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代汉人的“满化”

作者:夏宇旭

在中国历史上，汉族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在民族交流与融合过程中，汉文化往往占主导地位，很多少数民族被汉族所同化，甚至融合于汉族中，直至消亡，这一点已经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但事实上在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其影响是相互的，既有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影响，也有少数民族对汉人的影响，即相互融合。比如在研究清代民族融合时，学界一直很关注满人的汉化，很少探讨汉人的“满化”，其实清代汉人特别是汉军八旗的“满化”现象是很普遍的，而且对清代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很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拟对清代汉人的“满化”现象做粗略探讨，希望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16世纪末，努尔哈赤起兵，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随即努尔哈赤及其子孙在与明朝的征战过程中不断俘虏汉人百姓，招降汉族官员，可以用“数以百万计”计算。“俘获的汉人沦为汗、贝勒和八旗官将的包衣，其中一部分人被编入包衣佐领，分隶八旗，称为‘包衣旗人’。另一部分包衣附于家主户下，后来称为壮丁、‘旗下家人’、‘户下人’”。［1］皇太极时期，将归降的部分汉人官将及民户编为汉军八旗。清军入关后，特别是在消灭明朝残余势力，镇压农民军的过程中，满族王公贵族掠夺了大量汉人，“诸王将军大臣于攻城克敌之时……多将良民子女，或借名通贼，或将良民庐舍焚毁，子女俘获，财物攘取。”［2］加之清军入关后，强迫汉人剃发易服，投充满人，这些汉人都成为满族王公贵族的包衣，他们或在庄园耕作，或作为家奴为满族王公贵族服务。康熙平定三藩后，又扩大了汉军八旗的编制。汉军八旗，特别是包衣旗人在清朝存续期间逐渐“满化”，遵从满俗，改从满姓等，他们的后裔很多人在建国后自报满族，成为满族人。

一、清代汉人“满化”的表现

清代汉军八旗特别是内务府包衣三旗，改从满姓的现象非常普遍，史籍记载：正白旗包衣人马偏额，“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分无考，原任郎中兼佐领。其子桑格，原任吏部尚书；费雅达，原任陕西潼关总兵官；马二格，原任佐领。孙马维品，原任副将；萨齐库，原任郎中兼佐领；马维翰，原任佐领；马维范，原任骁骑校。曾孙葛本额，现任护军校；德林，现任千总；倭升额，现任笔贴式。玄孙永泰，现任二等侍卫。”［3］由此段记载可知，汉人马氏为正白旗包衣，其后世子孙的姓名既有随满俗的，也有遵汉俗的，但三代以后随满姓的居多，说明这个家族逐渐彻底满化。再如汉人“周义强，镶黄旗包衣管领下人，世居集屯地方，来归年分无考。其子噶布拉，原任护军参领；老格，原任主事。孙关保，现任二等侍卫。曾孙平安，现任郎中。玄孙爱星阿，现任护军校。”［4］由这段史料可知，汉人周义强自入镶黄旗包衣后，与满族贵族朝夕相处，深受满人影响，其家族不断满化，后世子孙摒弃汉姓改称满族姓氏。

汉军包衣旗人的满洲化主要是因为这些人常与满洲贵族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渐渐随满洲风俗，更名改姓。《养青斋丛录》记载了满族姓氏的特点：“称名不举姓，人则以其名之第一字称之若姓然。”而汉人自古就非常注重姓氏和名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八旗汉军能改从满族姓氏，从侧面说明其满化程度很深。

