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龙之舞：晚清版中美战略对话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雪洱（太平绅士、旅澳华人作家）

图为接受检阅的美国“大白舰”队

星条旗和黄龙旗在南中国的海风中猎猎飘扬。

演武亭前方的海岸边，已经搭起了一座巨大的临时建筑，中西合璧，类似欧洲的凯旋门，又类似中国的牌坊。两侧一字排开的立柱上，对称斜插着中美两国国旗。牌坊的两个主塔上，是两国国旗，而中间的横额上，则是由灯泡组成的两国国旗图案，即使在夜晚，也能让国旗熠熠生辉。

这是1908年10月30日，厦门。

在大清海军“飞鹰号”驱逐舰的引领下，8艘涂抹着耀眼白色的美国战舰徐徐进港。在港内迎接的大清主力巡洋舰“海圻”、“海容”、“海筹”、“海琛”，此时开始整齐地鸣放19响礼炮，美国军舰则鸣炮还礼，炮声震耳欲聋。

到访的正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支环游世界的远洋舰队“大白舰队”（The Great White Fleet），以舰身涂抹白漆而得名。这是美利坚面向世界的第一次武力炫耀，而在亚洲，它的威胁目标就是日本。访问中国的，是“大白舰队”的第一、二分舰队，集中了“大白舰队”一半的主力舰。

唐绍仪本来期待的，是与罗斯福总统的战略会谈，一旦缔结三国同盟，整个世界历史将因此而改向……

1908年 中美德同盟流产

中国政府对“大白舰队”的到访十分重视，政治局委员（军机大臣）兼总参谋长（军咨大臣）毓朗亲自主持欢迎仪式。

早在舰队到来前的6月份，政治局委员（军机大臣）兼外交部长（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就指出：“我本人对于美国政府宣布其正在善意地考虑我们的邀请而感到高兴，并且我确信，中国民众也与我有同样的感觉。众所周知，中国已经被外国武力很多次地‘访问’过了，包括友好的和非友好的，却从未有过任何一支外国海军舰队在此前认真考虑过我们的愿望，或者友好地等待我们邀请。中国人民能够通过美国海军的友好访问而理解到美国对中国的友谊和重视。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们的舰队会得到我国的友谊和重视，将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欢迎。我希望不会有任何事阻碍这次访问。中国人民把这件事当成我国对外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停泊在厦门港口的美国军舰，允许大清民众们上舰参观，美国水兵们每天忙着接待脑后拖着大辫子的游客们。

与此同时，美国的报章上也在连篇累牍地报道即将到访的中国特使唐绍仪。公开的报道指出，唐绍仪此行是为了感谢美国归还庚子赔款，并且就开发满洲（中国东北）与美方会谈，而实际上，唐绍仪还担负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对话使命：响应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号召，推动和建立中、美、德三国同盟。

中、美、德三国同盟似乎即将瓜熟蒂落。无处不在的日本间谍网，在唐绍仪尚未启程时，就得悉了情报，并且成功地在唐绍仪途经日本时，将他拖延了一个多月。在这期间，日本加大外交攻势，对美国多方让步，认可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放弃对美国“排日”政策的杯葛，换来了美国对日本在东北亚特殊地位的认可。

11月5日，唐绍仪从旧金山登陆美国本土，并没有察觉日美的秘密外交。3天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11月30日，唐绍仪抵达华盛顿。然而，就在这天中午，日美两国签订了《罗脱-高平协议》，因帝后逝世守国丧而不得剃发剃须的唐绍仪，被迎头打了一闷棍，越发地形容枯槁。

三国同盟已经化为泡影，唐绍仪的使命从“战略对话”降低为了“战术对话”。到达华盛顿的第三天（12月2日），他与即将卸任的罗斯福总统举行了会谈，主题只能围绕着技术层面展开，双方探讨了美国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协助中国进行金融改革的事宜，并就退还庚子赔款的具体办法进行了探讨。

