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与后金的议和较量：崇祯为面子诛杀“替罪羊”错过最后机会

明金间自从发生军事冲突或爆发战争以来，双方各种形式和不同目的 的议和活动，就没有停止过。其间战争的胜负是双方力量较量的结果，而议和活动也反映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

其实，从宁远之战以后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十几年间，明与后金在辽西地区基本处于相持阶段，其特点是双方断断续续展开了一系列的所谓议和活动，同时又伴随着一系列断断续续的战争。 时谈时打，甚至边谈边打，事实上，任何一个阶段中任何一方提出议和都有着不同的具体背景与目的，但是没有一次、也没有任何一方真心想和。 对于双方来说，都把“议和”作为最后战胜对方的一种灵活策略、一种必要手段。

崇祯皇帝朝服像

天命十一年(1626年)宁远失利后，八月努尔哈赤死去， 后金政权进行权力交接，由四大贝勒共理国政。利用明金战局与后金政局的变化，九月，袁崇焕向天启皇帝建议“乘其(后金)位置未定，并大耦尊之时，图为之间，八犬同牢，投之骨必噬”，“万一此道有济，贤于十万甲兵”。 所谓“投骨”即“议款”，皇帝同意他“便宜行事”。（《明熹宗实录》）十月，袁崇焕遣锁南木座喇嘛、都司傅有爵等前往后金吊丧，具体目的有三个，

一是“探听虚实”，努尔哈赤是否确实已死，现在“边事所任何事”；

二是“离间其诸子与夷上下”；

三是要求后金“勿仍前叛逆，束手归命，听朝廷处分”。（《三朝辽事实录》）

这次只是一次礼节性、试探性的活动，尚未正式谈到议和问题。但是，“不计两国刀兵”，主动“吊慰庆贺，以礼相加”，显然是一种缓和关系的表示。

在明方的“议 和”意图中是按照袁崇焕的战略，希望争取一个缓冲的时间，构筑以锦宁为中心的一条防线，作为向金国反攻的基地。而金国方面，皇太极初登大宝，根基未稳，国内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也有计划出兵朝鲜，解除后顾之忧。 两方面这种“缓兵之计”的“议和”意图，一拍即合。因此袁崇焕的使团在金国受到了热烈的接待，大约一个多月后，皇太极派方吉纳、温塔石等带有皇太极致袁崇焕的答书，偕同明方使臣抵达宁远。 皇太极在回信中，除表示对吊丧及祝贺即位的谢意外，正式表白双方议和的意向，希望议和早日进行。

但是，金国的答书送到袁崇焕手中，却不见回音。直到一个月之后， 金国使臣方吉纳、温塔石等才从宁远回来，带回致袁崇焕的原信，转述袁崇焕的意见，认为原信中把“大明国、大满洲国”字样并写，不便奏闻，故：苓遣使，亦无回书。（《清太宗实录》）

皇太极在方吉纳、温塔石等人回来后，议和活动停顿。但他还是以积 极的态度，来推进议和工作，为此他派人分别征询了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的关于议和的意见，并希望草拟一份代表金国贵族利益和政治要求的议和意见书。

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皇太极再次派出方吉纳、温塔石把拟定的 议和书交给了袁崇焕。信中重要之点有三：

一是过去20年双方战争的责任在明方，所以引发战争是明方对金国“欺藐凌轹”的结果，也就是说明方欺侮了金国，金国才起而反抗的。所以信中再一次揭出“七大恨”，说明明方“凌逼已甚，用是兴师”。

二是要分清双方战争的是非问题。要本着“不论国之大小，止论理之是非”的原则，要求明方承认正义在金国一方，明国虽是大国也要承认违反了这个原则。在是非面前，大国小国是平等的。

三是议和的具体条件：明方如果要求议和，就要先送交金方黄金10万两，白银100万两，缎匹100匹，布(毛青布)1000匹，作为“和好之礼”。双方和好之后，每年由金方以东珠10颗，貂皮1000张，人参1000斤交给明方，明方以黄金l万两，白银10万两，缎匹10匹，布匹30万匹，交给金方，作为双方的馈送。（《清太宗实录》）

