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俄为师:孙中山与苏联的结盟之路

1924 年，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办公室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中国，在桂林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长谈。此时孙中山对与苏联合作仍存很大顾虑，他担心结果会导致帝国主义加大干涉，从而增加中国革命的困难。此时，苏俄的国际处境已不似从前艰辛，孙中山对其尚不看好，可以想见，在1920年苏俄更为孤立无援的情境下，其内心真实想法为何。

进入1922年，苏俄与孙中山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一个叫越飞的苏俄资深外交官，出现在孙中山的面前，他的极力推荐，让孙中山最终在苏俄寻求中国同盟者的探险中脱颖而出。

1923年8月14日，孙中山、宋庆龄在永丰舰上与海军官兵合影

越飞1922年7月26日被任命为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时，肩负了多条使命。他当时脚踏三只船：

与北京正统的中华民国政府谈判，同时暗地里与吴佩孚和孙中山联络。

苏俄已改变此前放弃所有在华特权的宣言，不仅在中东铁路问题上有自己的盘算，且出兵进驻了中国享有主权的外蒙古。在与北京政府的谈判中，越飞虽有意在这两个问题上对中国让步，但这种想法不被联共（布）中央所接受。

为了让北京政府处于谈判中的不利地位，越飞试图将吴佩孚和孙中山联合在一起，给北京造成压力。但吴、孙二人没有合作意愿。在多方权衡之下，越飞决定抛弃吴佩孚，支持孙中山。这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吴佩孚在中东铁路尤其是外蒙古问题上，态度非常坚决：

蒙古属于中国，一旦中国能够接收蒙古，苏俄军队必须立即撤走。

这并非随便说说，吴佩孚还向报界公开了与越飞的秘密联系，以示“绝不讨好俄国”的决心。

吴佩孚

孙中山则不同，他在这两个问题上，几乎同意了苏联的所有要求。

其实，苏俄并没有觉得孙中山的部队和旧军阀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很清楚孙中山的行事风格——为达目的会笼络所有可能的合作伙伴，1922年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推杯问盏即是一例。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签订的前夜，1922年底的共产国际四大上，一份秘密决议中，记录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说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庸，因此引起中国所有民族革命分子对他的敌视，那么，一刻也不应该忘记，昔日南方民主政府的首脑——孙逸仙过去和现在都在与张作霖联手合作，因此，支持孙逸仙同吴佩孚做斗争，不仅是支持一个反动派张作霖，而且还支持日本帝国主义。”

在这之前，苏俄政府发言人曾公开指责孙、张是“邪恶的联盟”。

苏联原本是想与吴佩孚结盟，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军事和经济实力也比不上吴佩孚。但吴佩孚在外蒙古和中东路上的立场，以及他镇压京汉铁路罢工且通缉共产党的行为，让苏俄意识到根本没有合作的空间。

广为人知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发表于1923年1月26日。孙苏正式结盟。这篇宣言称，

“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这当然是很委婉的说法，它其实是改变了此前对华宣言所声明的废约和无偿归还领土、资源的立场。

张作霖

苏俄的这个新诉求，在北京政府和吴佩孚那里都不能获得确认，但已被陈炯明抛弃正孤立无援的孙中山，则愿意接受它——孙并未代表中华民国合法政府，但苏俄愿意利用他。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第三条和第四条即是关于中东铁路和外蒙问题的内容：“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现在中东铁路之管理，事实上现在只能维持现况；且与越飞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两政府不加成见，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权时改组。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越飞君正式向孙博士宣称（此点孙自以为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以及酿成较现在尤为严重之局面。”

从“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这一点可以看出，孙中山此时对苏联尚未全情投入，仍为和张作霖及日本合作预留空间。

从越飞写给联共（布）领导人等的信中可知，在和孙中山的会谈中，双方谈论最多的是孙中山未来的军事发展计划，这是他们对外公开的宣言中所没有的内容。孙中山的计划是，北伐消灭吴佩孚，这需要苏联派军队佯攻东北以牵制张作霖，迫使其交出北京政权，帮助孙中山夺权。按照这个方案，苏联要援助孙200万金卢布。

