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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長門道三 来源:芝兰学社
端平元年（1234 年），蒙古军队和宋军进攻金朝蔡州，蔡州城内早已经断粮。宋军统帅从俘虏口中得知，蔡州城内已经是“老弱互食，诸军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宋军统帅孟珙强攻蔡州，经过激战金军战败，宋蒙两军攻入蔡州城内。金哀宗自杀，四月，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派人携带金帝完颜守绪的遗骸等战利品向朝廷报捷，并且绘制八陵图献给朝廷，宋理宗派遣使者修复皇陵。此时宋理宗完成了南宋立国以来历代皇帝未完成的功业，自“靖康”南渡以来，中原故地沦陷于敌手已经有百年有余，灭金之后终于有机会祭扫祖宗陵寝，使理宗感到莫大欣慰。同时对有功之臣进行封赏，看似合理的封赏，引发了朝臣对史家的不满，加之赵葵兄弟在处理李全的问题上与史弥远政见不合。
又与史嵩之在蒙古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更不愿意史家的人高过自己一头。这时便就有了“乘时抚定中原之意”。
灭金之后摆在宋廷面前的问题是，收复被金朝夺去百年之久的中原故地，而出兵会不会引起宋蒙之间的军事冲突，这成为摆在宋朝君臣面前的一大难题。事实上灭金之后，蒙古军队主力虽然北撤，主将塔察儿“遂留镇抚中原，分兵屯大河之上，以遏宋兵”。但宋朝君臣似乎被灭金的胜利冲昏头脑，根本看不到蒙古军队仍然对宋朝有所戒备。不久之后，史弥远病故，赵葵的老师郑清之，升任丞相，重用平定了李全之乱的赵葵等人，在赵葵被委以重任之后，理宗皇帝随即召见赵葵等人，询问对北方形势的看法。
己巳，赵葵入奏。上曰：金、鞑交争和好，如何？葵奏：自古和戎，鲜不叛盟。目今强事未强，军政未备，只得且与之和。一年无警，则自家做两年工夫。自家根本既壮，彼或叛盟，足可御敌。臣到东淮，当修车马，备器械，以为野战之計；固城壁，浚濠湟，以为强边之图。宽民力，以固邦本；衍軍储，以实塞粟。更欲为陛下经理屯田，容臣到官，审计以闻，要须公私两便。上曰：卿规模甚好。又奏：昨奉圣旨，許臣缓急便宜行事。东淮去天密尔，事无大小，皆合禀听庙谋，微臣不敢专擅。上曰：尤见卿小心。朕信卿兄弟甚篤，不比他人，卿尽可放心为朕展布。
从对话中可以看出赵葵对军事行动持慎重态度，认为要出兵收复失地，须积蓄力量，发展生产，等待时机。并且对与蒙古结盟一事有不同看法。赵葵统率宋军多年，深知宋军的弱点。理宗认同他的主张，并且勉励赵葵说“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阵又能率先士卒，捐身报国，此尤儒臣之所难。朕甚嘉之”。可见对其寄予厚望，期待其扭转颓势。皇帝的信任以及老师郑清之的大力支持，令赵葵踌躇满志，当即向理宗叩头谢恩表示：“臣不佞，忠孝之义，尝奉教于君子，世受国恩，当捐躯以报陛下”。并且表示等待战机一到便可以：“俟根本既状，雪二帝之耻，以复中原”。但就在赵葵面见理宗后数月之内，中原的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变，宋金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这时容不得朝廷有任何的准备时间。赵葵的态度也由之前的慎重态度，变成了主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赵葵等人态度发生了转变，周密在其著作中指出赵葵等将：“数惑于降人谷用安之说”，赵葵等人向宋理宗上疏主战，也并非是完全受了谷用安的影响，而是受到了当时整个形势的影响：迩者窃闻京湖帅臣以八陵之图来上，陛下恭览再三，悲喜交集，命卿监郎官以上诣省恭眂，集议以闻。盖将稽按旧章，遣使朝谒，以慰一祖六宗之灵，而远方传闻，未知其的。
