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如何成为特殊时期崛起的党内最大收藏家

康生不是什么人咱不好说，康生是什么人，至少还是可以说上一、二的。

康生像

比如有人说他是党内最大的秀才。《毛选》中许多重要的文章就出自康生手笔。像1938年5月的《实践论》、1937年8月的《矛盾论》就是由周恩来、林伯渠、王稼祥、康生、陈伯达等人起草的，然后毛作了修改。1938年10月毛代表中央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是由王稼祥、康生起草的。1939年12月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集体起草，后经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康生等人修改成文。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共中央委托康生、陈伯达、艾思奇等人起草，经中央集体讨论定稿的。1941年5月19日毛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由康生起草，经王稼祥修改的。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由康生、艾思奇、胡乔木等人起草，任弼时、张闻天、刘少奇等作了修改。

康生书法

也有人认为康生是当代最大的书法家。文物鉴赏家陈叔通就说，康生真草隶篆，样样精通，左右开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陈叔通还说，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而这四大里边，康生的个人“条件”无人能比的——言下之意，中国“四大书法家”中康生应该“独占鳌头”。陈叔通还说，毛主席的字写得很好，自成一家，但毛主席不是书法家，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家。王力回忆说，他参加革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开的职业是开艺术照相馆，标价死贵，鬼也不上门。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闭门写字。他在第三国际当执行委员时，闲暇时也是写字。他写字写了一辈子。解放前康生骑马摔跤损伤了脑神经，解放后他坚持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一字一句，一连写了十几本，居然就治好了脑病，后来他把这些抄本都进行了装裱，估计至今尚存。康生也对自己的书法颇为自负，瞧不起郭沫若的书法，他曾狂言“用脚夹着棍儿写都比郭沫若写得好”。康生对自己的绘画功底也很自信，甚至要与齐白石争个高低，因而有意在作画时署名“鲁赤水”以应对“齐白石”。今天我们都见不到这些东西，一者康生名声臭了，二者当年康生自己也不把他的绝活轻示于人，所以流世很少。

也有人认为康生是当代最大的文物收藏鉴赏家。

宋拓本坡公（即苏轼）书四种，康生旧藏

王力说，康生有钱，文革前每月就有400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过700元。那时物价很低，文物价格也很低，康生生活简单，不讲吃穿，他还常出国，出国公家就给做衣服，所以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总之手头很宽裕。更主要的是，康生有一种怪思想，说存钱是肮脏的，他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部要花掉的。有钱往哪里花？康生喜爱文物，钱就花在文物身上。康生这辈子最大的“收藏”项目就是砚台、印章和善本书。跟康生有同样收藏爱好的高级干部还有邓拓、田家英、王力、陈伯达、郭沫若、陈毅等。跟爱文物的人相比，有文化的康生更懂文物，所以康生经常跑琉璃厂。康生不怎么收藏字画，偶尔碰倒喜欢而便宜的才买一些，买了后多半是送给别人，比如送给邓拓、田家英和王力。康生看中的东西，从不还价，有钱么。康生的“休息”就是玩赏文物。康生还会加工、雕刻砚台。文革开始后，康生不再跑琉璃厂了，估计琉璃厂也不值得再跑了。康生反对把文物归为“四旧”，康生反对任何人破坏任何文物，他自己也没有损坏过一件文物。王力说，康生是保护文物的，污篾康生非法攫取文物，是无中生有的。

发生在康生身上的一个例子是：“四清”时期，四川有个人祖传一幅苏东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宫卖，要价1万元。故宫博物馆的一位专家看画之后，断定画是假的。后来邓拓把画拿回家仔细进行了考证研究，证明画是真迹。后来卖画人以3000元的价格把画卖给了邓拓，并说，我不求钱，只求有人识货。邓拓当时拿不出现钱，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画到荣宝斋作价3000元，付清了画款。此事惹了麻烦，究其根源，荣古斋有人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连刘少奇都批示要严肃查处，几乎所有常委和其他领导人都画了圈，传到康生手里，他用朱笔批示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这报告后来转给刘少奇后，刘少奇立刻表示同意这意见，从而救了邓拓。

