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与北洋政府建交始末：为何建交花了7年？要从远东共和国说起

作者:棠棣

苏联刚建立时，迫切的希望中国承认她，并与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但是，就这一问题而进行的谈判却不定期地拖延下去。

1、驻华外交官集体不承认苏联

在这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敌对立场起了作用，这些国家自华盛顿会议开始就对北京施加强大的压力，千方百计地阻挠俄中签订建立外交关系的协定。

中国和1920年4月成立的远东共和国（苏俄政府在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建立的一个被苏俄控制的共和国，其领土总面积300多万平方公里）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尝试亦毫无结果（后者在 8 月底向北京派遣了起先是阿加列夫，尔后是尤林为首的外交代表)。

这个代表团之所以能够派出，是因为1920年9月北京政府终于拒绝承认前沙皇公使和各位领事，宣布废除俄国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众所周知，苏维埃政府早在1917年就剥夺了所有驻外沙皇外交代表机关的全权。

但是，它们依然自称为代表机关，甚至还利用当初他们被派驻的各个国家(这些国家希望俄国恢复旧制度)及外交使团的承认。中国当时也存在这种情况。

库达舍夫公爵在中国依然被视为俄国公使。

十月革命之后, 1917年12月1日，库达舍夫收到苏维埃俄国第一届政府第一任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11月30日发来的电报，要求驻北京使馆同苏维埃政府合作。

这封电报陈述了外交政策的实质。

过了一周，即12月7日，库达舍夫收到了12月5日发出的第二份电报，内容如下：

人民委员会要求使馆全体人员立即答复，他们是否同意实行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确定的国际政策，这一政策体现在以尽快缔结和约为目的的各项措施之中。

凡是不愿执行这种政策的人，既然他们不同意服从苏维埃政权，那就应该立即停职，将卷宗交给下级职员，而不管他们以前的职位如何。

仇视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们企图原封不动地继续实行其政策，将被视同祸国大罪。请将本电报的内容通知所有领事。我要求立即作出明确的答复。

但是，答复却未随之而来。原因是1917年11月19日，库达舍夫收到了俄国驻伦敦外交代办纳博科夫的电报，其中通告，俄国外交部全体人员拒绝同列宁的政府合作。

11 月 21 日，库达舍夫将这一消息通电驻中国的所有俄国领事。

翌日他又通电命令各领事不得服从托洛茨基，并对他的电报置之不理。

几乎所有驻中国的俄国领事都一致遵从库达舍夫的这一命令，表示决心只遵照驻北京公使馆的指示而开展活动。

12月5日，俄公使馆向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称其拒绝服从布尔什维克政府，将依旧“继续履行自己的义务，直到俄国成立合法政府”。

中国政府没有承认苏维埃政权。它甚至请求库达舍夫命令俄国驻中国领事们，“协助中国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间谍来到中国”。

同时，按库达舍夫的话说，北京又指示中国各边境当局，“要善待布尔什维克”。

2、北洋政府单方面关闭沙俄大使馆

但是，托洛茨基没有罢手, 1918年1月6日，又向俄国驻北京公使馆发出一份电报，要求指出愿意为苏维埃政府服务的工作人员姓名，并许诺给他们提高工资。

然而，这份电报依然无人理睬。

于是在3月份，莫斯科试图用自己的外交和领事代表来代替库达舍夫及各位领事。

莫斯科通知中国政府，任命早在沙皇政府时期就因持民主观念而被解职的前俄国驻上海副领事沃兹涅先斯基，为苏维埃政府驻北京的外交代表。

任命恰克图的印刷工人为瓦西里耶夫为驻库伦总领事，任命转到苏维埃政权的领事馆秘书津克维奇为驻伊宁领事，任命士兵东布罗夫斯基为驻海拉尔领事，任命铁路工人德罗诺夫为驻宽城子(长春)领事。

但是，北京政府没有承认这些任命，没有让这些被任命的人员进入中国。

库达舍夫及其属下全体人员继续占据着使馆区俄国公使馆宽敞的办公大楼，自称是临时政府和俄国人民的代表。

1920年9月22日，中国报纸终于发表了总统命令，声称“中国……当前不再承认俄国的公使和领事”，因为“他们早就丧失了代表性，实际上他们也没有理由继续履行所承担的重大职责”。

此后各省当局相继发布命令封闭沙皇的领事馆。但是，沙皇的外交官们依靠外交使团的支持,继续抗拒执行总统命令。

按照张作霖 1920 年9月30 日的命令，驻吉林、黑河、沈阳和长春的领事馆相继被关闭。

驻上海的前总领事冯·格罗斯企图固守岗位，但没有得逞。

他的副领事为梅茨勒，该沙皇领事馆里还有一名领事法官伊万诺夫。广州领事馆于12月份关闭，驻其他城市的领事馆的关闭时间则晚了许多。

旧领事团同中国当局经过持久的谈判，终于达成协定。

根据该协定，俄国领事馆除诉讼外的所有职能都移交俄国事务局。该局原封不动地继续留在上海领事馆的房子里，但外交部的中国官员被任命为俄国事务局总办，其副手是格罗谢。

大家知道，各沙皇领事馆人员和驻北京公使馆人员一样，被驱散到中国各城市，到处进行五花八门的反苏维埃活动。他们收集白俄军官，尔后经边境送到高尔察克、谢苗诺夫、弗兰格尔的军队中。

