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一滴泪：土司秦良玉与万历、天启、崇祯三朝的崩溃

作者:何运超

明史学者黄仁宇表达过一个著名观点，明朝是中国走向近现代体现内部困境最重要也最典型的阶段，既继承了过去1000多年封建王朝的累累积习，又影响以后四五百年转型困难的根源。对此表述可能一般会觉得这就是一家之言，只有深彻以“大历史”眼光透析前后因果，才能感叹体会，中国历史上的那些人、那些事为什么会这般发生。客观来说，今天对于秦良玉，在明朝近300年的滚滚洪流中实在不算一个特别突出的人物，但在官方“二十四史”中，她是唯一一个作为正式文臣武将单独列传的女人，也是唯一享有这样地位的女将军。

之所以选择回顾秦良玉，主要还是希望以她为焦点，勾勒明朝究竟如何走向末日的浮光掠影！笔者总以为，中国的历史故事为何总是那么充满悲剧色彩，对于一个有着特殊功绩的女人也就更加典型和突出了。秦良玉（1574年―1648年7月），字贞素，四川忠州（今重庆市忠县）人，作为一代著名女将，多数观点都认为她是汉族出任的女土司。秦良玉虽然骁勇，善于练兵，忠心明朝，然而处在内外交困的风口浪尖！除了早年参加过援助朝鲜抗击日本，算是光荣壮举，但她的作战却不算显著。她留下事迹的戎马征程，全部深陷明朝内部的冲突旋涡，在家乡同其他土司所率民族同胞厮杀，前往辽东又同满清厮杀，最后又与反抗腐败朝廷的起义军厮杀……她虽然一再得到表彰，可她的代价是丧夫、丧兄丧弟、最后丧子……真实历史的残酷和局限似乎注定秦良玉无法像花木兰、穆桂英这类虚构人物那样可以轻松地宣扬和美化，所以，她的一生也就越发让笔者觉得值得反思和感叹。

一、秦良玉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

以明朝流传下来的忠州《秦氏家乘》记录，当地秦氏家族可以追溯到元朝末年的秦安司、秦国龙、秦国宝父子，因平定当地土人首领覃向善而受职安抚使（秦国龙），不过这种私修家谱一般为尊者讳，除非有其他史实来源可以比对，否则可信度往往有限。

今天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关于活龙（今重庆市黔江区活龙坪镇）的《秦氏家谱》有记，“受唐崖司派遣，秦国龙曾出战石柱等地”。1973年修活龙医院时曾出土“唐崖长官司秦关克”印，今留存于湖北恩施博物馆。另外，秦安司次子秦国宝授黔江守御千户于册山。《秦氏家乘》载：“吾祖国宝居彭水县计义乡后因设所守御调拨计义乡改为栅山里”。而《黔江县志》记载：“黔江自宋、元以来，半没于夷，为龚、胡、秦、向四土豪所据。龚据水寨，胡据峡口，秦据册山，向据后坝。”那么《秦氏家乘》中的“栅山里”也就是“册山”。不过秦家当时应该并不是黔江守御千户，实际是霸占册山的一方土豪。这一背景可以参照洪武初期，大将蓝玉征云南，民间相传霸占黔江的四大豪族都遭到深重打击，此时，秦国宝后裔朝忠州咸丰一带迁移。而《秦氏家乘》就比较含蓄地说：“洪武七年其子良与弟恭以地僻山险民夷俗陋不堪奠居相与徙于忠丰之间而附籍焉”。此后秦氏子孙一直在忠州、咸丰一带生活，发展为世家大族。

由于土官的特殊性，秦良玉的身份颇令人猜疑。历史上一直有好几种意见，或属于土家族，甚至可能是出自土家大姓覃氏（覃与秦读音相同）。或者祖上是汉人，后来与土家族联姻，如秦良玉的公公马斗斛所娶夫人就是土家“覃氏”。更有一点，两湖苗族有习惯称土家族是汉人，这一习俗至今都存在。当然，过去还有推测秦良玉为苗族，不过这一观点目前基本被推翻。所以，笔者也倾向于秦良玉可能是土家族而被误认为是汉族（而她的夫家马千乘一家才是汉族）。

中国历史上的土司制度确实比较复杂，这是民族地区治理非常重要的背景。从明朝来说，的确有不少汉人出任土司，除了秦良玉夫家马氏外，秦良玉平定的播州土司（今贵州省遵义市）杨氏家族也是汉人。杨家祖上来自山西阳曲，据说唐僖宗为躲避黄巢义军入蜀的时候，杨端领兵赶走占据播州的南诏，受唐朝册封就属于羁縻性质，既成为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又相当于唐末割据的军阀藩镇。杨氏从此与当地部族联姻，经历宋元两代，播州杨氏虽然属于汉人，但从建立土司制度来说，即便不是少数民族，也必定和少数民族有相当亲密的渊源，否则这一职务就不会称为“土官”了。

明朝作为一个由汉人创立的王朝，土司制度却比蒙古元朝更兴盛，而在秦良玉之前已经有过女土司。如明朝初年迎傅友德、沐英入云南的楚雄武定府彝族女土司凤商胜，备粮千石，到昆明金马山（以滇池东西为方位，东面山称金马山，西面山为碧鸡山）迎接明朝大军。这种深明大义，为统一做出贡献的举动，朱元璋特赐商胜“金带一条，授中顺大夫、武定军民府土官知府”。传说凤氏在金马山以彝族最高礼仪，数里搭棚拦门敬酒，杀猪宰牛，大摆宴席，三日三夜，灯火通明，歌舞不绝。明朝拥有云南之后，朱元璋以“义子”功臣沐英镇守云南，扩建滇池，兴修水利造福各族百姓。后沐英的次子沐晟与大将张辅奉明成祖朱棣之命出征安南交趾有功，受赐征南大将军金印，以此为黔国公（民间称呼的沐王府）信物代代相传，而就如剑桥明代史评价：“历代黔国公是明朝唯一实际持续掌握着一省领土权力的功勋大臣”。

原本宣慰使一职出现于唐朝后期，属于军镇。元朝成立宣慰使司隶属于行省制度下，为管理州县的军政合一职务，在中原南方往往大量使用少数民族首领，形成所谓“土官”。比较容易被后人忽略的是，元朝本就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元朝任命其他部族官员时，并没有特别感觉或强调“土汉之分”。所以，土官的特殊反而是汉人建立明朝以后才感觉到有所区别，好比就体现在以“宣慰使”治理西部和南部的民族地区，所以《明史》专门设有一批“土司传”。可由于土司制度的复杂性，并非仅仅西南民族才有土司，明清两代大量西部和南部所有民族地区几乎都是层次不同的土司制度，西藏和西北无一例外都大量有土司存在。而明朝的西北塞外、漠北与辽东则情况不同，所以，明朝的土司制度较这些长期体现对抗的地区感觉实现了比较有效地管理，后来清朝雍正年间推行“改土归流”才会是民族地区治理的划时代事件。

二、石砫土司与白杆兵

石砫土司本来是属于秦良玉的丈夫马千乘一家。他们据说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人，以祖上的功绩而世袭石砫宣慰使，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土司，而石砫正与忠县东西相邻，石砫以下就是黔江、酉阳、秀山，历来是土家族和其他部族聚集的地方。

