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难的工作——记上海市长吴国桢

【译校者按】：吴国桢（1903—1984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1946年至1949年间曾任国民党政府上海市市长。本文是当时一位美国记者的采访稿，对了解吴的政治生涯和战后上海的社会政治风貌有一定帮助，故译出以飨学界。

邻近长江入海口的泥泞平地上，有一座伟大非凡的城市，那就是上海！它名列亚洲第一、世界第六，拥有400万人口——中国人占了大多数，是东西方人士混居的大都市，其人口年增长率在50万人左右。赫胥黎（Aldous Huxley） 曾写道：“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我还从未见过有哪一座城市象上海那样人口密集……旧上海，代表一种特有的生活方式，生存的艰难超出想象，其景观着实令人生畏。”

这座现代城市的发展历程是由热衷赛马的英国商人和其他西方人绘制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个世纪中，他们曾骄傲地统治着它，享有治外法权，以及自己的军队、警察和法庭。在富庶、管理良好的外国租界之外，是古老、热闹的华界县城。

根据战时同盟国间达成的协定，西方国家允诺放弃治外法权，中国得以在战后占据整个上海，包括它的喧嚣、罪恶和失去光泽后的暗淡。公共租界不再存在了，然而上海仍一如既往地培育着一个世界性的大杂烩：有英国大班、南方浸礼会的传教士、黑胡子的锡克人、法国银行家、粗鄙的俄国女人、来自希特勒欧洲的难民、国际歹徒、争名逐利者和喜好奢华的西方太太们。不过上海的主权毕竟回到了中国的银行家、苦力和歌女的手中。正如中国总是同化其征服者一样，上海也在吞噬着西方的权势。城市变得比以前更大、更脏，也更吵闹了。随着战后美国汽车的涌入，混杂着黄包车、人力手推车、大型轿车、三轮车、吉普车和六吨卡车的交通，显得十分可怕和刺耳。爆竹声声传递着婚丧嫁娶的消息，其中也夹杂着暴徒的枪声。

掌管这片喧闹之地的是一位长着猫头鹰般眼睛的小个子中国学者——令人尊敬的吴国桢先生。到今年5月份，43岁的他就任上海市长刚好一年  ，实际上没有人会认为有谁比他更合适，甚至一贯轻视中国政府的外国人也对他抱有深深的敬意。但是吴本人却认为，当上海市长，这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一份工作！

也许没有一个西方市长能够体会到，吴市长每天要面对多少难题。例如：酗酒在上海虽然不算个社会问题，但10 万之众的吸毒者却令他不敢掉以轻心。去年他发起了一场自愿改良运动，但只有6000名瘾君子到警局登记，其中包括一些中国的电影明星。现在户长连坐法已经出台，它比以往的任何措施都要严厉，这意味着如果有人在某户吸毒，户长也将被投进监狱。吴市长属下的警察局长 认为这一政策将会起效，但同时也承认上海的吸毒者们宁可卖掉自己的孩子乃至没吃没喝，也不会戒毒。

对吴市长来说，劳工问题显得更为棘手，因为上海是中国政府飘摇经济的工业基石。市长的一项首要职责就是去关注大而新的纺织工业，它们是作为战利品从日本人手中夺来的。虽然他的努力迄今已有所成功，但危机仍然接踵而至。第一个麻烦出现在今年1月，8万7千名工人意识到吃了亏，便以罢工相威胁，条件是必须把5个月的奖金作为他们的年赏。年赏是一种旧习俗，虽然中国人习惯于在新年前结清所有的帐（也有人躲在市内的某个蒸汽浴室里，为的是熬过年关，这样债主就只能等来年了。），但要一下子发5个月的钱也似乎太多了。于是，足智多谋的吴市长开了一个大型茶会，请来了他的社交圈和一些要人，这对工会领导人来说是莫大的面子，所以他们同意只收40天的奖金。这样，政府一下子节省了数百亿元法币。

如何公正、有效地处理城市公交车驾驶员的问题，也是吴市长竭力在思考的。这些公仆们用的是可靠的减速法，而且还加进了中国式的巧妙。有一次，当他们对谈判结果感到愤怒时，就开始“罢工”，车辆照常行驶，也准点到达，就是不售票。乘客们对此自然是乐意的，因为他们可以免费乘遍上海。

