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东北地区的调查状况

众所周知，签署于1895年4月的《马关条约》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马关条约》第二款有如下内容：“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从鸭绿江口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画成拆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邑，皆包括在划界线内，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即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分界；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属诸岛屿亦一并在所让境内。”[1]这便是条约中文本内关于割让辽东半岛的叙述。虽然上述割让在俄、德、法三国的干涉下最终未能得以有效执行，然而日本早在要求中国割让上述土地之前已感受到来自俄国的强大压力，但是日本依然提出了该项要求。那么，日本是据于何种理由要求中国割让这块土地的呢？换而言之，日本是建立在何种东北地区印象之上要求上述割让的呢？

具体而言，日本对于东北地区，尤其是辽东半岛的印象或者理解是如何形成的呢？近代时期的日本是一个非常善于调查、整理、分析，继而提出相应对策的国家。日本之所以能够逐渐由小渐大，由弱渐强，与其脚踏实地、步步为营的行事风格密切相关。目前，对于日俄战争后满铁调查状况的研究非常丰富，但是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到甲午战争前后，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80年代时期的日本对华调查状况。其中原因，不外乎缺乏可供参考、研究的系统资料。然而笔者以为自中日缔结修好条规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调查状况实不可忽略。这种印象随着笔者对这一时期相关资料的挖掘而不断得到加深，并使得笔者确信，日本19世纪90年代以后确立的许多重大对华政策均是建立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之上。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方略，近代日本似乎尤能领略，并忠实贯穿于其对外政策的实践之中，而对华调查由最初的零散形式发展至有步骤、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便是此类实践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活动。本文正是以一批明治时期出版的日本人的中国纪行作为观察、分析对象，粗略揭示了日本对于东北地区，尤其是辽东半岛的印象或者理解的形成过程。而日本也正是以上述印象或理解来确立自己的对华东北政策。

对于东北南部初步印象的建立

中日修好条规签订于1871年，生效于1873年。随着该条约的生效，中国东北地区唯一对外开放口岸——牛庄也相应对日本开放。这意味着，日本人可以自由出入中国对日本的开放口岸，如果有中国官方颁发的通行证，还可以出入开放口岸以外的地区。那个时期，日本在华经营的能力非常有限，仅有的几家日本洋行大多将其精力投注在上海这座贸易繁盛的新兴港口城市上，而对于东北地区，当务之急是建立初步印象，至于应如何打开贸易局面，尚未成为话题。本文则借助曾根俊虎撰写的中国纪行——《北中国纪行》，可以初步揭开日本对东北地区的早期认识状况。曾根俊虎是日本著名中国谍报专家之一，受日本军部派遣，自1874年起，前往中国刺探各种情报。《北中国纪行》就是他在1875年至1876年间游历中国期间根据实际观察到的情报汇编而成。其中，《北中国纪行前编》的前半部是曾根于1875年7月4日至8月9日，从天津游历至盛京的旅行记录，据该书序言，此行主要目的是“探视辽东马贼割据的地方”，但通读全书，我们可以清楚知道这更是一本日本人首次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后所写成的报告书。在通过山海关后，他留下这样的记述：“中国人通过此关时，门吏必问其姓名、住居和年龄，行人不以满语回答就不让通过，这是山海关的定则。”[2]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即便到了19世纪70年代，汉人通过正常渠道出山海关依然比较困难。这是一个反映关于禁止汉人移民东北地区政策的鲜活例证。而通过曾根关于牛庄与营口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对于东北地区的印象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书中如是说道：1875年7月14日晚至牛庄城，叫来客店主人询问道台署以及外国领事馆所在地，回答说这些都在营子[营口]，营子离此地90里。起初我们以为牛庄城是开港之地，到当地才知道领事馆等不在此地而在营子。[3]牛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港，但是外国人在要求牛庄开放之际并不知道，曾经是东北地区货物进出口主要集散地之一的牛庄，最迟在道光年间已经完全退出贸易舞台。这是因为随着辽河河底的逐年淤塞，海船无法通过内河——辽河直接到达距离海口较远的牛庄，导致货物必须在距离海口很近的营口装卸，长此以往，营口便取代了牛庄的地位，但缘于习惯，当地人将营口、牛庄混称为牛庄。英国人在勘察实地、了解情况后，果断放弃了牛庄，将领事馆设置在营口。[4]通过《清季中外使领年表》，我们知道日本首位牛庄领事至1875年11月方到任，也就是说曾根是先于领事前往牛庄的，故有上述记述。另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还简明反映出，日本起初并没有往牛庄派驻专任领事，最初的领事即由天津领事池田宽治兼任，1876年至1880年7月间的领事一职，先由美领鼐德、后由英国人班迪诺代任，其后两年虽然又由天津领事竹添进一郎兼任，但1882年9月起仍由英国人班迪诺代任，直到1897年6月以后才完全由日本人充任领事。[5]这一惊人信息透露出，日本人对于东北地区有步骤的周密经营应该起自甲午战争以后。不过据此我们可以得知，日本迟迟不在营口派驻专任领事，其主要原因大概在于，在营口，既没有什么日本居民，也没有什么日本商行，需要领事管理的日常性事务实在太少。