马援的后人自然应该是汉族，但即便拿马援来说，当年也是盘踞西北的河西豪强，有财有势，与窦融都是东汉著名的外戚。而河西地区的羌乱是东汉百年间西部和关中动荡的根源，同样，马援的著名后人马腾、马超父子，长年为西凉军阀，已经深受羌人的影响。那么，石砫马氏自认是马援后人，其家谱追溯最早迁居巴蜀的祖先是马援的第39代子孙马定虎。

马定虎，为南宋初年吴家军首领吴玠、吴璘兄弟的部将。吴家兄弟为今甘肃人，以在陕西境内抵抗金军南下立下赫赫战功，后迁入巴蜀镇守，成为南宋一朝响当当的军阀世家。马定虎正是随吴家军入蜀，后来平定川峡与荆湖交界（川峡指三峡一带，荆湖则为鄂西山区，是两宋时代专有的地理和行政概念）的民族部落，因功受封镇守石砫寨，这种军寨正是北宋对抗党项西夏时在陕西创立，吴家军以此沿袭下来。

据《明史》记载：“石砫，以石潼关、砫蒲关而名。后周置施州。唐改青江郡。宋末，置石砫安抚司。元改石砫军民府，寻仍为安抚司”。也就是说，“石砫寨”节制九溪十八峒施州大田所和南宾县（就是今天石柱县，五代前蜀后蜀时隶属于忠州），到宋末“石砫安抚司”已经具备土司的雏形。但当时石砫辖区也包括今天湖北恩施州的利川县，元末明初时期，由马克用迁到今石柱县悦来古城坝，洪武十四年才又迁到南宾城，就是今天石柱县城。宋元时期的石砫安抚司主要还是传统军事辖区，到明朝之后的石砫才是真正具有行政管理性质的土司。马氏土司，从明洪武八年(1375)授马克用宣抚使世袭开始，一直传了13代，至天启元年(1621)，秦良玉受职晋升宣慰使长达240多年（另外《清史稿》记载，四川的黎州也有马氏土司，也被认为是马援后人，据说是蜀汉大将马超族弟马岱的后裔。黎州为今雅安市汉源县，明清时代有不少彝族生活，黎州土司的马氏却已经认为属于彝族）。

万历年间的石砫土司为马斗斛，曾指派长子马千乘讨伐意图脱离的龙阳洞土司（今湖北利川鱼木寨）谭彦相获得一定威望。万历二十年（1592），马千乘与小两岁的秦良玉成婚。两年后，石砫矿场被查出亏空，马斗斛被流放戍边，之后不久马千乘也被收押，因其子马祥麟年幼，朝廷改任秦良玉代领夫职。这里涉及一个重要背景——明代的矿案。对于开发矿业，明朝自立国起就争议不断，几乎史不绝书。作为重要的经济来源，民间私自开矿的也相当多，朝廷也不可能实行有效管理。如四川、陕西许多山区的银矿，从明英宗时就有土豪劣绅组织人员私自开采，可见《明英宗实录》《明宪宗实录》的记载，明英宗正统末年就已经爆发过矿工叶宗留领导的起义。

另一方面，西南土司的矿场（银矿、铜矿）原则上朝廷官府并不直接干预，或者实际由官府掌握的并不多，土司的矿场也是不向明朝上交矿税的。可众所周知，万历年间进行三大征，耗费巨大，加上皇帝朱翊钧的为人相当抠门，朝廷不得不把收缴矿税作为重要的经济来源，制造了明史上影响很大的矿监税监案。最著名的就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织工葛成带头反对税监，打死参随六七人，烧毁税监驻地，可见《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一十七。可问题是，矿案的许多真相依然不清不楚，而皇帝在万历三十三年也基本停止派出矿监，但税监没有完全停止。事实上明末的辽东饷银仍然大部分还是来自收税的费用，所以中原江南百姓不堪其苦，最终酿成各路起义汇聚的轩然大波。

那么，再看马斗斛、马千乘的矿案，万历年间对西南土司的矿场是不是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收取矿税，导致查出马斗斛经营亏损？问责其“亏损”，显然表明朝廷对石砫土司矿场有相当的管理权限，而根据传统惯例，土司的矿场原则上并不需要上缴朝廷赋税，即便以“上贡”性质也不至于严格到查处亏损的地步。而马斗斛还被判处流放戍边，抑或马斗斛作为土司经营采矿的确有越界违规行为，触犯了朝廷；又或者万历年间权力甚大的矿监税使为了收缴矿场和赋税而诬陷马斗斛？至少今天普遍认为，后来马千乘被收押入狱就是出于矿监太监邱乘云的诬陷。

邱乘云以石砫有银矿为由，打着朝廷旗号下令凡居住在矿脉之上的百姓一个月内全部搬迁，官府不给予任何补偿。百姓十分恐慌和不满，纷纷向马千乘求告。马千乘与秦良玉商议，决定拿五千两白银送给邱乘云，请求勿扰百姓。邱乘云起初同意，但要求贿银再加一万两，当地官民又凑了一万两白银。不料消息走漏，邱乘云臭名远扬，难以下台，迁怒马千乘，便将一万五千两白银送往京城呈交明神宗朱翊钧，附密奏称：“石柱土司马千乘向奴婢行贿白银一万五千两，阻挠开矿。现将此银献与皇上，听候处置。”明神宗下诏将马千乘逮入大牢，听候查处。秦良玉四下奔波营救，可这个时期皇帝不见大臣，内阁只有首辅叶向高一人，刑部尚书和侍郎都缺人。秦良玉在京师四处疏通，毫无进展。马千乘在狱中一连关了三年连罪名也没有，后来患病死云阳（今重庆市云阳县）狱中。朝廷为了安抚石砫土司上下，因马千乘儿子马祥麟还小，就授予秦良玉接替宣慰使。

土司制度之所以特殊，首先就在于拥有较为独立的行政管理权限，类似于“自治权”，拥有地方军队和城寨堡垒，包括相应的基本官吏。而石砫最著名的就是“白杆兵”，秦良玉以善于选兵练兵著称，作为四川山区的乡民，当地人身材不算牛高马大。尽管史书描绘秦良玉的身材高大，据说达到一米八几，即便放在今天的女人堆里也是模特级身高了，但毕竟是特例，也可能有些夸张。白杆兵使用一种普通的白蜡树制成的长杆，上面有铁钩，下面有铁环，主要适合山区地形作战。从民众来源说，石砫土司兵实际以土家族为多，也有一定数量汉族。但客观来说，白杆兵并非一枝独秀，其实西南土司兵多数都骁勇善战，与之相邻的播州兵也并不含糊，而播州兵从来源说，以苗族和仡佬族为主，一样适应西南山区地形。所以，播州之乱成为万历三大征的最后一战，动用官军十多万，可见一斑。

三、秦良玉的石砫土司和播州之乱

在万历时代三大征中，秦良玉的石砫土司兵参加了两大战役——援助朝鲜抗日和平定播州土司。对于明朝来说，消耗国力最大的还是两次援助朝鲜抗击日本，明朝抽调多地兵力参加，第二次远征就有石砫土司马千乘、秦良玉夫妇，也就是白杆兵的第一战。