去年冬天，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摆在吴市长面前，上海514名消防队员宣布将集体辞职。有人控告他们因房主拒绝交付200根金条做小费，就听任大火烧了13个小时，以致8幢房子化成废墟。 当时，他们快活地吃糖果、喝米酒、嗑着瓜子，等火灭后就拿取散落的金条。消防队员是一个极为敏感的群体，他们向吴市长抱怨说，今后无论是否扑灭火灾，他们都将面临偷窃和受贿的指控。很明显，这是有道理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辞职。吴市长点头表示理解，耐心地解释说，政府不会轻信没有证据的指控和谣言，消防队员和市长一样，都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这样，消防队员得以坦然处之，继续留在岗位上。　　令市长感到头疼的劳工问题，其根源总被归结为中国的通货膨胀，它是麻烦的持续制造者。昂贵的生活费每天都在变动，把握这种变动最容易的方法是，了解租房中“钥匙费”的时价。人们必须花费5000到2万美元，才能获得入住普通公寓的钥匙，而且租金还须预付一到两年。通货膨胀使普通的商业活动无法进行。劳动力的价格和入坞费也实在太高，以致于将一小点货物从江边码头运到一英里远的城市，其花费竟比跨过7000英里的太平洋还要贵。

尸体太多

　　象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上海反常的生活高消费也体现在墓地花费上。在这座城市最大的公墓里，墓地的价格极其昂贵。25年前已有人将它们卖下，现在高价抛出，以赚取大钱。全城各寄柩所接收的10万具尸体使这个问题更复杂化了。每个中国人都希望死后能够埋在故乡，但是战争期间不可能有这么多交通工具去运送尸体。去年秋天，吴市长下令：尸体在地上的停留时间不得超过30天。然而运费太贵了，大量棺材的储存也需要足够的地下空间，于是放置费半年之中便从4万元上升到70万元（当然，这是中国的法币，每1万2千元才值1美元）。

吴市长近来碰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中国大学生的反政府示威。与此同时，另一些大学生也以示威的方式表示对上述做法的反对。5月13日晚，吴市长正发着高烧，惊悉2800名国立交通大学的学生劫持了一辆20节的运货火车，准备开往南京抗议当局对学校课程的更改 。他只得抱病而起，坐着防弹汽车驶达出事地点。尽管吴市长富有辩才，但真正阻止住学生的还是铁路当局，它们有意掘断了一些铁轨，火车无法前行。对抗一直持续到第二天黎明，吴市长只是偶尔吃些巧克力和可口可乐（这是他的新闻处长留着以备急用的）提提神。他的说服开始生效了，早上8点，造反的学生们放弃了原先的想法，高喊着“谢谢市长”，离开了被占据的火车，返回学校。而仅仅在24小时前，他们还扬言：如果市长堵住学校大门，他们就用车子碾死他。

对共产主义在学生中的蔓延，应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吴市长认为，处理这些“颠覆势力”是他最艰难的事。他说，“无论你做什么，他们都竭力化解。”“如果我是个军阀，我早就下令开枪了。如果我是共产主义者，也会干掉他们。然而我信奉的是民主，所以我的双手被束缚住了。”

有时候，他的一些朋友认为，知晓西方公道的吴市长很难接受中国式的警察镇压方式。然而基于戒严法（1945年以来一直执行得比较松散），他偶尔也采取武力手段。去年12月的一个周末，吴市长镇压了一起堵塞市中心街道的暴乱，他授权军警可以“格杀勿论”。 这样，仅凭威胁便足以将城市恢复常态与和平，而此前的大规模混乱状态却是吴市长必须经常面对的。

“世外桃源”

　　和许多人一样，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吴市长也常常陷入困境。他尽力缓和军方在人们心中的暴力感，为的是更符合民主程序。然而现在，他却频繁地对朋友们说：“上海正促使他变成一个强人”。他指出：华北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大大减少了上海的燃料供给。苏北的战事也使食米流向上海受到限制，以致引起粮价上涨。吴国桢认为，出乎共产党意料的是，这到反而给他这样的人一次更好地执掌政府的机会。

