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满语的国际传播

作者：刘宇，张松

摘要： 清代满语国际传播的原因主要基于满族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基督教现实的传教需要以及满语自身类型上的特点;西欧与俄国的满语学习都曾经历过“教士”与“学院”两个阶段,朝鲜半岛“司译院”则设立了专门的“女真厅”来培养满语人才;清代满语的国际传播也通过“满译汉籍”促进了传统儒家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在入关前，后金—清政权的统治者就意识到了保护满语地位的重要性，天聪八年( 1634) ，皇太极曾下谕: “朕闻国家成天创业，未有弃其国语，反习他国之语者。弃国语而效他国，其国亦未有长久者也。蒙古诸贝子，弃蒙古之语，名号俱学喇嘛，卒致国运衰微”，以此来强调语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顺治元年(1644) ，多尔衮挥清军入关，夺得政权的满族统治者又迅速将自己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地位提高，有清一代定满语为“国语”，又称“清语” ，定“满文” 为“国文” ，对外代表国家，清前期重大事件的记录多用满文书写。从此满语这一古老的语言走上国际舞台，开始了它国际传播的历程。

一、 清代满语国际传播的原因

清代满语走上国际舞台，为世界各国人民所认识和研究，是政治、宗教、文化以及满语自身特点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清朝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推动了满语的国际传播。虽然清朝统治者对待语言的政策较为开明，没有将满语使用与否作为区分是否归顺的标志，在朝廷上也是满语满文、蒙语蒙文、汉语汉字并行，但在外交上则多用满文书写。如乾隆二十年( 1755) 敕封琉球国王、乾隆二十六年( 1761)敕封安南国王，都“改铸清篆”，“顺、康、雍三朝，对鄂罗斯文书曾用满文，故宫所藏《满文鄂罗斯档》，均为满文书写，但鄂罗斯以不识其字，直至雍正朝仍提出除满文外，附以拉丁文本的要求”，即使外交上使用满汉合璧的双语文书，也是以满文为正本，以汉文为副本，从国家层面确定了满文本的法律效力要高于汉文本，如满汉文本存在差异时，应以满文本为准。因此在外交实践中，海外诸国逐渐意识到，要与这个强大的新王朝打交道，学习他们的语言，与他们的统治阶级能够直接沟通和交流成为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同时清朝皇帝也非常关心本民族语言在异邦的传播情况，朝鲜的《正祖实录》就记载了清高宗在接见其国使臣时问及他们中是否有能够熟练掌握满洲语的人，当使臣中的朝鲜清学家可以流畅用满语回答提问时，清高宗表现得非常高兴。这得益于李氏王朝从政府的角度加强满语人才的培养，他们发现“利用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女真学书籍学习的语言，由于错误颇多，无法与清语相通，所以根据当时的丞相、司译院都提调吴允谦的提议，让有才干的译官申继黯利用十年时间，不间断地随行派往北京的使臣队伍，让他学会满洲语” 。与此相类似，其他各国也都开始采用自己的方式，包括向中国派遣肩负学习满文任务的外交使团、将具备满语沟通能力的本国传教士编入外交人员队伍、在外交部门成立专门的满语翻译机构等措施来加强与清王朝的沟通能力，这些客观上都促进了满语在国际上的传播。

其次，西方传教的现实需要推动了满语的国际传播。明代后期，随着欧洲人开辟了通往印度和美洲的新航路，殖民者和探险家们对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愈加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与殖民者接踵而至的是西方传教士，“葡萄牙探险家所到之地，不久必发现一个教堂和一个堡垒及一个货仓，同时建立” ，传教士们意识到，要想在这样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获得成功，“唯一可能的方法，是要改变目前在别国的传教士所采用的方法”，主张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并且一定要设法取得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支持， “必须面觐皇帝，得其准许， 传扬天主教”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各国的耶稣会士们都将传教的“大本营” 设在了北京。1701年，来华人数最多的教派耶稣会在京达到了 59 人，占同期在华人数的一半以上，其他教派也大致如此。清朝定鼎中原以后，这些传教士又马上意识到，他们需要和这样一群来自关外的新统治者建立起友好关系。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在那个汉族尚少有人能熟识满语的时代，一个白皮肤、黄头发却能操着一口流利满语的西方人当然更能引起清朝统治者的好感。法国耶稣会士张诚和白晋“不久熟悉满文，获得皇帝信任，对帝讲解全部几何学，二人曾用满文编纂种种数学书籍， 帝命人译为汉文， 并亲作序文冠于卷首” 。可见，掌握满文成为他们与皇帝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的桥梁和纽带。

从学习者的角度来看，满语能在和汉语的竞争中胜出，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于满语自身的特点。

