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清碰到晚明 ——辛亥背后的难题与机遇

摘自：同舟共进     文/李扬帆

尽管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中国的民族认同诉求问题却是辛亥革命要解决的重要的历史遗留问题。辛亥革命之反帝反封建并不彻底，令人深思的是，其最大的成功却在于对明清易代的遗留问题做出了完满的解答，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多民族共和的国家体制构建问题，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集体认同。这是晚清对晚明作出的跨越时空的回应，是辛亥革命民族认同诉求的巧妙转轨。

反思辛亥革命，需要跨越3个世纪返回明清易代时期。

近世以来，中国真正的认同危机出现在明末清初的文化和政治局势突变之中，它导致中国人在国家认同上感觉到了危机。明清易代导致中国认同出现“解构”，而晚清革命则面临“重构”中国多民族认同的合法性问题。

夷狄的出身问题是困扰清朝前期统治者的一个关键问题。有学者认为，“清代政治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合法性问题，即如何将满洲王朝重构为一个中国王朝”。满洲统治集团对自己身份的认识、对中国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均包含了身份认识。通过舆地政策和地理学、版图绘制等，得到天下的满洲厘清和重塑了帝国的地理形象。但是这个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并遗留至晚清。

由于中国自身的传统思想、自身的条件限制了辛亥革命，为塑造革命的正义性、正当性、合法性，革命者不得不将“排满”作为最重要的核心诉求，以此确立自己的身份。这个过程也是中国自身历史遗留问题在近世的凸显，又何谈西方冲击开启了中国的革命？事实上，西方近代革命思潮对中国的影响仅限于口号，远不及中国历史自身逻辑发展对中国革命内在本质的决定性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强调“国粹”是必由之路。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身份认同逐渐明晰，并随着革命的推进而将单一的排“满洲民族”转化为排“满洲统治”，将单一的“皇汉”思想，转化为多民族共和的思想。以排满为契机，遽然实现了中华民族身份的重新塑造。

身份认同的政治诉求又必然伴生民族主义的兴起。晚清中国世界观巨变的一个特点就是因身份认同需要而伴生的所谓“民族主义”思想的迅猛觉醒。

晚清的民族主义，既对明清易代时期的身份迷失问题产生了历史的回应，又对中国内忧外患局面作出了呼应，所以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况：中国并没有走向欧洲输入的经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one nation, one state，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用民族主义“拯救”不了中国历史，其原因有三：首先，欧洲的民族国家之兴起以分立为国为主要结构特征，而近代中国以五族共和为主要特征，这恰恰是明清易代带来的历史后果，印证了中国历史自发的主体性。其次，天下观的包容性为中国的身份转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并非欧洲民族主义为中国的身份重构提供了思想基础。其三，晚清各种政治派别的领导人最终无法超越存天下于心的价值观。

晚清中国知识官僚阶层已经“反满为汉”，在寻求民族国家构建的途径时，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即他们可以利用国内的民族身份纠葛――其中主要是与“满清政府”的纠葛，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进而最终改变立场，上升到将“满清”纳入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高度。伴随着“排满”这一政治话语的不断实践和嬗变，各种把中国塑造成为民族国家的思想逐渐在纷争中走向“共和”。这是中国历史中晚清对晚明（明清易代）的呼应，恰如“满清”入主中原以后，将自身与“他者”汉民族的身份认同融合在一起，只不过晚清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的推动是经过反满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民族国家和王朝利益之分野被严峻地挑出来之外，大清所具有的满洲独特身份在这个时候成为众矢之的是最明显的政治问题。因此，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需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民族国家利益、王朝利益和“满清”民族身份与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多重纠葛。

“排满”思想直接与“谁合法拥有中国”的问题相关。在关于“中国”的历史叙述中，最不容易被规整地纳入“中国”的，就是蒙元与“满清”两个少数民族王朝。这两个王朝能否被称为“中国”王朝？今天的历史学家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仍存在尖锐的分歧。

以明清易代的身份迷失问题而言，太平天国和晚清革命党人最初都是以排满作为大旗而聚合政治力量的。但是，革命党人迅速发现了排满和革命后建立民主国家存在矛盾，于是，将排满巧妙转化为一种反专制和排满洲统治者的民主意识。排满最终成为了革命的旗号而并非目的，但却对中国近代民族身份的重新塑造产生了深刻影响。

太平天国起义在塑造新的意识形态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这是由其领导者本身的局限性导致的。这样一个混杂了传统造反思想、帝王思想、均贫富思想、西方基督教思想以及传统迷信神话思想的农民运动，注定不能成为新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过，太平天国的“排满”思想却具有实质意义上的政治价值，它是在“满清”入主中原200年后，第一个真正将这个政治主题重新提出并付诸大规模实践的群众运动，对于重新塑造“中国”身份的认同具有重要价值。

