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之死与中医的“衰落”

来源:万物的起源  作者:陶丘

1908年11月14日,也就是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傍晚时分,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驾崩,享年38岁。第二天下午,慈禧皇太后病死在中南海仪鸾殿。两人的相继谢世不到24小时,使各种评论和猜测随之而起。由于光绪帝在戊戌变法后就被慈禧太后囚禁,许多人怀疑,慈禧太后因为害怕她死后光绪帝重新掌权会翻案,所以在自己临死前将他害死。于是,光绪被人谋害致死的种种说法也就由此产生了。

在晚清文人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和徐珂编著的《清稗类钞》中摘抄的清代笔记里认为,慈禧太后病危期间唯恐自己死后光绪重新执政,推翻她一手制造的种种冤案,于是令人下毒手将光绪害死。

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外传》和德龄的《瀛台泣血记》等书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莲英等人平日里仗着主子慈禧的权势,经常中伤和愚弄光绪。他们生怕慈禧死后光绪重新主政,会清算他们往日的罪孽,所以就先下手为强,在慈禧将死之前先把光绪害死。

在1980年清西陵文物管理处在清理崇陵地宫时,发现光绪遗体完整,体长一点六四米,无刃器伤痕。通过化验颈椎和头发,也未发现中毒现象,与清史档案专家、医学专家的分析判断相吻合,应该说光绪属正常死亡的结论是正确的。

但在2008年11月3日报载,钟里满等经过长达5年的精密研究,对光绪皇帝的头发进行了不同截段的分析,结果表明,光绪皇帝的头发中含有超出正常水平数百倍的砒霜。结论是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其间还排除了光绪皇帝服用中药导致砷中毒的可能性。究竟是谁对光绪皇帝下的毒手,又是什么时间给光绪皇帝服了多少砒霜,这些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和政治斗争一定是紧密相关的。至于为什么光绪偏偏比慈禧早死一天,是偶然的巧合,还是陷害致死,这仍然有待于后面的继续研究。

政治因素在这里咱们先抛开不论,因为我们在这里不是研究历史和政治。砒霜中毒的因素也暂且不论,因为不管有无砒霜中毒,我们现在面对的都是有一定之证的光绪皇帝的脉案。下面,咱们从中医的角度探讨一下光绪皇帝的死因。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宫医案(也称“脉案”)中,有大量光绪帝的病案。其中既有当年宫内御医们为光绪帝诊病用药的档案,也有光绪帝本人为使御医们知其确切病史病状而口述或亲书的“病原”,尤其是光绪帝临死前半年的“脉案”,保存得相当完整。这些珍贵的原始诊病记录,为我们揭开光绪帝的死因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依据。

本人资料有限,只能从《清宫秘档》及《清稗类钞》中的一点点蛛丝马迹中摘取一些记录予以分析,籍以讨论中医之得失。

从这些“脉案”中我们发现,光绪帝从小就体质羸弱,失于调理。他自幼多病,长期遗精,关节炎严重,身体素质很差。如光绪帝在37岁时自己写道:“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数年每月不过二、三次,且有无梦不举即自遗泄之时,冬天较甚。”“腿、膝、足踝永远发凉”“稍感风凉则必头疼体热”“耳鸣脑响亦将近十年”。光绪帝常患感冒及脾胃病,用药十分频繁。

光绪皇帝38岁驾崩,上述病症应在光绪13年、光绪皇帝17岁左右就出现了。将这些表现简单分析一下不难发现,光绪皇帝得的不是什么疑难病症,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太阳、少阴合病,天长日久,病势弥深,少阴虚衰则太阴阳气必衰,因而常患感冒以及脾胃病是在所难免。解决方案也不复杂,当以太阳及少阴之剂合而参之,重温少阴,则少阴得复、太阴得温、太阳得守则外邪难干,病势必然得以遏制。而时值大清,正是温病学派鼎盛,方家多以时方入药、多以寒凉入药。可怜光绪皇帝,屋漏偏逢连阴雨。

据载,到光绪二十四年末及二十五年以后,他的病情却突然加重,体质直线下降。

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初八日的医案是这样记载的:

朱焜、门定鳌、庄守和、张仲元请得皇上脉息左寸关沉滑稍数,人迎见浮,右寸关沉滑而数,两尺细弱,沉取尤甚。头痛恶寒,身肢酸痛。面色青黄而滞。……头觉眩晕,坐久则痛。左边颊颐发木,耳后项筋酸疼。腭间偏左粟泡呛破,漱口时或带血丝,咽喉觉挡,左边似欲起泡,右边微疼。……舌苔中灰边黄。左牙疼痛较甚,唇焦起皮,口渴思饮,喉痒呛刻,气不舒畅,心烦而悸,不耐事扰,时作太息。目中白睛红丝未净,视物眯朦,左眼尤甚,眼泡时觉发胀。耳内觉聋,时作烘声。胸中发堵,呼吸言语丹田气觉不足,胸中窄狭,小腹时见气厥,下部觉空,推揉按摩稍觉舒畅,气短懒言。两肩坠痛。夜寐少眠,醒后筋脉觉僵,难以转侧。梦闻金声偶或滑精,……心中无因自觉发笑。进膳不香,消化不快。……下部潮湿寒凉。大便燥结。小水频数时或艰涩不利等症。

御医的分析是这样的:本由禀赋素弱,心脾久虚,肝阴不足,虚火上浮,腠理不密,感受风寒使然。今仅暂用疏风寒之中,仍寓养心扶脾润肺生津滋养肝肾之剂。尚宜节劳静养调理。(果然是御医,考虑的很周到)

还是这番表现,咱们也来当当“御医”,从六经的角度分析一下皇帝的表现。

“头痛恶寒,身肢酸痛。面色青黄而滞。……头觉眩晕,坐久则痛。左边颊颐发木,耳后项筋酸疼”。这一番表现太阳表寒无疑。“醒后筋脉觉僵,难以转侧”此亦为太阳表寒,太阳被遏,津液难于濡养筋脉之象。按,此太阳被遏,虽为表寒所致,然终源于腠理不固,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而太阳司表,与少阴表里。太阳卫外不固终源于少阴阳衰,由皇上“腿、膝、足踝永远发凉”“稍感风凉则必头疼体热”久矣可知。可见皇帝少阴阳衰亦久矣,诸医何视而不见呢?

“腭间偏左粟泡呛破,漱口时或带血丝,咽喉觉挡,左边似欲起泡,右边微疼。……舌苔中灰边黄。左牙疼痛较甚,唇焦起皮,口渴思饮,喉痒呛刻”

“目中白睛红丝未净,视物眯朦,左眼尤甚,眼泡时觉发胀”。这一番表现因少阴阳衰而致虚火上浮无疑。笔者在其他章节中有所论述,此虚火上浮绝非“阴虚火旺”所致,正是因为少阴阳衰,阴寒内盛,元阳无所附丽反而上浮而成“虚火”,而并非什么“肝阴不足,虚火上浮”。“舌苔中灰”,笔者愚见,灰即是黑之浅者,为水之本色,亦阳衰阴盛无疑。“口渴思饮”者,正是少阴篇所论“虚故饮水自救”之义。

“气不舒畅,心烦而悸,不耐事扰,时作太息”“

心中无因自觉发笑”。(足)少阴阳衰,累致(手少阴)心阳不振,主无所依,故“心烦而悸,不耐事扰”。因喜为心志,其无故而喜者,乃其象露之于外而亟待救护者也,亦心神行将涣散之象,需急急救之,诸医亦视而不见。

“夜寐少眠”五脏六腑之大主无依无靠,元阳将竭,安得眠睡。

“耳内觉聋,时作烘声”:元阳衰微,精无所化,无法上呈耳门,故作是状。

“梦闻金声”:这一征象极为重要。金为肃杀之气。梦闻金声为体内杀气太过无疑,即为阴寒之气过胜。而御医们却“充耳”不闻。

“进膳不香,消化不快……下部潮湿寒凉,小水频数时或艰涩不利等症”“ 偶或滑精”:此少阴阳衰,开阖不利,太阴不运无疑。

“大便燥结”