满语富于词形变化，在构词法上，以在词根后加构词附加成分作为派生新词的主要手段; 满语的名词有数、格、人称领属的语法范畴， 动词有时、 态、式等语法范畴，形容词有级的语法范畴，而这些语法范畴一般均是以词干后加语法附加成分作为形态变化的主要手段，这些特点都与印欧语系主要语言在语法手段上基本相同; 而作为典型孤立语的汉语，则少有词形变化，语法意义也主要是靠词序和虚词来承担。两相比较，当然是满语更易于传教士们学习和理解。法国传教士白晋曾感慨:“我们四个耶稣会士进讲西洋科学时，有的用汉语，有的用满语。

满语远比汉语清楚、明白，而且容易理解。”作为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语言，汉语表达的清晰度是毋庸置疑的，传教士们之所以有如此感觉，主要还是与其母语比较后，感觉无法理解其中的很多差异而留下的印象。另一个让许多传教士望而却步的学习内容是汉字。汉字是现在世界上少有的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与其他国家广泛使用的拼音文字差异巨大，外国人往往会在这样庞大的异邦书写系统面前显得不知所措，“近八万字，每一个字都由许多无序的笔画构成，怎么能学会这一切呢? 我们尽力而为罢了，上帝也不会苛求。要熟练掌握必须多年时间， 而且能做到的人仅凤毛麟角” ，较之于汉字“难于上青天”的感觉，满文则相当地易学易懂。满文属于拼音文字，会说这门语言的同时，只要稍加训练也就能够书写出来，这和汉字“难认难记”的特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满语出奇地易懂， 有自己的一套字母、 语法， 一句话， 正如钱德明说的一目了然” 。所以在不考虑底层受众的情况下，需要与统治者沟通的外国人当然会更容易接受和学习满语，这也进一步促进了满语的国际传播。

二、 清代满语国际传播的过程

俄罗斯人对满语的学习始于1726年组建的第二届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17世纪中叶以后，相对稳定的政局促进了俄国经济的复苏，但语言不通阻碍了其与东方进行政治和贸易交往的步伐，甚至在同中国签订《尼布楚条约》这种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时刻也不得不依靠葡萄牙人徐日升和法国人张诚来担任翻译。1726 年，当时的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决心打破这种无法直接沟通的局面，她在组建第二届驻北京传教士团指令中说:“命领班普拉特科夫斯基赴京时带上几名在伊尔库茨克主升天修道院学习蒙语的学生，以便学习汉语和满语。” 这可以看做是俄国人正式学习满语的开端。1727年10月21日签订的中俄《恰克图条约》更是以法律的形式把这种学习方式固定下来，其第五条规定允许俄方派遣“四名年轻的和两名年纪大一点的、懂俄语和拉丁语的学生留在北京学习语言” ，因此在这之后的十三届教士团中，每次均有随团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满汉蒙等语言。中国政府也为这些留学生提供相应的学习保障， 据清代何秋涛的《朔方备乘》 记载，他们在设于教士团驻地俄罗斯馆内的“国子监俄罗斯学”学习， 这个国子监的下属机构最初设有教授满汉语的教师各一人，1750 年后则将专设的教师裁撤，而以六堂内助教兼管俄罗斯学务。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外，在有些学生的回忆录中还留下了额外花钱请私人辅导老师的记载。通过他们的刻苦学习，其中很多人都在满语方面颇有建树，同时也成为满语在俄罗斯的第一批传播者。第二届随团留学生罗索欣在出色地掌握了满语后，被聘为理藩院的通译和内阁俄罗斯文馆教习， 为解决馆内缺乏俄语教材的问题，他与一位满人合作，将斯莫特利茨基的《俄语语法》 翻译成了满文。

1741 年罗索欣返回俄国， 在彼得堡科学院专门负责满语、汉语的教学和翻译工作，现已确认的他的翻译作品就有约30 部，其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完成了对《八旗通志》 前 5 卷的翻译。巴克舍耶夫曾于 1772 年至 1781 年作为第六届传教士团成员在北京学习，回国后入外交部担任翻译工作。他编纂了俄国的第一部《满俄大词典》，收录了大约1万条单词和成语， 这部词典虽然没能正式出版，但却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 在满语国际传播史上不容小觑。被誉为俄国第一个满语语言学家的弗拉德金，曾随第七届驻北京教士团来华

