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见证清朝兴衰拐点的冤案

作者:解玺璋

这是顺治皇帝死后138年来清帝所下第一道罪己诏。在诏书中，嘉庆帝检讨自己对洪亮吉案的处理。自从洪亮吉因言获罪之后，朝廷上万马齐喑，臣子们都不敢说话了。

公元1800年，清嘉庆五年，自四月以来，京师一直无雨，至立夏，旱情更加严重。此时正是麦苗拔节灌浆时节，雨却迟迟不来，甚至连宫廷饮水都发生了困难，皇帝亲自祈雨，亦不见效。嘉庆深感不安，下令“清狱囚，释久戍”[1]，老天爷仍不理会，乃至北京和直隶全省的土地都干得裂开了，他吓得慌了神，赶忙下罪己诏，传谕内阁：“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即有，亦论官吏常事，于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岂非因亮吉获罪，钳口不复敢言？朕不闻过，下情复壅，为害甚钜。亮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铭诸座右，时常观览，勤政远佞，警省朕躬。今特宣示亮吉原书，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诸臣遇可与言之君而不与言，负朕求治苦心。”[2]

这是顺治皇帝死后138年来清帝所下第一道罪己诏。在这道罪己诏中，他检讨自己对洪亮吉案的处理，或有不妥之处。自从洪亮吉因言获罪之后，朝廷上万马齐喑，臣子们都不敢说话了。为了证明自己绝“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他不仅向朝臣公开了曾给洪亮吉带来噩运的《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并且决定赦免洪亮吉，传谕伊犁将军，将洪亮吉释放回原籍。也许真是上天有灵，此诏既颁，当日京师就下了雨。皇帝感谢上苍，立即御笔题诗以纪此事，诗有注云：“纳言克己，乃为民请命之大端。本日亲书谕旨，将去年违例上书发往新疆之编修洪亮吉立予释回，宣谕中外，并将其原书装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规。正在颁发，是夜子时，甘霖大沛。连宵达昼。旋据报，近郊入土三寸有余，保定一带亦皆深透。天鉴中诚，捷于呼吸，可感益可畏也。”[3]这段文字无意中泄露了当权者“罪己”的真正意图，在这里，“罪己”带有表演的性质，是演给上天看的，以表示天子的宽宏大量，皇恩浩荡。事实上，皇帝是不会错的，而且从不肯放过一个向世人宣告自己“永远正确”的机会。

也许，现在应该回过头来说一说洪亮吉和他那篇因批评嘉庆“亲政”而惹下祸端的上皇帝书了。

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别号藕庄、梦殊、对岩、华封，晚号更生居士，江苏常州府阳湖县左厢花桥里人。他六岁丧父，贫无所依，随母亲及姐弟寄居在外祖母家。母亲娘家姓蒋，日子过得也很窘迫，其母便带着几个姐姐以女红、织布自给，并为亮吉积攒学费。亮吉四岁开始识字，五岁入家塾，传说其母贤明而严厉，每天晚上自家塾归来，母亲还要“亲课之，为训解字义”[4]，《毛诗》《鲁论》《尔雅》《孟子》等，都是洪母所亲授，《常州府志人物传》就有“风雪夜受经至鸡鸣”[5]的记载。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有更生动的描述：“晚自塾归，母氏篝灯课读，机声轧轧，与书声相间不断。”[6]俨然就是一幅令人感喟的母子勤工勤学图。

所以，小小年纪，他的诗文就已在当地有些名气了。十八岁那年，他到江阴参加童子试，与黄仲则订文字之交，诗歌唱和，时人称之为“洪黄”。二十岁开始在书馆授徒，并与里中诸名宿共结诗社。二十六岁，江阴科试一等四名，补增广生。这一年的冬天，他感到教书所得微薄收入已很难养家糊口，于是，离开家乡，来到安徽太平府（今安徽马鞍山市及芜湖市境内），拜见安徽学政朱筠（字竹君），乃入其幕，得到朱的盛赞和推荐，当时学界名流如戴震、王念孙、章学诚、孙星衍、汪中等，都与他交往甚密，他的经学研究便始于此时。但在三十五岁以前，他不曾取得半点功名。直到这一年的八月，他参加顺天乡试，才得中第五十七名举人。

