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郑氏集团的末路：澎湖海战与施琅收复台湾
2024-05-30
来源:芝兰学社
对于身处大陆对岸的台湾而言，17世纪中后期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期。在短短半个世纪内，台湾经历了从明朝属地，到荷兰殖民地，又成为郑氏集团大本营再到清朝领土的转变。同时，这种变化也伴随着两次大规模的战事：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役，与清朝收复台湾之战（也称澎湖海战）。
1661年，郑成功率郑氏集团由闽攻台，经过八个月的激战，最终成功驱逐了盘踞台湾达38年之久的荷兰殖民者，令台湾回归中华怀抱（关于此战具体情况，可详见我社之前文章），这为日后“台湾是中国合法领土”这一事实提供了法理依据。郑氏集团成功入主台湾后，便把此处作为反攻大陆的后方基地。至此，郑家开始了对台湾二十多年的统治。郑氏集团在台湾积极推行屯垦制度，寓兵于农。为解决缺粮问题，郑成功在台湾大力推行屯田。数年以后郑军不但可以自给自足，而且还有余粮上缴给政府。另外，郑氏又鼓励大陆沿海居民到台湾从事开垦，帮助台湾原住民提高生产技术。在郑氏统治台湾的二十余年里，台湾本地的综合国力大大提升，郑氏也由私掠集团逐渐转变为威震东海的庞大政治实体。
但在收复台湾的第二年，郑成功就患急病逝世。在他死后，郑氏集团分裂为占据金门、厦门等地的郑成功长子郑经与拥有台湾驻军将领支持的郑袭两派。两派人马矛盾重重，而身处金门的郑经显然是更有实力的一方。1662年11月，郑经借与清廷议和之际，以迅雷之势挥师台湾消灭郑袭一派，成为郑氏集团新的领导者。而作为新一任延平郡王的郑经，所面临的局势更加复杂。被郑成功赶走的荷兰人卷土重来，与清廷组成了短暂的利益同盟：1663年10月，荷兰海军突袭厦门、金门，郑氏水师急忙撤退。清军趁机夺回厦、金两地，并宣布与荷兰人的合作破裂，驱逐了所有荷兰军舰，上演了一出空手套白狼。紧接着在1664年，清军攻陷铜山，郑氏集团就此失去了在大陆的全部据点，孤悬海外。
退守台湾的郑经将重心放到了经济建设上：他治下的台湾，政策上基本沿袭郑成功的旧制，进一步扩大屯田数量；另外，郑经以陈永华总理政事，以刘国轩掌管军事，积极发展农业与对外贸易，使得台湾的经济得以恢复与发展。在对外贸易上，郑经又能充分利用台湾的地理优势，成功把持了东西方商路的节点，屡屡从中受益。台湾的经济也在这一系列政策下得到了初步的发展。这也成为郑氏集团能够长期以台湾一岛对抗清王朝的根本原因。
而对于在东北以骑射起家的清王朝而言，海上力量的缺乏一直是清军无法彻底剿灭郑氏集团的重要原因。另外一点，清廷对于南方省份各沿海省份一直以来都是鞭长莫及。显然，以当时清王朝的视角来看，占据着云贵、广东、福建数省之地的三藩才是大清王朝的心头之患。因此对于孤悬海外的郑氏集团，清廷一开始的态度是将其视为东南边患，在攻取郑氏在大陆的全部据点后便采取了消极的海禁迁界政策，试图断绝台湾经济。
但大量人口内迁必然会在沿海留下权力真空，郑军趁机夺回厦门，通过重金贿赂清朝将领和官员，与当地百姓合作，获得了稳定的大陆物资来源，“踞厦门，斩茅为市，禁止携掠，平价交易。泛沿海内地穷民，乘夜窃负货物入界，虽儿童无欺，自是内外相安,边疆无衅,其达豪货物，聚而流通台湾，因此而物价平，洋贩愈兴”。清军因水师实力不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处于战争被动的一方，清郑双方就此陷入了漫长的拉锯战。而在清廷同郑氏数十年的对抗中，一直采用先抚后剿，剿抚并用的手段来削弱郑氏集团实力，清军也吸纳大量郑氏降将，而在这一过程中，清廷也在挑选一日后能够平定台湾的将领，而施琅便是这个时候进入清军的视野：