透过曾根的记述，我们知道他对营口的初步印象非常糟糕。即，“此地肮脏不堪，臭气冲天，苍蝇之多，无处不在；水也不好，无益于身体”[6]。但是对于非开放口岸的辽阳城，曾根却抱着极好的印象，“与天津、上海相比，我觉得这里最好。虽然商店甚少，但居民住房都不错”[7]。在游历过盛京城后，他对东北形成了一个初步印象。即，在盛京，没有领事，但有神父。奉天府所属盛京城，与天津城内相比，道路宽阔而整洁，房屋亦呈殷富之状。人口据说有五十万。和辽阳城一样，城墙上禁止人步行。奉天府位于京师之东1500里。东西距离5100里，南北长2000余里；东临大海，西有山海关，北与俄罗斯为界，东南接界希喀塔山；管辖兴京、承德、海城、盖平、开原、铁岭、辽阳等县外，还管辖宁古塔、黑龙江二城。(盛京城)西边距离山海关800里，南边距离旅顺港730里，至开原340里，东边与朝鲜接界，至鸭绿江530里。特产有珠玉、人参、貂皮、海龙、益母草、松花石、熊、虎、元狐、沙狐、灰鼠、花狗、海狗、火狐、熊胆、鹿茸、鱼、海参、桃花米、石耳、豹尾、蘑菇、香水梨、肉脯等。[8]上述印象部分出于实地考察，但更多来自间接获得的信息。这次旅行，曾根并未越过盛京以北地区，而当他再转回营口，希望获得前往大孤山的通行证时，却遭到当地地方官的拒绝。理由是在双方签订的条约中，有“不许两国人民互到有贼之地方”的规定，而“自此而东，盗贼颇多”[9]。不过在营口逗留期间，通过与当地人的闲聊，他却获得如下信息：“七年前，美、法进攻朝鲜，清朝派兵帮助朝鲜，从盛京地方派兵15000人。因为极为保密，驻北京的美、法公使皆不知晓。现在如若朝鲜有事，他日日本动用兵马，清朝也必定重蹈旧辙，以兵相助。然其兵如若从盛京近地派出，亦该通报上海贵国的领事。”[10]曾根是名军人，游历中国的主要目的即在于收集各类情报，在他的记述里时常会透露出一些战略意识，比如在游历盛京城外的北陵时，他不禁发出如下感慨：“若与清国交战，攻占盛京时，可先取此北陵，屯兵于此，在后面小山上建造望远楼，配备哨兵，堵住吉林方面的要道，控制通往北京的道路，此可谓上策。”[11]曾根此次东北之行，更多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考察，这从他对中朝边境地区怀有浓厚兴趣的举动上得到证实。

在进行过短暂休整后，1875年10月15日，曾根再次离开天津，前往登州。此行目的在于探访登州蓬莱阁的驻兵情况，拜访迟氏、梁氏，物色熟知朝鲜内陆之人。迟氏、梁氏在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之际曾大力协助过日本。其中迟氏与日本陆军省的冈本监辅一同到过日本。据曾根说，这些人视清朝为仇敌，等待时机，以期覆灭清朝。[12]

将登州与东北，尤其是辽东半岛结合起来考察，可想见日本已经清晰认识到登州与东北地区间的密切地域关系。对于登州水城，即海域防范工事的状况，在当地线人的帮助以及引领下，曾根获得了一些初步的感官印象。“水城在府城的正北，相距三四十米，中间夹着护城河，宽十一二米。城墙高五米有余，厚五余米，其周长据说8里。南北开门，北门就是水门，舟船随潮进城出海。城内十分之六是大池，中央有板桥。城的西北方是有座山丘，蓬莱阁便建筑在山丘下。炮台在水门的正东，面对大海。门关着，不能窥见里面的情况。依凭着山与海，为东陲奥区之要地。距离北京1860里，距离省城920里。”[13]

在登州，他殷勤款待迟氏、梁氏，向他们请教去朝鲜考察的方法，并把日本军舰炮击朝鲜的事件[江华岛事件]告诉了他们。迟氏回应说：“这事太容易了。我家兄住在凤凰城，常与朝鲜人做贸易。我的一个儿子也跟着家兄在那里九年了，通晓朝鲜语，今年六月回来了，现在正在家中。”[14]在迟氏的安排下，他的儿子相臣向曾根详细介绍了自己所掌握的中朝边境状况：爱州城周长12里，开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守城兵有2000余人，城的东西各有炮台，备有中国旧制的大炮数门。城内的买卖并不兴盛。鸭绿江横亘在爱州城与凤凰城间，从爱州城至凤凰边门的渡口宽有两余里，深约两丈许，从渡口至海有120里。凤凰边门就是清国与朝鲜互市之地，也是清国与朝鲜交界之地。其地人口，清国人有千余，朝鲜人有200余名，交易品有金银、布类、人参等。另外，从爱州城至凤凰边门交易所的途中并无大山，虽有几条河流，但除了鸭绿江外，余者皆可徒步而过。再者，凤凰城有九旗兵护城，一旗90人，所用枪为中国旧制的水绳枪，也使用旧制的刀枪。[15]

