁徙的第五波次。

正是难民群体 撑起了东晋王朝

至关重要的百万难民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一个地区突然多出大量难民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对于南北朝时代的偏安王朝来说，这些沉重的负担也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因为只有将这些人重新编户齐民，才能建立新王朝的稳定产业基地。

在寓居地域上，南迁人口主要集中于长江流域的荆、杨、梁、益诸州，总数约在70万人以上。还有约20万人没有能到达长江流域，只能聚居在今天的山东境内。一些人中也在越过长江以后继续南进，深人到皖南山区，最远可达闽越与岭南沿海区域。通过重新编组安置，成为刘宋纳税人口的1/6。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由于沦为士族地主的部曲和佃客。由于朝廷无法直接通过这部分人口征税，自然非常需要对不断南下的移民补充。他们中的精选壮丁，也组成了拱卫建康宫廷的北府兵主力。

难民群体主要就分布在长江流域

从南迁人口的分布来说，以落脚今日江苏境内的难民最多，人数约在26万。其次是侨居于东省各地的21万，和留在安微省的约17万人。跑到巴蜀的人口只有10万，而最后在荆襄地区的也不过6万。至于更远的江西省和湖南，就仅有1万余人。

虽然分布不均，但南迁人口还是成为东晋等王朝的赋税主力。如果没有他们的恢复生产，那么偏安王朝的财政就会非常可悲。同时，许多世代居于南方的豪族也不会对落难天子有多少尊重。后来的刘宋、萧齐和萧梁政权，无不是以特定难民群体为核心。来自不同家乡的移民，也会彼此间结成利益团体，最后闹得争斗不休。这个过程直到隋朝攻灭江陵的西梁小国，才告一段落。

郡县规划

南朝时期的都城建康复原图

对于如此巨量的北方侨寓人口，南方各王朝也采取多种手法进行统御。他们往往会拉拢少量难民首领，将祖逖、苏峻和郗鉴这类意见领袖请去参加中央和地方官府任职。接着在长江两岸设置侨州、侨郡和侨县，以便最大限度的控制人口红利。

由于北来侨民以寓居江苏最多，当地的侨郡县也较其他各地都多。因此，在今日的江苏省境内，总计出现过23个置侨郡，75个侨县。其中，大部分又其中在江南沿岸的镇江和武进一带，江北则多集中于扬州和淮阴诸县。位于其中的建康，无疑是这个流亡者体系的核心。

为了方便管理，这些移民社区甚至没有原先的土著居民编入。同时，在具体名称上也保留北方旧制，进而将人口按原籍加以规范，连基层官员都尽量选择原有人士担任。这样一来，星罗密布的移民团体，就真正成为偏安王朝的统治基础。社区的壮大则意味着王朝的兴盛，郡县萎缩就属于王朝败亡的征召。

混乱的行政管理系统

南下士族与庶民直接的待遇可谓天差地别

在新家园生活的难民，起先都可以获得免于征调赋税和徭役的优复权。因此，南方的偏安王朝可以迅速站稳脚跟，并在之后的历次冲击中展现一定实力。

但这些辖区的边界并不确定，行政系统也十分紊乱。东晋渡江之初，从兖州、青州和徐州北部的南下侨民最多。朝廷便首先在京口界内设立南徐州和南兖州，又在广陵界内侨立南青州，以及芜湖的南豫州。至于幽州和冀州两地的难民，由于人数较少，就不建立州级单位，只有郡级或县级的临时社区。在特定情况下，朝廷还会把它们拨给州单位管辖。

混乱的管理 加速催生门阀政治的产生

这种随便分合地区，随便侨置郡县的结果，必然把地方行政系统搞得十分混乱。很多地方官府都不能控制相对恒定的人口基数，经常为朝令夕改而疲于奔命。反过来，这种窘境也让南朝始终无法达到自己所期望的强势状态。

在生产力稍稍恢复之后，统治者便认为过去的优惠政策不再必要。为了扩大租赋和兵源，需要把北来侨民也全盘纳入征调体系，于是就有了“土断”这一措施出现。也就是把散居难民断入所在籍贯，由官府加以控制。鉴于不少人其实依附地方豪强，所以土断政策实际上也是向本国的地方势力开刀。

仅在东晋王朝，建康的宫廷就一共进行过4次土断。分别是在公元326-334年之间和公元364年的东晋成帝时代，以及后来的东晋哀帝与安帝时期。会稽四大士族中的大地主虞亮，就因藏匿亡命千余人而被刘裕杀死。包庇虞亮的会稽内史司马休也遭到免官，从而引发地方上对中央宫廷的巨大畏惧。

刘裕的政策导向，就是将尽可能多的人口为自己建功立业所用。在觉得土断力度远远不够之后，又将许多次级侨民单位合并，形成控制力更强的大型辖区。最后，甚至将发给难民后裔的特权也完全收回，让其与土著人口一样承担全部赋税徭役。以至于在历史的某个特定阶段，刘宋王朝看上去无比强势。依靠迅速聚拢的大量资源，他们可以武装北方蛮族国家都永远达不到的军队规模，发动持续时间超长的攻伐作战。

然而，由于这种急功近利的暴虐政策，刘裕实际上是摧毁了自家王朝的未来前途。因为偏安朝廷所能控制的地区，往往还是难民居多的地方。因此，每次赋税和兵役压力的加重，都在消耗维持其统治基础的利益集团。这种高耗能模式，也不可能通过增加行政单位面积来达到平衡，只会引起更多人的反感。

因此，当刘裕本人死后，他的继任者就逐渐失去对整个南朝的控制。以原先不同地域流民组成的新地方集团，逐步将建康的宫廷架空，直到自己能够取而代之。但他们也无法从根本上修改刘裕制定的汲取模式，自己也最终倒在这个层面。等到代表南方本土家族的陈霸先上位，江南各地已厌倦了这种无休止的内耗模式。当隋朝的征伐大军南下，地方士族的主力也就选择消极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