在上海，平常之中添加着异常：囤积黄金——住宾馆房间每晚要1万5千元——小男孩当众叫卖大酒杯——乞丐、无家可归的孩子们每夜垂死地躺在大街上。西方的中国通们从未见过城市如此忙乱，黄包车夫的棉中裤里有这么多的钱。在上海每一条昏暗的小道里，数百万忙碌着的人们从未找到“世外桃源”。

吴市长的充沛精力无人可比。每天早晨他7点起床，8点30分到达办公室，鞋跟声踢踏踢踏，黑衣警察向他敬礼。在他的办公室里——交际秘书刘班业小姐（Miss Bonnie Liu）称之为“第一救援室”，因为有许多紧急事务要处理——吴国桢通过电话处理一个又一个危机。房内总共有7台电话机，于是一台分机连在他的桌子上，便于统一接听。他忙得活象是在演一部卡通片，并一直要干到深夜。这种做法已经有了成效。虽然按照西方的标准，上海的行政水平可以说是差劲的，但照东方的标准，它还算得上出色。在吴国桢的领导下，上海市政府没有向中央政府索要补贴，这种情况是独一无二的，原因是他平衡了城市预算，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他发行了3000亿元的公债，类似于美国的国债。就吴市长所知，这种平衡预算的措施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显然，他是一个精明的地方官员。吴国桢还采用美国城市的惯常做法，于去年成功地说服市参议会同意开征市政建设捐，以期到1946年底筹得180亿元，然而最后所得竟翻了个倍。当然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他们的税收负担最重，甚至市参议会也感到有些脑怒。于是吴市长对美国式的方法做了些中国式的改造，他提出减税，并以此向参议会保证它的确实性。他解释说：“这就是中国人的计谋，我认为事情将好办一些”。

当吴市长身处艰难时，他从自己的名字中汲取力量。国桢，意思是国家的栋梁。1903年10月他出生在长江三峡的上游地区  ，名字是父母随后给取的。吴的父亲是农民之子 ，曾在日本士官学校求学，后来在中国旧政府的军队中从事军训工作。他安排儿子进了北京的一所学校 。10岁那年，他升入中学 ，和一个叫周恩来的小同学一起坐在前排。1946年马歇尔将军到中国调停内战时，周是中共方面的代表。

17岁那年吴国桢中学毕业 ，其水平与美国初级大学学生相当。他听从了一位美国教授的建议，到一所小型大学——依阿华州的格林奈尔（Grinnell）大学登记学习。吴的成绩除了市政一门外，其他都得到了“A”。上市政课的教授解释说：“你是全班最棒的，但没有人得到过全A。”

吴后来赶到普林斯顿大学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管理学术业务的院长安德鲁·卫斯特（Andrew West）凝视着这位小个子的中国青年，率直地说：“年轻人，你不够成熟。”吴反驳说：“根据年龄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这说明他本身就不够成熟。”院长随即答道：“你被录取了”。一年以后，他获得了Nova Caesaria 奖学金。第二年，又赢得了令人羡慕的Procter 奖学金，得到了1200美元。这些奖金加上中国母校每月给他的80美元津贴，使他有足够的钱游遍美国的36个州，并参加科罗拉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署期学校。

1926年，西方化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小吴博士回到了中国。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正从南方席卷而来，所有的青年人心目中充满着火热的民族主义。吴在上海投身于这一事业。然而一年半后，他急切地赶回自己的本省湖北，给省里的军阀 义务写了封计划书，建议税收改革。由于没有得到回复，他又写了第二封，指责这位大人物的冷漠。后者竟很快任命他为省烟酒税务局局长，结果税款大增。鉴于吴的才华，汉口市长 诱使这位年轻的收税者进入市府服务，半年后汉口摆脱了财政赤字。后来他当上了湖北省财政厅长，此时距他离开普林斯顿正好5年。在这个岗位上，他遇到了蒋介石，从此开始了与蒋命运与共的生涯。

求爱与槌球

　　吴市长也有浪漫的故事。在汉口，中国最大钢铁厂的黄技师长有两个女儿，都是出了名的大美人。姐姐卓群 ，吴国桢第一次与她相遇后，便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求爱，最终他皈依了她的信仰——基督教，并结成眷属。今年36岁的吴太太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被列入中国最美丽的女人和上海最迷人的女主户之列。