清初被掠的汉人有的自幼就与满人紧密联系，这些人在语言上逐渐满化，根据《广阳杂记》记载：“满洲掠去汉人子女，年幼者习满语纯熟，与真女直无别”［6］说明他们在语言上彻底满洲化。入关后，清朝统治者强调八旗为国家之根基，而“国语骑射，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务。”［7］除了满洲八旗子弟重视“国语骑射”外，统治者规定八旗汉军子弟亦习国语，练骑射，纳入满洲规范，这在政策上促使汉人满洲化。清朝规定：“其满洲、汉军旗分幼童，教习清书清语……皆教习马步箭。”［8］顺治曾说：“今辅器也，然当草创之际，非习国书，无以济大事。”［9］顺治元年（1644）十一月，采纳祭酒李若琳的谏言：“满汉官员子弟，有愿习清书者，具送国子监，设满洲司业一员，助教二员，教习清书”。［10］并且清统治者规定：“汉军子弟学习清书，甚属紧要，令各在本旗就近之地，设立清文义学一所，于每左领下拣选一二人入学，专习清书。”［11］清代汉军八旗子弟在满洲贵族的督促下普遍学习满语，无论是包衣旗人还是外八旗汉军都知晓满语，有的还非常娴熟。康熙三十八年（1669）二月，诏谕大学士等：“朕今观杭州满洲、汉军官兵，皆善骑射，娴熟满话”［12］清廷对“娴熟满话”的汉族官员，给予加官进爵的奖赏。如刘泽芳、王熙，顺治四年（1647），因刘泽芳“习满书”，御赐“貂帽、凉帽，皮镶朝衣、缎朝衣”。［13］王熙因“以满语奏对”，深受顺治赏识，连续晋升为国子监司业、大学士、礼部尚书等职。而对不晓满语的汉族官员则降级调用。顺治十三年（1656），因郭芳、李昌恒，学习国语日久，却全不通晓，降三级并罚俸禄一年。雍正十一年（1733），谕令八旗汉军，“不能清语，概不拣练”。［14］《福州八旗驻防志》记载，乾隆曾下谕令：“朕降旨令汉军学习满洲已经二三年矣！……嗣后倘再以此不会满洲话之人咨送，朕惟不准记名；必将该管大臣交部议处。”嘉庆二十四年（1819），八旗汉军桂龄因“全不谙习清语……降一级留任。”［15］清廷规定，汉军官员被引荐时，必须用满语回答皇帝的问话，光绪十三年（1887）诏谕：“向来汉军人员引见，应口奏清语履历”，并强调“汉军世历旗籍，国语理宜熟谙，嗣后引见人员，务当遵照向例，口奏清语履历，毋得再有违误。”［16］在统治者的督促下，“清代汉军八旗子弟，无论是内务府三旗汉军，还是外八旗汉军子弟，在一定意义上，特别是在清朝中叶以前，可以说，尽习满语。”［17］

因八旗是清朝国家之根本，对八旗汉军之管理纳入满洲规范的又一表现就是练骑射。清朝选派八旗满洲官员任八旗汉军副督统、参领，以改变汉军习俗，加强其骑射训练，史籍记载：“训练其骑射，导率以矩范，一如满洲也。”［18］《驻粤八旗志》亦载：清朝规定“各省将军、都统等务令骑射优娴，国语纯熟。如有教训不化，骑射甚劣者，该将军、都统等，即指名参革职。”

由此可见，在清朝统治者的提倡和督促下，八旗汉军普遍学习“国语骑射”，有的非常娴熟，甚至与满人无别，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汉人的满洲化。

清代汉军旗人，其风俗习惯基本满洲化。他们改从满洲风俗，留满人发式、穿满人的服装，在生活方式上与满人保持一致。清朝规定东北的汉人官民衣着：“俱照满洲式样”，男人不许穿大领、大袖、戴绒帽，务要束腰，女人不许梳头、缠脚。［19］

拿祭祀来说，“遇大祭，则先设香案，挂画像神位五轴，左置家谱。主祭者率众在神位前奠酒，行三叩跪礼，用猪一，在神位前‘领牲’，然后宰之，将猪首、猪肉贡献于神位前。晚间请跳单鼓者跳神，连击连唱，大约二、三个小时。跳神之后，移神相于室内。次日午间，仍跳单鼓，主人祭拜神位，筵款亲友。晚间跳单鼓者仍戴神帽，披五彩条装饰服，系腰铃，手持单环鼓，边舞边唱，其余三、四人依声和之。舞毕，将供于神位前的猪首用手撕开，然后唱送神歌。有许愿、还愿者，则用纸袋内装纸钱等，在路边焚烧，谓之‘烧包袱’”。［20］清代汉军旗人的祭祀很明显已经满洲化了，特别是设香案，烧旗香，以及跳神的装束及过程，都是满人的习俗。