因为自“靖康之难”以来，中原故地沦入敌手，以至于祖宗陵寝都无法祭扫，一直是南宋君臣的耻辱，如今理宗终于灭金，完成了南宋几代君主未完成的功业，宋理宗认为正是建立盖世功业的最好时机。因为当时权臣史弥远已死，理宗亲政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改革，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效，但南宋终究积弊已深，财政危机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此时金朝已灭，理宗和大臣认为蒙古暂时不会发动新的进攻，策划收复中原故土，无疑对他之后的施政会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当时宋蒙联合灭金之后对河南地的归属问题，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协定，那么贸然出兵会不会导致和蒙古直接军事对抗的危险。面临重大的决定，端平元年四月，理宗下诏让朝臣讨论出兵战守事宜，并且令“沿边帅守并实封奏闻”。以当朝丞相郑清之为首的朝臣，和以赵葵、全子才为首的边帅正式向理宗上疏，主张“非扼险无以为国”，因为金人曾经守黄河、扼潼关，阻挡蒙古骑兵十余年。所以主张趁蒙古军队主力北撤之机，出兵收复“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归德），进而把南宋的国防线从淮河一线推进到黄河，以巩固北部边防，进而为恢复中原之备。其“议论蜂生，气吞四夷”，颇有中原故地唾手可得之志。谁料此举一出招致多位大臣的反对，反对者以国力不足、后勤保障无法解决，以及为蒙古提供挑起战端的口实为理由。其中大臣杜杲更是指出：“中原版荡，多年不耕，无粮可因，千里馈食军，师不饱宿，若虚内以事外，移南以实北，腹心之地，岂不可虑”。参知政事乔行简更是担忧：“不忧出师之无功，而忧事力之不继”从中原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及战略上指出面临的问题。大臣吴潜劝谏理宗对待蒙古要“以和为形，以守为实，以战为应”。尽管反对出兵的人意见占多数，对蒙古威胁的认识很是清楚。宋理宗还是站在了郑清之、赵葵等主战派的一边，赵葵更是在讨论中“气愈锐，谋愈决”。经过争论南宋决意出兵中原，收复“三京”，同时解除了吴潜、史嵩之等人的官职。
端平元年五月（1234 年），宋理宗正式任命赵葵为收复“三京”的主帅，率宋军主力由泗州渡过淮河北上，在开封与全子才军会师。授赵范为两淮制置使，率军屯驻在光、黄诸州，以策应进攻西京的宋军。由淮西制置使全子才率军由寿春渡过淮河直取开封；以杨恢代替史嵩之运送军粮。六月初全子才军由庐州出发，十八日到达寿州，由寿州渡过淮河。二十四日到达亳州，驻扎的降蒙金兵引导与七月初到达开封城外，汴京的守将原为金朝降将李伯渊，杀死主帅崔立，献城投降。七月初五，全子才大军进入汴京城。此时的汴京城经过中原多年战乱，破败不堪。已经成为“茂草长林，白骨相望，虻蝇扑面，杳无人踪”的废墟。
全子才虽然兵到汴京，但是面临极大的困难，不仅当时蒙古军队听闻宋军前来，便回师前来。而且“黄河南旧有寸金堤，近为北兵所决，河水滛溢，自寿春至汴，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颈处”。这也给粮饷的运输带来极大的困难。缺粮成为军队一个极大问题，全子才遂让主力在城内修整，“以俟粮夫之集”，派偏师进攻郑州。在七月二十日，赵葵率领的宋军主力亦赶到开封，与全子才会师。收复失去了一百一十余年的东京开封，对南宋来说是极大的胜利，宋廷得到捷报之后，“告太庙、告社稷，宰相率百官贺表，降赦三京，喜事猎猎，何尝一战哉”，晋升赵葵为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全子才为知河南府、西京留守。