几乎在出征朝鲜（万历二十五年，1597）的同时，南面的播州（今贵州省遵义市）土司杨应龙发生作乱，北上袭扰合江、綦江等地，前后数年才被朝廷大军平定。从表面看，杨应龙似乎就是一个趁着官军远征，在背后忤逆作乱的大反派。可历史深处的真相并不会像史书定论的那么简单。

首先，杨家、覃家、马家几大家族都世代居于今天川黔楚湘数省交界的民族地区，祖辈互为联姻。杨应龙也娶土家族覃氏，其女就嫁给了马斗斛的次子马千驷。而马斗斛妻子也是覃氏，这一亲上加亲的关系，导致马斗斛的妻子覃氏比较偏爱次子马千驷，意图让马千驷将来取代其兄马千乘的世袭地位。因此，趁马千乘、秦良玉夫妇随朝廷出征朝鲜，马千驷配合外父杨应龙，綦江被轻易攻破，年仅十八岁的马千驷充当了杨应龙的内应（见李化龙的《平播全书·献俘疏》）。所以，史书记载秦良玉、马千乘参与朝廷大军围剿杨应龙，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单纯，石砫土司本身就有重要成员卷入了播州杨应龙的作乱行动。

其次，明朝的征讨内部也体现了矛盾。问题在于播州归属四川，但贵州巡抚却有一定节制管辖权。与之类似的水西土司属于贵州，同样四川巡抚也有一定节制管辖权，这也是后面彝族土司“奢安之乱”的背景。起初，贵州巡抚江东之派遣都司杨国柱领兵数千进剿失败，杨国柱和指挥李延栋等都战死被杀。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朝打败日本后，由任过巡抚辽东的李化龙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很得皇帝朱翊钧器重，出任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兼巡抚四川（明朝总督是临时设置的军职，和后来清朝镇守地方的大员性质不同），同时撤去四川、贵州巡抚谭希思和江东之，赐李化龙尚方宝剑。李化龙本是文职，经过辽东巡抚和兵部的锻炼，调派不少出征朝鲜的将领受命解决播州之乱，如刘綎、陈璘、吴广等，这就是万历第三大征。

但李化龙没多少军中资历，如刘綎、童元镇等并不服他（后来像袁崇焕、史可法这类文官想要带兵都面临这一问题，袁崇焕出一下策杀毛文龙立威，而史可法之所以守不住扬州，首要原因就是武将根本不听调派）。刘綎的确是猛将，其父刘显也是比较杰出的将领。何况之前刘綎已经立过许多功勋，两次出征朝鲜都有大功，获封都督同知，世袭千户的荣誉。刘綎受命四川总兵，要他配合李化龙进剿杨应龙。李化龙制定八路围剿计划，四川一省就有四路，毕竟当时播州归属四川。李化龙兼任四川巡抚坐镇重庆府，刘綎却拖延上任，甚至恃功要挟朝廷。李化龙授意言官弹劾，建议调他去南京任右府佥书，等于闲置，刘綎以辞职表示抗议。李化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又抛开陈见挽留，极力推荐，刘綎这才上任。而童元镇则对播州兵比较惧怕，行动拖拖拉拉。经过李化龙一番费力整肃，勉强八路人马才都出动，形成围攻态势。

第三，李化龙深知石砫土司在播州之乱中的双重作用。在马千乘和秦良玉回归后，为了杜绝石砫土司与播州土司联合，以朝廷名义下旨让石砫土司参与听调出征。马千乘带白杆兵3000人出击，秦良玉以500多人押运粮草跟从。李化龙部署八路进军，刘綎为主将，川东两路，刘綎自带官军攻打綦江要塞，吴广攻打合江，为两路主力。马千乘、秦良玉的土司兵出南川，冉驭龙出酉阳（亦称冉御龙，世代统治酉阳的汉族土司，冉氏祖宗据说来自山东邹县，南朝梁代时迁入巴蜀，最初是夔州，后封巴东郡公，隋朝末年乱世时就已经占据巴东地区。唐高祖李渊时期，已经封冉氏为招慰使，具有羁縻的性质。宋朝以后，酉阳一地以乌江为界分属东西两大家族，西部为冉氏，东部为白氏，酉阳当地少数民族主要为土家族和苗族混居，但明代史料中以“诸苗”为泛称，当地冉氏家谱和民间都称酉阳土司有过“赶苗拓业”的说法。也就是说，酉阳的冉白两大土司依靠土家族驱赶原本当地的苗族进入贵州和湖南湖北，包括冉白家族与湖南湘西土司的联姻，实现拓展酉阳土司对当地的控制，这一背景也侧面印证传统习俗里，两湖苗族往往认为土家族就是汉人的说法），总兵马孔英协同；还有一路副将曹希彬与宣抚奢世续出永宁（今四川泸州市叙永县），是彝族土司兵。有一次军中设宴，杨应龙前来突袭。马千乘、秦良玉力保李化龙主帅营寨，凭白杆兵奋力击退，后乘胜追击，接连攻破金筑、黄平、草塘等七个营寨（播州所辖几个安抚司，金筑为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广顺镇，亦称“金竹”当地盛产竹子，这里是过去著名的夜郎国所在，别称金筑夜郎国，正是明朝万历后期改土归流，更名广顺；把平寨司是贵州龙里卫要塞，今属于贵定县）。又协助酉阳官军攻取桑木关（今遵义市绥阳县东七公里处，是古代播州通往四川的要地），大破杨应龙军，秦良玉为南川路战功第一，深得李化龙欣赏。

第四，马杨两家渊源极深，马家内部存在次子马千驷意图夺取长子马千乘地位的问题，但播州杨应龙为何会走到作乱的地步？事实上，灾祸的肇始问题也不在杨应龙，完全是地方官府步步紧逼造成。如同马斗斛、马千乘父子的定罪来自朝廷矿监冤枉和陷害，杨应龙本来对明朝也很守规矩，万历十四年升都指挥使，进贡大批精美木材七十株，深受嘉奖，获赏飞鱼服，加骠骑将军衔。加上杨家盘踞播州长达数百年，威望之隆，根基之深，俨然是土皇帝，杨应龙应有尽有，何须要铤而走险？

根源在于贵州巡抚叶应熊很早就看中播州土司积累的财富，起初没有机会插手。等了许久，杨应龙发生了听信小妾田雌凤唆使，杀妻张氏及岳母满门的荒唐事。张氏的叔父张时照气急之下告发杨应龙意图谋反。叶应熊以为契机上奏杨应龙24款罪状，添油加醋，如对待百姓残酷暴虐，贪图享乐，花园宅邸等级比肩皇家，完全具备不轨意图云云。

这自然不是一件小事，而且又牵扯贵州和四川两省对播州的权责矛盾。受任的四川巡抚李化龙接到皇命与四川官员核查，他心存安抚，认为罪状并无多少属实。李化龙同时向朝廷说明杨应龙所辖播州兵有不少外调四川其他地方负责安防，希望朝廷大事化小或者暂时搁置。叶应熊好容易拿到杨应龙把柄，坚持查办，更认为四川官员有袒护嫌疑，还加了一条，建议朝廷免去播州土官，改任流官。