此后又过了大约十年，这期间，他曾五次参加礼部会试，竟屡试不售，他也无可奈何。乾隆五十五年（1790），洪亮吉通过礼部会试，殿试，钦定为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派充国史馆纂修官，此时他已四十五岁。二年后，乾隆五十七年（1792），他被破格提拔为贵州学政。向例，未散馆之翰林是不能为学政，掌一省之教育的。因此，他在任三年，尤为用心，兢兢业业，并捐俸数百金，助诸生膏火，勉励后学，受到贵州督抚及黔中人士的称赞。

回到京城的洪亮吉受到新皇嘉庆帝的礼遇，旋被任命为咸安宫官学总裁，执掌内务府三旗官学生和八旗满洲官学生的教育。嘉庆二年（1797），奉旨在上书房行走，侍奉皇曾孙奕纯读书。嘉庆三年（1798）二月，大考翰林、詹士诸员于正大光明殿，钦命题目为《井鲋赋》《春雨如膏诗》和《征邪教疏》。五十三岁的洪亮吉因此成为名噪一时的政治明星。据《清史稿·洪亮吉传》记载，他“长身火色，性豪迈，喜论当世事”[7]，是个性情爽直，爱发议论的红脸汉子。这个题目显然正对他的胃口，是他考虑很久的问题。所以，在考场上，他尽情发挥，“力陈内外弊政，至数千言，情词恺切”[8]，以至于大考之后，他即以弟丧乞假归，而京城之内仍在盛传他的疏文，人们“竞相传写，间有失真者”[9]，使得他的朋友任军门不得不千方百计收购伪稿而为之烧毁。

他的这篇《征邪教疏》所以轰动京城，为朝臣士子争相传诵，就因为“直言无隐”，说出了一些真相。事实上，自乾隆末年以来，白莲教叛乱此起彼伏，已波及川、陕、鄂、豫、皖数省，奉命前来征剿的军队疲于奔命，数年中竟无尺寸之功，“教匪”反而越剿越多。与此同时，黔省又发生了苗民叛乱，很快波及到湖南和四川。叛乱的苗民与流窜的“教匪”遥相呼应，等于雪上加霜，使得清统治者顾此而失彼，军队的腐败无能和财政的捉襟见肘，在烽烟四起的叛乱面前统统暴露无疑。洪亮吉就由此入手，剖析其中的根由。

他首先提出了“邪教实不足平”的观点。在他看来，如果能区分真正的邪教和被胁迫的良民，则剿平邪教绝非难事。他指出，邪教能够成事，是两方面的协同配合造成的：一方面是邪教，“入一村则烧一村，入一镇则烧一镇，以胁良民为贼耳”；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邪教既退，州县官又利其烧烬所余，屏民使不得归，于是良民始不得不从贼”。而且，每遇官兵围剿，驱之使前或抑之在后的总是依附于邪教的无身家衣食之民，“故诸臣所入告云杀数千人数百人者，即此无业之流民，非真邪教也，非真贼也”。所以他主张“胁从不贷”，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则开愚民之自新，一则离邪教之党羽。党羽一散，真贼乃出，从此官兵刀剑枪炮之所伤，乃真邪教也，乃真贼也”。

接着他便一针见血地指出，吏治腐败才是邪教得以横行的根本原因，所以，征邪教先要整肃吏治，吏治不清则邪教难征。他说：“今日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上敢隳天子之法，下敢竭百姓之资，以臣所闻，湖北之宜昌，四川之达州，虽稍有邪教，然民皆保身家恋妻子，不敢犯法也。州县官既不能消靡化导于前，及事有萌蘖，即借邪教之名，把持之，诛求之，不逼至于为贼不止。臣请凡邪教所起之地，必究其激变与否与起衅之由，而分别惩治之。或以为事当从缓，然此辈实不可一日姑容。明示创惩，既可舒万姓之冤，亦可塞邪民之口。盖今日州县，其罪有三：凡朝廷捐赈抚恤之项，中饱于有司，皆声言填补亏空，是上恩不下逮。一也。无事则蚀粮冒饷，有事则避罪就功，州县以蒙其府道，府道以蒙其督抚，甚至督抚即以蒙皇上，是使下情不上逮。二也。有功则长随幕友皆得冒之，失事则掩取迁流颠踣于道之良民以塞责。然此实不止州县，封疆之大吏，统率之将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县之效尤乎？三也。”[10]