施琅是福建泉州晋江龙湖镇衙口人，祖籍河南省固始县方集镇。少年时代的施琅学书不成，所以弃文从武，十七岁便从军，成为明将总兵郑芝龙的部属。施琅战不畏死，每到作战的时候总是身先士卒，屡立战功。后来调任郑成功部下担任左先锋一职，追随郑成功进行抗清斗争。后随郑芝龙降清，但因不得清军重视，又在广东李成栋反正时逃回郑成功军中。成为郑成功部下最为年少、知兵 、善战的得力骁将。
而随着施琅的实力开始膨胀，他本人的性格中不服约束，不听管教的一面也不断暴露出来：在进攻厦门的战斗中，施琅虽亲自率领部卒数十人奋力作战，一举夺回岛上大部，但数次违反郑成功将令，甚至对郑成功本人的能力也颇有微词。战后，虽然郑成功肯定并奖励了施琅的功绩，但郑成功对施琅的傲慢跋扈却怀有戒心，不肯归还施琅的兵权，施琅也对郑成功对其的打压大为不满，两人之间矛盾也在逐渐加深。
1652年（顺治九年），曾德事件导致施琅与郑成功公开决裂。曾德本是郑氏旧将，但常常在军中受施琅节制，一直郁郁不得志，大有怀才不遇，有功不赏之感。施琅被削去兵权之后，曾德为求出人头地，利用过去在郑氏军中的关系投入郑成功营中充当亲随，即所谓“恃郑氏亲昵，逃于郑所”。施琅听到消息后，大为愤慨，派人把曾德捉回斩首。郑成功“驰令勿杀”，施琅却悍然不顾，“促令杀之”。郑成功见施琅违令擅杀郑氏旧将，断定他是反形已露，于五月二十日密令援剿右镇黄山以商量出军机宜为名逮捕施琅之弟施显，同时又命右先锋黄廷带领兵丁包围施琅住宅，将施琅和他的父亲施大宣拘捕。施琅被捕后，在一些亲信部将和当地受施氏恩泽的居民的掩护和帮助下逃到大陆，再次降清。郑成功获悉施琅已经逃入清军之后，怒不可遏，下令处斩施大宣、施显。施琅得知父亲和弟弟被杀的消息，对郑成功恨之入骨，死心塌地投靠清朝，一意同郑氏为敌。
顺治十三年（1656年），施琅随清定远大将军济度进攻福州，数次向济度进言军务之事，因功被授予同安副将的职务。后调北京任内大臣。在京期间，他一面继续上疏征台，争取顺治皇帝的支持；一面广交朝中大臣，争取他们对统一台湾事业的理解和支持。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廷升任施琅为同安总兵。康熙元年（1662年），施琅升任为福建水师提督，遣军击败郑经进攻海澄的军队，并两次主动出击，进攻澎湖列岛，但两次均因台风而不得不半途而废。在福建水师提督任上，施琅按郑氏水师的练兵方式训练清军水师，更是多次上书清廷将台湾纳入清朝的版图。施琅这一主张，受到以鳌拜为首的中央保守势力的攻击，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为借口，将他的建议压下来。施琅的议谏被束之高阁，甚至裁其水师之职，留京宿卫，长达13年，但他仍然矢志复台报仇，实现自己的意愿。在京之日，他密切注视福建沿海动向，悉心研究风潮信候，每天在府内耐心等待朝廷起用。
1673年，吴三桂发动三藩之乱，广西，湖南，四川数省陷入战火。很快，郑氏台湾也卷入了三藩之乱的漩涡之中：康熙十三年（1674年）4月21日，耿精忠响应吴三桂发起的叛乱，以提供战船给郑经，换取出兵，郑经应允此事。五月，郑经授职世子郑克臧为监国，命陈永华辅政，亲率主力前往闽南。这时，耿精忠已经攻占了整个福建省，认为郑经兵力太少，违反了和他共同作战的约定，拒绝郑经的要求。于是郑军立即占领海澄、同安两地，双方交恶。