赵葵到达汴京之后，一不问粮饷情况，二不问军情战况，看到全子才止兵不前，求胜心切的赵葵，便催促全子才进兵，他对全子才说：“我辈始谋始谋据关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阳，潼关待我耶？子才以粮饷未集对赵葵”。赵葵不听全子才劝告，执意率军西进，并且派遣监军徐敏子率领樊辛、李先、胡显所部先行进军洛阳，并让部将杨义率部队跟进。徐敏子派宋军二百人乘夜偷袭洛阳，进入洛阳后的宋军才发现是一座空城，其实早在宋军出动前，蒙古军队早已经获知消息，便秘密派兵南下，前哨早已经抵达孟津一带，并且在陕州、潼关、河南府一带埋伏下重兵，只待宋军前来，便一举歼灭。这时正好宋军前来，蒙古军主帅认为战机已到，便令军队出击，合围宋军。七月二十九，宋军已经粮尽，只能靠着“采蒿和面作饼而食之”勉强支撑。杨义率粮尽的宋军到达洛阳城附近，遭到埋伏的蒙古军队袭击，宋军奋力拼杀，但毫无防备，杨义仅以身免。八月初一蒙古军进攻洛阳城，已经断粮的宋军已经到了杀马而食的地步，经过商议，徐敏子决定突围。于是先派军队去袭扰洛阳东南两面的蒙古军队，自己率主力渡过洛水列阵，和蒙古军队交战，打退了蒙古军队的数次进攻，次日宋军向南突围，经过苦战徐敏子身负重伤，溃败回到南宋边境，蒙古军队追击百余里。最初赵葵还认为想增援洛阳，但其谋士认为援洛无济于事，不能挽回败局，只能全线撤军，撤军时“一日一夜驰数百里，至淮河，二赵仅仅得渡，范坠马，北兵长钩曳之，葵双刀跃马断其钩柄，乃免”，在蒙古军队的追击之下，宋军统帅尚且败退如此狼狈。“端平入洛”之役败退如此之快，是宋朝军臣所始料未及的。
“端平入洛”兵败之后，朝臣以“轻于调远，急于退师”的理由弹劾赵葵、全子才等人。九月初宋理宗对战役失败负有责任的将领做出处理，赵葵、赵范、全子才等人受到降级的处分。端平三年，宋理宗下达罪己诏，在诏书中承认对出兵的错误决策：兵民之死战斗，户口之困流离，室庐靡村，胳胔相望，是皆明不能烛，德有未孚，上无以格天心，下无以定民志。托予小子不付上帝命，欲图绍复之功，岂期轻动于师干，反以激成边祸，至延强敌，荐食神州。宅里墟于青烟，甲卒屠于白刃，凡三百年之生聚教训，与数十年之陈郭封疆，凭陵无厌，荼毒甚惨，序言其情，谁执斯疚。皆由朕责治太速，知人不明，误信佳兵之言，弗思常武之戎。拊心若厉，欲悔何追？朕今退自省躬，益皇敬德。
理宗皇帝对出兵的决策失误进行了反思，承认自己先前不顾众臣反对，偏听偏信，贸然出兵，导致兵败感到后悔不已。理宗同时表示要“下诏以陈轮台之悔，益申儆于边防”，意味着即将理宗要对边防政策作出调整，先前要收复中原故土的的雄心壮志，早已经烟消云散了，不仅国君如此，南宋将帅之间更是顾此失彼，畏敌如虎，“自汴京退走，而我师之雄胆已丧”。宋理宗值此国家危难之时，希望朝廷众臣接下来能够同心协力，守卫好疆土。
“端平入洛”的兵败对宋朝的影响来说无疑是及其恶劣的，从做为统治者的宋理宗来说，未对宋蒙形势有一个正确清醒的认识，轻率出兵战是导致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军事上造成兵力损耗，士气不振，其中在战争当中“诸军骇汗奔走，淹死、践死、走死、饥渴死者十之七八，军装器械，委弃如山”。南宋的国防力量在此战中损失殆尽，造成边境地区空虚，无以防守。加之将帅失和，以赵葵为首的将领最为严重，“范方倚，李伯渊为腹心，不思养虎以遗患；赵葵亦置夏全於肘腋，不虞饱鹰之颺去”。宋理宗在战后对待蒙古的政策中或战、或和，游移不定，使各大将领之间毫无信任，各自为政，以至边帅与朝臣之间的矛盾无法化解。兵败对国家的财政和民生方面的损失也是无法估量的，“粮食之陷失者，以百万余计，凡边民之骸骨相枕，国家之膏血无余”。激化了宋蒙矛盾，蒙古早已经对垂涎南宋已久，蒙古大汗窝阔台以此为借口大举进攻南宋，南宋百姓陷入了无休止的兵灾中。作为宰相的郑清之也是难辞其咎的，时人论其“抗议用兵，损辱国体，河洛困匮，远近驿骚，猎夺相权，专持国柄，履亩害民。”但兵败之后，郑清之并没有丢官，反而由右相升任左相。做为具体执行者，统兵主帅赵葵来说，“将帅欲图立边功，倡据关守河，恢复三京之议以邀宠，遂与入洛之师，不幸溃败”。
兵败之后加剧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朝臣之间互相攻讦，人心涣散，南宋的朝局更加混乱。