这是满朝万喙息响、鸦雀无声中一个奋不顾身的人对昏然不觉的最高权力所发出的提醒，他大胆地揭穿了当朝自上而下、从内到外普遍腐败的事实，指出邪教背后的贪官污吏才是危害社会稳定的罪魁祸首。然而，他的直言并不是当权者想要的，他们脆弱的神经看不得一点真话，似乎真话比真相还要使他们感到惶恐不安。面对一点不加掩饰的慷慨陈辞，主考官们竟然“皆动色”[11]，并且责怪他太切直了。作为惩罚，他们把原定的二等前列，改为三等二名（一说三名），给了洪亮吉。不过，此时的洪亮吉已经顾不了许多，他得到消息，弟弟突然在家乡去世了。他立即陈情引疾，辞归故里。

嘉庆四年（1799）二月，他在家乡享受悠闲的山水田园生活未满一年，惊闻乾隆皇帝“升遐”，他赶忙打点行装，以内廷翰林的身份，赶赴京城哭灵。随后，“派充实录馆纂修官”[12]，承担《高宗实录》第一分册的修撰工作。秋风初起时，第一分册修撰告成，先呈御览，洪亮吉遂请假归里。他目睹当时情状，深感国家多乱，社会不宁，却无直言之士，以至于“感叹焦劳，或至中宵不寐”[13]。临行前，他“自以曾蒙恩遇，不当知而不言”[14]，乃怀抱一腔忠诚，上书言事，写下了《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近六千言。

按照清代成规，翰林没有言事之责，是不能违例自动章奏的。所以，他把这篇以书信方式写成的“时政评论”，一式三份，送给了成亲王永瑆、吏部尚书朱珪和左都御史刘权之。嘉庆很快就看到了三人同时进呈的原书，当天就传旨，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定拟具奏。第二天，经王大臣等拟以“大不敬律斩立决”[15]。后奉旨免死，发往新疆伊犁，交将军保宁严加管束，并要求马上即行。由于事出仓促，车马行李都无从筹措，多亏满洲侍郎，时任户部主事的成格公，与洪亮吉素未相识，却以自家房契做抵押，“质银三百两为助，方得成行”[16]。

据说，他上路时，“慰问者不绝于道，其中多有未经识面者”[17]。从京城到伊犁，大约八千余公里，自九月二十七日启程，二月初十日抵达伊犁惠远城，走了将近四个半月。一路上，“先生行箧萧然，资斧屡见匮乏，赖故交素识，殷勤赠赆，馈食解衣，始得遄行抵戍”[18]。

人们对洪亮吉的态度，至少说明，他说出了人们想说而不敢说，或说不出的心里话。然而，洪亮吉究竟说了些什么，竟使得“同人皆惧叵测”[19]，而嘉庆皇帝读后则大为震怒？

传统说法是，他在文中用了“视朝太晏”和“小人荧惑”这样的说法，等于批评当今皇上为政不勤，缺席早朝，还被小人所蒙蔽，分不清是非曲直。诚然，嘉庆不是一个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帝王，只是一个守成、平庸的天子，但此时的他，刚刚走出傀儡皇帝的阴影，开始亲政，还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老皇帝死后第五天，深得宠幸而弄权纳贿达二十年之久的首辅和珅，及其党羽尚书福长安就被他下旨罢黜、入狱、抄家，随后宣布和珅二十大罪状，并赐狱中自裁，福长安论斩。据说，抄没的和珅家产，估计竟有白银八万万两，相当于此时清政府十五年的岁收，所以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一说。乾隆是个好大喜功的人，晚年更加偏爱臣工的歌功颂德，以至于言路堵塞，吏治败坏，上下征利，贪黩成风。嘉庆亲政后，很想改变这种状况。他诏求直言，广开言路，勤于政务，严斥怠惰，诏罢贡献，黜奢崇俭，并且要求地方官员对民隐民情“纤悉无隐”，据实陈报，力戒欺瞒、粉饰之风。尽管成效很有限，但洪亮吉说他“视朝太晏”、“小人荧惑”，还是有妄议“宫禁”的嫌疑，他自然不肯接受，反而要以“大不敬”律定他的罪。