1909年1月2日，唐绍仪的靠山袁世凯因“健康原因” 离奇而突然地退居二线。罗斯福总统收到电报后，当天就致信德国皇帝，认为袁的下台，表明“中国人不管在内政还是外交上，都难以执行任何既定政策，我们除了和他们更为慎重地打交道外，没有别的选择。” 总统在这封信中解释道，他十分担心三国同盟会被中国误读为美、德的担保，从而刺激中国更为敌视日本，而美国和德国并不能在一场中日冲突中为中国提供任何支持。

1月8日，北京命令召回唐绍仪。同一天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则用将近整版的篇幅，刊登文章《当代中国为年轻美国提供巨大机遇》（Modern China Offers Great Opportunities to the Young American），将唐绍仪的照片与摄政王载沣的照片并列，并在导读中用显著的字体写道：“袁世凯的命运关系到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

不久，塔夫脱接任美国总统，在接见唐绍仪时，告诫他今后办理外交务必注意保密。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转引日本高层的评论，认为唐绍仪使命的失败，正在于低估了日本对美外交的能力和手段。日本抢在唐绍仪之前，与美国签订《罗脱-高平协议》，不仅成功地瓦解了中美德之间的战略同盟构想，而且还成功地让袁世凯在国内颜面丧尽，逼退了这位最令日本人忌惮的“反日派”。

唐绍仪黯然回国，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这次美国之行的唯一收获，就是出席了其次女伊莎贝尔(Isabel)与新任驻美公使张荫桓之子亨利（Henry）的婚礼。这个被全美各大报争先报道的婚礼，丝毫也不能掩盖唐绍仪的悲哀：他本来以为是能促成中国与美国、甚至包括德国在内的一场更为光彩夺目的联姻的。

美国公使的“合作政策”，令中国在一片茫然中找到了战略定位；当他转身代表中国与美国进行战略对话后，则奠定了之后近一个世纪的中美关系基调……

1868年 中美蜜月的开始

中美之间，本没什么“战略对话”：天朝大国，连日不落的大英帝国都没看上眼，何况美洲殖民地这小小的“化外之地”。

美国独立之后，竭力在经济上摆脱英国的强力束缚。1784年，“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帆船成功开通纽约到广州的航线，掀起了到中国淘金的狂潮。从1791年到1841年50年中，美国对华贸易额增长达6倍之多，很快就越过其他国家，在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中位居第二，仅次于英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获准在北京派驻公使。曾经担任美国众议院议员的蒲安臣，受林肯总统的委派，出任此职。

美国当时的对华战略，还是延续紧跟英法的一贯政策。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给蒲安臣的指令是，尽量与英、法等国“协商与合作”：“美国的在华利益，按我的理解，是和我所提到的两个国家（英、法）一致的。无疑，英、法公使已按促进所有西方国家利益的态度行事。国务院指示你，要与他们协商与合作，除非有充足理由，个别情况可不与他们联系。”

此时，美国内战打得如火如荼，根本无暇东顾，蒲安臣本人因此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缔造者和实施者。他将“与英法协商与合作”，扩大到了“与中国协商与合作”，要“用公平的外交，来代替武力，用公平的方法，获得公平的结果”。他在写给华盛顿的报告中说：“在我与中国当局的谈话中，没有一次不对他们提出这个不割让主义。”这个在面对国内的黑奴制度和国外的民族压迫都十分好斗的牛仔议员，在中国成了最受欢迎的弥勒佛。无论其动机如何，在大清国最为痛苦和孤独的时候，他令看惯了列强脸色的恭亲王和大清政府感觉到了温暖。美国史学家泰勒·丹涅特(Tyler Dennett)评论说：“这位美国公使在其任内对中华帝国对外关系的最大贡献，就是在1863~1865年这一困难时期对合作政策的身体力行。”