库达舍夫公爵所起的作用众所周知，他身为驻北京沙皇公使馆的首脑，窝藏了1920年2月逃出哈尔滨的匪徒和凶手卡尔梅科夫。这个卡尔梅科夫3月8日被中国当局逮捕，囚禁于吉林狱中。

但是，驻吉林的沙皇领事布拉采夫按照库达舍夫的指使，帮助卡尔梅科夫于7月16日越狱逃跑，随后将他窝藏在自己的领事馆里，一直到8月底。

8月7日，时任北洋政府外交部长颜惠庆即向各边疆口岸发出允许远东共和国代表进入中国的指示后不久，北京政府正式通知库达舍夫和俄罗斯亚洲银行董事会：停止交付“义和团”赔款，并要将下次所付款项存入中国国家银行。

沙皇公使馆一失去中国人的承认，库达舍夫就根据某些理由对领事们停发工资。

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转向远东共和国的代表，表示愿意为远东共和国效劳。

但是,据卡扎宁的材料，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竟然干起了敲诈勒索和沿街乞讨的勾当。

原领事馆机关的一些官员则被雇佣到远东共和国公使馆机关工作。他们当中的图日林，原驻齐齐哈尔副领事，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是一位颇有造诣的中国学家，为人谦虚，单身汉。

如此看来，关闭所有沙皇领事馆，北京内阁拒绝为前沙皇公使馆的活动提供经费，是苏维埃外交的巨大成功，同时也打碎了反苏维埃活动组织者的金钱杠杆。

因而为同远东共和国使团，尔后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进行谈判创造了起码必需的条件。

这是苏维埃政权与中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争取中国承认苏维埃俄国的第一步。

1924年春中国政府承认苏联后，上海俄国事务局被关闭，俄国领事馆大楼转交苏联领事代表。

3、苏俄的两次宣言

1919年7月25日，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表《苏维埃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

表示：

放弃沙俄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及其他地区，无偿归还前沙皇及其他俄国势力所掠夺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放弃庚子赔款、领事裁判权、租借地等一切在华特权，愿中国人民与俄国工人农民及红军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建立联盟。

1919年8月26日，苏俄的《消息报》、《真理报》均发表了此项对华宣言。

由于消息的隔绝，正式的宣言迟至次年3月才传到中国。

国务院于3月26日要求外交部电令邵恒浚, “设法探询此种宣言有无实效，相机为非正式接洽。”

1920年3月2日，苏俄西伯利亚及远东外交全权委员蒋纯(即杨松)在致中国驻伊尔库茨克领事的函中表示：

“请贵领事将俄国革命人民对于中国人民所有之友睦感情，转达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为此,特将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第一八七二号敝国政府之国书递交贵领事，即请转呈贵国政府，并将该国书内容通告中国人民。”

3月22日，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致电外交部，电告当地俄文报纸所载有关苏俄对华宣言的要点，并附寄俄国报纸的剪报。

对于新苏俄政府愿意在平等基础上重新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决策，中国国内各界响应热烈。

1920年4月8日，全国报界联合会致电苏俄政府，称“我们谨代表中国的舆论，对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人民表示最诚恳的谢意”。

11日，全国学联“谨代表全国学生，用极诚恳的心意”表示“你们这一次的大举动，是为世界革命史开一新纪元，我们实在是钦佩得很”, “我们自当尽我们所有的能力，在国内一致主张，与贵国正式恢复邦交。”

先后致电的还有上海全国各界联合会、商界联合会、中华实业协会、中华劳动公会、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中国工人联合会等共30多个团体。

国会议员也致电苏俄政府表示感谢。

4月11日下午，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全国工界协进会、工界志成会、船栈工界联合会、华工同人代表夏奇峰、陈家鼐、明德、姚作宾等，在法租界永乐里开会讨论对华宣言，代表们一致表决，要求北京政府接受对华宣言。

对于社会各界的言论，北京政府称据海参崴高等委员李家鳌电，驻海参崴俄国代表威林斯基不承认有宣言转交，恐有欺诈等。

在疑虑中，北京政府仍尝试与苏俄进行外交接触。两国派出代表互访，开始了探讨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

1920年6月，中国方面派出边防处官员张斯麟以军事代表名义赴俄考察。张等于6月下旬到达远东共和国首府上乌丁斯克，见远东政府必须听命于莫斯科，无法交涉，便提出西上。张一行经伊尔库茨克于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

为进一步加深两国关系，苏俄提出第二次对华宣言。

1920年9月27日，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署名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致中国外交部照会》，即第二次对华宣言。

