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仁：咸同交替与派系新局的形成

先说恭、肃两派的权力矛盾。在文宗一朝，宗室出身的肃顺所以能够崛起，而得咸丰帝之倚畀，与文宗即位初期即在军机领班辅佐乃兄的恭亲王奕于咸丰五年被逐出军机处而使文宗顿失股肱相关。文宗与恭王的关系，从“友爱如‘亲昆弟’”，到手足参商，源于其父宣宗立嗣时积下的心结，历来多有论者。 自奕罢出军机，天下因太平军作乱而引起之恶劣局势仍在持续险化，但咸丰所倚为决策依仗的军机，领班的协办大学士彭蕴章性格庸懦，又已老衰；满大臣文庆虽称有见识，但此年七月方入直，越年即下世；杜翰为文宗帝师杜受田之子，文宗报答师恩而一力超擢，亦有才识，但仍资浅，缺少发言权；此外，穆荫亦如杜翰之地位。国事蜩螗之际，咸丰不能不感到身旁少了一个真正可与言大事、一语安邦的左右手，这便造成了肃顺崛起的机会。

肃顺勇于任事，极力鼓舞文宗振衰起敝，的确是肃顺之长，《清史稿》上都不能不说“其赞画军事，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之上，削平大乱，于此肇甚”； 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诸人之得蒙重用，更表现了肃顺超越满汉的眼界与对决策的强大影响力。然而，作为一个申韩法家的信仰者，肃顺求治遂策的手段，有时不免过于激烈，也为他长期树敌，终于积累出后日翻覆政局的能量。

咸丰十年九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面对满朝臣工几乎一致反对的情势，咸丰帝仍在肃顺等人簇拥下，以“西狩”为名，避往热河，而将“办理抚局”的艰难任务，留给恭亲王奕，使其处于与外人协商而易受谴责的难堪处境；而肃顺、载垣等人，则恰可推掉办洋务的麻烦担子。再者，拥帝西行，非但可避锋镝，且可将权力更集中在自己的集团手中。这由全班军机大臣中，仅一向在朝中被认为属恭王一系的文祥独被留京，可以看出。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文宗驾崩于热河行宫。此前，于十六日短暂清醒之际，首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次谕“着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文宗此命，肃顺长期随侍，必有造陈，可以想见。不过，顾命大臣名单一公布，那些曾期望肃顺与恭王能在现实政治演变下，和衷共济，同辅幼主，以开新局的人，终于绝望了；而肃顺无所不用其极的胜利，也使局面成了单选题式的“零和游戏”。无论是恭王还是期望恭王再参枢机的人都明白，眼下只有一条路：以非常之手段，收非常之功。政变引信，就此埋下。

肃顺的操作与结果，将前此因显露对政务之热衷，而与肃顺结恶，但此时已贵为母后皇太后的慈禧，推向同因文宗身后布局，沦为权力失意者的恭王一边。在慈禧影响下，对幼主未来处境，因肃顺气焰之盛而忧心忡忡的母后皇太后慈安，遂与慈禧同调。于是，两宫衡量亲疏与现实，决定与恭王合作，并以密旨交侍卫恒起驰返京师，交慈安之弟广科，令其问计于恭王，“王正久希用事，遂不惜违反家法及文宗委任辅政禁遏牝朝之旨”，易言之，恭王已与两宫达成了以赞同垂帘交换辅政大权之谋。历史将两个希冀权力而不可得的人推到一处，为改变晚清政局的大政潮接上环带，开始运转了。

其次，则可由汉士大夫集团南北地域之争观照。从历代政争成因分析，“地域”因素无论在任何一个断代的研究者看来，都是主要的观照点。自宋代以降，由于黄河流域政治势力的混同与南方经济力量的成熟，地域因素的主线由原来的东西对抗，转为南北竞争，遂使问题更加无朝无之。加上科举制度自宋代得到扩大，下至明、清已完全成熟为中国社会阶级流动主要管道后，盘根错节的师友、年谊、僚属关系，及其背后存在的政治、经济利益，使得派系成分愈见复杂。

研究清初史事的学者，往往提及八旗政权入关后，之所以能迅速掌握局面，使政治发展步上轨道，明末原属阉党的北派士大夫之合作，是一重要因由，也在这样的条件下，清初顺治、康熙两朝，北派士大夫能挟此优势，在军事攻伐之外，屡兴大案，重击南士。 康熙中期以后，历雍、乾两朝，清廷中央表现了天下大定后，君主集中权力、主导政局的强势作风，已非立朝之初须借汉士原有矛盾以收操纵之实的阶段可比，派系斗争遂一定程度地受到抑制。嘉道守文，虽中央已乏英主，政治风气亦渐现如曾国藩所云“掩饰弥缝，苟且偷安”之貌，但还能维持一基本局面。一旦内外交攻，大势渐脱君主全面掌控的格局之外，官僚集团之势渐升，而政争便不可免了。值此，南北地域成见，再出作祟，甚且取重于国朝利益，影响深远。