从太平天国运动到孙中山早期的政治诉求，都体现了明末清初中国政治巨变后隐埋的中国身份认同问题。而革命党人对太平天国的排满思想也是全盘继承。这就是中国政治内在的延续性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降临所产生的历史性影响。

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列举辛亥革命的思想家们是如何将反满作为政治诉求去宣传的，仅举革命胜利后之一例，即可说明问题。1912 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紧接着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在13日向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另一件是在15日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作为大典的一项内容，孙中山亲率“国务卿士、文武将吏”拜谒明孝陵。这次拜谒活动，以孙中山的名义发表了两个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谒明太祖陵文》。前一篇是“祝告文”，后一篇是“宣读文”。

孙中山在《祭明太祖文》中说：

在另一篇《谒明太祖陵文》中，孙文继续高调赞唱：“奉兹大柄，还我汉人，皇汉民族，既寿永昌。呜呼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

这次祭祀明孝陵的活动，包括上述以孙中山名义发表的祭文，当然不只是孙中山的个人活动和个人认识，而是中国人之共识：由于将反满（排满）作为革命的指针，故一切有助于反夷狄的人都会被贴上正义的标签。

朱元璋何等专制暴虐，与满洲皇帝并无二致，唯因其反元，与辛亥革命者的反满异曲同工，是以大肆祭奠之，由此使辛亥民主革命的性质遭到了恶意的玷污。这是孙中山一辈革命者所具有的通病，一种集体的无意识状态。

把蒙古族、满族看作外国人，把元和清看作中国的亡国史，今天看来，这种说法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但是，这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中国革命家和思想家中，却是普遍持有的观点。从孙中山到章太炎、邹容、鲁迅，无不如此。而且这种观点还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到了20世纪30年代还有人这么说。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自然是由清末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并举这样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同盟会初创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本身就是一个混杂了朱元璋的主张、太平天国的主张和资产阶级革命主张的多元化的旗号。而对普通民众而言，最能轻易理解和接受的是朱元璋的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和太平天国的主张（平均地权），对于“建立民国”，他们不可能有所认知。对革命者而言，虽然他们坚信源自西方的民主共和思想是他们革命的最终理想，但囿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上他们自身难以割舍的强烈的反满情结，使得辛亥革命成了一种混杂多种政治诉求的“革命”。

辛亥革命元老阎锡山说：“辛亥之改革，可以说不是民主主义的力量；有之，亦不过一二分，其余一半为利用时机力量，一半为排满主义的力量。”

既然一半是因为排满主义的力量，那么排满主义论者是如何自圆其说、实现排满（反满）思想的嬗变的呢？孙中山从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二元特性进行了协调：“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分做两次做……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在与改良派的论战中，1908年《民报》声明：“居今之中国，所为革命之本义维何，则仇一姓一族是也。夫为我汉族不共戴天之仇者，就广义言之，厥为满族，更进而言之，实则满族中之爱新觉罗之一姓。”巧妙地将家天下的爱新觉罗姓与满洲民族分开，将排满转化为排满洲之统治者。

上述转变得益于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1905～1907）。或者说，是改良派（立宪派）逼着革命派把反满问题讲清楚。民族建国是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同要求，但在如何建国以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他们则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概而言之，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排满”与“合满”的分歧；其二是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还是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的分歧。

既然“排满”实际上已经没有了标靶，那么，诚如梁启超所说：“自今以往，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以对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以建立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中国边缘地带的重要性，是历朝历代中国政治主流都很关心的问题。如果失去边缘地带，也就事实上失去中国的身份。当“反满”诉求的政治危险与当时日益突出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浪潮背景结合时，革命派不得不重新思考构建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巨大政治风险。“华夏边缘的维持与华夏的统一实为一体两面。如果我们将中国人或华夏比喻为一个木桶，华夏边缘就像是紧紧将所有木片（代表不同地区的华夏）合拢在一起的铁箍，铁箍一断，木桶就散了。这便是为何在历史上，中国常不惜代价来维持此边缘的原因”。（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孙中山也开始把“民族革命是要灭尽满洲民族”的主张视为“大错”。他曾在东京纪念《民报》创刊一周年时发表演说，特别强调：“有最要紧一层，不可不知：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绝无寻仇之理。”――不愧是革命领袖，站得高，看得远，孙中山很快就从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中走了出来。

晚清中国的民族主义，至此蜕变成了国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