事态变得严重，杨应龙表示赴重庆府接受调查，万历二十年（1592），重庆三堂会审，出于上下压力，杨应龙被定为死罪。杨应龙打算交2万两赎罪，承诺派5000播州兵支援朝鲜战事，希望戴罪立功，跟着继续花4万两贿赂四川官员。朝鲜战事结束，四川官员撤换，派兵抓捕杨应龙，于是激起他抗命。当时四川巡抚王继光、总兵刘承嗣分三路出兵播州，行至娄山关，杨应龙以诈降打败官军，这就把对抗朝廷的事情基本坐实。但万历时期连年作战，朝廷对剿灭还是招抚争议不休，最后以招抚占据上风。万历二十三年，招抚使者到达松坎（今遵义市桐梓县松坎镇），杨应龙自缚双手向朝廷归案，推出黄元、阿羔、阿苗等12人来抵罪斩首于重庆，再缴纳4万两赔偿金。朝廷撤去杨应龙播州宣慰使职务，以长子杨朝栋接替，还让次子杨可栋羁押于重庆府綦江县做人质。

怎知事态再起变化。杨可栋到綦江短短一年病死牢狱，杨应龙向官府索要儿子尸体，官府害怕死因暴露，拒绝交出尸体（不说杨可栋是故意虐待致死，至少牢狱处境也比较糟糕），还催促交付赎金。丧子之痛，加上之前官府和播州已经矛盾尖锐，恰恰杨可栋的死彻底点燃了导火索。杨应龙也觉察到朝廷对播州有收回的意图，也早有防备之心。因此，播州之乱的酿成，首先是贵州方面针对和紧逼，但事态恶化则是杨应龙对四川贵州两地官府的敌视和报复。

杨应龙以杨可栋之死的名义攻破綦江城（万历二十七年，1599），这就是为何马千驷会为杨应龙充作内应的内在原因。杨应龙在綦江大肆报复，《綦江县志》说百姓“男女被杀死万计，被掳千余，童稚亦不得免……尸浮水东下……民间望王师如时雨”。然后是贵州巡抚江东之派出贵州都使杨国柱领3000兵马镇压，杨应龙诱敌深入，全歼黔军，至此杨应龙反叛罪名正式成立。

李化龙受命以后，集结川黔湖广约18万官军，土司军数万以及30万民夫。在重庆府誓师，东西南北兵分八路合围播州。如前所述，播州军大多数是苗族和仡佬族，再结合毗邻播州的酉阳“赶苗拓业”背景，播州之乱的深处还夹杂地方部族矛盾的因素。可以想见，明朝后期之所以不断在内耗中衰弱，实在夹杂多重背景，官民矛盾、朋党之争、制度弊端、文武矛盾、地方之争、民间冲突，层层叠叠，然后外部危机已经更加激化内部矛盾爆发，而朝廷官府对于这些矛盾的处置也完全乱了方寸，混乱不堪，甚至倒行逆施，一步步走向溃败根本是大势所趋，难以挽回了。

那么，在播州之乱中，秦良玉、马千乘为自证清白表现出“大义灭亲”，马千乘牺牲弟弟马千驷，义无反顾与明朝官府同呼吸共命运，也许，这也是他们夫妇为了保全自身家族地位的“大势所趋”。他们亲眼见到，随着播州杨氏的失败，其结局就是万历后期播州土司被消除，其地盘被川黔两省瓜分。

四、家族的牺牲：浑河血战与奢安之乱

万历四十一年（1613），马千乘病死云阳监狱，年仅四十三岁，秦良玉代领马千乘的职位。

不久，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发布所谓“七大恨”誓言，袭扰抚顺，掳夺人口资源，彻底同明朝对抗。明朝决定趁后金还不太强的时候一举围歼，这就有了萨尔浒之战。同样是从四处征调兵力前往东北，以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此次参与战役的主将就有四川总兵刘綎，川军是主力之一，秦良玉的石砫土司兵也在其中。这一战少数民族军占到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包括女真叶赫部和朝鲜出动了13000多人，明朝的土司军就有近8000人。叶赫部与朝鲜军原定都归刘綎部指挥，但据说刘綎一队走山路行动迟缓，没能及时赶到汇合地点，朝鲜军与叶赫部也都没能加入战斗。当然也有说朝鲜军是国王光海君收了努尔哈赤贿赂故意敷衍明朝，没有参加战斗。

萨尔浒之战为何大败并不是本文重点，但将领互相缺乏合作显然是重要原因。如另一主将杜松贪功冒进，想以三万主力出其不意攻打努尔哈赤。但努尔哈赤留下一句名言：“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当时后金已有五六万精兵，且是骑兵为主，而明军是步军为主。另外，历来都认为后金以少胜多，这是针对总兵力来说，其实正史之外的不少资料显示，双方总兵力也可能基本相当，都是近十万上下。杜松领军冒进，则对抗后金完全处于劣势下，所以迅速惨败。后金以骑兵快速转移，全力击破明朝两大主力部队，主宰了萨尔浒之战优势。当然，要说明军基本全军覆没也并不真实，其中一支李如柏的两万多人（有统计为两万五千）在鸦鹘关（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西南苇子峪，明朝长城辽东段重要关隘，“鸦鹘”为满语，意思是老鸹，乌鸦的一种俗称，今称三道关）也没有投入战斗，李如柏听闻杜松、马林战败后主动撤退，鸦鹘关被后金占据。受损最大的就是杜松的主力三万人，幸存者较少。马林和刘綎部都有不少兵力撤退，但两部伤亡相加可能有一万多。总共近半数被后金消灭还是可信的，有统计阵亡者约四万两千多人，可能距事实相差不远。

明朝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元年，1621），趁萨尔浒胜利的威势，后金顺辽河围攻两大重镇沈阳和辽阳。辽东局势恶化首要问题是辽东经略熊廷弼在朋党之争的排挤下被迫去职。接替的袁应泰是当时东林党人，虽然是一个忠臣，如果做其他省巡抚，他会有一些改善民生的积极作为。但让袁应泰处在边疆战事的位子上却很不合适。为人过于顽固，不肯接纳总兵童仲揆等意见，一味以儒家学说的宽仁处事。沈阳外遭袭击，内遭出卖（袁应泰接收辽东漠北的蒙古部难民入城，结果遇袭以后就充当内应），被后金大军围攻失陷。

辽阳方面出兵营救，石砫土司统领秦邦屏（秦良玉兄，任副总兵）、秦民屏（秦良玉弟）随总兵童仲揆、陈策，游击周敦吉渡浑河与清军血战。不止川军石砫土司兵援救，浙军戚金也领威名赫赫的戚家军参加援救，戚金正是戚继光侄子，也曾随刘綎出征朝鲜。浑河之战是明末史上一段悲壮战事，这一支救援队伍约万余人，四千余石砫土司兵，数千戚家军（数目有一定争议，3000-6000不等，有说少于川兵，也有说多过川兵），都是步军。尤其这一支来自西南的土司兵，自萨尔浒大战之后，一直作为安保团驻扎在辽阳城外，保卫辽东疆土和百姓。