失去了盟友的郑经陆续攻克泉州、漳州、潮州，这使得自认“福建王”的耿精忠大为光火，双方针对泉州进行了一系列军事冲突，最终因清军的压力而重新合作。郑军在议和之后迅速西进，郑军大将刘国轩击败尚之信，郑经自己率军抵达海澄。六月，潮州降而复叛，郑经亲自包围漳州，于十月初六攻陷。康熙十五年（1676年），这时郑经已经拥有漳州、泉州、潮州、惠州四座首府，势力达到全盛。
虽然郑军一路高歌猛进，战果连连，但却在战略上将自己置于险境：广东的尚之信在军事压力下也加入了反清的阵营，福建的耿精忠也算得上郑氏的半个同盟，此时的郑氏集团附近都是盟友，无法夺取清军的领土，因此与盟友冲突不断。康熙十五年五月，耿精忠打算会合吴三桂进攻江南，征召汀州总兵刘应麟出师，刘应麟不愿派兵，暗中联络郑经，攻下汀州。这件事造成郑、耿同盟再次破裂。耿精忠面临南北两方的战局，只好再次向清朝投降。这直接造成了郑氏在大陆的全面战略失败。
在耿精忠降清后，郑经必须直接对抗清军主力。郑军主动出军，以水陆两路3万人进攻福州，但于十月十五在乌龙江被清军击败，清军多火器，又善于利用地形，多次将郑氏水师引入沿岸水道之中，以优势火力打击，郑军主力在福建被大量消耗，从此不敢再主动进攻。康熙十六年，漳州、泉州、潮州等地相继失守，郑经只得退回厦门。康熙十七年十二月，清朝再度恢复迁界令，北从福州、南到诏安的沿海都设立要塞，并且盖围墙当作界线，使得郑氏的商业活动大受打击，无法再透过贿赂清将进行交易。并且经过多年的征战，郑氏集团的财务已经严重透支，军队又缺乏补给，郑经只得放弃东南沿海的所有据点，只得龟缩在厦门。
为能全力镇压吴三桂与其孙吴世璠，清廷一改往日对郑氏的敌对态度，多次遣使前往台湾议和，并提出如果郑军撤离大陆沿海岛屿，退守台湾，就答应台湾变为藩属，与台湾“通商贸易，永无嫌猜”。郑经与清军多次交手，双方均有战有和，郑经一边与清廷和谈，一边又率郑军的最后主力进攻闽南。康熙十七年六月初十，郑军攻陷海澄，但接下来在漳州、泉州一带的战斗，都没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战况出现逆转，在拥有了一大批熟悉郑军的将领后，清军也数次发动攻势，清军东路军主力南下，郑军数战皆败，只得退回金厦一带，彻底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反攻，就此成为台方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梦想。
康熙十九年（1680年）正月，清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率舟师进攻金、厦。郑经以右武卫林陛督师抵御，刘国轩部亦从海澄来援，清军利用地理优势，将郑军主力困在厦门，金门两岛与大陆之间的水域之中，并使用大量火器向郑军射击，郑军数战皆不利，死伤者甚众。郑经只得率数千残兵败将退回台湾。台湾至此已完全失去战争的主动权。郑经撤回台湾后，将军国大权均交由陈永华、冯锡范、刘国轩几人，终日以酒乐慰己，其母董夫人见而责之曰：“七府连败，二岛亦丧，皆由汝无权略果断，不能任人，致左右窃权，各树其党。”郑经无言以对，整日郁郁，最终于第二年脊背生疮，一病不起。
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二十八日,台湾郑氏政权的第二代统治者郑经病逝,其长子监国郑克臧嗣位。因辅政十余年，同时又是郑克臧岳丈的陈永华已经离世，大权尽归冯锡范所有。两天后,即三十日,权臣冯锡范联合郑氏各方，以郑克臧非嫡系为借口而将其绞杀，并拥立郑经次子郑克塽为延平王。郑克塽乃冯锡范之婿,且年仅十二岁,其叔郑聪为辅政公,而实际大权由主持政事的冯锡范和握有军权的刘国轩掌握。这起政变,导致郑氏集团内部“叔侄相猜,文武解体,政出多门,各怀观望”,可谓是“贼势内乱,机实可乘”。
