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革命中被隐藏的历史

作者:拉萨罗·蒙特沃德

译:格拉玛的汽笛

史蒂夫·库申(Steve Cushion)：《古巴革命中被隐藏的历史：工人阶级是如何塑造了游击队的胜利的》(A Hidden History of the Cuban Revolution: How the working class shaped the guerrillas’ victory)，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2016年

今年是古巴革命胜利60周年。由于这场革命颇为持久，所以革命者会关注其得失两方面。不过由于过去六十年里在北美颇为流行的宣传，这并不容易做到。

那些提供不实信息的是同反革命战争（美国统治阶级和美国政府）进行了六十年斗争的人。这场反革命战争包括雇佣军入侵猪湾的战争，多次经济破坏行动、暗杀企图和长达55年尚未结束的针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在特朗普统治下，这场战争已经升级，回顾一下奥巴马政府的一些政策，特朗普将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定义为“三驾马车”。[1]

美国统治阶级对古巴的仇恨源于两个因素：首先，古巴在1898到1959年间起着美帝国中心的作用；其次，古巴革命“从概念上证明了”革命可以发生在拉丁美洲。

自1898年美西战争后，崛起中的美帝国打败了在拉美和太平洋地区不断下降的西班牙帝国，美国重组了古巴经济以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根据《普拉特修正案》，美国把古巴变成了一个由美国间接统治的殖民地。这是美国在古巴开创与完善的一种新型殖民主义。古巴（包括中美洲）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美国利润的重大来源。[2]

让美国统治阶级如此仇恨的第二次原因是古巴革命与今日古巴从概念上证明了——表明在美帝国内部有可能发起成功的革命，且社会主义在拉美是有可能出现的。虽然古巴革命在过去六十年里一直受到美帝国主义的压制，受着斯大林影响的歪曲，但它是古巴人民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且古巴至今仍是工人国家。但古巴革命还能持续多久则是人们的一个疑问。

史蒂夫·库申（Steve Cushion）是伦敦的积极工人和学者。他在伦敦做了二十多年的公交车司机，获得了加勒比劳工史博士学位，他一生都在从事劳工与社会主义斗争。他收藏有前所未有的古巴历史档案，并得到了古巴国内外很多历史学家的帮助。其成果是深刻复述了古巴革命，改变了之前对古巴革命进程的误解。以下是对库申作品的简要介绍。

一、古巴工人阶级

库申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古巴已经形成了相对较大的城乡工人阶级。这一工人阶级高度工会化，“在拉美，其工会化比例最高”（第22页）。当时的工人组织在单一工会联合会——古巴工人联合会（Confederacion de Trabajadores de Cuba）中，该联合会是由国家资助的，在初期受到古巴的斯大林主义共产党人民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 Popular）的影响。古巴工人联合会于之前的劳工联合会领导的1935年的全国总罢工失败后发展起来。

代表着美国利益的巴蒂斯塔利用军队击败了1935年的总罢工，并间接统治到1940年，直到他在人民社会党的支持下赢得总统选举。古巴工人联合会和人民社会党在二战期间宣布阶级停战，并努力推行工人间停止罢工、冻结工资的协议。当巴蒂斯塔亲自挑选的得到斯大林主义者支持的继承人参加1944年大选时，他失败了。（Cushion，第21页。）

不罢工和工资冻结协议遭到了普通劳工活动家的抵制。最具戏剧性和最成功的抵制或许当属1943年发生在关塔纳摩的行动，那里的铁路工人在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领导的罢工中要求增加15%的工资，并最终得到铁路部门同意。这些托洛茨基主义者来自革命工人党（Partido Obrero Revolucionario），该党自30年代以来就活跃在古巴东部工农的中心。