如果这个方案不可行，则采取“西北计划”——如孙中山在给越飞信中所言：“我打算用十万军队从四川和甘肃进入外蒙，以进攻北京。为此，我请求苏俄给予武器、装备和顾问方面的援助。”

苏联部分答应了孙中山的请求。这催生了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的热情。

以俄为师 联俄容共

苏联拒绝了孙中山的西北计划。越飞在1923年5月写给孙中山的信中，代表苏联政府答应分期援助200万金卢布给孙中山，武器方面则承诺最多支持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奥里萨卡炮和两辆装甲车。越飞表示，孙中山可利用苏联援助的军事物资和顾问创建军校。

接下来是孙中山委派蒋介石率团赴俄考察，而鲍罗廷作为苏联派驻国民党的代表也抵达广州。“以俄为师”的政策开始确立。在孙中山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多次强调“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的理念。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确立“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开始改组国民党，筹建党军。

1924 年，孙中山（左二）在广东韶关宴请苏联派驻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左一）及其他苏联顾问，当时苏联政府大力支援黄埔军校的建设，派遣顾问团参加军校的创建和教学工作

黄埔军校的成立，是国民党历史上的一桩大事，为此后北伐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军校开学典礼上做了长篇演说，他以俄国何以革命成功开头，进入对中国革命的愿景铺陈中去。

“我们现在开办这个学校，就是仿效俄国……革命大告成功，像俄国一样，我们中国才可以同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中国的民族才可以永远的生存于人类。”孙中山说。

苏联的加伦被孙中山聘为首席军事顾问，接下来苏联陆续派遣了几十名政治、军事顾问来到黄埔。黄埔军校在课程设置上效仿苏联将政治课列为必修，党军也如红军般设立党代表制。

苏联援助的武器，在应对商团叛乱时第一次发挥作用。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接下来的北伐也不可能取得成功。换言之，苏联的援助，直接导致了北洋军阀时代的寿终，及国民党一统江山的20年黄金期的到来。但孙中山已无法看到这个结局。

1924年7月23日，孙中山在广州东校场参加苏联军事顾问巴甫罗夫将军追悼会，左起程潜、吴铁城（背身者）、孙中山的外籍保镖马坤、廖仲恺（持帽者）、孙中山、黄埔教官邓彦华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肝癌在北京病逝。他在临终前还特地留下《致苏俄遗书》，可见其对“以俄为师”的重视：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但孙中山所留下的与苏联合力共作、继续提携的遗言，并没能坚持多久。国民党很快因“联俄容共”政策的内讧而陷入分裂。

这一点其实在孙中山与越飞签署联合宣言的时候，就已埋下伏笔。

该宣言的第一条内容为：

“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在于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孙中山可以在中东铁路和外蒙问题上让步，但决不肯放弃“三民主义”为正宗意识形态的坚持。

虽然采取了“容共”政策，但内心深处孙中山并不以“共产制度”为然。国民党不会容忍共产党的坐大。而苏联之所以选择孙中山和国民党，也是在中共尚不具备实力情境下不得不然的权宜之计。苏联和共产党也不可能自我定位为国民党的打工仔。1922年底共产国际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即有类似的表达：

“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屈从于中国资产阶级所建立的这些中心中的任何一个，即使这些中心的领导者具有半民主的或者甚至民粹派的性质。这些集团的所有代表人物，都在为政权而相互争斗，都与某个帝国主义国家政府保持联系，并试图利用他们，实际上，常常屈从于它们的反动影响。”

这里所提及的“代表人物”，自然也包括孙中山。

“容共”表象下，国共的分裂早已注定，冲突终将爆发。在孙中山逝世后，他的党内继承者们在如何与苏联和中共合作等问题上，开始了激烈的辩论，新一轮的殊死搏斗随之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