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
粟特人最初只是作为商人进入中国以及欧亚大陆的一些游牧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粟特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外交、军事、文化、宗教等领域也有超出想象的重要地位。
公元1000年开始，丝绸之路贸易的统治者是粟特人，粟特语是当时的国际语言。首次在学术界提出这一假说的人，是在中亚及敦煌探险方面名扬天下的法国东方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
壁画上的粟特人
话说正题，让我们先搞清楚粟特人的家乡在哪？
粟特人的家乡是索格底亚那（Sogdiana），意思是“粟特人的土地”之意，是公元1000年开始活跃于欧亚大陆的粟特人的故乡。索格底亚那位于欧亚大陆的正中间，被从帕米尔高原流向西北，随后注入咸海的阿姆河及锡尔河环抱其中。
该地区同时也受到从帕米尔高原流出并消失在沙漠之中的泽拉夫尚河（乌孜别克语：Zarafshon）以及卡什卡河的润泽。
索格底亚
阿姆河、锡尔河这两条大河流域在人类历史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南边的是曾经被称为“乌浒水”或“质浑河”的阿姆河，北边的则是过去叫作“药杀水”的锡尔河。从南方视角出发，这两条大河的中间地带被音译为Māwarā al-Nahr或Transoxiana。前者是阿拉伯语“大河（即阿姆河）彼岸之地”的意思，后者是其译成西方语言的结果。
粟特人陶俑
粟特人在人种学上属于白种人，其身体特征正如“红毛碧眼”所形容的那样，具体而言就是白皮肤、绿色或蓝色的眼睛、深目、高鼻、浓须，亚麻色、栗色或褐色的卷发等。
粟特人彩雕
粟特人所使用的语言是今天已经灭绝了的粟特语。粟特语乃是属于东伊朗语系，同一语支中还有花剌子模语、巴克特里亚语（大夏语）、于阗语，但这些语言名义上虽说是同一语支，实际上并不相通。
公元前6世纪，索格底亚那被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第一帝国）的居鲁士大帝征服，成为波斯的属地以后开始使用文字。不过，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行政语言不是波斯语，而是阿拉姆语，因此粟特语最初是使用阿拉姆文字书写的，而不是一开始就用粟特文字来书写。
粟特人先使用阿拉姆文字来书写粟特语，然后阿契美尼德王朝灭亡，从阿拉姆文字的草书中产生了粟特文字。
其后，伴随着粟特人向东发展，粟特文字传入突厥、回鹘。进入唐代以后，在粟特文字中产生了回鹘文字，到了13世纪，从回鹘文字中产生了蒙古文字，最后在17世纪，基于蒙古文字又转化出了满文。
粟特文
甚至在蒙文发明之前，成吉思汗用粟特文和他的部族人相互交流。而蒙古帝国第三代大汗贵由写给罗马教皇的信则用粟特文书写。
虽然粟特经济的基础是农业，然而1000年以后，在粟特人的职业之中商业最引人注目。无论是汉文史料还是伊斯兰史料，对这一方面都有不少记载。首先，看一下汉文史料的记载。
壁画上粟特人
首先，看一下汉文史料的记载。受隋炀帝指派，与杜行满一起作为使者被派往西域的韦节曾著有题名《西蕃记》的旅行记。韦节亲自去了粟特地区，所留下来的记载自然可信。
遗憾的是，《西蕃记》一书今已不存，所幸在中唐的文人政治家杜佑编著的《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西戎五》中引用了一部分内容，记载如下：康国人并善贾（森安孝夫注：做生意），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
此外，《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康国》中还有一段更详细的记载说：
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森安注：胡须）。丈夫（森安注：男性）剪发或辫发。其王冠毡帽，饰以金宝。妇人盘髻，幪以帛巾（森安注：黑色头巾），饰以金花。人多嗜酒，好歌舞于道路。生子必以石蜜（森安注：冰糖）内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粘物。俗习胡书（森安注：粟特文粟特语）。善商贾（森安注：做生意），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中略）隋炀帝时，其王屈术支娶西突厥叶护可汗女，遂臣于西突厥。
另外，以伊斯兰方面的史料来说，在时代稍微晚一些的10世纪，有以波斯语撰写的《世界境域志》一书。下面从该书的“关于河中地区与其诸城邦”中摘抄一部分内容：
这一地区（粟特）的东边是吐蕃（西藏）的边境。南边是呼罗珊及其国境地带。西边是古兹（乌古斯）族和葛逻禄族的边境。北方也是葛逻禄族的边境。这是一个广大、繁荣、令人非常喜爱的国度。它是通往突厥的门户，也是商人们的聚集之处。居民们十分好战，为了信仰时，他们都是积极主动的战士及射手。
《世界境域志》还提到撒马尔罕：