:大便燥结一事,特别是中老年人,多为阳气渐衰所致,而今人多认为为阳明燥热所致。不错,阳明燥热固然可以导致大便燥结,而大部分人,特别是中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大,由阳气之渐衰而致便秘者居多。光绪皇帝之便秘,纵观全局,少阴阳衰已极,太阴中土受累已成定局。

综上所述,光绪皇帝寒客太阳,少阴阳衰已极,太阴受累。此时应外散表寒,急救少阴(此少阴为手足二少阴)兼顾太阴方可转危为安。

御医们所开出的药方是这样的:

防风二钱,川芎一钱五分,薄荷八分,羌活一钱五分,云茯神苓各二钱,元参三钱,干地黄三钱,霜桑叶二钱,花粉二钱,桔梗二钱,甘草八分,建曲二钱,引用甘菊二钱,生姜三片。

这张方子要想治好光绪皇帝的病应该是难上加难了。

如果笔者的分析不错的话,此一剂药绝对是“虚虚实实”了。元参、薄荷、干地黄、霜桑叶、花粉寒凉之物,虽有羌活、防风、川芎等物穿插其间,但除力薄之外,亦发散之物,于元阳无助,反而耗散,终不敌寒凉之力。其他诸药,无关痛痒,因之不但无益,反受其累。如此,光绪皇帝的体质想不下降都不行了。

此日脉案可谓详尽,而自此以后二三年脉案,大都与此相近,想必用药也与此相近,且病情逐渐加剧(想不加重都不行了)。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光绪皇帝的疾病不断恶化,从未好转,从脉案中的记载,可以看出其病已入五脏,阳气将竭,病情日趋严重。

无怪光绪帝本人对自己病情日益加重也十分着急,在他亲书的“病原”中,一再指责御医们无能。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他因自己的病虽“屡易方药仍属加重”而斥责御医们“总系药不对症”和“草率立方”。七月初八日,他诉说自己:“病势迁延,服何药总皆无效,且一症未平,一症又起”。七月十七日,他责备御医“服药非但无功,而且转增,实系药与病两不相合,所以误事!”八月初七日,他更申斥御医是:“每次看脉,忽忽顷刻之间,岂能将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等等。这些斥责言词反映出他当时焦躁绝望的心情。

各位明察,似御医这番治疗,光绪皇帝指责御医们无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光绪皇帝焦躁与绝望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御医代表了当时中医的最高水平。“最高水平”的“御医”都解决不了问题,皇上还有什么盼头呢!

可见,御医只是皇宫大内之医、名医只是名医而已,未见其然是明医。

似这样寒凉直折用药,再经受政治上的种种打击,光绪皇帝能撑到38岁驾崩,已经是造化了。

下面再摘录几段脉案,读者自行分析一下。

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初九日,江苏名医曹元恒在医案中写道:皇上肾阴虚,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病势十分严重,在治疗上不论是寒凉药还是温燥药都不能用,处于无药可对症的严重病状。只得开些平安药:鳖甲心三钱,水灸;新会皮七分、云茯苓三钱、飞辰砂三分、拌;石决明四钱,盐水煅;盐半夏一钱五分、粉罴榭三钱、杭菊瓣一钱、炒谷芽四钱,水煎服。五月初十日(6月8日),陈秉钧更在“脉案”上写有“调理多时,全无寸效”之语,光绪的病状更加复杂多变,脏腑功能已经全部失调,死亡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了。

笔者按:阴阳本一体,真的无药可用么?仅仅是因为“肝肾阴虚,脾阳不足”么?如果御医执着于“肝肾阴虚,脾阳不足”,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根本不识阴阳!“肝肾阴虚,脾阳不足”也就无从谈起。

“鳖甲心、新会皮、云茯苓、飞辰砂、石决明、盐半夏、粉罴榭、炒谷芽、杭菊瓣。”此方在此危机关头绝不是什么“平安药”!笔者愚见,此为雪上加霜。

光绪驾崩的前夜,六位医官均被促起,“但闻宫内电话传出,预备宾天仪式。疑为已经驾崩。宫门之外,文武自军机以次,守卫森严。次早六钟,宫门开,仍在军机处伺候,寂无消息。”候至中午,方被传请脉,杜钟骏记载了光绪的最后时刻:

于是予与周景焘、施焕、吕用宾四人同入,于在前先入皇上卧御床上。其床如民间之床,无外罩,有搭板,铺毯于上,皇上瞑目,予方以手按脉,瞿然惊寤,口目鼻忽然俱动,盖肝风为之也。予甚恐,虑其一厥而绝,即退出,周、施、吕次第脉毕,同回至军机处,予对内务三公曰:“今晚必不能过,可无须开方。”内务三公曰:“总须开方,无论如何写法均可。”于是书“危在眉睫,拟生脉散”。药未进,至酉刻而龙驭上宾矣。

笔者按:真是荒唐至极,危机时刻,生脉散可以救驾么?

当然,御医们也有他们的难处。咱回过头来,再为御医们想想,因为他们会遇到我们普通医生难以遇到的诸多问题。

御医们以及召来的各地名医面对的是“天字第一病号”的病人以及森严的皇宫大内,不得不瞻前顾后、束手束脚。而皇帝又“自明医术”。比如,皇帝“最恶用杜仲、菟丝子两药,凡医生有用此二药者,必圈去不用”,由此又可见光绪皇帝对御医之挑剔。申报载:据内监云,近两月来,各医所开药方,皇上辄不愿饮,十剂之中仅服一二剂,独周医(按:指周景焘)之药,颇得圣上欢心,故四日之中已诊三次。

由是可知,皇帝吃药看病全凭自己好恶,不遵医嘱,这样身份的病家,谁也奈何不得。被万岁爷认为“脉案很好”的杜大夫处方,吃过三剂就成了内廷新闻;周大夫“颇得圣上欢心”,四天内请脉三次。从另一个角度可不可以这样说,如果御医开的药方不和皇上心意,轻则不予理睬,拒而不服,重则削俸罢职、甚则身首异处也未可知。因而,御医们是如履薄冰,不得不顺着皇上的心意开方子,皇上虽“自明医术”,可这个明能明到哪里去呢?真明的话,能让御医这么瞎治吗?真明的话,自己不就解决了吗?因此有可能,仅仅是有可能,御医们只能揣摩着皇上“自明医术”的水平开药。

还有,医家治病,须有一定的持续性,而杜钟骏作为一名初入内廷的地方名医,对每天轮流请脉、“人人负责,人人不负责”的当差制度,感到十分困惑,曾向内务府大臣继禄提出质疑:“六日轮流一诊,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如何能愈病,此系治病,不比当差,公等何不一言?”继禄的回答更令他一头雾水:“内廷章程,向来如此,予不敢言”。跟外行讲不通,他又去问出身悬壶世家的吏部尚书陆润庠。杜钟骏恭曰:“公家世代名医,老大人《世补斋》一书,海内传诵,公于医道三折肱矣。六日开一方,彼此不相闻问,有此办法否?我辈此来,满拟治好皇上之病,以博微名。及今看来,徒劳无益,希望全无,不求有功,先求无过。似此医治,必不见功,将来谁执其咎?请公便中一言。”陆公曰:“君不必多虑,内廷之事,向来如此,既不任功,亦不任过,不便进言。”

两位高官的回答都是“向来如此”,杜钟骏在官场“潜规则”前碰了一鼻子灰,得出结论:“此来必无成功也”,只好默然而退。

诸多原因导致了光绪皇帝“英年早逝”,慈禧对光绪皇帝在政治上的打压以及生活上的迫害,固然难辞其咎;方方面面的原因让御医们不得不瞻前顾后、束手束脚;清宫的腐朽又演绎了御医们“人人负责,人人不负责”的当差制度。这一切都促使光绪皇帝早早地“龙驭上宾”。

尽管如此,笔者以为,这些仍不能做为御医错误辨治的借口。如果抛开其他不说,仅仅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御医们施治的不如法是导致光绪皇帝死亡的直接原因之一。

大家别嫌笔者啰嗦,笔者能力有限,生怕自己分析错了,因此还要加上这个前提:如果笔者分析对了。

如果笔者分析对了,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医自《内经》时代走到大清国,流派多多,不可谓不繁荣,最繁荣的,当属温病学派了。既然中医繁荣至此,辨治水平应该是空前的。中医“发展” 了、“前进”了,超过张仲景时代甚至超过《内经》更是情理之中!何以代表中医“最高水平”的清宫大内的御医们以及各地的名医们是这样的水平呢?