学习 14 年，归国后亦入外交部担任翻译， 他编写了俄国第一批满语教科书，包括《俄国初级满语语法》、《满语学习指南》、《俄国初级满语入门》等，涵盖了满语学习从易到难的各个阶段，此外他还根据满文本翻译了小说《金云翘传》。第十二届传教士团成员扎哈罗夫被认为是在编纂满语工具书方面成就最突出的一位，1875 年其《满俄大词典》出版后，圣彼得堡大学授予其满语文学博士学位，其于 1879 年编写《满语语法》 作为圣彼得堡大学满语教材使用。如果把教士团对于满语的学习看做教士阶段的话，那么喀山大学满语教研室的成立则可以说是将满语在俄国的传播过渡到了学院阶段。1844 年，喀山大学正式成立了满语教研室，由曾经在第十届驻北京传教士团中担任医生的沃伊采霍夫斯基任教授，并编有《满语语法规则新释》《汉满语初学课文》等教材。1855年，喀山大学满语教研室并入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第一任主任为瓦西里耶夫。1855 年， 该系第一次招生时， 学生仅为 3 人， 以后虽有增加， 但一直也不理想，至 1917 年十月革命，60 多年间培养的学生还不到100 人。

与满语在东欧传播的情况类似，其在西欧的传播也同样经历了“教士”和“学院” 两个阶段。虽然与清朝皇室密切接触的第一位西欧传教士为德国人汤若望，但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其是否学习满语的记载，考虑到他生于1592年，满族入关时已年过五旬，在可以用汉语与统治者沟通的情况下没有学习满语也在情理之中。西欧的基督教士们活跃于清朝宫廷主要集中于康熙时期，皇帝对西方科技的兴趣为他们提供了接触最高统治者的机会。比利时人南怀仁是康熙帝的第一位西学教师，为了能让南怀仁更好地为自己讲授数学、天文学等知识，康熙还专门“遣臣下一人授怀仁以满洲语”〔 8〕 345，这可以看做是官方对西欧传教士讲授满语的开始。康熙皇帝也乐于安排这些传教士们进行一段时间的满语培训后为自己服务。据法国传教士白晋记载，“康熙皇帝了解到张诚神甫和我研究了七八个月满语，进步很快，已经可以和别人相当准确地交流思想，于是起用我们两个人用满语进讲西洋科学。他为了让我们完成满语的学习， 给我们一个月时间， 并安排了几位老师教我们。这样，我们每天都在内务府衙门听几位老师讲课。” 传教士中运用满语的佼佼者是法国人巴多明，他于 1699 年随白晋来到中国，“康熙帝善知人，见其体貌伟岸，器而重之，为之选良师授以满、汉文字……其满语流利，与其操母国语言无异”。当然，康熙皇帝对这些西欧传教士进行满语培训和教学，并不仅是为自己授课之用，他们还承担起清朝政府的大量对外翻译工作。比如法国人张诚和葡萄牙人徐日升就以译员的身份参加了1688 年举行的中俄尼布楚划界谈判并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西欧传教士们不仅自己学习满语，还主动向西方世界介绍，1696 年南怀仁以拉丁文写出了第一本关于满语的语法书，并且在法国巴黎出版。可好景不长，随着罗马教廷与清朝政府围绕“礼仪之争”的分歧愈发严重，康熙末年清廷开始全面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教士” 阶段的满语传播也就此结束。1814 年11月，法国法兰西学院开始设立“汉人·鞑靼·满语言文学讲座”，这个名称一直保持到 1918 年改为“中国语言和文学” 并沿用至今，自此西欧的满语传播进入“学院期”。该讲座的第一位教授是年仅 27 岁的阿贝尔·雷慕沙，虽然“满语” 只是该讲座的一部分， 但由于满语自身有易被西欧人接受的特点，所以教师在讲授汉语语法时，也常常用满语作为辅助， 满语在该讲座中的使用频率可想而知。雷慕沙教授 44 岁时染病离世，接替他教授职位的是其弟子儒莲，儒莲精通满语和汉语，曾经利用满语译文将《孟子》译成拉丁文。提到满语在西欧的传播，还有一位不应被忽视的德国人穆麟德，这位来自勃兰登堡贵族家庭的外交官在大学时代就对东方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用功甚勤，并于 1869 年来到中国，先后在天津、上海等地领事馆担任翻译，虽然他的外交工作并不成功，但他的满语研究却成绩斐然，他不仅著有《满文读本》，而且他发明并提倡的满文转写方案至今仍然被学术界广泛采用。