台湾郑氏集团政变后不久,隔海相望的福建总督姚启圣得知“东宁废长立少，主幼国疑，权门树党，人心失望，可乘时进取之机也”。姚启圣是于康熙二十年四月,先后收到明郑政权官员傅为霖和廖康方的享报同时,姚启圣又收到他派到台湾密探的享报,证实了傅、廖二人消息的可靠性。于是,姚启圣于同年五月十九日上书康熙帝“是郑经已伏冥诛,长子绩死,伪冯侍卫自立其婿,乃天亡海逆之时也”。康熙帝随即于六月七日发出谕旨“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柞,提督诺万、万正色等,其与将军喇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志,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时机。”
此时，台湾政局混乱，冯锡范擅权，迫害各方人士，郑氏官员向心力开始动摇，负责与清朝谈和的傅为霖甚至愿当内应。姚启圣认为现在正是进攻台湾的好时机，但提督万正色仍反对对台出兵。姚启圣知道施琅仇视郑氏，必能全力帮助他击败郑军，便向康熙帝推荐施琅。康熙帝也不满万正色反战的态度，便同意施琅担任水师提督，万正色调任陆师提督。
施琅上任后积极备战，此时清朝进取台湾的军队实力不过为“所用水兵止一万一千余名,所用陆兵实有二万余名”,“水陆配船未定”。此时造船练兵,为当务大事况且,施琅上任不久,“十月初六日抵厦门视事。点验船兵,全无头绪”。于是,施琅便开始“一面整船,一面练兵,兼工制造器械,躬亲挑选整溯”。至康熙二十一年四月,“船坚兵练,事事全备……将士摩拳擦掌,人人思奋”。宁海将军喇哈达、侍郎吴努春“到厦门看阅”,“交口称赞不已”’“。此时,福建水师已有“精兵二万有奇,大小战船三百号”。此外，施琅大量任用本家亲族作为水师将领，来弥补清军缺乏能战水军将领的不足。他的四个儿子第四子施世骥、第五子施世马来、第六子施世膘和第七子施世弊。以及侄儿施韬、侄孙施士祯、堂弟施肇勋、施肇攒、堂侄施世禄等一大批亲人进入清军指挥层。施氏就此一跃而成为了东南大族。
而在准备攻台的同时，施琅也与姚启圣产生了关于军权的冲突。按照康熙帝原本的规划，攻台一事由总督姚启圣、提督万正色、巡抚吴兴祚同施琅一同商讨作战，但施琅却打算排除姚启圣等人的节制，以便能全权进攻台湾。不过康熙帝只同意将吴兴祚调离决策层，令其负责清军后勤，仍然命令姚启圣和施琅共同出兵。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初五（1682年6月10日），清军水师主力抵达铜山岛。但姚启圣和施琅两人的矛盾依旧存在：两人争执出兵攻台时机，姚启圣主张稳妥为上，冬季出兵，可利用自大陆而来的风力，顺风而下，一举击溃郑军；而施琅却主张在夏季出兵，出其不意，利用夏天的南风突袭在澎湖的郑军主力，一战定乾坤。两人在军事上的矛盾导致清军迟迟无法出兵，但攻台已迫在眉睫。为全局考虑，能彻底解决台湾问题，最后康熙帝于十月初六决定由更善海战的施琅负责前线作战，姚启圣改任后勤作业，施琅如愿取得统帅权和对台战事全权。