在蒲安臣的主导下，美、英、法、俄四强国，在中国都奉行了“协商合作政策”。当时英国公使布鲁斯（Frederick Bruce）、法国公使柏德尔密（Jules Berthemy）、俄国公使巴留捷克（General L. de Balluseck），连蒲安臣自己，姓氏开头字母均为B，所以，“协商与合作”政策又称“四B政策”。

蒲安臣任内，以自己的行动给大清国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米夷”（当时还沿用日本翻译，称美国为“米国”）形象。1866年8月18日，一艘美国武装商船舍门将军号(General Sherman)到朝鲜进行贸易，遭朝鲜拒绝，发生冲突，对峙十多天后，朝鲜军队发起火攻，舍门将军号被焚毁，包括美国船长、大副在内的水手们全体被杀。中国官员一看事态严重，表示朝鲜虽是属国，但中国无法对此负责。蒲安臣一方面要求美国亚洲舰队司令派军舰进行调查，另一方面急电华盛顿要求阻止军方可能的武装报复，给中国留足面子和后路。这就是中美和朝美关系史上重要的舍门将军号事件(General Sherman Accident)，据说金日成的祖上就参与了这场“伟大的抗美斗争”，但未得到史学界的认可。

更具深远意义的是，蒲安臣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翻译的法学名著《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即“国际法原理”），作为礼物送给恭亲王。恭亲王大喜，以官方名义正式出版，并迅速运用于国际交往实践，成功地处置了多起国际争端。据说一位法国外交官愤怒地说：“是谁居然让中国人洞悉我们欧洲的国际法？杀死他，除掉他，他会给我们造成无尽麻烦的！”

早在1848年，福建巡抚徐继畬在其《瀛环志略》一书中，就对美国推崇备至：“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而蒲安臣在中国所推行的“协商合作政策”，令中国看到了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国。美国迅速成为中国最为信赖的洋兄弟，并对中国的国际战略调整起到了关键的影响。

在此后中国所经历的历次外交风波、乃至甲午战争中，美国都成为中国首选的调停人。总理衙门认为：“英法美三国以财力雄视西洋, 势各相等, 其中美国最为安静, 性亦平和”，曾国藩也评价说：“米夷质性淳厚, 于中国时思效顺”，薛福成则认为：“方今有约之国, 以英法俄美德五国为强……美国自为一洲, 风气浑朴, 与中国最无嫌隙”。

蒲安臣任内，曾经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些备忘录，希望中国改革自强，我们完全可以将此看做一种特殊的“战略对话”。恭亲王评价“其人处事和平, 能知中外大体”，而后世曾在北洋政府担任代理总理和代理总统的周自齐，认为“蒲安臣为人刚直坦易，而娴辞令，明法律。恒以中国为守礼之邦，地大物博，必为全球第一大国，愿为中国效力。所上条陈皆富强之要，切实可行。”可以说，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大清国政府几乎将迷失在内忧外患的浓雾之中，蒲安臣的“合作”，令恭亲王等找到了在当时国情之下最能维护中国利益的定位，一场史称“洋务运动”的改革开放因此开始大踏步推进。

1867年，蒲安臣完成了他在中国的6年任期，即将回国。恭亲王代表中国政府，正式邀请他“充办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代表大清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进行“战略对话”。这一外交史上的创举，令世界惊叹。

大清特使蒲安臣出访的第一站，就是他的祖国美国。他以一种特殊身份，与美国总统约翰逊（Andrew Johnson）、国务卿西华德举行了多次“战略对话”，最终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

这份被梁启超称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受到了大清朝野的高度评价。维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一次被写入了条约。条约主要内容是：保持中国的完整；中国控制自己的内地贸易；中国在美国各商埠设立领事馆；相互不得进行宗教迫害；鼓励中国劳工向美国移民；相互居住和履行的权力；相互准许对方学生入学；不干预中国的内部发展。