“编入八旗的汉军和包衣，穿着打扮也和‘满洲’一样，服饰相同，习俗一致，妇女不缠脚，耳穿三孔。其谋生方式也和满洲、蒙古一样。包衣壮丁耕田种地，木马放牛，采参打猎，侍奉家主，处于卑贱的农奴和奴仆地位。汉军官将计丁领取圈地，设立庄园，役使包衣，成为与满洲官将一样的农奴主和封建主……入关后被编入的汉军和包衣，与满洲、蒙古八旗人员同居共处，往来频繁，互相婚娶，抱养子嗣，生活方式一样，服装发式相同，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的一致性越来越多，原有的满汉差别日益减少。到康熙年间，这些编入八旗充当汉军和包衣的汉人，已经基本上‘满洲化’了，成为满族的一个组成部分。”［21］

二、清代汉人“满化”的原因

关于八旗汉军子弟满化的原因，滕绍箴先生总结为三个因素：“一是部分八旗汉军自长白山时期已与满洲有着亲密而久远的关系，风俗早已迫近胡俗。待努尔哈赤起兵，皇太极完善八旗，其衣冠服饰、发式早巳满洲化。满族入关后，汉人对长白山汉人以‘真满洲’称之，这是历史的因素。二是清军入关前后在满族上升为统治民族时期，明朝官民或归降或投旗，纷纷加入旗籍，形成一股投旗风气，对汉军子弟满洲化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因为此时，满洲八旗子弟作为统治民族一员，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其权势、地位，对汉军、汉人子弟，皆有较大的吸引力，此是人情所致，势所使然。……三是满族贵族对八旗汉军子弟习俗满洲化十分关心，对其所染各习利弊，及时作出谕令，使习满洲规矩。”［22］我个人比较赞同这一观点。滕先生所说的“长白山时期已与满洲有着亲密而久远关系”的汉人，就是指努尔哈赤起兵后，被俘虏或归降的汉人，他们成为最早与满人相处的汉人，也是最早满化的汉人。而清军入关前后随着满族上升为统治民族，其社会地位的优越性凸显出来，加之清朝统治者一再强调八旗是国家之根本，在政策上有许多优待，如科举考试、为官的途径、八旗的土地、八旗的抚恤，甚至在法律上也是旗（八旗子弟）民（汉民）有别。这对于原明朝汉族官民有很大的诱惑力，他们纷纷入旗，以寻求享受与满洲八旗子弟同等的待遇，比如占有满洲官缺及满洲名额参加科举考试等。由此，清朝前期有大量汉族官民投入旗籍，他们入旗后在各个方面都纳入满洲范围，与满人共同生活、朝夕熏陶，经过200多年的演变，他们无论在民族心态还是在政治立场上都已经满洲化了，成为满族人。

上文所述的汉人“满化”的原因多指汉军八旗的满洲化。其实，除了汉军八旗满洲化外，还有普通汉民的满洲化。汉民“满化”的主要原因是：其一，旗人与汉民之间的杂居相处，耳濡目染，满汉人民相互学习，致使一部分汉民“满化”。本来清朝初年统治者为保证旗人的优越地位和血统的纯正，曾经强迫汉民迁居，以达到满汉分界。但是不久满汉界限就被打破了，旗人和汉民又杂居共处了。以东北为例，康熙年间，奉天、锦州等地“旗（旗人）民（汉民）土地，相互交错”［23］旗人与汉民的杂居相处，使他们密切往来，互相吸收对方民族的文化，这使得一部分汉民满洲化，当然也有一部分满人汉化。其二，满汉通婚使得一些汉人在血统上满洲化，婚姻家庭的组建，使满汉之间更易互相影响，一些汉人渐渐泯灭了自己的民族意识，自认为满人。虽然清朝大多数时间是禁止满汉通婚的，但是清朝前期和后期统治者是允许满汉通婚的，特别是清初期，统治者甚至提倡满汉通婚，如顺治皇帝曾诏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赤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24］在统治者的提倡下，想必有一些满汉之间相互婚配，特别是满洲男子娶汉民之女者，他们所生育的后代都以父系计算，即为满籍，久而久之这些人都称为满人。

综上所述，清代汉人，特别是汉军旗人和包衣旗人，满化现象非常普遍。他们改满姓、从满俗，习国语骑射，甚至与满人通婚。到清朝末年，这些汉人在政治立场和民族意识中已然彻底满族化。清朝结束后，他们仍以满人自居，并且认定自己的民族身份是满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