而战前的清朝依旧对台采用剿抚并用的策略，原先总揽福建军政的姚启圣在军权旁落后，为避免施琅独得战功，转而和郑氏谈判。并再次提出“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纳贡可也，不称臣，不纳贡亦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福之日本”的和谈条件。但主将施琅尽力阻挠和谈进度，同时清廷也反对对此时的台湾过于温和，和谈主题改为要求“郑氏登岸来朝，剃发易服，用正朔，交出所有藏匿的反清之人”。但郑氏负责谈判的刘国轩不接受剃发易服，谈判因此破裂。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五月二十三日，康熙帝宣布终止和谈，下令施琅尽快进攻，澎湖海战正式爆发。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施琅亲赴铜山岛集结水师，姚启圣也调拨3000人同施琅出征（岛内清军24000人，大鸟船70艘、赶缯船103艘、双帆居船65艘）。
而为防止清军南下，冯锡范令刘国轩率郑军主力驻守澎湖列岛，以右武卫将军何佑督诸军守鸡笼、淡水，两方拱卫东宁（台湾）。刘国轩抵达澎湖后，在娘妈宫、风柜尾、四角屿、鸡笼屿筑城；东莳、西莳、内堑、外堑、西屿头、牛心山设置炮台。同时在海边建造矮墙并配置火铳，阻止清军登陆。另一方面，刘国轩在郑军中选拔敢死精壮，将远洋商船均改为战船，将台湾各公私船只尽数修缮，又征集澎湖当地炮船、鸟船、赶增船、洋船、双帆舰等，一时号称战船二百余号，兵丁两万余。
六月十四日，施琅自铜山岛进发，号称战舰六百余艘、军士同水师近五万余。此时正是施琅计划的绝佳时机，郑军主帅刘国轩果然判断失误，六月本是台风高发期，台湾海峡水情难测，认为清军此战不过佯攻。但施琅于十五日到达澎湖列岛南部的猫屿、花屿，打破了郑军的部署。不过，此时的刘国轩依然自信，笑称“谁谓施琅能军,天时、地利尚莫之识诸军但饮酒以坐观其败耳。”“盖澎湖六月北风,常有咫风至八罩流水湍急,岛下有老古石,刚利胜铁凡泊船下锭,遇风立坏,故国轩以为喜也。”。郑军镇军将领邱辉提出趁清军立足未稳之际，“领战船十只”突袭清军营垒。但刘国轩意图求稳，计划以逸待劳，坐视施琅在澎湖列岛的南部八罩岛泊船扎营。
十六日，施琅进攻澎湖娘妈宫，以速度快的鸟船当作先锋。刘国轩令林升、江胜指挥主力水军；邱辉为先锋，自己在娘妈宫港口督战。右武卫林升率其部直冲清军战阵，当时受风势阻扰，清军不敢贸然前进，只有以蓝理为首的7只舰队突入郑军，但所向披靡的林升部迅速击退了清军的反攻。首战不利，施琅再派出第二波鸟船部队，交战不久后开始涨潮，一些清军船只被海水冲向岸边，郑军趁势将舰队分成两翼包围清军。 施琅见状赶紧突入郑军，想解救被围困的船只，却被林升率军包围。施琅在交战中被火铳射伤右眼，而林升也被大炮打断左腿。主将受伤使得郑军失去指挥，施琅借机撤离战场，到西屿附近的海上休息。刘国轩担心有埋伏，且郑军缺粮，唯恐军士溃散，于是不再追击。
十六日夜，施琅抛泊澎湖西南海域之上，保持战斗阵型，见郑军未出击，便放炮收军回营。十七日，清军主力返回八罩岛。八罩岛附近水流湍急，周边暗礁环绕，刚利胜铁，凡泊船下锚，遇风立坏，因此郑军也不再发动进攻。刘国轩在澎湖海战中的战略思想就是防守,防守, 再防守，期待咫风降临，郑军可不战而胜。正是刘国轩的这种思想,战争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施琅手中。
随后的数日内，清军多次对郑军发动小规模突袭，而主力未出动，整个澎湖战场上陷入了短时间的静默中。“十八日,进取虎井、桶盘屿。十九日,臣坐小赶增船往澎湖内碍内舵船分二股,细观形势。二十、二十一两日,故用老弱骄兵之计,用赶增、双帆假攻碍内、内外堑,以分贼势。”施琅在经过数日的决策后，下令调动主力水师，与郑军决一死战。
二十二日早七时，决战时刻来临，施琅决定发动总攻击，将舰队兵分三路。计划如下：
中路军作为主力进攻娘妈宫，分成8队，每队有7艘船，由施琅亲自指挥。