这一条约，奠定了今后近一个世纪的中美关系基调，成为中美各自国际战略的重要基石。丁韪良评论道，中美关系的“行情”上下波动，而在蒲安臣这里达到了顶点。

当蒲安臣代表中国在出访俄国的途中病逝后，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优厚的抚恤。美国政府则在其家乡波士顿为他举行了隆重葬礼，他的灵柩上和道路两侧，都同时覆盖和悬挂着星条旗和黄龙旗。

美国史上比林肯总统还要伟大的国务卿，致力于建设“美利坚的太平洋帝国”，而跨过大洋与中国握手，正是这个新帝国的基石……

1870年 太平洋帝国崛起

蒲安臣的隆重葬礼结束不到半年，他的直接领导、刚刚卸任的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就不远万里到访中国。虽然这并非一次国事访问，但中美两国都十分重视。美国政府按照政府首脑的级别，为西华德提供了专轮及卫兵，而主持中央工作的恭亲王则和西华德举行了重要的会谈。

西华德访华，实际上是通过高层会谈，将蒲安臣已经奠定基础的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再进一步落实和深化。在京期间，他与总理衙门举行了三次会谈，其中包括与恭亲王的正式会谈，及与总理衙门二号人物文祥的私下会谈。

作为蒲安臣的“老板”，西华德是中美战略关系的最终拍板者。他的政治资历，远比林肯总统丰厚，但阴差阳错，本应是他囊中之物的共和党总统提名，被林肯夺走。林肯当选后，西华德出任国务卿，积极协助林肯对付内战，并大力推行将美国建设成为“太平洋商业帝国”的计划。他甚至还与林肯在同一天遇刺，侥幸生还。

西华德的对华战略，就是要与中国“协商合作”，通过商业贸易，将美利坚打造成“太平洋帝国”，从而称雄世界。西华德推动甚至主导了一连串的“远交近攻”举措，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是用武力打开日本的大门，只因为它横亘在中美航线上，必须将其纳入服务于中美关系的轨道；二是用720万美元从俄罗斯手中收购了152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相当于每英亩2美分，从而“向亚洲伸出了一只友谊之手”。

在西华德与恭亲王及文祥的会谈中，他频繁地提出，中国应当尽快派遣外交官常驻西方各国，因为，中国必将迎来学习西方的高潮，更多的人才将到美国、欧洲学习科学、外语、法律和经济，加上大量的中国移民，需要常驻外交官的保护和服务。

在官方记录中，恭亲王并没有与西华德“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重大问题广泛而深入地交换意见”，而在私人记载中，这种跨越大洋的两国高层会谈，更像是拉家常和叙旧。大清国寥寥可数的几次首脑外交，几乎莫不如此。其实，所谓的战略对话，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到了两国首脑会面时，无非是定调子、把方向，在把酒言欢中，确认共识。尤其大清国历来奉行暗箱操作的政治传统，与美国那些竞选出来的公众领袖完全不同，大清领导人并不善于亦不乐于在大庭广众下自我表达。文祥在私人会谈中，向西华德表示：中国的事情不能着急，改革必须稳步推进，否则会适得其反。丁韪良的回忆录中，也记载了文祥此前常说的话：“你们西方为什么急于推我们走？中国一旦启动，会走得比你们希望的更快。”

西华德访华期间，正值“天津教案”。他所不知道的是，负责处理天津教案的直隶总督曾国藩，身边有个翻译名叫容闳，提出了“留学教育计划”。不久，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人联名上折，建议“由政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得到了恭亲王的赞赏，随即在上海成立了“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两年后（1872年），西华德就在报刊上，读到了首批中国小留学生抵达美国的消息。

战将出身的美国总统，继续夯实美利坚帝国的“中国基石”，他沉痛地告诫中国：落后就要挨打……

　1879年 警惕日本

西华德访华后9年（1879年），刚刚卸任的美国总统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就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了北京。

与西华德一样，这并非一次正式的国事访问，却由两国政府进行了精心的安排。格兰特抵达北京后不到两小时，恭亲王就派人前往其下榻的美国公使馆问候，并在第二天（6月4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谈。

