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仁:咸同交替与派系新局的形成

作者:林文仁

如果我们可以同意,同光以降慈禧太后的专权是影响晚清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则对于“辛酉政变”在此一因素形成的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相信也早有共识。若非这场政变,慈禧莫说终有独踞权力顶峰之日,就连“垂帘听政”之形式能否存在,都将大有疑问。王闿运《独行谣》即有“祖制重顾命,姜姒不佐周”之句,以名此例。不过,如果只是慈禧个人对权力的欣趋,以有清成法,似亦难以造成扭转朝局的大作用。其时客观条件的配合,才是一个主要的关键。

内外冲击与辛酉政变的发生

追溯“辛酉政变”的缘起,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文宗大行于承德之前所做的权力结构安排,毋宁是刺激政局巨变的直接成因。文宗为新君——其年仅6岁的皇太子载淳——所指定的顾命阵容,已然使新权力核心陷入了其时足可影响朝局稳定的两项冲突诱因中,此二诱因一显一隐:显者,柄政之御前大臣肃顺,与在京的恭亲王奕两派势力,长期对立与紧张;隐者,自太平天国起事后,汉士大夫集团中渐见复燃的历史纠结——南北地域之争。此二因素一旦互相为用,再加上承德行在护持幼帝的两宫太后积极联手所造成的效应,便可令朝局翻覆。辛酉之事,由是产生。

先说恭、肃两派的权力矛盾。在文宗一朝,宗室出身的肃顺所以能够崛起,而得咸丰帝之倚畀,与文宗即位初期即在军机领班辅佐乃兄的恭亲王奕于咸丰五年被逐出军机处而使文宗顿失股肱相关。文宗与恭王的关系,从“友爱如‘亲昆弟’”,到手足参商,源于其父宣宗立嗣时积下的心结,历来多有论者。 自奕罢出军机,天下因太平军作乱而引起之恶劣局势仍在持续险化,但咸丰所倚为决策依仗的军机,领班的协办大学士彭蕴章性格庸懦,又已老衰;满大臣文庆虽称有见识,但此年七月方入直,越年即下世;杜翰为文宗帝师杜受田之子,文宗报答师恩而一力超擢,亦有才识,但仍资浅,缺少发言权;此外,穆荫亦如杜翰之地位。国事蜩螗之际,咸丰不能不感到身旁少了一个真正可与言大事、一语安邦的左右手,这便造成了肃顺崛起的机会。

肃顺勇于任事,极力鼓舞文宗振衰起敝,的确是肃顺之长,《清史稿》上都不能不说“其赞画军事,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之上,削平大乱,于此肇甚”; 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诸人之得蒙重用,更表现了肃顺超越满汉的眼界与对决策的强大影响力。然而,作为一个申韩法家的信仰者,肃顺求治遂策的手段,有时不免过于激烈,也为他长期树敌,终于积累出后日翻覆政局的能量。

咸丰十年九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面对满朝臣工几乎一致反对的情势,咸丰帝仍在肃顺等人簇拥下,以“西狩”为名,避往热河,而将“办理抚局”的艰难任务,留给恭亲王奕,使其处于与外人协商而易受谴责的难堪处境;而肃顺、载垣等人,则恰可推掉办洋务的麻烦担子。再者,拥帝西行,非但可避锋镝,且可将权力更集中在自己的集团手中。这由全班军机大臣中,仅一向在朝中被认为属恭王一系的文祥独被留京,可以看出。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文宗驾崩于热河行宫。此前,于十六日短暂清醒之际,首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次谕“着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文宗此命,肃顺长期随侍,必有造陈,可以想见。不过,顾命大臣名单一公布,那些曾期望肃顺与恭王能在现实政治演变下,和衷共济,同辅幼主,以开新局的人,终于绝望了;而肃顺无所不用其极的胜利,也使局面成了单选题式的“零和游戏”。无论是恭王还是期望恭王再参枢机的人都明白,眼下只有一条路:以非常之手段,收非常之功。政变引信,就此埋下。

肃顺的操作与结果,将前此因显露对政务之热衷,而与肃顺结恶,但此时已贵为母后皇太后的慈禧,推向同因文宗身后布局,沦为权力失意者的恭王一边。在慈禧影响下,对幼主未来处境,因肃顺气焰之盛而忧心忡忡的母后皇太后慈安,遂与慈禧同调。于是,两宫衡量亲疏与现实,决定与恭王合作,并以密旨交侍卫恒起驰返京师,交慈安之弟广科,令其问计于恭王,“王正久希用事,遂不惜违反家法及文宗委任辅政禁遏牝朝之旨”,易言之,恭王已与两宫达成了以赞同垂帘交换辅政大权之谋。历史将两个希冀权力而不可得的人推到一处,为改变晚清政局的大政潮接上环带,开始运转了。