清太宗皇太极朝服像

于是，两方人马就是开始讨价还价。 袁崇焕说服了天启皇帝，遂于同年(1627年)正月向后金提出了明方的议和条件：

后金必须“易去(天聪)年号，遵奉(明之)正朔”，归还“侵地”，献出“叛人”。至于后金所要求的馈赠，认为数量太大，笼统回答说“往牒不载，多取违天”。

（《明熹宗实录》）天聪元年(1627年)三月，后金的答复是：

每年馈赠数不变，初次馈赠数可减为金五万两、银五十万两、缎五十万匹、布五百万匹。但已得土地、人民“悉已奠定安集”，不能归还。（《满文老档》）同时又提出一个新问题：“若果两国议和，先须分定疆域，以何地为尔国界，何地为我国界，各自料理。”（《清太宗实录》）

天聪初年的明金议和活动是两国历史上最有希望的一次议和，但同时 也是最难达到妥协的一次议和。双方都从战略需求出发，都希望达成一项暂时的停战协议，来争取时间。

明方对 失去的辽河东西的土地人民，要求恢复，而金方把占有的辽东西土地人民作为本身发展的天地和条件，要求划定疆界，永久占领。当时的明朝在辽东地区虽然战争失利，但有时也打胜仗，如果集中全国的兵力、物力来专注一隅，收复失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就是明方不肯轻易议和划界的缘故。金方在战场上有一定的优势，但对明战争也是有胜有败，加上自身经济上、兵力上都有相当的困难，各方面需要调整。如果归还明方的失地和军民，则等于“前功尽弃”。 所以说此时的议和活动是没有成功可能的和议。再加上双方都在“议和”背后，积极备战，金方出兵控制朝鲜，明方派兵赶筑大凌河城城防，这就会使双方都有了借口，中止议和。

宁锦之战的失利，使皇太极进一步认识到明军尚具有相当实 力，急切难以胜之。此时明朝方面也出现了转机，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死去，崇祯皇帝即位，魏忠贤伏诛，要求袁崇焕复出的呼声甚高。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以兵部尚书再次督师蓟辽，八月抵山海关视事，明廷议和派的主角再度出场。彼时，皇太极于天聪三年(1629年)正月，从沈阳派出白喇嘛等人到宁远，吊唁明天启帝之丧，并祝贺新君(崇祯帝)即位，派秀才郑伸及百总任得良送去致袁崇焕书，希望恢复议和，但是毫无结果。 复职的袁崇焕热衷于他的“五年复辽”计划，对金方的议和要求采取了敷衍的态度。尽管皇太极作出更多的让步，愿意不用天聪年号，改奉明朝正朔，和议仍无进展。 更重要的是崇祯帝即位之后，在朝臣中间对与金国议和问题，出现了对金议和，就是重蹈历史上宋金议和的覆辙，是卖国行为的“舆论”。在这种舆论压力下，明朝举国上下，都讳谈议和，谁也不肯负这种历史责任。袁崇焕对于金国议和的来信，也往往扣压下来，不敢上奏，只要明金双方的对抗情势不发生重大变化，明方对金议和的事，就不会再被人注意。

天聪三年(1629年)七月十八日，皇太极致书袁崇焕：你 既然无意议和，则我兴兵，其责在明。十月，皇太极率军入关奔袭北京。这次出征，也是以后多次出征中的一个特点，即边打边宣扬其屡欲和好，明廷拒和，后金乃不得已而出兵。目的在于争取人心，分化明廷上下。如后金军十一月至通州，榜示各城“绅衿军民”，后金“屡次遣使讲和”，明帝不允，以故“告天兴师”。十二月又书“与明国君议和”信两封置北京德胜与安定门外。

天聪四年(1630年)正月又命喀喇沁部苏布地向明廷要求“悯小民之苦，解边臣之怨，交好满洲，以罢师旅”。三月，又分别致书明帝、明诸臣、锦州官员，要求“议和”、“罢兵”。三月，驻守永平等地的阿敏等将领也致书丰润、开平两地明官员，要求从速议和，否则“俟我汗携家眷至，彼时尔等议和亦难。”天聪五年(1631年)五月致书大凌河守将，表示“厌兵戈而愿太平”。 然而，皇太极做出的这些议和的努力，明朝上下全部视而不见。