咸丰朝后期，军机汉员除老衰致仕之彭蕴章及满洲正白旗出身的穆荫外，少壮当事之匡源、杜翰、焦祐瀛俱为北士，且于咸丰十一年七月文宗驾崩时被全数指定为受顾命的“赞襄政务大臣”，成为新权力核心。如此格局，与其时文宗身后权臣肃顺与恭王奕两派之权力斗争相结合，终为往后历同、光两朝，汉士大夫集团在中央决策体系内所开展的南北之争，创造了时机。

辛酉政变之成功，除恭王与慈禧两核心人物临大事之表现外，有另一助力同样关键且不容忽视，此即一批暗助恭王之军机章京。其中又有四名最具作用之章京领袖，即汉军机章京领班江阴曹毓瑛，仪征方鼎锐及仁和朱学勤、许庚身，此四人率皆南士。

军机章京为供职军机处之秘书群，日常之职务为起草较一般性之上谕、廷寄，及誊缮经上意认可颁行之廷寄文件，于枢垣决策上原不具发言权或影响力。然而，因彼等平日身处朝命所出之地，对任何重大决策及中枢动态了如指掌，因此一旦涉入政治上派系之斗争，处此地位往往便能有洞烛机先的功能。辛酉政变可称一最具代表性，也可能是有清一代唯一的事例。他们透过在热河的两宫，与在京的恭王两边呼应，在台面下积极拉拢反肃党大老官僚，中有厕身枢垣之南人章京传递其间的布局，借由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文宗梓宫移灵返京，顾命诸臣首尾不兼的机会，迅雷不及掩耳地发动政变。最终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御前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肃顺，先后加恩赐令自尽及斩立决，以穆荫为首，杜翰、匡源、焦祐瀛三北士在内的四名大臣被逐，枢垣面临重组的新局。

然而，慈禧与恭王因同仇敌忾于肃党，而进行之政治利益合作，在铲除共同敌人之后，毕竟难以避免直接面对权力分享抑或拉锯之现实。慈禧一认垂帘之君臣名分已定，恭王却更认辅政之重心在彼，于是遂有同治四年恭王被褫夺“议政王”头衔之事作。

先是二月，有御史丁浩奏山东、河南一带大雪震雷请亟修省；到了三月，编修蔡寿祺上疏劾恭王揽权、纳贿、徇私、骄盈， 终于引起了朝局的风暴。三月初四日蔡折见览，引起廷争，恭王被慈禧削去一切差使，直到四月十五日上谕命仍在军机上行走，不复用“议政”名目， 一番折腾，虽然又重领枢垣，雷霆雨露之后，尽归一句“恭王自是益谨”。 其间于当事者心境之变化，饶有深意。

就在上述政争风波稍淡之际，军机中两席汉大臣，也因李棠阶与曹毓瑛先后辞世，而发生变动。时任内阁学士，并为同治帝师的直隶高阳李鸿藻，与江苏吴江出身的礼部右侍郎沈桂芬，双双入直枢垣。李、沈二人春秋正盛，年富力强，正可为咸同交替以降派系格局渐次明晰的现实收拢盘势。配合满洲亲贵集团，因恭王受抑而产生的质变，晚清派系政治由此更开局面。

在此时期，南北派系先以政策论辩而见其大异，各聚士论，门户愈张。进而为巩固权力基础，一方面争取决策主导权，一方面削弱对方之竞争实力，逐步深化斗争。由同治九年至光绪四年间，有三件史事正可反映此一发展步骤，分别为同治九年之天津教案、光绪三年李鸿藻丁忧免直与王文韶的入枢、光绪四年沈桂芬简黔抚事及其后引发之沈桂芬与荣禄的政治角力。

天津教案

事发之后，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y Fontanier）认为天津地方官员对此种态势不认真予以弹压，遂带着书记官西门前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处“交涉”，实则咆哮威迫衙署。随后，丰大业等又来到教堂前，并与在场处理群众滋事的天津知县刘杰发生冲突，丰大业持枪击伤刘的随员，遂引爆群众情绪，群众砸毁了育婴堂，焚烧教堂以及多处教会建筑，并入劫法国领事馆，殴毙丰大业及西门，并十名修女、两名神甫、四名法国男女、三名俄国男女及三四十名中国教徒。

五月二十六日，驻京的各国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递送《致恭亲王及各大臣函》，此函措辞颇强硬，要求中国政府代为伸张正义，并重新保证在华外国公民的生命安全，并且在函中指出此事是有组织的排外事件，而提督陈国瑞指挥会党在后操纵。外人的指控，使朝廷在处置措施的拿捏上更见困难，因为这极可能须牵涉对部分官员直接论罪的取舍。由此，在历次廷议上，南北两位汉军机大臣，在处置基本态度上，渐见壁垒。