没听说康生玩麻钱，但康生手里确实有过麻钱。有一个例子说他卖过一个铜钱。有一次他裱字画，荣宝斋结账时要他1500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把一个南北朝时期皇帝玩过的铜钱卖给了庆云堂，作价3000元，支付了裱画费用，剩下的钱存在店里，作为日后支付买文物的用费。

我还真就孤陋寡闻了，南北朝什么样的麻钱能值这个价钱？还是皇帝把玩过的，底细这么清楚？

有人说，康生在“文革”中对文物巧取豪夺。“破四旧”抄家风起，短短20天左右北京就有10多万户人家被抄，上海也“抄了10万户资本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大量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在火堆中消失。当然，这时候就给了“关注者”以可乘之机。

康生书法

“关注者”是怎么占有的？

一、借文物

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材料，林彪、叶群借条拿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077册，笔134支，纸1451张，本159本，唱片1083张。陈伯达拿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字帖301册，图书5355册，笔159支，纸13卷，本4本。1970年秋，江青约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18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仅付了7元钱。康生来的就多了，自1968年至1972年，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32次，窃取图书12080册，窃取文物1102件，并且加盖了“康生”私章。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也有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有一千多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有主文物涉及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惜华、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另外还有25个单位和31个仓库中“无主”户的查抄文物有些也被纳入私囊。

1956年，故宫博物院太和殿展出一方唐代陶龟砚，被康生看中，说是“借”去看看，不仅久借不还，还被康生编入“康砚第五十三号”，据为己有。这种唐代陶龟砚留传下来的极少，国内外只有五件：河南上蔡县南唐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日本有一件，康生处包括从故宫“借”来的这件共有三件。

1969年10月18日上午，康生得到通知，傅惜华的书已经抄出，集中到了国子监藏书库。他一听立刻驱车前往，直接从傅氏“书单”上开始挑书：“他掏出笔来在单子上划记号，一面划一面说，傅惜华这批东西有的很好，我过去没见到过，如明刻赏心亭奉《欢喜冤家》10册，明刻消闲居刊本《拍案惊奇》10册，明刻的《浓情快史》6册，都是很少见的。他说着把书单交给文管处人员，交待说；这个单子上我划圈的要找到，划杠子的一定要找到，划圈圈的重要，划杠子的更重要。等找到后你们拿给我过一下目。”

康生书法

二、买文物

宋拓汉石经，据传是蔡文姬之父蔡邕书写，国内仅存3件，是异常珍贵的文物，而康生仅付10元就取走了。

黄庭坚真迹《腊梅三咏》，极其名贵，当时价值数千元，康生仅付5元就取走了。

宋画院仿赵干《起蛟图》，当时价值千余元，康生仅付1角钱取走。

康生还拿走历代铜印及鸡血、田黄等名贵印章达400多方，其中包括稀有的汉代陈宫、董永等名人铜印，也有现代陈半丁、齐燕铭等私人印章，康生都以五分钱到五角钱的折价掠去。据有关部门在康生死后统计，康生侵吞的图书，按当时国内市场最低估价也要86000多元，康生只出了2300多元；侵吞的文物，按当时国内市场最低价需74000多元，康生只付了252元。

三、掠文物

1969年7月8日，康生在文管处看到一本《百家姓》。他说：“你看这本《百家姓》很有意思，这是清朝搞的，我从前有一本，不知谁给拿走了，找不到了，这本我拿走了吧！”这本清朝的《百家姓》让康生白白拿走了。

1970年5月2日，由康生打头阵，率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一伙，拥进文管处库房。他们像入了宝库，叶群和几个武夫争抢金银珠宝，康生、陈伯达则将图书文物各自占领一摊。在管理人员面前，他们又假意互相谦让，彼此赠送，最后各自带回，归己所有。

康生书法

1970年5月，北京市文物局征得一件从永定门外战国墓出土的象牙印章，拿给康生鉴别，结果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还。