从天聪六年(1632年)至崇德元年(1636年)，这一时期的 议和活动，仍然基本是后金单方面的活动，仅与个别明地方官员略有接触。还有一个特点，在后金(清)高倡议和的动机中，与明迅速恢复贸易等经济意义已退居比较次要的地位，用来作为配合军事进攻，争取人心、麻痹明军的手段，具有愈来愈加重要的意义。

17世纪30年代后期，明清双方的力量对比与内部局 势，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清军屡屡进逼关内，农民起义烽烟四起，明廷腹背受击，风雨飘摇，岌岌可危。 而清政权则日益巩固，东部蒙古相继归附，朝鲜完全慑于清之兵威，皇太极已经可以全力以赴西进征明。因此，清统治者不再需要议和这面旗帜了，而一直耻于谈和的明上层统治者，欲战不能，欲守无力，走投无路，被迫第一次主动扯起了议和的旗帜，以求苟延残喘，维持局面。

自崇祯十四年八月洪承畴于松山战败后，松山和锦州长时间处于清军的包围之 中，明廷陷于危机，双方的议和活动遂又再起。陈新甲在这段时间任兵部尚书，起初听信了张若麒的话，认为辽东一战可平。正因如此，他力促崇祯帝以密诏促洪承畴进兵，结果大败。于是，他又转而支持议和的主张。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明金议和》文书

这时不仅辽东的形势十分危急，中原地区也全部成了农民军的天下。 面对危 局，陈新甲主张与清议和，以“专力平寇”，待把中原一带的农民军平定以后，再 与清争。 陈新甲将自己的主张私下告诉了新任三边总督傅宗龙，傅宗龙在离京去镇压李白成以前，又告诉了大学士谢升。谢升私下与陈新甲相商，要他向崇祯帝进言，“谓两城受困，兵不足援，非用间不可”。有了内阁大学士的支持，陈新甲这才敢向崇祯帝言议和事。另外，辽东在十一月间下了一场大雪，清兵前线粮饷遇到困难，皇太极亦派人入关议和。干是，陈新甲便大胆地向崇祯帝提出议和的主张。

这时崇祯帝仍摆出一副反对议和的样子，对陈新甲大加训斥，“切责良久”，然后又问内阁诸臣。这时周延儒再次入阁不久，内心也想议和，但不敢明确表示。 崇祯帝征询阁臣的意见，实际上就是想在阁臣中找替罪羊，一旦议和失败，就可将罪责推在阁臣身上。 周延儒老奸巨猾，言辞模棱两可，其他阁臣也不置可否，只有谢升说道：“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崇祯帝沉默良久，事后对陈新甲说：“可款则款，卿许便宜行事。”并嘱咐陈新甲严加保密，“外廷不知也”。（《明史》）

陈新甲向崇祯帝推荐兵部主事马绍愉，说他可担当议和重任。崇祯帝遂为马绍 愉加衔职方郎中，赐二品服，命他前往清营议和。

皇太极对明廷遣使议和非常重视，请以敕书为信。明廷所赐敕书的文中称：

谕兵部陈新甲，据卿部奏，辽沈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未轻信者，亦因以前督 抚各官未曾从实奏明。今卿部屡次代陈，力保其出于真心。我国家开诚怀远，亦不难听从，以仰体上天好生之仁……（《东华录》）

皇太极看了很不高兴，因为它不是直接给清廷的，而是给兵部的。从语气上 看，崇祯帝仍摆出天朝上国的架子，像过去对待建州卫那样对待清廷。另外，敕书用纸颜色和制宝也不合定式，所以皇太极便指责这是边吏作伪，“必非明帝亲发”，予以拒绝。 他对来使重申了愿意议和的一贯主张：“若和事果成，则何必争上下?但各据其国，互相赠遣，通商贸易，斯民俱得力田生理，则两国君臣百姓，共享太平之福矣!”（《清太宗实录》） 皇太极在这里称“两国君臣百姓”，显然是要与明廷平起平坐，分庭抗礼。

明朝使臣只好再换敕书，往返耽误了许多时间。在此期间，清军连续攻克了松 山等地，洪承畴被俘，祖大寿投降。这种战场上的形势对明廷更为不利，清处于主动的进攻地位。崇祯帝为了显示对议和的重视，特派兵部司务朱济和马绍愉一起前往沈阳，使团近百人。 他们于五月中旬才到达沈阳。皇太极对此次议和非常重视，特命大臣出城远迎三十里，宿于馆驿，礼部设宴，招待甚优。 根据当时留在沈阳做人质的朝鲜王世子记录，当时明朝使臣还带着“四十余车”米，以作为“粮资之计”。这显然是担心清廷不管饭吃，不给予友好接待。结果清廷表现得很友好，盛宴款待。这真使明朝使臣大喜过望。