援军赶到沈阳时，后金已经占据城池，居高临下。陈策意图撤回，但周敦吉苦谏：“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于是周敦吉、秦邦屏领白杆兵过浑河桥北，陈策、童仲揆领戚家军在桥南策应。后金欺明军少，以步骑配合出击，但白杆兵长矛善于防守，应对骑兵甚为得力。清人史料记载:“明之步兵，皆系精锐兵，骁勇善战，战之不退，我参将一人（据资料是布刚）、游击二人（郎革、石生泰）被擒。”(见《满文老档》上，第117页)“川兵营甚坚”(清人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双方战事胶着，抚顺降将李永芳用千金悬赏明朝沈阳的降兵为炮手，从城楼用大炮轰击川军。因白杆兵以长矛防御后金骑兵冲击，基本围聚在一处，结果成为大炮攻击目标。这一战八旗兵力是川军五六倍，而抚顺降将李永芳用炮台轰击，川军伤亡大半，主将秦邦屏、周敦吉阵亡。

秦民屏等千余人退回桥南，童仲癸、陈策、戚金见援军不到，激励士气，让大家做好报国准备。当时总兵朱万良、姜弼率领三千余援兵至白塔铺观望不战，遣兵一千为哨探遭遇后金部队。但后金军退却，明兵一路追击。靠近后金大军时，朱万良部稍经交手即溃退，沿途还被皇太极追杀，伤亡大半。不久，后金大军又攻桥南，剩余川军和戚家军联合血战到深夜。陈策、童仲揆向主帅袁应泰求援，结果以防守紧急而拒绝。最终，浑河一战戚家军基本全军覆没。童仲癸、陈策、戚金、袁见龙等将领全部殉国！后来清人魏源感慨:“是役，明以万余人当我数万众，虽力屈而覆，为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可见魏源《圣武记》）这一战是戚家军最后的辉煌，也是秦良玉白杆兵声名大噪的惨烈一战。根据《满文老档》太祖卷19记录，努尔哈赤对浑河北岸八旗步兵败于川东土司兵之事极为愤恨，革去参将拜音达里、游击伊郎阿之职。

清朝后来流传的努尔哈赤像

浑河一战，秦民屏以少数人突围而出。秦良玉与儿子马祥麟率三千白杆兵直抵榆关（今河北秦皇岛市山海关）意图固守，并伺机救援辽东。当时秦良玉与马祥麟救援秦民屏时遭遇后金追袭，年轻的马祥麟出战，被流矢射中一目，马祥麟拔出箭还冲入敌阵连射三箭，勇猛无比，逼迫后金追兵退走。军中后来称呼他为“小马超”和“独眼马”。明熹宗朱由校下诏秦良玉加二品官员服饰，封为诰命夫人，另加封马祥麟为指挥使。秦良玉得知浑河战事惨状，上言秦邦屏等土司兵血战牺牲的情形，请求朝廷从优抚恤，兵部尚书张鹤鸣进言斩获敌人首级数千，实际上主要是石柱、酉阳土司的功劳，建议皇帝厚待秦良玉的家人。

兵部让秦良玉再回乡征兵二千，秦良玉与秦民屏回乡后，恰逢永宁（今四川泸州市叙永县西南）宣抚使奢崇明（彝族土司）图谋自立，他打着领兵支援辽东旗号攻陷重庆，杀巡抚徐可求，女婿樊龙派使者带着金银和丝绸来与秦良玉结盟。另外，水西土司（今贵州毕节市和贵州西部地区）安位是其外甥。秦良玉将使者斩杀，发兵率领秦民屏及秦邦屏的儿子秦翼明、秦拱明（从名字可见秦家对明朝的忠心耿耿）逆流西上，解救重庆城，直达南坪关。秦良玉设伏兵袭击两河，将船只烧毁。秦良玉分兵守忠州，派快马带檄文至夔州，要求当地驻军赶紧防守瞿塘峡地段，击退入侵的土司兵。 秦良玉上表秦民屏的战功，朝廷升秦民屏为参将，秦翼明、秦拱明为守备。

次年（1622年），奢崇明包围成都，四川巡抚朱燮元传秦良玉前去征讨。当时川南多数彝族土司都收了奢崇明贿赂，按兵不动，只有秦良玉西征。秦良玉率军攻新都，直奔成都，将奢崇明击败，解成都之围。奢崇明败走，秦良玉率领秦民屏等攻克二郎关、佛图关，收复重庆。朝廷授命秦良玉为都督佥事、充都督同知总兵，并加封夫人，授马祥麟为宣慰使，秦民屏为副总兵，秦翼明、秦拱明为参将。授官后，秦良玉又收复红崖墩、观音寺、青山墩等据点，奢崇明逃往水西投奔外甥安位。安位比较年轻，由族叔安邦彦掌权。原本水西土司在奢崇明攻占重庆府后，就受朝廷指令协同平定。但安邦彦却以此名义出兵响应奢崇明，直到崇祯二年贵州方面的乱局才被平定，这一前后数年的川黔两省动荡史称“奢安之乱”。

秦良玉忠心朝廷表现出来卓越的军事能力，她几乎单靠指挥其白杆兵就恢复了四川省内的局势，然而却引来明朝官员的排挤和猜忌。秦良玉在天启三年（1623）上书朝廷申辩，针对总兵李维新在渡河一战中失败回营，惧怕土司兵，连带拒白杆兵于门外，不容秦良玉引军进城。秦良玉说：“以一个六尺身躯的大男子忌妒一个巾帼妇人，他如果夜静时想一想应当羞愧而死”。众所周知，木匠皇帝朱由校不爱具体管事，借掌权的大太监魏忠贤安抚秦良玉，下诏四川官员不允许猜忌，激励石砫土司继续协助贵州官军平定水西土司。

次年，秦民屏受命追随贵州巡抚王三善追击奢崇明。省城贵阳被水西土司军围困，原本王三善率两万官军破敌约十万获得解围胜利。但在进军中大意，陆广（今贵阳市修文县六广镇六广河，古称陆广，为修文、息烽、黔西和金沙四县的界河）、鸭池（今贵州乌江支流，为彝族语“欧茨液”谐音）遭遇大败。龙里一带（龙里卫紧邻省城贵阳市东面，今贵定县）被土司将何仲蔚占据，贵阳再次被威胁。王三善集结六万大军反攻。

明朝贵州地图

这时，秦民屏等川军入水西，从毕节直扑安氏所据大方县（今属于毕节市），土司安位与其母、奢崇明之妹奢社辉改走火灼堡。又名火灼城，或俗称卧这，大约位于今黔西县正西，大方县西南七十里营盘山下。在明代，火灼城比较出名，武宗正德年间，中年王阳明被贬在龙场（属于贵阳市修文县西北）当驿丞悟道时，与水西安氏土司安贵荣交情很不错，留下不少赠送的诗文。王三善进据大方长达数月，希望得到四川总兵李维新支援，但遭托词婉拒。王三善缺粮而撤出大方，遭到水西军追袭，王三善逃走，中军参将王建中与副将秦民屏力战牺牲，秦民屏两个儿子秦佐明、秦祚明突围也受重伤。

继丈夫马千乘和兄长秦邦屏后，弟弟秦民屏也去了。秦良玉获得朝廷荣誉越来越多，随着年纪增长，伤口却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家国社稷的危机，却不是这般无止境付出就获得保全，反而危乱是越来越严峻，她虽是一介妇孺，但从辽东到川黔，既有眼见也有耳闻，大明王朝末世的灾祸哪里何曾是外部引起的呢？