中医走到清代,被认为是中医多元发展的鼎盛时期,尤其温病学派的兴起,似乎大大地丰富了中医,大大地发展了中医,以至于到今天,中医仍然受着温病学派极大的影响,这一点从我们绝大多数“中医”治疗感冒的辨证思想上不难看出。

笔者在此不想讨论中医的学派问题,更不想讨论学派间孰优孰劣的问题。笔者在此,想通过光绪皇帝病案的分析,来讨论中医辨证的正确性问题,同时透过这个问题,看一看中医有了这么多流派的出现,从汉代走到大清乃至于走到今日,到底是兴盛了还是衰落了。

自《内经》问世以来,中医逐步形成了公认的几大流派:即有医经学派、经方学派、河间学派、易水学派、伤寒学派、温热学派、汇通学派,大体体现了中医的“发展”轨迹。

医经学派主要是对《内经》进行补充、校正、阐释,并结合临床,反过来解释《内经》的一些悬疑。如王冰将全元起的《内经训解》遗缺的第七卷补全,即今天的运气七篇大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保持中医学理论的完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王冰的“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更是为中医者尽人皆知,并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其他医经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吴昆、马莳、杨上善、张景岳等等,在此就不一一说到了,读者如想了解,读读医史就可以了。

经方学派不是现在意义上的经方派。现在的“经方派”特指“伤寒派”,即以《伤寒论》见长并施之临床的中医一脉。而此经方学派却是指经验方,因前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为了不断提高疗效,对已获疗效的验方积累与搜集而形成的一派,其代表人物很多如陈延之,葛洪等等。

河间学派的开山鼻祖为刘完素。刘完素为宋·大观年河间人,故人又称刘河间,其开山学派称为河间学派。其学术思想实来源于五运六气,他说“识病之法,以其病气归于五运六气之化,明可见矣”。又因为六气之中,火居其二,通过兼并同化的理论,力倡“六气皆能化火”之说,著《宣明论方》,用药多从寒凉,又称寒凉派。其弟子穆大黄,荆山浮屠,马宗素等,代表人物张从正,朱丹溪等等。从来对热病的方治而自成体系者,实自河间始。

易水学派是以脏腑证候及病机为主线进入临证的治疗体系。其创始者为张元素。张元素亦于五运六气极有研究,但与刘完素截然不同,他不倡“六气皆能化火”,而以脏腑的寒热虚实来分析疾病的发生和演变,从而耳目一新,形成了中医新的一派。其代表人物为李杲,王好古等等。

伤寒学派即现代所称的“经方派”,是以《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为体系的中医学派。事实上,《伤寒论》是最为忠实地发扬了《内经》理论精髓而无所偏废,真正把握了《内经》的“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因而有了“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方家圭臬,其内容在此就不多论了。代表人物为王叔和,孙思邈,成无己,方有执,柯琴,尤怡等等大家。

温热学派可以说是由“河间学派”派生的。经过明、清逐渐发展起来的。其肇始于明代末年,山东浙江温热成疫,流行极广,诸医以伤寒之法治之不效,吴有性独辨其为瘟疫,而非伤寒。他认为瘟疫为乃天地之厉气,自口鼻而入,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营卫运行之机为邪所阻,便郁而为热。治疗总宜疏利和分消。著《瘟疫论》,并精于辨气、色、舌、脉、神等,为温热学派开山。后又经清代余师愚、叶天士、薛生白、王孟英、吴鞠通等人不断丰富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外感温热、湿热病见长的温热学派。一直到今天,外感病的治疗一直受着这一流派的深远影响。