从以上信息我们非常明确地了解到，登州与辽东半岛之间不仅存在着地理上的天然紧密联系，而且，缘于地利之便，登州人跑到中朝边境上做买卖在当地竟是一种普遍现象。实际上，到了那个时候，在辽东，满族人基本都迁往重镇居住，而新移入东北的汉族人多集中在尚未获得很好开发的地区，比如在辽东半岛，就有很多来自山东的移民。与中国缔结条约不久的日本人已经意识到这种地区间的紧密关系，并开始努力在登州人中发展自己的间谍。比如，在发展了迟氏、梁氏后，通过此行，曾根又与迟氏约定，以开拓使名下的农民身份，把他的儿子送往日本，如果将来日本与朝鲜一旦发生变故，就让他的儿子做向导。[16]通过上述事例，我们或多或少可以观察到，日本日后所拥有的强大情报系统是如何逐步而缜密地建立起来的。即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再去创造新的机会。

在《北中国纪行前编》里，就满洲地势以及民俗方言，曾根尚作了如下概略：满洲分为三部分，即辽东、吉林和齐齐哈尔，简称则为南部、中部和北部。南部就是辽东，可分为山地和平地两个部分。假如从西边锦州经过东北盛京，再折而经过辽阳，直到盖州海边，划一条曲线，那么此线的南边皆为平地，其北和东都是山地。而此平地除了靠近海岸的土地含有盐碱外，其他都是丰饶之地。[中略]此地原来都是满洲人居住，因为满洲人逐渐移居北方，现今从山东移居来的人较多，不过满洲人仍占据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该地满汉混居，虽互相不通婚，风俗却彼此相通，乍看之下，满人、汉人不能区分。与汉人相比，满人的脸色虽稍显锐气，但不及朝鲜人彪悍。在汉人与朝鲜人之间比较，满人与汉人更近。该地深受汉人影响，民间一般通用汉字和北京话。虽然偶尔有使用满语的长者，也只不过限于一般会话，而辽东一地的青壮年多接受汉籍教育。据说也有人长大后学满洲语的，但寥寥无几。政府机关虽然没有放弃使用满语，但民间满语使用如此衰微，他觉得不久的将来满语当销声匿迹，在清国的北方将减少一个特别的语种。[17]

曾根的东北印象，随着第二年再访牛庄，进一步得到加深。在1876年5月当他第二次到访牛庄即营口时，接待他的是当时代任日本副领事的美国人纳伊特，通过这层关系，他对营口的印象不再仅仅停留在直观上，他了解到：这里很少有蒸汽船来，虽然有军舰来停泊，但不超过半月；煤炭从辽东运来，每吨8美元，煤质很差。一个叫做天桥厂的地方有煤矿，其煤质很好，但清政府不允许开采；木材价格昂贵，非常缺乏，均从盛京或朝鲜运来；从营口至鸭绿江，骑马三天可到，坐车需要五六天；日本人如果要在当地经营买卖，必得其利。不过一定要先送一人过来住下，在了解当地各方面情况后才能有所开展。[18]

总之，曾根俊虎为日本首先建立了一个初步的东北印象，虽然这个印象里的很多画面是模糊而不准确的。需要注意的是，在曾根的纪行里，并没有提及日后对日本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东北大豆。

对于东北地区印象的形成与对策

虽然在1876年曾根到访牛庄之际，代任日本副领事的美国人纳伊特曾建议，日本如果想要在牛庄开展商贸活动，应向牛庄派遣一名常驻人员，但是上述建议至1891年方得以付诸实践。1891年夏，受日本政府大力支持的对外贸易公司——三井物产会社下的上海支店的山本条太郎为调查东北贸易状况前往营口，此次调查的结果使三井决定今后将计划组织东北大豆对日本的输出。1892年，三井在营口设置常驻办事员。1893年，三井开始在牛庄收购大豆。1895年9月5日，三井在营口正式设立办事处，开始加大东北大豆对日本输出的力度。[19]以上事实表明，自牛庄正式对日本开放的1873年至三井向牛庄派遣观察员的1891年间的将近20年里，日本对于牛庄的贸易经营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甚至直到甲午战争后的1897年，日本在牛庄的领事馆才有了日本人常驻领事。