有一次陈伯达从“文管处”拿走一件价格昂贵的阿富汗青金石山子，康生也要一件，可“文管处”已经没有了，外贸部门只好再花1350元从阿富汗购进青金石花瓶、青金石原料山子各一件给他拿走（新东西他也要？）。

“文革”前，大庆出土了一块30万年前的玳瑁化石，这是研究地质的珍贵资料，根据国家法令，应为国家收藏，但是康生分文未付攫为己有。他还要工艺美术公司将这块化石做成砚台盖，另选精料配制龟形砚身。1970年初，康生通过北京市文管处催促北京工艺美术公司雇用了144个工人，从山西开采了两方大紫石，因断层太多，未做成。最后，又从石家庄买了一块香油磨石才做成龟形砚身，前后一年完工。而康生仅付4元了事。玳瑁化石，分文不给，攫为己有。砚台加工费和无以计算的运输费用都由国家负担。

“康生文物”最后流向哪里？

王力说，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砚台全部交了公。王力听谷牧说，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要求全部交给国家，一分不收。1980年，这批“交公”的文物在故宫展出过，却被标以“搜缴”，不知真相如何呢？这确实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和一个人的“信誉”、“名誉”。

康生“藏品”下落点滴

俞平伯被发还了抄家丢失的《红楼梦》程甲本，发现上面有康生的印章

“文革”后“红学家”俞平伯先生被发还了原来被劫去的《红楼梦》程甲本。俞平伯作了一篇题记：“红楼梦最初只有抄本80回，后有20回。清乾隆时，程伟元始以活字排印，其第一次，今称‘程甲’，为是书最早的刊本，是为程甲残本，凡6册，存首30回，原有周氏家藏印，不知何人。于50年代余治红楼梦，西谛（即郑振铎。笔者注）兄惠赠，后钤衡芯馆图记，及丙午（1966年。笔者注）家难，并书而失之，遂辗转它人（康生）之手，余初不知也。今其图记尚在，越20载而发还，开卷怅然。爰属孙女华栋为钤新印以志经过，并留他年忆念之资云。”这本“程甲本”于俞平伯身后被拍卖（2003年7月的嘉德公司古籍拍卖专场会），那上面赫赫还有几枚钤印——“平伯经眼”、“康生”、“周氏家藏”、“曾经沧海”、“天元甲子”。

浙江大学图书馆“镇馆之宝”之一的，是1987年香港中文大学袁绍文先生馈赠的其家藏的宋版《通鉴纲目》和元版《史记》，这两部珍贵古籍是“文革”后归还给捐赠者的，也是袁绍文先生的亡父（嵊县袁涤庵）的所藏，这两部古籍上现在都留有一块特殊的痕迹，即康生的藏书印——“大公无私”。

“古今的私人收藏，很少有超过三代的。” 社会财富总在“分配”与“再分配”中轮回。与其让文物在自己手里失散，在自家手里失散，不如在有生之年给文物找一个安稳的归处。康生如果是大学者、真学者、真正的收藏家，我想他也会明白这个道理，也会这样子做的。他在文革中的疯狂聚敛，我也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与其眼睁睁看着被那样的时代给糟蹋掉，不如换个地方保存。他知道，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自己也就是过过手而已。也许有一个小资料能证实这点：画家、书法家、收藏家董寿平说，大跃进前荣宝斋当年收集了一大批宝贵“资料”（字画），这也引起许多高层的书画爱好者的关注。陈毅元帅常去看，但决不拿东西，正派得很。康生也是只看不拿。可是有些人看见好的以后就说：“我借上回家挂一挂。”说话之间就拿上走了。有个姓傅的将军拿得很多。董见此状况，多次悄悄跟那些陪同人员说：“这些东西最好不要动，因为再没有了。”劝解无效。（1994年董寿平口述，任复兴记录）。

这个至少证明，康生没有无偿攫取国家财富的“习惯”和“本质”，至于变成“文革”中那种贪婪样，可能真是“别有用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