降清明臣高鸿中关于明金议和奏文

皇太极回书崇祯帝，答应议和，其条件除双方通好并互有馈赠外，双方以宁 远、塔山为界，在适中之地开市通商，相互遣返逃人。信中还特地说了一句：“至我两国尊卑之分，又何必计较哉!”（《清太宗实录》） 看来只要明廷持积极态度，皇太极还愿作出一些让步。而从这些条件来看，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算苛刻，而基本上维持了双方军事形势现状。

六月三日明使启程回京。在临行前清廷设宴饯行，“车乘风戒，刍粮悉备”，皇 太极还赏给马绍愉等白银二百两，并以两车人参、貂皮进献给崇祯帝。皇太极对马绍愉说：“秋初企听望好音。若逾期不至，我当问盟城下耳!”（ 《謏闻续笔》 卷四）这显然带有威胁的口味，是否要和，要崇祯帝速作决定，否则就要再次兵戎相见。

马绍愉一行到宁远后，即速命人 将议和情况密报兵部尚书陈新甲。议和之事一直在秘密进行，崇祯帝数次告诫陈新甲，要“密图之”。 但外廷官员还是听到了一些风声，尤其是一些言官，纷纷上疏弹劾，认为是阁臣谢升所主。为此，崇祯帝便将谢升罢去，以堵众人之口。

谢升的离去使陈新甲的议和活动失去了阁臣的有力支持。当陈新甲看过马绍愉的密报后，将之放于案上，“其家懂误以为塘报也，付之传抄。于是言路哗然”。以前外廷官员攻击议和事尚没有佐证，这一来有了确凿的证据，所以纷纷上疏弹劾。给事中方士亮首先上疏，其他上疏论争之人络绎不绝。

如果崇祯帝在这关键时刻能毅然主持，公开告谕群臣，自己知道此事，这场风波本可以平息。但他总想将此事往别人身上推。他一再问内阁首辅周延儒，是否应该议和，周延儒也不敢承担责任，所以“终不对。上(崇祯帝)慨然起”。（《明史纪事本末》）“周延儒老于世故，深知崇祯帝喜怒无常，故始终保持沉默。 崇祯帝只好将责任都推在陈新甲身上，遂降旨切责，令其回奏。 陈新甲不仅不引罪，“反自诩其功”，这使得崇祯帝更加恼怒，立命逮系下狱，由刑部拟罪，以失陷城寨罪拟斩刑。周延儒上疏求免：“国法，敌兵不薄城，不杀大司马。”崇祯帝却说：“陈新甲职任中枢，一筹莫展，致令流贼披猖，戮辱我七亲藩，不更甚薄城乎!”（《明史 陈新甲传》） 崇祯帝在这里不以议和罪斩陈新甲，他知道难服天下人之心；用陷城罪斩他，他又未把城池丢给清兵，故只好用近来数城被农民军攻陷为罪名。 这显然是借来的一个罪名，其本意还在于要拿他当替罪羊。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崇祯十五年八月，陈新甲被斩，议和事也随之告吹。这件事再典型不过地表明，崇祯帝存在着严重的性格上的缺陷。这也正是当时许多大臣不敢尽心为国的原因。 从当时总的情况来看，明王朝并非没有人才，只是因为崇祯帝不爱养人才，用人多疑且出尔反尔，遇事推脱责任，故大都斤斤自保，不敢大胆用事。 对于一个最高统治者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陈新甲被杀后，崇祯帝命冯元飙继为兵部尚书。冯元飙深知形势危急，内忧 外患交讧，平定无术，又不敢公开推辞，便佯装有病。一天上朝，故装头晕目眩，倒在廷上，让人抬回家中。深明底细的人“皆嗤其为细人伎俩，辱朝廷而羞当世”。（《烈皇小识》）冯元飙虽因耍此小伎俩而受世人嘲笑，但却保全了一条性命。同时，这件事也反映了当时朝中大臣的一种普遍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