不过，对于东北的经营虽然迟迟未列入日本对华事业发展的计划中去，但并不表明日本对于东北的调查或探究处于漠视状态。笔者从出版于1892年的《清国通商综览》[20]里，找到了一些关于东北的叙述。这些叙述虽然很有限，并且多集中于对牛庄的描绘，但其深度较曾根俊虎的调查显然有所拓展，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开始提及东北的大豆生长情况以及营口的众多制油作坊。

就牛庄的整体面貌，书内言道：牛庄属满洲盛京省的清国所有开放口岸中位置最北的一个口岸，也是可以与我国(日本)通商的口岸之一，与其东北部的牛庄城相距1.5里，位居奉天府咽喉之处。牛庄与牛庄城并不是一处，就像烟台被误称为芝罘。其实此地应被称作营口，或没营口。营口又被分成两个街区，当地民人多居于西部即属于下游区域的街区，称作西营子；外国人多居于东部即上游区域的街区，称作东营子。因镇海营设置在东营子，该地又被称作镇海营，依据当地风俗，又有叫没沟营的。自10月下旬起，北风逐渐凛冽，至11月下旬，进入结冰期，为期达三月之久。在结冰期内，除电报外，该地与世隔绝，交通完全处于断绝状态；结冰期外，汽船每周一次或不定期的、可能两周一次来到此地，且多为与上海、芝罘间的往来航班，甚少见由天津来的航班。但因该地进入结冰期后汽船航运便陷于停顿，极大妨碍了当地商业的发展。开港以来，其市街并未得到充分扩展；当地虽富藏金银铁煤等矿产，却因交通不便而输出量很小。[21]

就东北大豆状况，书内如此说道：因该地周边皆为湿地，故盛产蚕豆。蚕豆，又叫大豆或马料豆。收获于养蚕时节，故称蚕豆，食用方法与豌豆等相同。[22]当地商人多为山东籍，山海关周边之人仅占到五分之一。当地商人中的大户多经营油坊，即从豆类以及芝麻类作物中榨取食油后再运往各地。其初具规模者约有20户，每家均雇有工人百余名，并饲养着上百头牛马，每年的交易额约在五六万两，主要的输出品为豆油、豆饼、豆子、兽皮以及人参等；输入品则为绸缎、南纸、陶器、砂糖等洋货。[23]其实，东北向关内输送大豆和大豆制品以换取日常生活用品是长期以来东北与中国关内陆区间的贸易状态。在牛庄成为开放口岸之前，前来经营的贸易者多为浙江、福建一带的商人；牛庄开放后，因东北禁止移民，人口发展迟缓，以致日常生活用品的消耗非常有限，加上西方商人对大豆以及其制品并不产生浓厚兴趣，所以外国商人多将目光转向牛庄的货运利益，而随着外国商船的参与，中国商船确实逐步退出了牛庄货物进出口运输的舞台。在英国驻牛庄领事的报告中就有以下叙述：“(营口)最大的输出品为大豆、豆饼以及豆油，这些货品现在不可能为运往英国的回头货，但是却给从上海装运洋货的外国轮船提供了回头货。此外，还要雇佣放空的外国轮船，把大豆运往上海、宁波和更南边的口岸，这对外国航运是很有利的。”[24]据此，我们可以知道，牛庄在其开放的最初三十年里，除了随着外国船运的加入，牛庄的大豆出口较从前有所增长外[25]，并未发生其他巨大变化，这从《清国通商综览》里对于牛庄即营口市街的描述就能得到证实。据该书的统计，1889年，当地输出总额为557万235两，其中，蚕豆为191万6877担，豆饼为189万3334担；输入总额为220万4041担，主要为鸦片和棉布。[26]相较其他中国开放口岸，上述贸易额显然非常有限。

另外，《清国通商综览》还提到了东北地区的盐业状况。即：当地制盐场属盖平县管辖，于二道沟、三道沟处设收税站，其总局设在头道沟，以佐领管之。又设蓝旗厂和黄旗厂，以防范逃税，属盛京道管辖。其交易多在冬季三个月内进行，届时来往车辆纷多，多来自东北各地，每日出入市街的车辆多达数百。由鸭绿江、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来的车辆多运来杂粮；归去时则装满食盐。因此，当地做食盐买卖的商人多达千余人。[27]据此，我们知道，东北的食盐不仅可以自供，而且可以满足内蒙古等地区的部分需求。

《清国通商综览》毕竟不是一本专门针对东北地区的情报调查汇编书，而刊刻于1894年11月、由日本参谋本部编写的《满洲地志》则让我们有机会一窥日本在发动甲午战争前到底拥有怎样的东北印象。

《满洲地志》是日本参谋本部编写的资料，其内容当然会涉及东北地区方方面面的情况。在有关地理范畴的叙述中，笔者注意到它对辽东半岛的精确描绘。即：满洲海岸始于与朝鲜国相邻的鸭绿江口，由此至金州厅旅顺海角约有336海里，海岸延伸至此时为一个大海湾，再由此至直隶省的山海关约有240海里。就此处海域名称而言，由鸭绿江口至旅顺海角一带的海域被称为黄海；其西北方的海域被称为渤海。渤海又被分为二部分，湾向东北的海域被称为辽东湾，湾向西南的海域被称为直隶湾。[28]