这些工人后来组建了一个重要的网络来支持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第33页。）

国际环境在二战结束时发生了变化，美国在国内在帝国内都采取了新的反共政策。1947年，共产党人被从古巴工会联合会领导层中清除了出去，而忠诚的巴蒂斯塔支持者，与美国劳联和中央情报局均有联系的尤西比奥·穆贾尔（Eusebio Mujal）当上了古巴工会联合会的总书记。在巴蒂斯塔永久掌权的1952年3月政变后，穆贾尔成为独裁政权的支持者。

20世纪50年代，除了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和穆贾尔工会领导人新资本主义的政策所带来的政治改变外，古巴工人阶级还经历了重要的经济变化。在50年代，糖占古巴80%的出口比重（第43页）。蔗糖生产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如，“在1948年到1955年间，单从蔗糖业中就给美国创造了63.7亿美元利润”（第45页），并将古巴统治阶级同美国资本主义捆绑在了一起。当世界市场上的蔗糖价格由于过度生产而崩溃时，古巴经历了一场经济危机。

当时还年轻的联合国通过号召一场在伦敦召开的国际蔗糖生产大会作为回应。1953年的《伦敦蔗糖协议》为每个国家制定了生产配额，以维持蔗糖价格。并非所有国家都加入该协议，然而各国都有动力打破配额，以增加自己在世界市场的销售量；该协议是失败的协议，蔗糖价格依旧很低。

美国与古巴资本家的回应是通过提高生产力以增加他们从工人那里获取的利润。具体而言，他们力求增加收割、加工和糖运输等的机械化，从而减少所需工人的数量及劳动成本。他们还试图破坏工会，并减少工资和福利。正是在经济危机和针对工人阶级的战争的背景下，巴蒂斯塔于1952年第二次上台。

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其他135人一起攻打蒙卡达兵营，目的是开启反对巴蒂斯塔的大规模起义。这次尝试失败了，卡斯特罗及其他人被审判并定罪。卡斯特罗的辩护文《历史将证明我无罪》是对独裁统治的激烈批评。同时，人民社会党转向与资本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并支持政府，转向“工人阶级”（第113页）和群众行动战略，特别是罢工和支持罢工。

1955年，当巴蒂斯塔和统治精英正积极推行他们的减薪和机械化计划时，针对工人阶级的战争的转折点发生了。库申在第三章中详细介绍了罢工浪潮。他强调了政府攻击的野蛮性，及妇女和学生在罢工中的重要作用。1955年，在蔗糖业外发生了13场重要罢工，在蔗糖业中发生了14场重要罢工，还有很多其他较小的罢工和劳工行动。此外，大规模的大赦运动成功解救了卡斯特罗和其他参加1955年抗争的人。卡斯特罗及其追随者在流亡中重新集结起来，组建了七二六运动（Movimiento Revolucionario 26 de julio）。

罢工潮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人民社会党和七二六运动均获得了支持者。他们参与群众斗争还使得两个组织更加接近，人民社会党渐渐意识到卡斯特罗组织作为潜在的盟友或竞争者的重要性。在1955年到1956年罢工潮的数次失败后，工人探讨并重新评估了他们的战略和策略。

工人采纳了两条道路。首先，他们开始将罢工与产业破坏结合起来。其次，他们在工会和社会内组建了秘密的细胞结构。这种秘密的细胞结构后来形成了七二六运动工人支部的基础。与此同时，人民社会党的战士和领导人开始接受总罢工为推翻独裁统治的一种方式。

在这场革命前的危机中，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其他七二六运动的战士一起，于1956年11月末乘坐格拉玛号船抵达古巴。在工人的支持下（工人帮助游击队储存武器和食品，及积极参与和支持罢工），卡斯特罗和他们的战友在古巴东部的马埃斯特拉山脉建立了根据地。

巴蒂斯塔政权以对工人和国内政治反对派的恐怖统治作为回应，如库申在第五章中所写。各个领域的活动家和政治领导人均遭到逮捕、折磨，甚至杀害，宪法权利被中止，新闻审查得以执行。然而这并不能限制行动主义，且1957年发生了另一波罢工潮，尽管主要是防御性的。与此同时，来自人民社会党和七二六运动及其他政治倾向的地方活动者地地方上集合起来并互相合作，这是一种基本的政治趋同。