但是，如果我们细读他的《言时政启》一文，似乎又不这么简单。他承认“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20]，但尽管如此，乾隆晚年以来帝国腐败糜烂的现状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其原因就在于：“励精图治，当一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尽法也。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21]难怪嘉庆读罢要“震怒”，这里前两条所言确实含有“视朝太晏”和“小人荧惑”的意思，接下来他说得更加明白：“自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又窃恐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22]但他认为，皇帝固然应该严格自律，但皇帝身边的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以初政时的乾隆为例，所以能够“宵旰不遑，勤求至治”，除了乾隆本人的素养，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前后左右皆严惮之人”，如“鄂文瑞、朱文瑞、张文和、孙文定等，皆侃侃以老成师傅自居”[23]。而嘉庆身边缺少的恰恰就是这样的人，这是最令人担忧的。

于是，洪亮吉就想做一回“严惮之人”，质语直陈，不加隐瞒，把想到的都说出来。接下来他讲到八个问题：

其一，平反冤假错案，动作太慢。和珅为政二十年，权私蒙蔽，制造的冤假错案数不胜数。嘉庆亲政后，虽然办了和珅，但太多的冤屈者仍未能得以平反。江南洋盗一案最为典型，参将杨天相是捕获洋盗的有功之臣，只因得罪了两江总督苏陵阿，竟然被他反诬为盗，处以死刑。他还收受洋盗头子十万贿金，把真正的强盗放走了。苏陵阿的贪赃枉法，杨天相的蒙冤屈死，举世皆知，皇帝岂能不知？而且，“苏陵阿又系权相私人，朝廷必无所顾惜”，但是，苏陵阿“至今尚坐拥巨资，厚自颐养。而江南查办此案，始则转辗宕延，有心为承审官开释，继则并闻以不冤覆奏”。他愤而质问：“夫以圣天子赫然独断，欲平反一案而尚如此，则此外沈冤更何自而雪乎？”[24]

其二，他讲到人才的匮乏，朝廷之上，几乎看不到真正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人。“数十年来，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这样的人倒是比比皆是。“在内部院诸臣，事本不多，而常若猝猝不暇，急急顾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抚诸臣，其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国计民生，非所计也，救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已。故虑久远者，以为过忧；事兴革者，以为生事”[25]，各级官员似乎没有人想做事，官场如一潭死水，个个麻木不仁，只以升官发财为人生唯一目标。

其三，贤能之人得不到重用，而平庸之人、昏聩之人则畅行无阻，这种情形恰似可以作为上述的注脚，官场的死相也有了形象的说明。有担当，有能力，肯为百姓做事的人无职无权，靠金钱，跑关系，熬年头，凭资历而升官晋职的，却不想做事，其结果是使选官制度形同虚设，人才的选拔无从着手，久而久之，则朝廷无可用之人。

其四，继续探讨用人制度问题。在他看来，和珅虽死，但他给用人制度带来的危害并未消除，甚至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谁为国家之成法，谁为和珅所更张”，并未经过平心静气的讨论；甚至“内阁、六部以及各衙门之人，谁为国家所自用之人，谁为和珅所引进，以及随同受贿随同舞弊之人”，也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纵然由于涉及人物众多，皇上不想牵连太广，主张胁从不问，但在升迁调补之时，不能没有表示，应“使人人明知圣天子虽不为已甚，而是非邪正之辨，未尝不洞悉，未尝不区别”，只有这样，“夙昔之为私人者，尚可革面革心而为国家之人”。否则，一旦权臣当道，“诸臣又群起而集其门矣”[26]。