就东北贸易状况以及物产分布，该书言道：因人烟稀少，故其地制造业未开。与外界的通商贸易，除二、三府外，其他地方极为冷清，而输入当地的商品多为日常生活用品。主要物产有木材、杂粮、药材、兽皮、蓝锭、麻、鸦片、家畜、煤炭、沙金等。木材产于盛京东部及吉林南部，经大孤山港输往中国各地，因此大孤山处的木材交易非常兴旺，有20余户大商铺，年成交额约在2万两上下。豆类则到处都有种植，且品种非常丰富。在营子口，有20余户油作坊，每户均雇有百余人，饲养百余头牲口。这些作坊主要用豆类榨取豆油，残剩油渣被制成豆饼。据说，豆油被输往各地，年交易额在五六十万两左右，而作坊的牲口则以豆饼为饲料。[29]尽管如此，满洲内陆的贸易中心其实在奉天府，即以奉天府为中心，向其他城镇作辐射状。[30]换而言之，经营口进口的货物，其消费地或者说东北中国人的主要活动区在以盛京城为中心的各城镇地域。由此，了解营口与上述地域间的联系方式或交通方式将显得尤为重要。

就东北地区的矿藏，该书较其他种类的纪行有比较丰富的介绍。书中说到：盛京省矿产极为丰富。锦州、开原、兴京一带有金矿；辽阳、海城、复州、岫岩一带有铁矿；辽阳的本溪湖、牛心台、王子沟、红沟等数处有无烟煤矿，而这些地区的运输都比较便捷。以前，地方官禁止开采这些矿产，只允许开采一些铁矿，以供应民用[31]。而对于东北煤矿的贮藏状况，该书有进一步的描述。比如，据某位欧洲人说，盛京地方的煤矿矿脉向各处延伸着；辽阳、岫岩、金州、复州南部沿海一带以及铁山岛均富藏煤矿，尤其是，辽阳城东北方的马家沟以及棚西富等处的煤块，质地相当优良，这些产区的煤炭可以通过价廉的船舶输往各地。另外，北纬39度30分，东经121度50分处的孛罗，其煤质获得极高评价。而一些老矿则分布在金州西南的杏圆岛或金州东南大连湾的海滨以及大洋河东岸地区。金州半岛东部富藏泥煤，居住在皮子窝海岸一带的人家都用这种泥煤，每户人家的院内都是堆积如山，如果沿着道路行走数里，就能看到泥煤沼。[32]至于铁矿，该书谈到辽阳、铁岭、凤凰城等一带的铁矿已被成功开采[33]，而辽阳东北方约1里处的撒马集所产铁矿石，其质地坚硬，富有光泽。另外，金州半岛海面上的铁山岛藏有磁石铁，当船舶靠近该岛时，罗盘针会改变方向[34]。

从以上叙述我们可以观察到，当时的人们只知道盛京周边富藏煤炭，且矿脉向四周延伸，但像抚顺这样的煤炭大矿区尚未得到确认。不过就上述描述，表明日本人已清醒地认识到辽阳周边以及向南的辽东半岛，其物产可谓富饶。

在《满洲地志》里，俄国与东北地区的关系是一个受到极大关注的话题。该书先是谈到满洲土地辽阔，大江支流流向各方，形成巨大水系，可将三省联为一体。然而当地民人并不了解利用水运搬运货物的便捷之处，依然沿用旧俗，安守于陆运。其方式是在各主要城市均设有被称为镖局的货物寄存处，专门负责、担保货物的搬运。这样的镖局在盛京有三家，而吉林及其他各城均设有分局，以便为地方上的货物搬运提供方便。[35]而与东北邻接的俄国却在大力经营俄领贸易口岸与东北地区各城镇间的水运系统。比如俄国人在极力推动黑龙江水系与松花江水系相贯通，以及海参崴港口与乌苏里江水系相贯通等计划的实施，而以上计划如果获得实现，俄领各口岸通往东北重要城镇的通道将完全被打开。[36]如此前景着实令日本感到万分不安。其实，现时期的状态也已经表明，就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而言，俄国凭借地利占尽优势。比如，吉林省出产的牛、羊、鸡、鸡蛋等经珲春输往海参崴，而各类兽皮或运往中国内陆，或输往海参崴[37]；蒙古产的牛、羊、猪、鸡等，首先被集中运到齐齐哈尔，然后再被运往黑龙江城，卖给布拉戈维申斯克附近的俄国人。[38]日本商行虽然也参与海参崴港口的对华贸易，但经日商输往东北地区的主要商品停留在织物、漆器、陶器、精米、砖茶、肥皂等奢侈品上，其输入额虽有增长趋势，但此类商品的消费者多为当地的富裕者，因消费者有限，这些商品不可能成为大宗交易品。[39]