五、家国之殇：李自成、张献忠与王朝的覆灭

对于秦良玉与石砫白杆兵在万历、天启两朝多次为国牺牲的表现，新登大位面临严峻形势的年轻崇祯帝朱由检，无疑像是发现了期待已久的朝臣榜样。

崇祯三年（1630），清军大举进攻，皇太极进围京都。秦良玉率秦翼明奉诏勤王，并拿出家产充作军饷。皇帝下诏表扬，并召见秦良玉，赏赐钱币牲畜酒水等，并赋诗表彰。这位以刚愎自用、性格急躁著称的年轻皇帝，对满朝大臣十分苛刻，但为秦良玉写诗倒是流露一些温文尔雅：

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蜀锦征袍自剪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露宿风餐誓不辞，饮将鲜血代胭脂。凯歌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时。凭将箕帚扫虏胡，一派欢声动地呼，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

诗中充满许多想象，实际上此时秦良玉已经五十多岁。当然，这可以看成崇祯在国事压力下的一点少许浪漫情怀。事后不久，他就上演诛杀袁崇焕这一惨烈的悲剧。回看他对秦良玉的嘉许，包括加封儿子马祥麟为骠骑将军，也能体会到崇祯当时对满朝文武的灰心和无奈，更大的灾祸已经在星火燎原之中了。

明朝的末日从来是史学界与民间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对于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今天的人们或多或少已经改变了不少态度，认为这一群从陕北闯出来的家伙，并非同样有“陕北岁月”的官方诠释那么正气凛然。今天有不少人无形在巧妙地转换立场，仿佛摇身一变都站在了“朝廷”一方，哀叹天下民变四起，国之不国，仿佛今天的我们已经不会再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哀嚎了。

天启末年，陕西全省遭遇严重饥荒，官府以支援辽东战事为名对各州县百姓严重盘剥。古代百姓大多数拖家带口，谁会平白无故一遇到灾难和欺压就想要挺身反抗？当真家家户户都是草莽英雄？大批乡村民众只能想到逃荒、逃税和躲避征役。等到慢慢聚到一处，然后胆气壮了，才会涌现一批批揭竿而起的民众。当时陕西境内，王嘉胤、王自用率先领头，高迎祥、王左挂、张存孟、王大梁、李自成、张献忠等渐渐响应。

李自成是今陕西榆林市米脂县人，虽然是汉族，但当地很可能属于西夏党项族后裔，尤其李自成还来自李继迁村寨。陕北有较多党项族一点不奇怪，宋朝内部都有许多党项族名人，最著名的杨家将杨业、杨延昭父子原籍陕北麟州，今榆林市神木县。麟州杨氏就是党项族生活地区的豪族，后来才迁居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和李自成一样，虽然不能确定杨氏一定是党项族，但非常有嫌疑。而杨氏世代与党项族通婚则确凿无疑，杨业的妻子佘太君（准确说是折）肯定是党项族。包括传说人物穆桂英，本该姓慕，是从鲜卑大姓慕容氏分出来的，党项族是由鲜卑族发展而成，所以杨宗保与穆桂英联姻同样是沿袭杨氏与党项族通婚的习俗。

而张献忠，是在崇祯三年于家乡定边县联络十八寨乡民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王自用（定边县与王嘉胤所据府谷县也都属于榆林市）。张献忠颇读过一些书，加上作战勇猛，队伍很快壮大，越过黄河往南发展，之后加入以高迎祥为盟主的义军。崇祯七年（1634），张献忠攻陷川东重镇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年过五旬的秦良玉为保川东率军赶到，数次阻挡王嘉胤、王自用的义军南下。后与回川的儿子马祥麟合军（自北京连遭满清袭扰，马祥麟以守备京师的重任在京畿一带巡防），张献忠比较忌惮“白杆兵”，本想躲避，遭遇前后夹击，张献忠于是败退湖广。

之后，张献忠以义军东路军的大名威震中原，尤其攻破明朝“龙兴”之地中都凤阳，将朱元璋老家富户杀得一干二净，并大肆搜罗财富为壮大义军起到很大作用，同时挫败了官军士气。崇祯朱由检听到义军捣毁龙兴寺（就是当年朱元璋当行脚僧的皇觉寺）和朱家皇陵祖坟这一消息，穿着丧服跑到太庙痛哭流涕。两年间，张献忠大军转战千里，到崇祯九年各路义军在河南大会师，张献忠的大军已经达到十万人。

陕西巡抚孙传庭奉令以新招官军出击义军，盟主高迎祥被俘遭临迟处死。张献忠与李自成分别在东西两线各自发展，由于缺乏配合，以杨嗣昌、洪承畴、左良玉为主的官军布下围剿，义军遭遇重大挫折，张献忠、罗汝才两支队伍不得不接受“招抚”，而李自成则隐蔽在商洛山中。

崇祯十三年（1640），张献忠联合罗汝才再次举兵，由罗汝才攻打夔州。秦良玉率军前往，追至马家寨大破罗汝才，斩首六百级。秦良玉又率军追击，在留马垭、谭家坪北山、仙寺岭连连大胜，将义军首领东山虎斩杀，活捉副塌天，惠登相、王光恩，并夺了帅旗，罗汝才的义军走向衰落。颇受崇祯信任的杨嗣昌请为督师入川剿贼，主张驱贼入川战略，一度奏效。张献忠在枸坪关（具体位置不详，应该属于今四川与重庆相邻大巴山的关隘）被左良玉击败，率部入四川。途中，在太平县（今达州市所辖万源市，属于夔州府管辖）的玛瑙山又受到郑崇俭和左良玉的夹击，伤亡惨重。接着又受到湖广军、四川军和陕西军的追击堵截，连受重创，退居兴安归州（兴安为万历年间才新设置的一个直隶州，之前原名金州，隶属汉中府。正由于川楚秦三省流民时常汇聚，治安问题严重，才升级为直隶州。而归州则是今湖北省秭归县）山中。

绵阳市梓潼县七曲山的张献忠家庙塑像

四川巡抚邵捷春领二万老弱残兵守重庆府，唯一能倚重的只有张令和秦良玉，但邵捷春消极防守，让秦良玉在重庆附近设防，派遣张令守黄泥洼。秦良玉向已经辞官的绵州（今绵阳市）知州陆逊之感叹，深刻指出这种布防的弊端，以与邵捷春一同战死为耻。崇祯十四年（1641），张献忠在四川山区转战近半年，在开县黄陵城（今重庆市开州区丰乐街道，距离开州新城两公里）被官军左良玉部追及，参将刘士杰、游击郭开力出战，张献忠抽一支精兵绕到后方。左良玉败退，刘士杰、郭开力被击毙，义军获得全胜。趁着大破左良玉战机，张献忠迅速出川，再入湖广，攻克襄阳，将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等处死。张献忠从宗室富户搜罗财富，分十万两赈济饥民，受到拥护。接着打败刘良佐、黄得功等明朝将领，到崇祯十六年，占据汉阳、武昌，又处死楚王朱华奎，将其投入长江淹死（当然也有比较残酷的说法是将其肉分食给部下），继续将楚王财宝全部拉走。朱华奎当楚王长达60多年，搜罗了许多财宝，以比较有野史风格的吴伟业《绥寇纪略》记载：“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而张献忠曾嘲笑楚王：“有如此赀财而不设守，朱胡子真庸儿！”拿出一部分征集湖广流民大举加入义军，势力倍增，开始称“大西王”，再次进四川攻打夔州，再与秦良玉对决。