星期天，当吴市长忙里偷闲在官邸玩槌球时，才会感到快乐和轻松。家里常雇的10名仆人也会临时成为游戏的一方，吴太太训练他们的球技，让自己的孩子们组成客队与之对阵。

吴国桢的政治生涯中也有两次重大“挫折”，而且均与灾难有关。保险业人士都会同意，这与其说是吴的过错，不如归罪于天祸。然而，它印证了一个政治公理，政府中即使是象吴这样出色的人也难免遭遇失败。第一次发生在1931年，汉口遇上了特大水灾。吴国桢新婚不久，此时正担任湖北省财政厅长，职责是收税。洪水淹没了全省71个县中的46个，包括大批良田，于是税收泡汤了。吴解释说：“洪水毁了一切，也包括我”，“我无能为力，10个月后只能辞职。”不久，他到南京当上了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一年后，蒋委员长解除了原汉口市长 的职务，任命这位28岁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担任新市长。吴的任期一直延续到1938年10月25日凌晨3点，那时汉口即将被日军攻陷。

第二次挫折发生在重庆。1939年日本人的炸弹非常厉害，重庆的伤亡数要占全国伤亡数的一半。同年5月，蒋委员长任命吴国桢为重庆市长，但吴谢绝了，理由是他对重庆不熟悉。到了11月，蒋介石不及细想，再次做出任命。他指出：重庆的寒冬有雾气笼罩，这样可以给新市长足够的时间，以准备对付明年春夏的空袭。于是整个冬天，吴市长就带着几千名劳工在这座城市的地下挖石头，凿出了巨大的防空洞。1940年春，第一次空袭来临，消防队员们怯弱地躲进掩体。此时，吴市长从冒烟的废墟中走出，恭请他们去救火。此举令消防队员们非常惭愧，此后再也没有逃避责任，甚至在两个小头领牺牲后也是如此。1941年6月初，大难降临了！在一次规模不大的空袭后，由于错把己方飞机当成敌机，6000名重庆市民涌回全市最大的一座防空洞，结果发生了大规模的拥挤和混乱。当吴国桢率警察赶到现场时，力图疏散人群，但没有成功，有988人死于受压或窒息。蒋介石怒不可遏，只有拿吴是问，他被处以革职留用，但此后实权却反而更大。吴解释说：“这就是中国的官场”。

一年后，吴的工作转到了外交领域。他被任命为外交部政务次长。部长宋子文有近两年时间呆在华盛顿，其间便由吴国桢在重庆代理部务。吴很快发现，在外交事务中，心直口快是非常危险的，于是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以便深思熟虑后回答问题。为此，人们称他为“沉默的吴”。

这一时期，吴也学会了一些外交手腕。下面这个故事发生在威尔基（Wendell Willkie） 访问重庆的时候。当时，一大群人蜂拥在米店外，排队抢购政府抛售的廉价米。客人看到后问道：“他们在干什么？”吴悠悠地回答：“在买战争公债”。

1945年9月，吴国桢开始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直至1946年5月的一天，突然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市市长,这简直是一步登天。尤其在中国，年龄是获得公众尊重的最可靠因素，少年得志可能引起年长者的不满。在一些国民党元老看来，吴国桢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新贵，他的表现是出于权宜之计，而非深思熟虑。有一点令吴本人也感到困惑，他是作为一个行政官得以获取权力的，而不是作为军阀、将军、银行家、党魁或圣贤。

在重庆的峥嵘岁月里，一位认识吴国桢的西方人颇富戏剧性地将他寓为“典型的悲剧”，意思是吴是一个多才、果敢、接受西方式政府概念的人，但面对中国牢固的旧习俗和腐化，他的斗争是徒劳的。很明显，有时候吴国桢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许多事物是无法改变的。一次，他愁闷地说：“在上海，我不可能做得更多，根源是没有一个彻底性的解决办法。今后10年，如果中国变得健全了，上海才会发展。”

另一些时候，吴国桢则感到，在中国生活10年就象是夜鸟的翅膀仓促地拍了几下。昔日的伟大能否重焕光茫，他的思想、学识和精力面临着这个时代的一次真正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