其次,则可由汉士大夫集团南北地域之争观照。从历代政争成因分析,“地域”因素无论在任何一个断代的研究者看来,都是主要的观照点。自宋代以降,由于黄河流域政治势力的混同与南方经济力量的成熟,地域因素的主线由原来的东西对抗,转为南北竞争,遂使问题更加无朝无之。加上科举制度自宋代得到扩大,下至明、清已完全成熟为中国社会阶级流动主要管道后,盘根错节的师友、年谊、僚属关系,及其背后存在的政治、经济利益,使得派系成分愈见复杂。

研究清初史事的学者,往往提及八旗政权入关后,之所以能迅速掌握局面,使政治发展步上轨道,明末原属阉党的北派士大夫之合作,是一重要因由,也在这样的条件下,清初顺治、康熙两朝,北派士大夫能挟此优势,在军事攻伐之外,屡兴大案,重击南士。 康熙中期以后,历雍、乾两朝,清廷中央表现了天下大定后,君主集中权力、主导政局的强势作风,已非立朝之初须借汉士原有矛盾以收操纵之实的阶段可比,派系斗争遂一定程度地受到抑制。嘉道守文,虽中央已乏英主,政治风气亦渐现如曾国藩所云“掩饰弥缝,苟且偷安”之貌,但还能维持一基本局面。一旦内外交攻,大势渐脱君主全面掌控的格局之外,官僚集团之势渐升,而政争便不可免了。值此,南北地域成见,再出作祟,甚且取重于国朝利益,影响深远。

咸丰朝后期,军机汉员除老衰致仕之彭蕴章及满洲正白旗出身的穆荫外,少壮当事之匡源、杜翰、焦祐瀛俱为北士,且于咸丰十一年七月文宗驾崩时被全数指定为受顾命的“赞襄政务大臣”,成为新权力核心。如此格局,与其时文宗身后权臣肃顺与恭王奕两派之权力斗争相结合,终为往后历同、光两朝,汉士大夫集团在中央决策体系内所开展的南北之争,创造了时机。

辛酉政变之成功,除恭王与慈禧两核心人物临大事之表现外,有另一助力同样关键且不容忽视,此即一批暗助恭王之军机章京。其中又有四名最具作用之章京领袖,即汉军机章京领班江阴曹毓瑛,仪征方鼎锐及仁和朱学勤、许庚身,此四人率皆南士。

军机章京为供职军机处之秘书群,日常之职务为起草较一般性之上谕、廷寄,及誊缮经上意认可颁行之廷寄文件,于枢垣决策上原不具发言权或影响力。然而,因彼等平日身处朝命所出之地,对任何重大决策及中枢动态了如指掌,因此一旦涉入政治上派系之斗争,处此地位往往便能有洞烛机先的功能。辛酉政变可称一最具代表性,也可能是有清一代唯一的事例。他们透过在热河的两宫,与在京的恭王两边呼应,在台面下积极拉拢反肃党大老官僚,中有厕身枢垣之南人章京传递其间的布局,借由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文宗梓宫移灵返京,顾命诸臣首尾不兼的机会,迅雷不及掩耳地发动政变。最终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御前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肃顺,先后加恩赐令自尽及斩立决,以穆荫为首,杜翰、匡源、焦祐瀛三北士在内的四名大臣被逐,枢垣面临重组的新局。

同治初期政坛势力的整合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一,亦即政变成功的次日,新军机阵容宣告产生,包括:授为“议政王”的恭亲王奕;原已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被视为恭王股肱的户部左侍郎文祥;恭王的岳丈,大学士桂良;另一名恭王的亲信,户部右侍郎宝鋆等几名满员。其中,桂良于同治元年(1862)六月即下世,而彼所占满军机一缺,此下即不补。至于另安插之汉军机大臣,到同年落定,由前述之江苏江阴曹毓瑛与河南河内出身之李棠阶入枢,由此南北士人同参枢机之局乃渐成。

然而,慈禧与恭王因同仇敌忾于肃党,而进行之政治利益合作,在铲除共同敌人之后,毕竟难以避免直接面对权力分享抑或拉锯之现实。慈禧一认垂帘之君臣名分已定,恭王却更认辅政之重心在彼,于是遂有同治四年恭王被褫夺“议政王”头衔之事作。