在这个漫长的宴会上，宾主双方除了寒暄之外，话题主要围绕着中国的教育改革及自然资源的开发。当时，作为中国新式最高学府，同文馆的教学已经在美国籍的校长丁韪良带领下，步入正轨。而在煤矿和铁矿开发上，格兰特表示出明显的兴趣，强烈建议中国应效仿英国，多多开发自然资源，向大国迈进。但对这个话题，恭亲王似乎并不想多谈，或者他似乎有难言之隐，倒是中国财政部长（“户部尚书”）很感兴趣，与美国客人热烈讨论起来。恭亲王在旁听着，一口口地抽着他的烟枪，并不时给格兰特的盘子里添菜，那菜“堆得都足以装饰一颗圣诞树了”。

美国人事后总结说，作为中国的权力核心，恭亲王对于西方和世界大势，十分了解，远远超过他的同胞们。但是，与李鸿章不同，他首先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作为政权基础的满清贵族，而这个团体十分保守排外，这就注定了恭亲王“不可能如李鸿章那样走得那么远”。在此次会谈中，但凡涉及中国的改革和进步的话题，他都很少说话，而是格兰特在侃侃而谈，因此，美国人认为，真正能推动恭亲王、触动中国政府的改革建议，“必须来自于中国内部，来自于中国的人民”。

在6月5日于美国使馆内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上，恭亲王不再绕圈子、打哈哈，而是直奔主题：希望美国出面，制止日本侵占中国的属国琉球。3个月前（1879年3月），日本利用中俄在新疆军事对峙、中国无暇东顾的机会，下令将其已经实际占领的中国藩属国琉球“撤蕃置县”，正式吞并。恭亲王希望格兰特总统能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说服日本放弃这一极为不友好的行动，并且请格兰特在经过天津时，与直隶总督李鸿章商谈细节。

一周后，李鸿章与格兰特举行了闭门磋商。李鸿章详细地向格兰特介绍了琉球事件的前因后果。比恭亲王更为咄咄逼人的是，李鸿章搬出了此前的中美条约，条约中明确约定：如果第三国对中美任何一国“有不公或轻藐的事，一经知照，必须相助”。格兰特的助手杨格（J. R. Young）将军告诉总统，根据琉球事件的情况，日本的确“轻藐”了中国，因此，协助中国进行调解，不仅是道义责任，也是条约责任。这一来，格兰特的调停，不仅是私人外交行为，更上升为美国的国家外交义务了。两次会谈之后，李鸿章就和格兰特成了惺惺相惜的朋友。

美国的调停最后失败，格兰特总统致信李鸿章，希望中国学习日本，改革自强。格兰特的助手杨格更是直言不讳：“中国若不自强，外人必易生心欺侮……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我心甚敬爱中国，实盼望中国用好法，除弊兴利，勉力自强，成为天下第一大国，谁能侮之？”

李鸿章访美掀起中国热，美国一改那跟在“狮子”后面拣骨头吃的“豺狼外交”，以炮舰政策跻身“狮子”行列……

1896年 美利坚狮子王

1896年8月28日，中国特使李鸿章抵达纽约，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纽约万人空巷，争相目睹中国“副王”的英姿，从政界到餐厅，中国热席卷全美。

当李鸿章踏上美国领土的那一刻，他就急切地问前来迎接的美方官员：克利夫兰总统（Stephen Grover Cleveland）是否在纽约？何时能见面？

三天后，专程从华盛顿赶到纽约迎接李鸿章的克利夫兰总统，接受了李鸿章递交的国书，双方举行了半个多小时的秘密会谈。随后，克利夫兰总统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这场宴会的“请柬是美国国务院专为接待国宾而特制的。午宴具有最正式的官方性质，而不能等同于普通的公务应酬。它与在华盛顿接待各国外交使节的规格完全一样。”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使节在西方享受的第一顿“国宴”，这次访问也是中国级别最高、最正式的一次国事访问。