左右路军各分得50艘战船，右路军由总兵陈蠎等从澎湖港口东侧东莳攻入鸡笼屿、四角屿，之后会合中央部队夹攻郑军。左路由总兵董义等从澎湖港口西侧内堑攻入牛心湾，让郑军误判清军要在此地登陆，吸引郑军主力，为其他两路争取时间。
“遣臣标随征都督陈蟒、魏明、副将郑元堂领赶增、双帆船船共五十只为一股,从东畔碍内直入鸡笼屿、四角山为奇兵夹攻。又遣臣标随征总兵董义、康玉、外委守备洪天锡领赶增、双帆船共五十只为一股,从西畔内堑直入牛心湾,作疑兵牵制。将大鸟船五十六只居中,分为八股,每股七只,各作三叠。臣居中为一股,兴化镇臣吴英领一股居左,平阳镇臣朱天贵、臣标前营游击何应元合领一股居右,金门镇臣陈龙领一股在次左,臣标署中营参将罗士扯、署右营游击蓝理、署后营游击曾成合领一股在次右之右,署铜山镇臣陈昌领一股在次左之左,海坛镇臣林贤领一股在末右,厦门镇臣杨嘉瑞领一股在末左。尚有船八十余只留为后援。”
施琅率领清军主力船队,向刘国轩镇守的娘妈宫发起进攻。这里正是郑军主力之所在。郑军也在各处炮城的掩护之下,派出炮船、鸟船、赶蹭、大小各船出海应战清军。根据施琅记载,郑军每艘炮船均安放“红衣大铜炮一位,重三四千斤,在船头两边安发煊二十余门不等,鹿镜一二百门不等。”同时,由于郑军炮城和炮台的掩护,战场顿时“炮火矢石交攻,有如雨点。烟焰蔽天,咫尺莫辨”。清军占据兵力优势，以六船攻郑军一船。刘国轩令江胜、邱辉等悍将迎战，各奋死力，清郑双方激战,从辰时七点到九点为辰时持续到了申时十五点到十七点为申时。郑军被清军“用火桶、火罐焚毁大炮船十八只,击沉大炮船八只,焚毁大鸟船三十六只,赶增船六十七只,洋船改战船五只。”郑军还遭遇清军火船,被乘风烧毁“鸟船一只、赶增船二只。”
郑军全面崩溃，征北将军曾瑞、定北将军王顺、水师副总督左虎卫江钦、统领右先锋陈谅、戎旗二镇吴潜、援剿右镇郑仁、援剿后镇陈启明、宣毅左镇邱辉等四十七员大将全部战死,以及其余“协营领兵监督、翼将、正副总班、总理、监营候缺将小头目,焚杀溺死约计三百余员”。刘国轩眼见大势已去，率领残余部队从北面吼门退往台湾，施琅遂占领澎湖。澎湖各岛郑军都向施琅投降。清军阵亡329人，伤1800余人，船只无一损失。澎湖本岛守将杨德见海战大败，刘国轩已推往台湾，己部孤立无援，于是只得率领手下一百六十五员官将,四千八百五十三名士兵投降清军，剩余各外屿守将见状也纷纷请降。历时一周的澎湖海战就此宣告结束。
澎湖一战后,施琅便按照“功罪格例,赏罚期必严明。行间将士,首先冲锋破敌,自当题叙”，对有功将士进行奖励。而对于郑氏投诚官兵,施琅则令其剃头，“伪镇营赏以袍帽,贼众给以银米”。另外，对于澎湖一战清军死伤官兵,施琅则给予优恤“将被伤官兵,按其轻重,一等伤每名给银三两,二等伤每名给银二两,三等伤每名给银一两,以资药费。死亡者酌给银两以济棺硷”。在大战之后，施琅保持着一位优秀将领的头脑，没有急于进军台湾，而是先行修整军队，稳定后方，等待补给。在修整期间，施琅考虑台湾水道非常险恶，进军困难，所以决定暂缓进攻，采取攻心战术，让郑氏集团从内部自行崩溃。同时，施琅下令禁止清军杀戮，张榜安民，发布《安抚输诚示》。又派原刘国轩副将曾蜚赴台与郑氏商议归降之事。还拉拢郑军将领为内应，这一系列动作下来，郑军内部军心涣散，将领也纷纷与施琅私下接触，退居台湾本岛的郑氏已经山穷水尽。