该书还详细列入了东北各城与俄领海港间的距离以及交通状态。即：从营口至吉林府约180里，至宁古塔约296里；从山海关至吉林府约260里，至宁古塔339里。从俄领波西耶特港至吉林府约160里，至宁古塔约100里；宁古塔距离俄领海参崴126里。如此，俄领波西耶特港至吉林府的距离与营口至吉林府的距离大致相同；波西耶特港与宁古塔间的距离相较于营口与宁古塔间的距离，短196里，而相较于山海关与宁古塔间的距离，短239里。[40]

这里所提到的营口、山海关、吉林府、宁古塔均是东北地区的重要城镇，而俄领的两个海港——波西耶特港与海参崴港，均与这些重要城镇保持交通畅通的状态，如果今后黑龙江以及松花江的航运再得以开发利用，俄国在东北贸易的优势就绝非他国所能比肩了。原本就地势而言，吉林、黑龙江与俄国相邻，中俄边境贸易的展开经年持久，日本人欲参与其中，并有所作为，其困难程度等同于日本商行在上海与欧洲商行的竞争。反而在新开发地，比如天津，日本就取得了不小的收获。[41]在天津所获得的经验同样适用于中国其他地区，包括对东北地区的贸易经营。日本在真正进入东北地区之前，因为有了上述调查所打下的基础，它的关注点并不是盲目的，它把未来的发展眼光投向了辽东半岛这块尚未获得充分开发的地域，而不是东北内陆商业比较活跃的城镇抑或中俄贸易繁茂的边境城镇。辽东半岛，不仅物产丰富，而且与朝鲜连为一体，又南眺山东，西望直隶，因未得开发，而人烟稀少。最重要的是，不同于与俄国接壤的东北北部和中部地区，俄国人的影响尚未进入辽东半岛。如此，它显然满足了日本的种种需求而成为其追逐的目标。

《满洲地志》出版于1894年11月，当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至11月，中国提出讲和。这种时间上的吻合也恰恰说明，在后来的条约谈判中为什么日本会强行要求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在这项割让协议中，日本避开了已获得较好开发的辽阳以及辽阳以北的区域，在它所要求的区域内，仅营口(对外开放口岸)、大孤山(木材集散地)以及凤凰城[中朝贸易口岸]等三个城镇有较为频繁的贸易活动，其他区域基本处于待开发状态。日本的用意很明显：一方面要确保日本的长线利益，在俄国势力未渗透进辽东之前先夺得辽东半岛；一方面又试图降低因土地割让给各方所造成的震动程度。不过日本凭借自己当时的实力状态显然无法一步实现这样巨大的愿望：俄国不能容忍日本在东北的野心，因为它打乱了俄国在东北经营的步伐；其他西方国家似乎也无法漠视日本对开放口岸——营口的占有，虽然营口并不是什么重要的贸易口岸。尚未确立强势地位的日本最后不得不为自己的操之过急而放弃割让协议，但是它却获取了可观的金钱补偿，而以后的事实表明，巨额的赎地款极大带动了日本近代化事业的发展，日本开始蒸蒸日上，日趋强盛，终发展至与俄国一战。

组织东北大豆的对日输出与日本对华经营

如前所述，日本商行——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正式进入东北开展贸易经营是在1891年夏，那个时候《清国通商综览》即将刊行，而《满洲地志》的刊发则要等到三年之后。日本人为何迟迟不进入营口展开贸易活动呢？这大概是有鉴于在上海早期经营的失败经验，在找到很好的切入点之前，日本商人不愿贸然进入，而进入营口的时机，直到上述1891年的到来，方才相对成熟起来。不过有意思的是，首位三井特派员前往营口调查的目的非常明确，即察看三井物产可否直接经营东北大豆对日输出。为什么日本进入营口的契机是经营东北大豆的对日输出呢？