撒马尔罕又大又富饶，是一座令人感到非常愉快的城市。那儿也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们的聚集之所。撒马尔罕由城市化的街区、城塞及郊外构成。市场的屋顶上（森安注：为了凉快）设置有流水的导管。在撒马尔罕，建有被称作“nighūshāk（森安注：“听者”之意，指摩尼教教徒）”的摩尼教教徒的教会。撒马尔罕生产纸张和麻绳，纸张输出到世界各地。布哈拉河（森安注：即泽拉夫尚河）流经撒马尔罕的城门附近。
根据这段记载，我们不难推测，9世纪至10世纪的索格底亚那仍然是远距离商业的中心繁华地带。
在粟特社会中，自由人和非自由人被严格区别开来。主要有九十多件穆格山（Mt.Mugh）出土文书，这些文书大致都属于8世纪前半期的最初二十五年间，可以作为窥视生活在粟特本土的粟特人社会构成的史料。
这里提到的所谓“自由人”，恐怕大多是指那些武装起来的土地所有者，视不同情况，他们也属于可以被称作贵族或武士（骑士）的阶级。有人推测这种“自由人”约占粟特总人口的三成以上。
在商人里面也有不少人可以归入“自由人”这个范畴。关于这一方面，前述粟特文古信札就可以得到证明。该信札中，把来到中国的粟特人称之为“自由人”。按照士农工商的顺序，商人被排在最后。
讲到这里，商人在中国古代地位也十分卑微。
关于军人的状况。据我推测，在军人中恐怕包括上至贵族下到奴隶的各种身份的人。在穆格山出土的盾牌上，就描画着看起来好像是贵族的骑马战士。
由于丝绸之路贸易不仅要通过辽阔的草原和沙漠，而且由于运送高额商品，所以遭遇土匪或者沿途打劫的危险性也非常高。为此，骆驼商队人数不能太少，一般都由很多人组成。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商队的商人们虽然自己也有武装，但同时也会请职业军人作为保镖来保护商队。在粟特社会中，似乎有许多半奴隶乃至奴隶身份的军人，或是成为上述骆驼商队的保镖，或是成为贵族以及大富商的私人武装。
在汉文史料中，粟特商人都是被怎样称呼的呢？
公元1到10世纪的范围内，如果出现“商胡、贾胡、客胡、兴生胡、兴胡”或是“胡商、胡客”等称呼，历来人们都会认为那是指伊朗系统的商人或西域商人。
特别是在唐代，只要说“兴生胡”或其省略形态“兴胡”，几乎百分之百是粟特商人；此外若说“商胡、贾胡、客胡、胡商、胡客”的话，十有八九也是指粟特商人。
但是，倘若就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胡”之含义而言，我觉得暂时还需要慎重一些。关于这一时期的“商胡、贾胡、客胡、胡商、胡客”等称呼，一般认为就是指西域商人，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变化。然而在这些西域商人中，来自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城邦国家的非汉人（包括龟兹、焉耆在内的吐火罗人，于阗人，楼兰人等）商人绝不在少数，有时甚至还包括远道而来的印度商人和波斯商人，因而不能轻易地断定“胡”就是指粟特商人。
例如6世纪的《洛阳伽蓝记》卷三中虽有“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的记载，但同书里还有“乾陀罗国胡王”以及“波斯国胡王”等表述，因此该书里的“胡”未必就是指粟特人。
粟特陶俑
更成为问题的是，“胡”不仅与表示商业之意的“商”“贾”“兴生”以及表示旅行者之意的“客”结合，也与其他的词相结合形成“～胡”的词语，例如“诸胡、杂胡、西胡、胡人”等，有时也只用一个“胡”字
出于制作汉文文书等的方便起见，往来于中国的粟特人似乎都有汉字姓名。在当时，他们多用表示各自出身城邦的汉语来作为自己的姓。这些主要包括来自康国（撒马尔罕Samarkand）、安国（布哈拉Buhara）、米国（弭秣贺Māymurgh）、史国（羯霜那Keshāna，又作“佉沙Kesh”）、何国（屈霜你迦Kushānika）、曹国（劫布呾那Kapūtānā）、石国（赭时Chach）、毕国（Peykend）的康、安、米、史、何、曹、石、毕等姓。
从事远距离两地贸易的商人与武人实际是表里一体的双重身份。早在3世纪三国时代，就可以见到这样的粟特人集团的身影。
据《三国志》卷三十三《蜀书·后主传》以及《册府元龟》卷二一七的记载，公元227年蜀国与吴国合谋联手夹击魏国，当诸葛亮准备率领蜀军北上时，已经继刘备之位成为皇帝的刘禅曾颁布了一道诏书。在该诏书里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凉州（森安注：广义的凉州，指整个河西地区）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森安注：即接受蜀皇帝刘禅或诸葛孔明的节度），大军（森安注：即蜀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注：作为援军加入进来），（注：如果战斗开始以后则要）奋戈先驱。
在魏、蜀、吴三分天下的情况下，割据西北河西走廊一带、处于半独立状态的诸国国王们审时度势，他们没有选择魏国而是倒向蜀国一方。诸国国王将自己统治下的月支，即月氏及康居等人民，分别交由各族首领（胡侯）二十余人统领并派去了蜀国。从姓名上来判断，率领这支军团者应该是支富，而统率康居，可能是康国（撒马尔罕）军团者则一定是康植。