先是二月,有御史丁浩奏山东、河南一带大雪震雷请亟修省;到了三月,编修蔡寿祺上疏劾恭王揽权、纳贿、徇私、骄盈, 终于引起了朝局的风暴。三月初四日蔡折见览,引起廷争,恭王被慈禧削去一切差使,直到四月十五日上谕命仍在军机上行走,不复用“议政”名目, 一番折腾,虽然又重领枢垣,雷霆雨露之后,尽归一句“恭王自是益谨”。 其间于当事者心境之变化,饶有深意。

就在上述政争风波稍淡之际,军机中两席汉大臣,也因李棠阶与曹毓瑛先后辞世,而发生变动。时任内阁学士,并为同治帝师的直隶高阳李鸿藻,与江苏吴江出身的礼部右侍郎沈桂芬,双双入直枢垣。李、沈二人春秋正盛,年富力强,正可为咸同交替以降派系格局渐次明晰的现实收拢盘势。配合满洲亲贵集团,因恭王受抑而产生的质变,晚清派系政治由此更开局面。

“南北派系”与“恭醇之争”的成形

由同治四年及六年,李鸿藻与沈桂芬行走军机,自辛酉以来的军机阵容终于展开了一段稳定的历程。以恭王为首,以下“两满”(文祥、宝鋆)、“两汉”(沈桂芬、李鸿藻)的结构,维持到光绪二年(1876)五月文祥病逝,才开始有变动产生。也就在这段时期,由辛酉以降一直有山雨欲来之势的南北派系,终于在决策核心有了久居其位且备受推重的领导人树立标的之后,迅速地集中资源,并开始了实际政治运作中的权力抗衡。

在此时期,南北派系先以政策论辩而见其大异,各聚士论,门户愈张。进而为巩固权力基础,一方面争取决策主导权,一方面削弱对方之竞争实力,逐步深化斗争。由同治九年至光绪四年间,有三件史事正可反映此一发展步骤,分别为同治九年之天津教案、光绪三年李鸿藻丁忧免直与王文韶的入枢、光绪四年沈桂芬简黔抚事及其后引发之沈桂芬与荣禄的政治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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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在同治九年五月廿三日,数千名天津百姓聚集在法国天主教教堂前表示抗议。此举导因于近来天津频频发生人口失踪的案子,而市嚣传言此乃天主堂中的洋教士有利用所属育婴堂拐带儿童,杀害婴儿,并加以剜眼剖心,以为炼制邪药之资。儿童失踪、无知谣诼与仇洋情绪纠结在一起,愈传愈激切,遂有此日之事。

事发之后,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y Fontanier)认为天津地方官员对此种态势不认真予以弹压,遂带着书记官西门前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处“交涉”,实则咆哮威迫衙署。随后,丰大业等又来到教堂前,并与在场处理群众滋事的天津知县刘杰发生冲突,丰大业持枪击伤刘的随员,遂引爆群众情绪,群众砸毁了育婴堂,焚烧教堂以及多处教会建筑,并入劫法国领事馆,殴毙丰大业及西门,并十名修女、两名神甫、四名法国男女、三名俄国男女及三四十名中国教徒。

五月二十六日,驻京的各国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递送《致恭亲王及各大臣函》,此函措辞颇强硬,要求中国政府代为伸张正义,并重新保证在华外国公民的生命安全,并且在函中指出此事是有组织的排外事件,而提督陈国瑞指挥会党在后操纵。外人的指控,使朝廷在处置措施的拿捏上更见困难,因为这极可能须牵涉对部分官员直接论罪的取舍。由此,在历次廷议上,南北两位汉军机大臣,在处置基本态度上,渐见壁垒。

基本上,在南北两派之中,以恭亲王掌枢之地位,自不宜有所偏袒,但以私衷而论,恭亲王一向较近南派,似不算过分之推论。一者,恭亲王在辛酉政变中的胜利,非南士之运作不为功,曹毓瑛即代表人物;再者,南士在洋务办理上,一向有较明敏通达的态度,这对颇须耗神于对外事务的恭亲王来说十分重要,而沈桂芬正是此道之干才,更令恭王倚重。相对于此,李鸿藻与恭亲王向不称亲近,甚且在治丝益棼的天津教案处理期间,又秉持北派一向对洋务伸张“春秋大义”的路线,屡屡对抗形同代表恭王的宝鋆及沈桂芬之立场,更造成恭王与李鸿藻的疏离。由同治年间的经验,再到光绪初期的几番升沉,遂使南北派系更见分明。

李鸿藻丁忧免直与王文韶的入枢

光绪三年九月十一日,李鸿藻本生母姚太夫人病故,李旋上疏乞俱服三年。李鸿藻的免直,使军机上再补一席汉臣成为当务之急。但此次人事之议,却至光绪四年二月五日方有旨意,且是由上年十月甫自湖南巡抚内召,二月二日方到京的王文韶入直学习行走。