其五，就谈到士大夫了。何以世风日下？士大夫难辞其咎！“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以亮吉所见，十余年以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求为私人者矣；有交及宰相之僮隶，并乐与僮隶抗礼者矣。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也。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陞黜词臣也。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矣；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倩代，藏卷而出，制就而入者矣。及人人各得所欲，则居然自以为得计。夫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誇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他认为，前面所说，“皆士大夫之不务名节者耳”[27]，而这是最让他担心的，关乎世道人心，绝非小事。

其六，指出赏罚仍不严明。在征讨苗民、教民叛乱的过程中，“福康安、和琳、孙士毅则蒙蔽欺妄于前，绵宜、惠龄、福宁则丧师失律于后，而又益以景安、秦承恩之因循畏葸，而川、陕、楚、豫之民，其遭劫者不知几百万矣”。但这些人并未被治罪，其中处罚比较重的，“不过新疆换班，轻者不过大营转饷；甚至拏解来京之秦承恩，则又给还家产，有意复用矣；履奉严旨之惠龄，则又起补侍郎矣。夫蒙蔽欺妄之杀人，与丧师失律以及因循畏葸之杀人无异也；杀数百万千之认，而犹能邀国家之宽典，朝廷之异数，则亦从前所未有也”[28]。既然如此，谁还在乎触犯国法呢？

其七，言路似通未通，带来的问题是暗箱操作，上下之间，缺少沟通，彼此隔膜。他认为，即使九卿台谏之臣的奏章“类皆毛举细故，不切政要”，一概留中也是不应该的。它们中“或因其所言琐碎，或轻重失伦，或虚实不审”，都不妨公开，“使众共知之，以著其非而惩其后”。他还建议皇帝采取“随阅随发”的办法，“或面谕廷臣，或特颁谕旨，皆随其事之可行不可行，而明白晓示之”[29]。

其八，吏治何以一直不治？他明确指出，其根源就在于督、抚、藩、臬，这些高官不治，则州县之吏则无从治。

上述八个问题，对嘉庆皇帝来说，没有一个不是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他既处在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拐点上，终其一朝，这些问题不仅没能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而洪亮吉呢？在经历了遣戍新疆伊犁的不幸遭遇之后，忽奉谕旨，以嘉庆五年（1800）五月初一日离开伊犁东行，于九月初七日回到常州家中。亲故话旧，几如隔世。在归途中，他曾有诗言道：“预知前路应长往，从此余年号更生。”[30]归家后，他果然自号更生居士，在故居修了更生斋，皈依佛门，不再谈政治。

然而，洪亮吉一案的政治意义却不可低估。他的直言不讳说明，在经历了乾隆朝的万喙息响，鸦雀无声之后，毕竟还有知识精英，即士大夫记得自己的政治责任和义务，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美国学者孔飞力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在描述了18世纪90年代的大清帝国如何告别昔日的辉煌，开始显露出沉积于深层的多种危机之后，对文化精英的政治参与以及知识分子所应负有的历史使命表现出极大兴趣，并进一步指出了大清帝国走向现代必须要解决的三道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难题：

“第一，怎样才能使得由于恐惧而变得火烛小心的精英阶层重新获得活力，以对抗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滥用？

第二，怎样才能有效地利用并控制大批受过教育、却不能被吸收到政府中来的文人精英们的政治能量？

第三，怎样才能通过一套相对狭小的官僚行政机构来统治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31]

洪亮吉的行为对于孔飞力的提问也许不是一种自觉的回答，他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改革派或维新人士，他在撰写《言时政启》时，仍然怀抱着“受恩不酬，非国士也；有怀不尽，亦非人臣所敢出也”[32]的传统心态，但其不甘于做“立仗马”的敢言直谏精神，影响所及，却是十分深远的。后来者由此得到一种精神上的鼓励，越来越多的士大夫以他为榜样，要在万马齐喑的时代发出变革维新的声音，而他的《言时政启》恰恰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声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