崇祯十五年到十六年，明朝的末日已经临近。李自成与张献忠两股义军将中原和西部搅得天翻地覆，而京师除了被动防备满清和起义军已经没有任何积极举措。趁着张献忠转战汉阳、武昌，秦良玉儿子马祥麟趁机收复襄阳。此时，李自成围攻开封数次十分吃力，凭借“开门迎闯王”的动员，还是深得中原穷苦百姓支持。张献忠拿下武昌后，李自成选择南下回攻襄阳。马祥麟于十五年秋给母亲秦良玉写信：“儿誓与襄阳共存亡，愿大人勿以儿安危为念！”而秦良玉的回信据说只有一句：“好！好！真吾儿！”马祥麟发动许多民众共同守卫，但大势已去，最终还是被李自成攻占，马祥麟身死。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开始称“新顺王”。中原官军主将左良玉之前被李自成在朱仙镇打败，一度朝襄阳退却，李自成追袭而来，左良玉根本不敢接战，从武昌劫夺一些漕粮和盐穿顺流而下，直奔九江，被两股义军的威势吓得逃之夭夭。一年后，张献忠准备转移，这才出兵偷袭汉阳，等待张献忠入蜀才收复武昌。

已入老年的秦良玉白发人送黑发人，爱子战殁殉国，而重入四川的张献忠大西军已经不同当年，一举拿下秦良玉家乡忠州，再占涪州（今四川涪陵）和梁山（今重庆市梁平区）。为四川总兵的秦良玉上呈全川形势给巡抚陈士奇，建议派兵守十三个关隘，但文人出身的陈士奇不善军事，之前偶然以说辞平息了松潘兵变，颇为骄傲。其实陈士奇不是小人，他与大西军对战还是蛮勇敢，宁死不降。陈士奇大骂劝降的张献忠：“世上岂有降贼的颜平原（唐代书法家颜真卿，英勇不屈被淮西叛将李希烈所杀）”，结果陈士奇被凌迟而死，时年57岁。不过陈士奇守城时去求秦良玉救援，秦良玉也不搭理。深刻体现了明朝文武官员、地方将领从来少有协作的精神，这一悲剧症结一直贯穿南明。

秦良玉找巡按御史刘之勃，刘之勃虽然同意秦良玉的防守计策，但身边无兵可派。秦良玉迫于无奈，独力前往救援失陷的家乡一带，但寡不敌众，被年仅二十出头的李定国击溃，当时还为张献忠的义子“张定国”。乘着打败秦良玉白杆兵的威势，大西军一举攻下泸州，跟着拿下重庆府。这时，从汉中逃来的瑞王朱常浩，以及巡抚陈士奇、兵备副使陈纁、知府王行俭等一批宗室和官僚，全被大西军俘获处死。张献忠亲率三路向四川省城成都挺进。沿路州县“望风瓦解，烽火数百里不绝，成都大震”。新任巡抚龙文光由顺庆（今南充市顺庆区）驰援成都，调总兵刘镇藩及附近土兵守城。一时“成都援兵四集，献忠使其众伪为援兵，混入城中，龙文光不能辨”。仅仅一个月，八月初七日，义军从四面同时攻城，里应外合，三日城破。

张献忠攻下成都，明藩蜀王朱至澍、太平王朱至渌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朝官员拒不投降，均被处死。就这么一批人，大难之前都不能团结，只会争吵。蜀王祖上擅长黄白之术，到朱至澍这一代都相当富有。之前曾犒劳重庆军3万，成都军2万。但张献忠大西军攻来，明军却无法抵挡。刘之渤建议再拿些银两多招募兵勇守卫，朱至澍却不肯听从，打算跑去云南。刘之勃劝谏，还与内江王朱至沂争执（蜀王府之前发现位于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以北的体育馆一带，而内江王府最近发现位于蜀王府东面不远鼓楼北街原文化宫一带）。张献忠攻到成都，朱至澍再拿钱出来招募，三天都无人来应征。张献忠攻到蜀王府，朱至澍与其他末代王族兄弟（是太平王还是内江王说法不一）妃嫔、宫女等投井自杀，张献忠手刃其尸而扔到江中。

另外，李自成的部将马珂趁机入川据守绵州，张献忠派四将之一艾能奇往攻不克，后来张献忠亲去指挥，马珂败回汉中。十月，李定国攻克保宁（今四川阆中市保宁镇）；孙可望下龙安（原明朝龙州宣抚使司，也是土司，嘉靖中改龙安府，今四川平武县龙安镇），使王运行守之，又率兵攻茂州（今四川茂县）。接着，艾能奇又攻克雅州（今雅安市）。四川大部已经在大西军掌握，于是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立大西政权。秦良玉退回石砫，张献忠派人前往招降，但秦良玉对将士说：“我兄弟二人都战死沙场我一个妇人，受国恩二十年。到现在这种地步，也敢与贼势不两立！”于是分兵守卫石砫境，张献忠到处招降四川土司，却再没来石砫。

今石柱县万寿山，秦良玉当年的营寨旧址

因张献忠称帝后对四川境内不断掠夺，引发明朝残余将领的誓死抵抗，大西军在四川根基一直不稳。而趁着明朝残余和起义军的互相厮杀，清朝的南征也在积极推进。南明弘光政权覆灭后，摄政王多尔衮的心腹何洛会已经展开对四川的攻势。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远在福建的隆武帝朱聿键派使节专程赴石砫，加封秦良玉太保兼太子太保衔，封忠贞侯（钱海岳的《南明史》为忠州侯）。不久，郑成功之父郑芝龙于福州降清，清军攻占福建，隆武帝在汀州府衙被乱箭射杀，清军进发江西与广东。

先于广东肇庆宣布监国的桂王朱由榔也加封秦良玉太子太傅，任四川招讨使，授命镇东将军督兵平定川中诸贼，之后放弃广东转移广西梧州。明朝残余势力直到全国大半被满清占据，抗清的念头才开始大过剿灭起义军，而李自成大顺军余部也率先转向扶持南明政权，这就是由郝摇旗、刘体纯和李过、高一功，先后退入湖南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联合抗清。

由于四川地方力量，南明各方势力和满清的收买，张献忠为了控制局面采取了极端手段，导致反对他的力量迅速高涨。到大顺三年（清顺治三年，1646），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受命进军西南，张献忠开始南撤。此时四川境内打着明朝旗号的武装力量已经汇集十万左右，张献忠同样处于内外夹击的不利局面，进发到彭山县江口镇与杨展激战失败，所以有“江口沉银”事件。

杨展，嘉定人（今乐山市），崇祯十年武进士第三名，早年追随杨嗣昌围剿义军，授参将。崇祯十七年，张献忠进攻成都，杨展与曹勋守卫不敌被俘，寻机跳江逃往新津。南奔犍为召集人马反抗大西军，反攻嘉定和叙州（今宜宾市），后被孙可望连连击败，退至仁怀（今贵州遵义市所辖仁怀市），得到南明弘光政权任命的王应熊支援。王应熊为重庆府巴县乐碛人（今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为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总督川、湖、云、贵军务专剿张献忠，给银三万两，赐尚方宝剑。王应熊名为督师，手下却根本无师可督。王应熊散尽家财，招兵数千人，开府遵义，推荐一批川将罗于莘、侯天锡、曾英、王祥，包括投奔的杨展。隆武元年（1645）八月引军进到巫山，组织川东一带武装抗击张献忠，发展至八万人，杨展与皮熊领军收复永宁（今泸州市叙永县），过鱼腹关经合江返回嘉定，继续扩大势力。