在觥筹交错之中，其实是两国战略关系、尤其是美国东亚战略的大调整。一年前结束的甲午战争，彻底地改变了东亚的力量平衡，中美双方都在调整步伐。

之前，在大清国眼中，美国还是“最为公平顺善”、“好排难解纷”的唯一强国。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在列强觊觎中国主权甚至领土的时候，将自己的胃口严格地控制在了商业领域，并时常能为中国“仗义执言”，深得大清国朝野的好评。自西华德以来，美国的干预主义势力不断膨胀，但在夏威夷政变中，美国却第一次尝到了湿手抓了干粉团的麻烦，在国务卿葛礼山（W.Q.Gresham）的主导下，重回孤立主义的道路。

甲午战争爆发后，美国成为中日两国唯一能接受的“调停人”（Good Office），美国的领事馆成为中日两国侨民在对方国家上的庇护者。而随后上海间谍门事件的爆发，则引发了美国国内有关东亚政策的大辩论。当时，两名被中国追捕的日本间谍，得到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庇护，中国政府提出了强烈的引渡要求。为此，主张干预的美国驻华外交官与主张不干预的美国国务院发生激烈争论，在国务院的死命令下，驻沪领事馆不得不将日本间谍移交给中国。随后，中国处决了这两名间谍。此事在美国国内引发激烈的政争，国会内的扩张主义议员们，甚至计划提出对总统的弹劾，政潮澎湃汹涌。谁也没有想到，上海间谍门事件将成为美国孤立主义的绝响，在巨大的民意压力下，美国将彻底摈弃那跟在“狮子”后面拣骨头吃的“豺狼外交”（Jackal Diplomacy），凭借炮舰政策跻身“狮子”的行列。

李鸿章访美后两年（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在古巴、波多黎哥和菲律宾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史称美西战争。这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成为美国走向扩张主义的第一仗。从此，美国在环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东亚开始推行积极的扩张战略，要让太平洋成为美国的“内海”，让“美国的法律、美国的秩序、美国的文明和美国的国旗，在迄今为止是血腥而黑暗的土地上树立起来。假如这是意味着将星条旗飘扬在巴拿马运河上空, 在夏威夷上空, 在古巴和南海上空, 那就让我们欢欣鼓舞地面对而且实现它吧……”（共和党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语）在攻占菲律宾后，中国就成了美国的“邻居”，美国就可以像对待墨西哥那样对待中国了。提出海权论的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认为：谁控制了中国, 谁就掌握了未来。西奥多·罗斯福则指出：“我们未来的历史将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在面临中国的太平洋上的地位, 而不是取决于我们在面临欧洲的大西洋上的地位。”

1899年，美国向列强提交照会，要求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美国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已经获得的特权，要求“利益均沾”，并且要求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中国同时必须向世界开放……

1900年，义和团-八国联军战乱之后，美国发出了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宣称美国将“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保护由条约及国际法所保证于各友好国家的一切权利，保障全世界与中华帝国各部分进行同等的公平贸易的原则”……

1905年，中国宪政考察团访问美国及欧洲各国，为政治体制改革做准备。同年，为抗议美国排华，中国发生第一次抵制美货运动……

1909年，中美德三国同盟流产。中美军事交流加深，美国向中国全面供应军火。中、美、日三国在东北地区展开三角角逐。日美矛盾日益加剧……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

大清国的洋干部、美国人丁韪良在他初版于1896年的回忆录中，如此描述中国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是中国，而非日本，激发了哥伦布的想象力，使他掉转船头向西航行，发现了美洲……谁敢肯定，美国在华利益，现在的和潜在的，无非是一种情感？难道情感就不能推动物质吗？”

9年后（1905年），他在为回忆录新版出版撰写的序言中，以这样的句子结尾：

“二十世纪的前几十年，我们将看到新中国的崛起，它注定要在世界大舞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难道还会有什么疑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