基本上，在南北两派之中，以恭亲王掌枢之地位，自不宜有所偏袒，但以私衷而论，恭亲王一向较近南派，似不算过分之推论。一者，恭亲王在辛酉政变中的胜利，非南士之运作不为功，曹毓瑛即代表人物；再者，南士在洋务办理上，一向有较明敏通达的态度，这对颇须耗神于对外事务的恭亲王来说十分重要，而沈桂芬正是此道之干才，更令恭王倚重。相对于此，李鸿藻与恭亲王向不称亲近，甚且在治丝益棼的天津教案处理期间，又秉持北派一向对洋务伸张“春秋大义”的路线，屡屡对抗形同代表恭王的宝鋆及沈桂芬之立场，更造成恭王与李鸿藻的疏离。由同治年间的经验，再到光绪初期的几番升沉，遂使南北派系更见分明。

李鸿藻丁忧免直与王文韶的入枢

以王文韶在湘将近六年，平黔苗及湘省民乱，“内治称静谧焉”的政绩，内召署兵部侍郎，再予补实，应称合理；但入直枢垣，便有可商榷的余地了。何况以王未经翰林之资历，而于四月又补礼部左侍郎，这便更与向例有所不侔。及至七月，在毫无相关资历的情形下，王又兼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亟于接收李鸿藻资源之用心，愈见切实。这便难怪时人对此皆有认王乃沈所援引，其目的在求厚植南派之势的看法。

王之入枢，打破了南、北两派近十数年来于决策核心各占一席的惯例，北派魁首不得已而免，却有此事，其用意更见昭然。对照于前此恭王、宝鋆与李及北派关系之演变，李鸿藻在军机上之孤立，终于由议政时的压抑，发展到了权力布局的消长。北派经此一变，突然从权力核心的在朝者，一下子成了真正的在野派。这便不只关系李鸿藻个人进退，而是未来北派——至少在恭王执政时期——于权力版图中可能面临全面萎缩的现实了。

北派为求扳回下势，遂将派系间争斗的水平全面升级，终成水火之势；而北派长期以来与恭王一系不相能，至此亦可化暗为明。

沈桂芬简黔抚事

荣禄，字仲华，与文祥、桂良等重臣同样出身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瓜尔佳氏，祖父塔斯哈曾任喀什噶尔帮办大臣，父长寿及伯父长瑞曾分任凉州、天津总兵，但分别于回部张格尔及洪杨之乱初起时殉国。有此两代忠烈之条件，几即注定荣禄之腾达必易于常人。尤其在同治初年，朝廷设“神机营”，荣禄以五品京堂，充翼长兼专操大臣，再迁左翼总兵。熟悉晚清历史者应都明白，实际指挥神机营者，即醇郡王奕，彼岁由此与醇王建立了密切关系。恩眷隆盛时，荣禄甚且集工部尚书、步军统领及总管内务府大臣三要职于一身，时值光绪四年，亦沈、荣对抗进入白热化阶段。

荣禄与李鸿藻之亲近，时人多有述及，相对于与李鸿藻之亲近，沈桂芬与荣禄之间却于当年穆宗驾崩时，即有宿怨，沈桂芬疑简黔抚之事，乃李鸿藻在丁忧居停之中，联络荣禄由内廷路线对沈桂芬及南派所进行的反击，应该是合理的推论。

沈、荣之争，标识了南北派系已由庙堂之上，以政见为核心所进行的权力角逐，进展到以人事倾轧——此种权力版图最赤裸的方面——为核心的阶段。既已至此，则理念与手段已无明显分野，政见亦只成纯粹之党同伐异的工具。

尤有进者，汉官僚之派系对立，又与满洲亲贵中，自同治初期即领导政府，但与借垂帘实掌权柄之慈禧隐然对立的恭亲王奕，因其异母弟，亦为慈禧妹婿之醇郡王奕，对乃兄辅政路线之异见，引发其间之权力意识抬头，而致矛盾逐步纠结。

醇郡王自同治初年以来，迭授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弘德殿总稽察，尤其是亲自管理了被其视为朝廷武力新锐的“神机营”，几年下来，颇觉踌躇满志，也渐不耐为池中物了，凡有机会，总力求表现，尤其似每不自觉地以恭亲王作为比较对象。前述天津教案最后在有限度妥协的情形下结束，醇王仍极感不满，最终以“在事诸臣，汲汲以曲徇夷心为务”，故耻与同列之理由下，愤而辞去一切差使，直到翌年正月廿六日方销假。也就在这段时间，醇王以手缮密折面呈太后，对恭王进行了直接的攻击。论者每以此疏关系晚清之成败极深，最直接之影响即“鼓励守旧派之气焰，虚憍言论因益嚣张”。 以此较于前引六月廿五日之会议过程，则相争之势不但未敛，反而愈显。此又岂仅止于恭醇之间，或新旧之间，盖一切党同伐异，缘之益可盘根错节，且益能以高论，甚且清议之形式，包装其中派系利益之色彩。此点于日后北派之作为，特别明显。

“南北派系”与“恭醇之争”的逐渐合流，遂埋下光绪朝前十年政局变异的伏笔；加上亟欲扩权的慈禧，以其垂帘持柄之高度，从中操作，终于指向光绪十年朝局的翻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