以王文韶在湘将近六年,平黔苗及湘省民乱,“内治称静谧焉”的政绩,内召署兵部侍郎,再予补实,应称合理;但入直枢垣,便有可商榷的余地了。何况以王未经翰林之资历,而于四月又补礼部左侍郎,这便更与向例有所不侔。及至七月,在毫无相关资历的情形下,王又兼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亟于接收李鸿藻资源之用心,愈见切实。这便难怪时人对此皆有认王乃沈所援引,其目的在求厚植南派之势的看法。

王之入枢,打破了南、北两派近十数年来于决策核心各占一席的惯例,北派魁首不得已而免,却有此事,其用意更见昭然。对照于前此恭王、宝鋆与李及北派关系之演变,李鸿藻在军机上之孤立,终于由议政时的压抑,发展到了权力布局的消长。北派经此一变,突然从权力核心的在朝者,一下子成了真正的在野派。这便不只关系李鸿藻个人进退,而是未来北派——至少在恭王执政时期——于权力版图中可能面临全面萎缩的现实了。

北派为求扳回下势,遂将派系间争斗的水平全面升级,终成水火之势;而北派长期以来与恭王一系不相能,至此亦可化暗为明。

沈桂芬简黔抚事

要谈此案,除前文已述及的南派领袖沈桂芬之外,两造关键人物的另一人——荣禄,宜稍加介绍。

荣禄,字仲华,与文祥、桂良等重臣同样出身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瓜尔佳氏,祖父塔斯哈曾任喀什噶尔帮办大臣,父长寿及伯父长瑞曾分任凉州、天津总兵,但分别于回部张格尔及洪杨之乱初起时殉国。有此两代忠烈之条件,几即注定荣禄之腾达必易于常人。尤其在同治初年,朝廷设“神机营”,荣禄以五品京堂,充翼长兼专操大臣,再迁左翼总兵。熟悉晚清历史者应都明白,实际指挥神机营者,即醇郡王奕,彼岁由此与醇王建立了密切关系。恩眷隆盛时,荣禄甚且集工部尚书、步军统领及总管内务府大臣三要职于一身,时值光绪四年,亦沈、荣对抗进入白热化阶段。

荣禄与李鸿藻之亲近,时人多有述及,相对于与李鸿藻之亲近,沈桂芬与荣禄之间却于当年穆宗驾崩时,即有宿怨,沈桂芬疑简黔抚之事,乃李鸿藻在丁忧居停之中,联络荣禄由内廷路线对沈桂芬及南派所进行的反击,应该是合理的推论。

沈、荣之争,标识了南北派系已由庙堂之上,以政见为核心所进行的权力角逐,进展到以人事倾轧——此种权力版图最赤裸的方面——为核心的阶段。既已至此,则理念与手段已无明显分野,政见亦只成纯粹之党同伐异的工具。

尤有进者,汉官僚之派系对立,又与满洲亲贵中,自同治初期即领导政府,但与借垂帘实掌权柄之慈禧隐然对立的恭亲王奕,因其异母弟,亦为慈禧妹婿之醇郡王奕,对乃兄辅政路线之异见,引发其间之权力意识抬头,而致矛盾逐步纠结。

醇郡王自同治初年以来,迭授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弘德殿总稽察,尤其是亲自管理了被其视为朝廷武力新锐的“神机营”,几年下来,颇觉踌躇满志,也渐不耐为池中物了,凡有机会,总力求表现,尤其似每不自觉地以恭亲王作为比较对象。前述天津教案最后在有限度妥协的情形下结束,醇王仍极感不满,最终以“在事诸臣,汲汲以曲徇夷心为务”,故耻与同列之理由下,愤而辞去一切差使,直到翌年正月廿六日方销假。也就在这段时间,醇王以手缮密折面呈太后,对恭王进行了直接的攻击。论者每以此疏关系晚清之成败极深,最直接之影响即“鼓励守旧派之气焰,虚憍言论因益嚣张”。 以此较于前引六月廿五日之会议过程,则相争之势不但未敛,反而愈显。此又岂仅止于恭醇之间,或新旧之间,盖一切党同伐异,缘之益可盘根错节,且益能以高论,甚且清议之形式,包装其中派系利益之色彩。此点于日后北派之作为,特别明显。

“南北派系”与“恭醇之争”的逐渐合流,遂埋下光绪朝前十年政局变异的伏笔;加上亟欲扩权的慈禧,以其垂帘持柄之高度,从中操作,终于指向光绪十年朝局的翻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