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我要反贼死！洋人：法律不让啊！

来源:循迹晓讲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尤其是文字狱盛行的大清，如果普通人敢议论朝政，十有八九要被判死罪，就更别说指着皇上连续公然骂街了，可是在大清末期，一群人办报纸骂朝廷，结果却不一样。

大清朝廷当然想按祖宗家法把这些乱臣贼子给千刀万剐，然而时局不同了，在列强的干涉下，朝廷还真拿这些人没办法，最终已经高高举起的屠刀只能轻轻放下，此事就是“苏报案”。此案在当时影响深远，也对中国传统的司法制度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今天就来聊聊这件事。

19世纪末，随着中国国门逐渐开启，一些近代的新鲜事物也出现在国内，这其中报纸是个典型。到了1890年代，上海滩的租界里报纸已经很成熟了，这其中的《苏报》于1896年创刊于上海，报刊内容也都是市井琐事，发行量一般。

◇ 1900年，陈范（1860年—1913年）接办《苏报》，“思以清议救天下”，聘妹婿汪文溥任主笔，宣传立宪改良。1903年，聘章士钊任主笔，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等为撰稿人 图为陈范家人合影

到了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举国上下都在弥漫着焦虑和激进的情绪，《苏报》也受到影响。1900年报社换了老板，不久之后上海南洋中学爆发学潮并向全国蔓延，《苏报》开设“学界风潮”专栏，全程报道这件事，引发社会各界关注，从而“声价大起”。这之后《苏报》确立办报方向紧密结合时政，聘请章士钊为主笔，蔡元培，章炳麟等为撰稿人。

◇ 章士钊（1881年3月20日—1973年7月1日），字行严，湖南省长沙县人，中国学者和社会活动家

当时章士钊年仅二十二岁，他担任主笔之后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对苏报版面进行重大改革，把苏报变成了当时政界思想的宣传阵地。很快，在《苏报》上就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这篇文章宣传反清革命，呼吁杀满排满，所谓“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这还没完，苏报又发表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篇文章表面上看是驳斥康有为，实则是把满清政府从历史到现实给骂了个狗血喷头，甚至直呼光绪皇帝名讳，说“载湉小丑，不辨菽麦”，此言一出，天下哗然。

◇ “载湉小丑，不辨菽麦”

如此言论自然引起了大清朝廷的恐慌，密电官员抓人，然而苏报在租界内，租界的管理机构工部局曾表示只要不涉及到武器，你们怎么说都不会管。然而大清这次是摆出了拼老命的架势，一定要进入租界把口出狂言的乱臣贼子给抓获，最终工部局没顶住压力，发出了拘票。章太炎和邹容等人被捕。

◇ 图左：章太炎，图右：邹容

其实当时邹容本来已经藏匿起来，但还是有知道他住所的仇家跑到他家门口丢砖头，说他一人做事一人当，既然写了就该做好被捕的觉悟，当时邹容才二十岁，年轻气盛，被人这么一激气血上涌，毅然走出藏匿处自首归案。

捉住了章太炎和邹容之后，大清的如意算盘是封禁报馆，把涉事人员押解到南京，由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按照大清刑律判成斩首示众之刑。然而租界工部局却不松口，就是不肯把这几个人交给清政府，理由是治外法权，所谓“外人在租界一日，既有一日之应得权利，中国人在租界一日，既有一日应受外人保护之权利，而华官得不过问。”那么当然，租界和大清不同，是有出版言论自由的，如此一来，大清想借口自有国情在此带走章太炎邹容等人，那是断不可行，而按照租界的规矩，既然你大清政府认定这几个人有罪，那就得在租界打官司，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朝廷当原告的审判案就发生了。

◇ 图为1903年6月2日的《苏报》

租界的审判自然得按照洋人的律法制度来，被告有律师，朝廷即使是原告也不得刑讯逼供，大清非常不爽，上海道甚至准备趁着开庭之时把被告劫走，为此还准备了五百人马，但工部局也不是吃素的，布置了大量巡捕，严禁无关人等冲击法庭，大清想来硬的不行，就求告各国驻京公使，也没有任何结果，只能规规矩矩地打官司，找了律师替自己发言。等开庭的时候，法官，原告律师和被告律师都是外国人。

大清朝的代理律师英国人古柏认为，既然被告是中国人，自然适用于《大清律例》，依照“造妖书妖言”这一条，章太炎和邹容要被斩首的。可在租界的审判法官是外国人，并不知道什么是妖书妖言，古柏只好从英国法律中找到一个类似的罪名，所谓“煽动性的诽谤罪”，也就是恶意撰写有煽动性的文章等等，企图颠覆大清江山。

◇ 图为会审公廨开庭内景（非“苏报案”）

这么一类比，法官和被告律师也都明白了，不过按照租界的规矩，原告需要证明被告确实有恶意，而且确实对大清政权构成巨大威胁。这样的取证在英美法系之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清政府想在租界内部用打官司的办法把被告判死，这条路被堵死了。

没办法，大清又回到原点，希望引渡几位被告到大清地界审理，而此时又发生了沈荩一案。天津的报社记者沈荩听闻大清要跟俄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密约，想尽办法搞到密约内容并公之于众，举世哗然，大清颜面扫地，恼怒的慈禧太后下旨逮捕并处死了沈荩。

◇ 沈荩（1872—1903），湖南长沙人。为人“性情耿直，雄于胆略”，拥护变法，1903年7月19日晚上，沈荩在北京寓所被捕，7月31日被满清政府下令绞杀。

这个案子公之于众后，西方各国达成共识，大清百姓甚至官员，要是抨击朝廷，绝对是死无葬身之地，面对这样一个野蛮，毫无人性的政府，怎么能把报人引渡给他们呢？英国公使坚决不松口，大清也没招了，只能硬着头皮打官司，眼看死罪办不成，他们的朝廷命官自作主张，擅自在法庭上宣布把章太炎邹容等人永远监禁，以儆效尤，然而法官根本不予采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几位犯的罪够上这么重的刑罚，如果非要判，最多判三年。

最终，大清跟租界扯皮半年，毫无结果，只能接受这样的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罚作苦工，限满释放，驱逐出境。自此，苏报案结案。不幸的是邹容本来身体就弱，在监狱里又受不惯恶劣的环境，1905年就病死在了狱中，而章太炎坚忍地度过了坐牢的岁月，并在日后继续为推翻满清而奔走呼号。

对于大清来说，苏报案是头一遭“妖言惑众”的人却没被处死的案件。此事在世界上把大清的野蛮残忍展示的淋漓尽致，而大清慑于外国的势力，并没能“想杀谁就杀谁”，此事之后大清迫于压力，颁布《大清印刷物件专律》和《报章应守规则》，所谓“妖言惑众”终于不构成死罪，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借由此案广泛传播，革命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大清统治的根基也就愈发摇摇欲坠，如此野蛮专制草菅人命的王朝，终于在辛亥革命后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所以，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苏报案》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言论自由这种在中华大地上几千年闻所未闻的文明产物，借由此案传播开来，几千年来官府朝廷为所欲为的历史，在这里被狠狠震荡，近代的司法制度由此站住了脚跟，这的确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对普通人而言，何尝不是能透口气的开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