汇通学派者,盖取西方医学与祖国医学汇聚而沟通之义。这是至今仍然存在着巨大争议的一个“学派”,与现在的中西医结合相同或者类似。自明末清初,西方医学传入我国后,开始接受西说的有汪昂、赵学敏、王清任等诸人,或取其脑说之新,或取其制药之巧等,都是力图接受科学真知,以彼之长,补我之短。汇通中西诸家,当以王宏翰、朱沛文、唐宗海、张锡纯为最。王宏翰欲从基础理论方面汇通;朱沛文主张汇通应以临床验证为准则;唐宗海虽谓中西应取长补短,但最终汇而未通;张锡纯的衷中参西仅局限于在临床上中西药物的综合应用,虽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但终无若何成就。

在民国时期,恽树珏、陆彭年两人,一主张改进中医学,一主张中医科学化。恽氏主张以中医为本体,尽力用现代科学知识来阐明他。陆氏所谓科学化,即以西医理论解释中医,凡符合者属科学,不符合者即斥为不科学,因而走向是西非中,重西轻中的歧途。时值今日,中西医结合仍然是当前形势下中医院校的一个修习学科,所谓中西医结合只是中医、西医兼修而已,但能不能使“中西医结合”与创新,到今天仍然是个未知。

以上就是中医两千年来所谓的“发展”轨迹,笔者将其简述,和大家复习一下。事实上,与其说是发展,不如说是流传至今。

粗略了解了中医的学派之后,大家会有一个印象,那就是中医有着那么多的学派,各执一法而施之临床,你用寒凉、我用攻下、他用滋阴等等。试想一下,同一个病人,如果同时面对不同的学派,必然会开出不同的方药,而且是方向截然不同的方药!而病人的病情是个定数,其结果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把握中医辨证的正确性呢?如果各个学派面对的是阳气衰微的光绪皇帝,总不能说不论病情如何,因为我是河间派,我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妄用寒凉;因为我是易水派,我就可以大滋其阴……。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医的精髓也就不复存在了,中医的辨证论治也就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学派辨治的随意性,医理使用的片面性,舍本逐末的中医的边缘理论或者所谓经验理论大行其道,现代这个时期面临的则是现代医学理论的错误渗透,从而导致的中医辨治的错误。

学派只是开启中医辨证思想宝库的方便钥匙。有了这把钥匙,学者应该更方便地开启通向中医辨证思想宝库的大门,而不是执持此学派的“理论”凌驾于中医经典之上,认为本学派的理论是高于一切的,这便失去了学派的真正意义,而成为自大之夜郎了。

那么,中医辨证的正确性问题又如何把握呢?笔者愚见,诸多学派皆应回归《内经》,以《内经》理论为主导,放弃各个学派对《内经》的片面知见,整体把握《内经》,然后再客观地“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果如是,中医辨治何来偏颇?中医辨治亦可异彩重放。舍此别无他法。

大家看看光绪皇帝的病案,再看看现代的中医,在某些中医的手上(这个某些不在少数,当然也包括了名中医),中医辨治的正确性早已不复存在了!中医经过了这么漫长时间的“发展”,有了这么多流派的“支持”之后,中医“衰落”了!

有人这样评论过中医的发展。

“如果说《内经》是理论性的,框架性的,宏观性的,那么这四大流派则是实用性的,具体性的,微观性的,和《内经》构成了一个指导临床实践,操作性强的完整体系。河间学派是伤寒学派的继承与创新,易水学派和温病学派是河间学派的继承与创新,可以说四大学派已经将《内经》发挥到了极至。中医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顶峰,理应开创一个鼎盛的局面。残酷的现实却是面对西医的入侵,鼎盛的中医衰落了!”

这里又引出一个问题,中医既然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衰落又从何谈起呢?西医的“入侵”和中医又有何相干呢?

西医根本没有入侵!错误是中医人犯的!

中医的“衰落”和西医没有任何关系!正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中医自出世之时就是这个样子,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根本就没有达到过顶峰,也从来没有衰落过。

衰落的是中医的子孙!是那些自以为是的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