与俄国和西欧的情况不同，朝鲜半岛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很早就开始研究满语( 女真语) ，并且由国家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翻译人才的培养工作。李氏王朝在太祖二年( 1393) 即承袭高丽朝旧制，设立司译院承担朝鲜的外交翻译工作，但司译院最初只设立了汉语和蒙语两厅， 在太宗二年( 1414) 补设“倭学”，之后又于世宗八年( 1426) 再补设“女真学” ( 明亡后改称“清学” ) 。关于司译院“女真学” 官员的人数，据《通文馆志》 记载为68 人，仅次于汉学的87人，在四学中居第二位，这可以看出朝鲜对女真学( 清学) 的重视。司译院早期曾经刊行过 15 种女真语图书，但都已亡佚。流传至今的满语教材只有清代以后编纂的四种: 《八岁儿》 、《小儿论》、《三译总解》和《清语老乞大》，其中《八岁儿》和《小儿论》 根据以前女真文教材改编而成，《三译总解》为满语本《三国志》的一部分，从中选出 10 卷， 用汉字标出发音，并附有韩文解释，《老乞大》本是朝鲜王朝学习汉语的教科书，有多种版本， 《清语老乞大》 以汉文本《老乞大》 为底本翻译而成，可以看做是比较成熟的满语会话教材。韩国译学史上称上述四本教材为“清学四书”。为了配合四本教材的使用，司译院还先后编写了三种词汇分类的工具书，流传下来的有《汉清文鉴》和《同文类解》 。其中《汉清文鉴》 是以乾隆三十六年刊行的“满汉双体” 的《御制增订清文鉴》 为底本翻译而成， 在编排体例上采用从右到左的直排形式，一般的词条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汉文， 即贯彻“首著汉语” 的原则，在每一汉字下用韩文注音; 第二部分是汉注或韩译; 第三部分是满文，即所谓的“下附清语” ，并在字旁用韩文注音; 第四部分是满文释义，分两

行用韩文 转 写，按编者所说此为“仍用原释” 。《同文类解》 为汉语、 韩文、 满文对译的分类词典，每一词条下也是以汉语词居首，其后是韩语的对译，最后是用韩文注音的满语词，第二和第三部分中间一般用圆圈隔开，以保证界限清晰，避免混淆。关于司译院培养清学翻译者的情况， 现存的《译科榜目》 中记载了 317 名清学合格者的姓名，这种选拔始于1603 年， 该年录取了三人，以后每次选拔一至四名不等，其中以录取两名的情况最为常见。

三、 清代满语国际传播的作用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文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满语的国际传播不仅增加了中国与其他国家沟通的手段，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汉文化在欧洲诸国的传播。

明末清初的传教士们奉行“学术传教”，他们从前辈们的传教实践中意识到，儒家传统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不可动摇，是维系上至国家政治管理秩序，下至普通百姓日常生活规范的基石，如果寄希望于推翻其两千多年来对中国思想的统治，其结果只能是激怒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给传教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于是他们开始尝试着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努力综合儒家学说和基督教教义，对中国推崇孔子和祭拜祖宗等习俗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当时看起来，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基督教和儒教的混合体，很有希望在不久以后成为中国的宗教”。而在此过程中，学习、翻译儒家的传统经典，也成了这些传教士们的必修功课，从此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中的精华开始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但历史上汉语在不同时代的差异却给他们阅读相关书籍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简单的日常口语学习无法让他们理解古人晦涩难懂的语句，于是学习无口语和书面语之别的满语满文、 通过“满译汉籍” 来了解儒家传统文化成为许多传教士学习的捷径。“如果不是 1644年鞑靼满洲入主中原，并大兴文字狱，急于把汉文典籍译成满文， 这个文学宝库长期以来对外国人是无用的。 ” 〔 11〕 这里把“满译汉籍” 看做是入主中原后钳制思想的一种手段恐怕有些牵强，但清代统治者对汉族传统文化的确极为重视，在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就因“患国人不识汉字罔知国体，乃命文成公达海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 。入关后，更是将满译汉籍提高到国家文化政策层面，顺治一朝所刻满文图书现存的就有 18 部， 康熙年间则达到“凡四书五经已经翻译之外， 如纲目讲义等有关于治道者，靡不译尽” 的地步，这种口语和书面语没有差别的书籍成为传教士们了解传统文化极佳的教材，他们不仅自己通过满文本学习，而且还直接将大量满文本译成其母语出版。“当时许多满文书被译成欧洲语言，如《八旗通志》、《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有俄文本，《性理精义》、《辽史》、《三字经》、《四书》 有德文本， 《通鉴纲目》《易经》、《三字经》、《金史》有法文本，《圣谕广训》、《三字经》、《通鉴纲目》有意大利文本等。” 俄国来华的东正教传教士团同样“对满语非常重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汉语，许多译作译自满文。这一方面是因为满语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同时也与满语易于理解有关”。

除了有助于传统儒家文化传播以外，满语的国际传播也同样促进了国际中国学研究的民族化，发源于白山黑水间的满学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从此国际中国学研究又增加了一个重要分支———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