第二次对华宣言，比起第一次声明中的承诺，明显地退步了，中东铁路无偿归还的条文变成另行商定专约。

10月2日，苏俄政府托即将回国的张斯麟将这一宣言转达北京政府。

尽管如此，10月31日，苏俄外交部仍特举办欢送会，契切林表示希望中国解除对俄国的封锁，为各国之先导，张斯麟表示归国后“当以正义为原则，决行中俄修好”。

11月2日，列宁接见了张斯麟。11月28日，张回北京，除携带第二次宣言原本外，同时带回第一次对华宣言的修正本。

1921年2月1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电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转递中国政府答复苏俄政府函，表示：

“书中各节本国政府已加注意，而于国际平等及相互之宗旨尤为注意，查中俄界连长至数千里，证之历史、考之地理，两国一切关系情形当然极为切近。故本国政府深盼有最早之机会，循此宣言书中指示之程序，以与贵国直接开议也。”

同时要求苏俄政府保护中国侨民。

苏俄的宣言，打破列强外交上长期欺凌中国的局面，但其出发点仍是其本国利益。

据顾维钧回忆：

1922年中俄交涉时，“越飞建议中国正式宣布废除与其他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苏俄将支持中国的这一立场。他想了解我的反应，我是否认为中国政府能在国际事务方面同苏俄合作。我当即向他解释说，我认为中国的目的首先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在平等互惠和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苏俄两次宣言，表明了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他们表示主动放弃在华特权，愿意在平等基础上发展两国间的关系，这给中国以鼓舞。

4、远东共和国的使命

本文所说的远东共和国，是1920年4月6日成立的，由苏俄控制的一个共和国，主要目的是在苏俄和被日本占领的滨海地区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

这个共和国是俄共(布)中央为避免与日本直接交涉而采取的暂时的权宜之计。

日本从海参崴撤退后，1922年11月5日，远东共和国撤销合并到苏俄，成立远东州。1926年1月4日，远东州改为远东边疆区。

由于新建立的远东共和国正对着中国东北边界，该共和国外交部就任命奥扎尔宁为其驻哈尔滨总领事。

远东共和国准备往中国东北有中东铁路大战的满洲里市派遣谍报站长。

恢复中国与远东共和国之间正常的铁路运输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列宁曾亲自过问此事。捷尔任斯基建议委托总参军事学院学员工瑞科夫-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同中国当局进行谈判。

1920年12月，瑞科夫-亚历山德罗夫斯基由莫斯科赶到了赤塔。

他回忆道：

“远东共和国外交部发给我的证件写明，我是总参谋部的代表。按照领导同志的意见，这样应该能帮助我尽快做好外交工作，同中国的军事长官及文职特别是外交官员，建立必要的联系。”

1921年1月上旬，他已经开始就签订协定与开通赤塔一满洲里铁路运输线事宜同中方进行谈判。

1921年3月6日晚签订了条约，3月7日边境已经开放，第一列由满洲里到赤塔的火车便隆隆开出了。1921年底瑞科夫患病，12月前往莫斯科，经过休养和治疗，重入总参军事学院。

这里应该指出，远东共和国驻中国的代表们根据实际情况，以中央和克里姆林宫的名义实施某些具体行动时，往往要自由一些。

由于从1922年初起就谣传四起，说远东共和国的官方代表和共产党员把大量武器运到哈尔滨并秘密保存, 1922年2月27日，张作霖的警察当局和中国军队总司令部的军官们对远东共和国各官方机构,，至对赤塔政府特命全权代表奥扎尔宁的办公室和住宅，以及工会房屋、工人俱乐部、许多俄国公民的房子，实施了40次搜查。

但是，搜查的结果是任何武器都没有发现。远东共和国外交部向中国外交总长颜惠庆发了抗议照会。

该照会指出，中国政府庇护白卫军分子，实际上执行的是敌视远东共和国的政策，是在阻碍实现两个邻邦的人民生活在和平与亲密友谊之中的热切愿望。

北京政府驻满洲的官方代表不得不声明，称自己与搜查行动绝对毫不相干。

至于中国政府，则沉默了好长时间，只是在远东共和国驻北京公使馆1922年4月19日第二次发出照会之后，才于1922年5月1日声明，对奥扎尔宁被搜查一事深表遗憾，同时通知，业已命令满洲当局今后要特别关心远东共和国驻哈尔滨代表，对他实行保护。

1921年7月22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正式任命越飞为驻中国特命全权代表。

他领导的公使馆按全权代表机关规格组建，由14 人组成，包括军事专家黑克尔。

1923年初，越飞经上海赴日本治病，被达夫强留任作他的副手。

20年代中期，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福尔图纳托夫48以苏联公使馆医生的身份作掩护在北京工作。

1924年5月31日，签订了《苏中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加拉罕于1924年6月13日向中国照会，建议将两国外交代表机关升格为大使馆。此后加拉罕当上了俄国驻中国正式大使。

他在北京工作到1926年8月前，只是于1925年10至11月休息了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