作为淮东军的统帅，赵葵对“端平入洛”之役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要细究宋军失败的原因，则也不能全怪在赵葵的头上。南宋“端平入洛”之役的失败，从军事角度分析，不是输在战略上，而是战役层面的失败，输在军事勤务上，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运输补给的困难。赵葵所属的淮东军有专门的运粮官，“吴天球为随军钱粮受给”，但是粮食运输非常困难，“中原沦胥久，河失故道，运漕绝五河口，遡大、小清河，略葛驿以达于京师，绵千数百里，无人烟，率虎豹所嘷，鱼龙所家也。军无乏兴，遂入汴。”全子才的淮西军也配有专门的运粮官，“陈庆勉董饷汴京米”，“以石计者万有五千载，以舟百，自合淝部舟至京口，支装渉湖而江，又溯河而淮，北过 徐、泗，南过盱眙，歴濠梁、抵寿春。交卸之日，斗升无亏，骇风涛、危哨骑、脱万 死，而得一生”说明了运粮的困难。其次，缺乏军事侦察。一个完善的指挥体系必须 建立健全的侦察系统，以尽可能获取敌军的配置和运动情报。显然宋军的军事侦察系 统不够完善，从宋军在洛阳中了蒙古空城诱敌之计就可以看出宋军并没有进行先期的 侦察，对蒙古军队的动向一无所知。
除了军事上的失误，宋廷内部和战意见的不一致以及京湖方面的掣肘也是导致“端平入洛”失败的重要原因。端平二年八月，主管官告院钱相在进对时也指出边帅不和的问题:“诸帅责任虽分，体统则一，若彼此不和，缓急岂肯相应?所关利害不小”。起初宋廷本打算两淮、京湖、四川协同出兵，但京湖和四川战区都拒绝出兵。京湖制 置使史嵩之不仅拒绝出兵，等两淮出兵后，还拒绝给两淮部队提供粮食支持。“史嵩之 主和，中沮之，不肯运粮，卒至误事”。灭金之后，蒙古军虽然主力撤退，但仍未放 松对河南的侦察和监控，京湖帅臣早就接到探报“虏中传南朝来争河南府，哨马已及 孟津，陕府潼关河南皆增屯设伏”，然而京湖方面并未将这一情况通知给赵葵。
纵观“端平入洛”之役的整个进程，赵葵的表现可以用“长于战略，短于战术”八个字来概括。尽管赵葵在战役先期表现出了深远的战略眼光，但在实际作战中却轻师冒进，以致入洛之师溃败。尽管入洛之师溃败，但赵葵并未仓皇逃跑，反而审时度势，将制置司治所从扬州迁到边境的泗州，率领宋军主力与降人国用安等在应天府、徐、邳等地相继与蒙古军作战，仍不失统帅之责。赵葵在淮河南北的顽强抵抗，使得蒙古军无法进入南宋腹地，这也是蒙古军撤退的重要原因。
南宋兵败之后，便知道蒙古军队即将南下，赵葵从东京回到自己防区之后便加紧备战，便计划把制置司的指挥所前移到海州，企图想守住北伐时拿下的战略要地徐州、邳州、东海、应天等地。因为在之前的“入洛”之役元气大伤，所以赵葵感到力不从心。
可是未待准备好，蒙古军队已经开始对边境各州的进攻。此役兵峰所至，“瞰临江口，有长驱之势，威震荆楚”。可见蒙古军队攻势异常凌厉。
端平二年（1235 年）正月，蒙古进攻徐州、邳州，徐州的守将正是先前献“据关守河”计策的国用安，在此役中被蒙古军队擒获，后被杀，“攻河南睢阳、沛、徐、邳，获其兖王国用安”。徐、邳二州丢失以后，赵葵开始调兵，准备迎战从徐州南下的蒙古军队，但是蒙古军队并没有进攻淮东，而是集中主力进攻京湖、淮西等地。这样使得赵葵有了喘息之机，可以抓紧时间，加固城防，整顿军备。
同年九月，宿州发生兵变，守军投降蒙古，赵葵调兵弹压，无功而返。同年京湖战场出现危机，赵葵调镇江府守将李虎领无敌军前去驰援荆襄，李虎的军队一到襄阳，当即宣布要剿灭城里作乱的军队。但是城里的作乱军队率先放火抢劫，李虎不但未能弹压，反而乘机和叛军一起纵兵劫掠襄阳。“自岳武穆收复，凡一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不减昔日，城池高深，甲于西陲。一旦灰烬，祸至惨也”。兵家必争之地的襄阳在此次祸乱中遭到巨大的损失，当负首要责任的正是赵葵兄赵范，“大抵襄州之祸，萌于赵武仲来”，守将正是赵葵兄赵范无力收拾乱局，狼狈逃到江陵，向朝廷上表自劾，但是宋理宗依旧准许其留在京湖制置使的位置上，戴罪立功，即便如此，赵范也没有能力力挽狂澜，朝廷官员也对其大加抨击。理宗下诏免去了其全部职务，其后朝廷虽然恢复其官职，但是并没有大的作为，后病死家中。赵范死后，老师郑清之也遭到罢相，赵葵失去了军事和政治上重要的支持者。
端平三年（1236 年）秋，蒙古军队再次进攻南宋，前锋攻破定远，继而包围滁州，赵葵派遣赵邦永救援滁州，击败蒙古军解滁州之围。但蒙古军继续向淮东进攻，十一月蒙古军队进攻合肥，赵葵奉旨率兵为“为淮西声援”，配合守军打退了蒙古军队的进攻。十二月初孤军深入的蒙古军队，在南宋军民的打击之下退回北方。此次双方的较量，以宋军的胜利告终。然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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