反对独裁统治最成功的政治行动是1957年8月的总罢工。（在第六章有描述。）在古巴东部地区的8月总罢工开始于7月底弗兰克·派斯的被捕及遇难，派斯是七二六运动在圣地亚哥的领导人。这些罢工通常被描述为自发性的，库申认为，当历史学家不知道在某次事件中谁起了领导作用时，便会用“自发性”这个词。库申表明，罢工是由战斗性的工会活动家组成的网络组织起来的，他们“能够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快速反应，抓住机会”（库申，第157页）。

这次罢工没有蔓延到古巴东部以外的地区，但瘫痪了东部的一些城镇和工厂。在七二六运动与人民社会党互相合作并存在秘密工人细胞的地方，罢工最为成功。妇女在这次罢工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一些参加了七二六运动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也是如此。

1957年8月的罢工使七二六运动与人民社会党间的合作基础增加。两组织的领导人从此次罢工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人民社会党视罢工为其群众斗争方法力度的证明，并强调以增加20%的工资为他们计划中的核心部分。

另一方面，七二六运动认为独裁统治正在崩溃的边缘，总罢工与游击队的进攻一起推动，就可以结束独裁统治。七二六运动号召在1958年4月9日发起总罢工。工人没有为罢工做好准备——该呼吁令政府感到意外，不过没令工人意外，因为他们时时刻刻都期待着罢工。

虽然哈瓦那和首都以外的罢工活动（见库申，第167—168页首都以外罢工表）令人印象深刻，但七二六运动并未为罢工成功而付出辛勤工作和精心准备。这次罢工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人民社会党和七二六运动均视此次罢工为灾难。

此次罢工的失败导致了七二六运动与人民社会党之间的战术趋同。卡斯特罗及其领导团队意识到认真准备、经济需求与同人民社会党合作等的重要性。人民社会党意识到起义（山区的武装斗争，游击“中心”（focos）等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武装支持罢工者及同七二六运动合作的重要性，他们现在意识到七二六运动是革命斗争的领导力量。虽然4月9日的总罢工失败了，但它为巴蒂斯塔的失败和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第七章详述了1958年4月9日总罢工失败后的迅速发展。这些发展导致了巴蒂斯塔在年末的失败。游击队对俘获的敌方士兵采取了宽大和公平对待的政策（与巴蒂斯塔军队对俘虏采取的极端野蛮残酷的刑罚不同）。这鼓励了很多部队投降或改变立场。七二六运动与人民社会党决定组建全体工人组织的联合阵线，并成立了一个联合组织——统一全国工人阵线（Frente Obrero Unido Nacional）。

统一全国工人阵线很快就开始在全国所有地区和产业中组织联合阵线的工人团体。统一全国工人阵线计划自1959年1月起发起全国罢工，这与蔗糖的收获相关。为筹备罢工，统一全国工人阵线组织了两次由普通激进人员参加的民主的全国工人会议（在七二六运动控制区召开）。

由于这些全国工人会议（库申认为这点普遍被历史学家所忽视），统一全国工人阵线清除了亲资本主义劳工运动的最后的痕迹。同样重要的是，七二六运动获得了工人阶级领导的重要地位。虽然统一全国工人阵线从未在全国层面作为一个单一的统一组织而存在过（根本没有时间来合并两党的全国领导层），但它仍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有在不同行业、城市和地区的工人中组织起联合阵线行动。

第七章描述了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终结，这发生得非常迅速。巴蒂斯塔无法维持正常经济活动的条件，经济陷入了停滞。资产阶级抛弃了他，希望以能减薪并打败七二六运动的人来取代他。1958年5月，巴蒂斯塔的武装发动了对游击队的一次进攻；这次进攻彻底失败。8月，两支游击队西征。七二六运动在新年那天占领古巴圣地亚哥，这时他们听到了巴蒂斯塔逃亡出国的消息。