一方面他们是散见于河西地区的西域商人集团领袖，同时又是在一旦出现变故时就能马上成为武装军团首长的人物。
根据前一条记事可以明显看出，粟特诸国的国王们与蜀国皇帝刘禅实际上在行动之前就已经有了进行军事合作的约定。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这类行动的背后，也一定有能布下庞大情报网络的商人集团。
粟特人盔甲
粟特人盔甲
洛阳乃是三国曹魏的中心，而河西地区，在诸国建立起殖民聚落的粟特商人以及西域商人们，实际上早已和曹魏之间建立起了多层次的通商关系。尽管如此，他们之所以要倒向位于四川的蜀国，恐怕其目的正是出于扩大商业圈的需要吧。因为只要一切顺利，不仅蜀汉所在地四川，而且自然还可以进一步向东吴的根据地江南发展。
从北魏到隋代，作为一个集团，向东方发展的粟特人在汉语世界里定居以后，当时的政府给粟特聚落的领袖授予了一个叫作“萨宝”（此外也有“萨保”“萨甫”等表记）的官职名称，并允许其自治。
关于一直持续到唐代的称号“萨宝”一词的词源和意思，长期以来海内外学界一直在进行讨论。主要通过日本学者吉田丰、荒川正晴的研究，目前这一问题已经基本获得了解决。
“萨宝”译自源于巴克特里亚语的粟特语sartpaw一词，原来的意思是“商队首领”，由此又派生出了单纯的“领导者”之意。
为此，自治的范围仅仅限于宗教方面，“萨宝”的意思变成了单指祆教徒集团的领导者，明确了并不是从一开始“萨宝”就有祆教徒的统领这样一种宗教的含义，同时还弄清楚了来到中国的祆教徒的大多数并不是波斯人，而是粟特人。
原则上每一个聚落只有一个萨宝，但是像凉州这样有很多粟特人居住的地方，聚落往往也不限于一个，同一座城市里也可能存在多个聚落萨宝，像安氏聚落的萨宝、康氏聚落的萨宝等。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只要有被任命的萨宝的地方，就一定存在着粟特人的聚落。
在唐朝建国以及发展过程中，作为武官而活跃的粟特人以及在背后支撑他们的武人集团。
因为按照学术界一般的理解，府兵制乃是以鲜卑人为中核的“胡汉融合”的制度，但是恐怕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个“胡”里，竟然还包括所谓“五胡”之外的粟特人。
粟特武士
安修仁之兄安兴贵曾对唐高祖说：“臣于凉州，奕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旧唐书》卷五十五《李轨传》）据此来看，安氏兄弟应当是拥有一支可以随意驱使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武装集团。李轨政权尽管是地方政权，但毕竟也是统治着整个河西地区的一个政权。而安氏之所以能够发动推翻李轨政权的政变，自然是因为拥有一支相应的武装部队。这支部队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
《隋书·百官志》说，在首都以外的地方，以诸胡二百户为基准，任命自治首领萨宝一人。因而，我这里推测的安氏武装的这一人数与《隋书·百官志》的记载似乎也并不矛盾。
从安兴贵之子安元寿的墓志铭来看，安元寿十六岁进入秦王府，“玄武门之变”时以及之后突厥颉利可汗逼近长安的时候，他都一直活跃在李世民身边。
在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坐上皇帝宝座的时候，有证据表明安元寿曾为之动用粟特人的兵力。因而，安元寿可谓是太宗即位的功臣之一。基于这一点，他本来可以因此在仕途上飞黄腾达，然而其后，他还是遵循父亲安兴贵的意思毅然辞官回到故乡凉州继承家业。
所谓家业，应该指的是垄断东西方贸易。
安元寿应该是在从事交易商品的同时，还包括饲养及买卖作为机动运输力量的马匹。关于这一点，在《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抱玉传》的开头部分所说的“李抱玉，武德功臣安兴贵之裔。代居河西，善养名马，为时所称”的记述中就可以看见。由这条记载，我们可以窥见安氏一族把持河西地区名马产地的情况。
这里提到的李抱玉是一位武人宰相，其本名叫安重璋，历仕肃宗、代宗朝。在平定安史之乱时立有大功，为了避开与安禄山同姓，757年由肃宗赐姓李，改名李抱玉。
通过上述史实，似乎可以容许我们推演出如下结论：粟特人不仅活跃于河西走廊到宁夏一带，而且还进入了从鄂尔多斯（黄河弯曲部分）到山西北部的农牧接壤地带，进而进入了天山地区到蒙古高原的草原地带。由于他们拥有大量的马匹，所以往往把马作为商品，从事着建立在马和骆驼的机动能力之上的东西方贸易。
与此同时，他们自身也变成了一个武装集团，自身兼有以骑兵为主的军事力量。并且，这些武装集团不仅用于护卫他们自己组织的商队，同时也给他们看好的势力积极主动、源源不断地提供军事帮助，以图谋共同的发展。
这里所说的自己看好的势力，既可以是突厥游牧集团，也可以是汉人军阀，只要是在粟特人看起来有发展前途的一方就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