这是因为，早在日本商行进入牛庄即营口之前，东北的大豆制品就已经大量输往日本。比如，根据Trade Reports的观察，1871年至1872年的两年中，运往日本的豆油，1871年占牛庄豆油输出总数的3/5，1872年占4/5，余者则以不同的比例分别运往中国的其他口岸；到了1880年，豆类占牛庄输出总值的52%，当年输出额比去年超出267000担，但每担平均价格比1879年减少15%，除香港外，日本是唯一的海外消费地，共运去134000余担；此后牛庄对日本的大豆和豆饼贸易持续增长，1882年由牛庄运往日本的豆类，比1881年多出244%。[42]虽然有如此大量的大豆以及豆制品运往日本，但贸易商却并不是日本人。而且有意思的是，1871年后运往日本的豆油虽然来自牛庄，但那个时候日本对于牛庄基本处于无知状态，甚至直到1875年首个日本人前往牛庄之前，日本尚不知牛庄并非牛庄城，实际指称的是营口。在东北大豆成为日本长期稳定的输入商品后，为帮助日本商行的日本政府曾试图支持日本航运公司经营牛庄至日本港口的航线，不过均遭失败。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沿海运输业逐步为外国货运公司所掌控，中国船商无法与他们竞争，日本亦不能幸免。这在曾根俊虎的调查报告里就已经有所说明。直到1891年3月，在日本政府的财政支持下，由日本邮船会社开设的神户至牛庄的航班[43]，才首次具备了生存力。而恰好在这年夏季，三井把自己首位观察员派往牛庄。三井物产于考察后的第二年即1892年正式在牛庄设置常驻办事员，并于1893年开始经营东北大豆对日本的输出。根据前述Trade Reports的观察，1893年前四个月，牛庄输往日本的大豆共计724302担，而1893年全年共输出1060538担；1894年前四个月所输出的豆饼，比1893年全年输出总量增加了5%。[44]显然，随着三井物产的参与，东北大豆对日本输出呈剧增状态。据此，我们可以认为，由日本商行组织东北大豆的对日输出是日本的一种国家行为，它的实现需要国家调节各方面的力量。换言之，三井物产在营口经营大豆输出之所以获得成功，其依靠的是日本国家的力量。由于大豆是牛庄即营口最重要的交易品，日本商行的成功参与，表明自此日本在营口贸易中开始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

那么，日本为何对东北大豆以及豆制品的需求如此旺盛呢？理由不外乎有以下几条。一是，日本人同中国人一样，食用大豆油和大量的豆制品，比如豆腐等；一是，制作豆油后剩下的残渣即豆饼，或作为饲料或作为肥料，可被有效利用；一是，东北大豆种类齐全，产量丰盛，价格低廉，加上营口至日本港口的航线距离并不遥远，运输成本有限。另外，据郭予庆的研究，日本农业原本一直用鱼粉肥田，后日本鱼粉歉收，遂改用豆饼肥田。而日本的土地大多缺乏磷肥，用豆饼肥田更有利于农作物的增长。[45]因此，东北大豆对日本的输出满足了日本农业的强烈需求。

日本对华贸易的经营是否成功意味着日本是否能成功转型为工业化国家。在早期对华贸易中，日本处于弱势，既没有资金，也没有中国人所需求的大宗商品。就如何开展对华贸易，日本商人举步维艰，这导致日本涌现一批调查中国现状的观察家们，纷纷提出各自的对华方略。其中，就有沼田正宣提出的北方贸易论：与其将目光放在繁荣的南方贸易口岸——上海，不如转向更具有开拓空间的北方，比如天津。内藤湖南于1899年曾到访过天津。他如此写下对天津的印象：居留天津的日本人大约在70人上下。有正金银行、三井、武斋号等商行。听说棉纱的进口，今年已经超过了印度棉纱，金额达到了印度棉纱的两倍，其中有八成经三井输入，经中国人输入的很少。居住在当地的日本人虽然不多，但地位很高，与其他外国人(白人)不相上下。这与其他开放口岸不同，是天津所特有的一种状况。[46]日本在天津的这种成功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沼田正宣的提示，而其在营口的成功亦是北方贸易论继续拓宽、拓深的结果。

日本商行进驻营口虽然较晚，但其成效却很显著。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9月，三井物产在营口正式成立办事处，继续加强组织东北大豆对日本的输出。不过，在日俄战争爆发前，东北大豆主要供应中国内陆和向日本出口的局面一直不曾改变过。但是，日俄战争后，上述情况发生变化。即1908年，俄国商人开始尝试将东北大豆经海参崴销往欧洲；同时，三井物产也通过德国商会的介绍，将东北大豆运往英国进行推销。这是因为，欧洲一向以印度、埃及、美国的棉籽为榨油原料，但1908年这些地方的棉花歉收，造成欧洲棉籽市场价格暴涨，而三井正好抓住时机将100吨东北大豆样品运往伦敦，价格比棉籽低廉的大豆在伦敦市场上受到欢迎，被大量订购，从此成为欧洲油脂工业的重要原料。大豆的国际化使得东北大豆的对外输出急剧增长：1907年东北大豆的出口量为338万担，1909年则猛增至1328万担，增幅近3倍。[47]再看1909年东北大豆的出口结构：34%运往欧洲，18%运往日本，25%运往中国内陆。[48]这足以说明东北大豆已成为一种国际交易商品，而三井会社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07年至191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三井物产一家商行就经营了东北大豆出口的1/7以上。[49]