台湾军民得知澎湖战败，刘国轩逃回台湾后，士气大挫，风声鹤唳，各怀戒心。为了延续政权的生存，有将领提出“今日澎湖失守,台湾势危,不如将大小战船暨洋船配载眷口兵士,从此山边直下,取吕宋为基业。”此计划一出,“兵弃遂恃强横为,讹言四起`当大抢掠而去。’是以百姓惊惶,昼夜不安。”刘国轩得知后,即提出反对意见，最终使得吕宋方案不了了之。此时,清政府仍然实行“剿抚并用”的政策：大兵压境的同时,施琅、姚启圣等清军高层不忘对郑军实施招抚。姚启圣给施琅送去招抚郑氏官兵所需银两,并告诉施琅“凡降卒皆大责而遣之归,以携台人之心”。而施琅为了保证郑军俘虏的安全,“下令戮一降卒,抵死”。受到优恤的官兵回台后,“展转相告,欢声动地。诸伪将伪兵闻之,争欲自投来归,禁之不能止”。这彻底动摇了郑氏集团的统治基础,台湾下层军民也是纷纷祈降，郑氏的败亡只是时间问题了。同时,施、姚二人再次对刘国轩展开招抚，在得到施、姚二人的承诺后，刘国轩决定降清。在郑氏集团最后的日子里，他不仅同冯锡范据理力争,而且还积极劝说郑克塽降清。为确保劝降的顺利进行，七月十三日，施琅率军在台湾登陆，这成为压垮冯锡范和郑克塽的最后一根稻草。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延平王郑克塽于台湾承天府向施琅投降，并于八月十八日剃发易服，统治台湾二十年的郑氏王朝正式宣告灭亡。
郑氏集团覆灭，使得过去数十年盘踞在清朝东南方的边患得以有效解决，但随之而来的便是关于台湾的留存问题。当时，清廷内部对台湾地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是否留台存在争议。施琅上疏力主留台卫台。在分管兵部的清朝东阁大学士潘湖叟、黄锡衮的支持下，施琅的意见打动了康熙帝和朝中大臣，清廷终于决定在台湾设府县管理，屯兵戍守。而镇守台湾的这一任务就交给了施琅施琅就此开始了对台湾的初步管辖。
在施琅的治理下，规定“赴台者不许携眷。琅以惠、潮之民多通海，特禁往来。”严禁广东客家籍人渡台，理由是那里出的“海盗”多，以及“惠潮之民多与郑氏相通”;对其他地区的人民渡台也严加限抑，竟然规定渡台人员不得携带家眷，也就是说不许老百姓在台湾扎根，这一政策后来导致台湾妇女奇缺，可以这么说，施琅对台湾的统治构成两岸往来的最大障碍。施琅攻占台湾后，夺占田产收入施琅名下的，几乎占据南台湾已开垦土地的一半之多，名为“施侯租田园”，甚至一直延续到台湾日据时期。收的租子叫做“施侯大租”。“施侯大租”的收纳统归清朝在台衙门代行，并保送至北京转交施琅世袭业主。如此犹嫌不足，还贪得无厌，连无田无地的澎湖渔民也不放过，施琅向渔民们勒索“规礼”收入私囊。他死后几十年，清廷于乾隆二年发布旨令：“闽省澎湖地方，系海中孤岛，并无田地可耕。附岛居民，咸置小艇捕鱼，以糊其口。昔年提臣施琅倚势霸占，立为独行，每年得规礼一千二百两;及许良彬到任后，遂将此项奏请归公，以为提督衙门公事之用，每年交纳，率以为常。行家任意苛求，鱼人多受剥削，颇为沿海穷民之苦累。著总督郝玉麟，宣朕谕旨，永行禁革。”施琅的恶政才逐渐不再影响台湾。
施琅收复台湾，是与郑成功收复台湾同样伟大的功绩。已故著名明清史专家傅衣凌先生曾指出：“郑成功的复台和施琅的复台虽各有具体原因，但是都隐藏着中华民族的大义。”“两人的处境不同，征台的出发点不同，但是他们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则有同样的认识，都坚定地主张保卫台湾。从他们两人对台湾的认识来说，我们说施琅不是郑成功的叛徒，而是他的继承者。”如果说，郑成功将台湾重新回归了中华民族的怀抱的英雄，那么施琅就是将台湾重新纳入中国政府的管辖的功臣。施琅收复台湾，让台湾真正受到了中原王朝的管理，虽然施琅本人身上充满了各种争议、评价，但不可否认他统一台湾，并将其彻底纳入中国版图之中的功绩。他为清朝统一台湾、治理台湾以及抵御外国侵略者染指台湾等方面所作的努力，也都是有益于中国历史发展进步的。
About The Author
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