张献忠败退回成都，分兵给四子。杨展乘势击败四子之一刘文秀，很快收复嘉州（今四川乐山）、邛州（今四川邛崃）、眉州（今四川眉山）、雅州（今四川雅安）。而张献忠决定北上同清军决一死战，驻扎西充凤凰山。由大西军叛徒刘进忠引清军豪格部将鳌拜等大破营地，张献忠在此战败身死，年仅四十岁。永历元年（1647），郝摇旗护卫永历帝朱由榔居柳州，出击桂林。大败清军于全州（今桂林市全州县），然后进入湖南。次年，又同何腾蛟、瞿式耜的部队一起在湖南连连取得胜利，几乎收复湖南全境。也在这一年，云南黔国公沐天波邀请大西军南下协助其平定一些土司。由于张献忠已死，满清入川势头很猛，大西军四大首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决定与明朝残余联手，转弱为强，很快平定云南和贵州土司辖区，并占据四川大部。

而击败张献忠的杨展，本来一路追击大西军到汉州（今成都所辖广汉市）。张献忠兵败身死，杨展也与清军交手败退。永历元年，一度大破清军于资阳、简州（今成都所辖简阳市），但同样未能幸免悲剧收场。杨展为人性格傲慢，表面对待部下和百姓都还不错。他在四川诸将最为富强，传说是江口一战窃取了不少张献忠转移的财富。重庆府将领袁韬、武大定与李占春（陕西人，为人颇为骁勇，川将曾英的养子，当时封綦江伯，与李乾德共同收复重庆）闹内讧，部将李乾德劝杨展收留壮大势力，获得同意。因他们是迫于军中无粮饷才请李乾德说和投奔，尤其见到杨展一有屯田，二有财富，居然起了霸占的歹意，让李乾德宴请杨展，反而将其杀害。

南明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1648），明朝宗室朱荣藩自称监国于忠州，李占春为其所依赖，派使者征粮于石砫土司秦良玉，秦良玉认为朱荣藩是违礼僭越，没有答应。朱荣藩翻脸，遣军攻打。不久，崇祯元年的进士，经历崇祯、弘光、隆武、永历四朝的名臣吕大器（四川潼川州遂宁县北坝人，文武兼备的人才）侍奉父母在贵州。原贵州督师王应熊于永历元年秋在永宁土司城身亡，吕大器向永历帝上疏“川蜀地居上游，为国根本，川蜀安则楚粤俱安，宜及时收拾”。朱由榔晋升吕大器文渊阁大学士兼少傅，赐尚方宝剑，承制封拜，令代王应熊总督西南诸军。次年夏，吕大器经过涪州，李占春率部相迎，了解杨展遇害前后经过，包括朱荣藩攻打秦良玉。李占春通过吕大器才知道，朱荣藩根本不是什么明朝宗室，以《明季南略》卷十一《朱容藩僭乱本末》称，朱容藩本楚藩通城王府下一庶人也。后逃入左良玉军中假称郡王，引兵害人，为诸将所恶。后又到南京贿赂马士英，请以“镇国将军”监督楚营。永历立，容藩为丁魁楚所荐，掌宗人府事。永历素恶容藩，本欲斩之。其以贿内监庞天寿，得保全，后由楚进川。容藩假称“三省总督、兵部右侍郎”，一路招摇撞骗。李占春恍然大悟，恳请讨伐赎罪。于是，吕大器命李占春、于大海、胡云凤合攻容藩，李占春出兵救助石砫秦良玉，再联手于大海与容藩大战于三教坝（一名三角坝，属夔州，今奉节县兴隆镇）。容藩败走，逃入万县天子城。天子城不守，容藩复走云阳，追兵迫，竟拔剑自杀，余兵尽降。

这一年五月二十日（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1648年7月10日），已经七十有五的秦良玉寿终而死，川东父老如失“长城”。自张献忠入蜀以来，秦良玉石砫土司收容四方流民无数，周围忠县、涪州、万州前往投奔石砫多达十万，秦良玉在万寿山设立的营寨至今留存。直到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石柱直隶厅抚民同知王萦绪在谒秦夫人墓时依然感慨万千，赋诗：“惆怅松风谡谡声，肃瞻高冢忆生平，指挥欣仰红裙帅，披靡惊闻白杆兵。鸳袖折冲推长子，龙章宠锡动神京，于今剩有佳城在，衰草苍凉岁几更”。

在一代名臣吕大器的经营下，巴蜀算是稍微恢复元气，大西军也与永历政权开始联手，把抗清大业推向一个转折。但无可奈何，这一转折很快消逝，吕大器次年就病故在都匀府。孙可望、刘文秀收复四川时捉到了杀害杨展的袁韬、武大定和李乾德，除了李乾德一家被杀外，袁韬和武大定似乎被认为是替张献忠的失败而复仇，居然被留在大西军中。武大定还成了孙可望的贴身护卫，最后追随孙可望降清。而原本忠心明朝的杨展之子杨景新为了保住地位和利益，反而投降清军，追随清朝的巡抚高民瞻打回成都，成为了清朝驻四川的总兵。

之所以大费周章的回顾秦良玉及石砫土司兵在万历、天启、崇祯三朝的内外交困和疲于奔命，显然笔者并没有局限秦良玉一个人，也没有局限于秦氏家族与马千乘家族，历史的翻云覆雨，造化弄人似乎不可捉摸，又似乎自有天意。好比很多西南土司与明朝的命运犬牙交错，忠与叛，对与错，并不是我们当观众看影视剧那么黑白分明。明朝的土司家族也只是历史大潮中的一小股支流，尽管一些人是鼓起浪花的参与者，但大多数还是随波逐流的无名之辈。今天说起来一个个家族号称统治某一地方动辄数百年，可今天真正被后人弘扬纪念或传下大名的也并不太多。

改朝换代之际，尽管西南三省有不少土司一直坚持追随明朝抵抗满清，甚至最后跟着南明军队不断迁移。一些土司则态度中立，等到南明大势已去才相继归顺清朝，也有少量土司清军进入西南就选择投诚，如湘西的某些土司和丽江著名的木氏家族。由于多数土司抵抗比较坚决，清朝招抚土司政策比明朝更加优厚和宽容。后来虽然逐渐纳入清朝统一，但依然有一些收容反清复明的流亡人员。所以，雍正时期，为了加强统治开始大举改图归流，直到乾隆中期四川大小金川（分别为今四川小金县和金川县）平定。虽然当地藏族土司不能算还忠心覆灭已久的明朝，但据说他们收留了暗中反清复明的汉人通司（就是翻译）王秋，他还潜伏川陕总督张广泗身边误导用兵决策，导致张广泗被押送北京问斩，乾隆依然是为了彻底剿灭明朝的残余影响才坚持两度用兵，最后将大小金川改土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