在夏目漱石撰写的中国纪行——《满韩漫游》里，记述着他对东北大豆的印象。他当时去了满铁下属的大豆研究所，看到研究者展示给他的研究成果——用大豆提炼出的油，然后听着研究者如是介绍：在外国，动物性油脂很贵，如果我们的产品生产出来就方便了。首先非常便宜，价格只有橄榄油的几分之一，而且效果几乎相同，这种油的特点和其他植物油一样好消化。[50]这是1909年的情形。当时，在日本满铁的大力经营下，大豆主要输出港开始由营口逐步转向大连。满铁所实施的有效方法就是大力实行有利于大连的特定铁路运价制度，规定从铁岭到营口(相距260里)和铁岭到大连(相距450里)的货运费每吨同为7.4元，如此到1912年，大连的吞吐量终于超过营口，成为东北第一大港[51]。其中原因大概与税收有重要关联。日俄战争后，大连为日本所有，其关税即为日本所占有，而营口的关税收入则要与中国平分。大连的成长和兴旺无疑是在日本的经营下促成的。夏目漱石描述着如此情景：在大豆上市的旺季，大连码头每天平均到货量在5000吨上下[52]。不过，日本人却无法直接从中国农民手中收购大豆，他们必须与中国的大豆收集商们合作。夏目漱石就介绍了他所看到的现象：古村君在此地[大连]与中国人联合做大豆生意，由于买卖上需要跟从内陆来大连卖大豆的货主交往，按照当地的习惯，这样的货主绝不能住普通的旅馆，如果到了大连一定要住在客户那里，直到办完事。[53]

如此，大豆不再仅仅是一种地区性的专用品，在日本有效的经营下，它演化成一种具有近代色彩的国际商品，并通用于世界各地，就像英国人对世界各地所推广的机织棉纱一般。对于大豆的刻意经营反映出日本人在绝境中求生存的一种韧性。比如，在小林爱雄撰写的、于1908年出版的《中国印象记》里，作者谈到对奉天的印象：到处能看到日本式的商店，不过都是些不起眼的小店。听说此地有3000左右的日本人，但能发财的人很少。原本以为只要到了奉天就会像回到日本国内一样，但出乎意料的是，日本人的势力只在战争期间短暂维持了强劲的势头，现在日语也不通用了，纸币的信用度不断下降，而且听说正金银行的交易客人都是中国人，看来能和银行打交道的日本人几乎没有。[54]据此，作者预测：如果日本人不拼命努力，奉天的将来必定会陷入绝望的境地。首先是商业萧条的现状，出口只有大豆和豆饼之类的东西，进口也没有什么大的进展，再加上马贼经常出没于长春到此地的列车上，尽管车上配备了士兵，但听说外国人于此很反感，而且那些士兵会干出拉扯中国人发辫之类的事情，因而也招致中国人的反感，中国人为此会专门绕远路去营口。[55]

我们从这些叙述里可以充分感受到日本人所时常具备的危机意识：他们绝不回避问题，相反在认识到问题后，会义无反顾地找寻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比如，一些中国观察家们会经常自发地向政府提交对华方略，而只要是行之有效的建议，政府定然会予以采纳。内藤湖南在1899年游历中国后即向政府提出以下建议：目前最重要的经营之一是内河航路的扩张。日本在华经营中，除了北清贸易大有起色外，像小汽船内河航路的成功(指沪杭、沪苏间的两条日营航线)这样的事例还很少见到，就日本人进入中国内陆，和善于牟利的中国人竞争而能迅速发展的事业而言，大概唯能称道的就此一种。是不是可以说，只有小汽船航运业，或者说小资本经营才是日本在华经营的突破口？比如洞庭湖周边的航线、鄱阳湖周边的航线，甚至大运河航线，都应该是日本航运业者努力的方向，如果政府给予适当的资助和奖励，该方面的利益所得必定属于日本。而于此方面的成功，或许比外海、长江的大航线经营更加切合实际。[56]我们由此看到，从小处做起，认真严谨，逐步累积，由小渐大这一行动方针不正是日本人不断取得进步、超越他者的法宝吗？这大概可以说是日本人的一种精神。

余论

内藤湖南在其《燕山楚水》中这样谈到日本的天职：不是介绍西洋文明，把它传给中国，也不是保护中国的旧物，将其卖给西洋，而是使日本的文明、日本的风尚风靡天下。我们国在东亚，而东亚各国中又以中国为最大，所以我们在履行天职的时候，必须以中国为主要对象。[57]这是一位日本知识分子在1899年的言论。时值甲午战争之后4年，日俄战争之前5年。我们从中看到日本的自信：日本由弱变强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其追随了西方近代化的发展道路，最根本的缘由大概在于日本自身不屈不挠或者说夹缝中求生存的精神，即内藤湖南所言之“日本的文明、日本的风尚”。就像本文所展现的，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由最初的茫然不知，至建立初步印象，至加深印象，至形成稳定印象，至发展有效的贸易经营，又至逐步殖民，这一过程中无不透露着日本人的这种精神。然而，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当这种精神所激发出的强大动力旨在保全自我时，是值得赞赏的；而其目的在于蚕食他者，摧毁另一个文明状态时，它必然会失掉自身的光彩，而不再具备文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