革命进程现在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许多资本家政客试图在政变中夺取政府的控制权。卡斯特罗在圣地亚哥通过无线电号召发起总罢工。罢工瘫痪了国家，阻止了所有支持资本家的政变，并保证了七二六运动的胜利。卡斯特罗自己也承认总罢工的重要性，认为这次罢工在“交付共和国首都这座堡垒，在打败人民敌人的最后一击中，在赋予革命全部权力等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库申，第198页）。

库申在第八章结束了他的分析，该章谈的是古巴革命成功的第一年，并作了最后的总结。人民社会党与七二六运动间的联合阵线立即崩溃，两组织均发生了内部分化和重组。最张，两个组织均发生分裂，两组织内的左翼合并组成古巴共产党。结论特别值得一读，因为它简明扼要地总结了古巴革命的历史教训。

人们在两种神话的基础上理解或误解了古巴革命。其一是游击中心的神话，认为一小群革命者在山区的战斗创造了革命。另一个是反叛的中产阶层的神话，是他们打倒了令人憎恨的独裁者巴蒂斯塔，只是他们的民主革命被卡斯特罗和激进分子所劫持。库申在他的著作开头以两部相反的电影暗示了两种革命者形象：其一是《切·格瓦拉》（Che），一部讲述在山区战斗的英雄革命者的电影；另一部是《红色的城市》（Cuidad en Rojo），讲述了在独裁统治最后的日子里，城市中产阶层反对巴蒂斯塔革命的故事。

库申的宝贵工作证明，正是由先锋队七二六运动和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工人阶级创造了革命。库申表明，如果没有城乡工人网络的积极支持，如提供食物、武器、后勤支援和情报等，独立的山区游击中心战斗就无法生存。古巴革命在许多方面遵循了俄国革命的基本格局，尽管相比主义马克思理论基础而言，有更多的偶然性。

将革命描述为英雄的革命者在山区的战斗，部分是创造神话后的事实，把革命描述为被卡斯特罗劫持的中产阶层斗争（中产阶层中许多人确实反对巴蒂斯塔，尤其是在其统治后期）是另一个神话。

这两种神话的来源很复杂，且它们受到极为不同的团体的支持。游击中心神话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国哲学家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的一部著作。德布雷20世纪60年代时曾在哈瓦那大学教书，也是切·格瓦拉的朋友。1967年，德布雷出版了《革命中的革命》一书，此书迅速成为整个拉美革命者的手册。[3]

库申没有提到游击队的游击中心战略，但他的历史研究与革命战略问题直接相关。库申的开创性历史研究应当解决有关如何创造革命的任何问题。革命不是由小团体创造的，而是由工人阶级群众创造的。这些群众需要革命先锋队，但这支先锋队本身就是由工人阶级中最先进的成员组成的。

武装斗争可能是一种重要的或必要的策略，但它是罢工或抗议，包括最终将演变为大规模起义的总罢工的工具。对世界各地的革命者来说，前进的道路通常被认为是列宁主义的战略。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托洛茨基都将社会主义革命视作世界革命，它或许在一个或数个国家开始，并向资本主义的中心和外围扩散。他们不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生存，更不用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不发达和新殖民外围国家了。可恶的斯大林主义“一国社会主义”教条形成了残酷的必要性，并被用来为苏联官僚阶层的反动政策辩护。

古巴革命领导人对此很了解。2019年1月《每月评论》的一篇文章中，记者罗恩·奥古斯丁（Ron Augustin）及时分析了古巴革命和一国官僚主义的问题。[4]（4）奥古斯丁重点关注切·格瓦拉与其他古巴革命领导人的观点。格瓦拉明白知道，社会主义在一国替换了“带有沙文主义的国际主义”（奥古斯丁，第42页）。在早些年，古巴领导人还认为社会主义在古巴的发展依赖于拉美各地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奥古斯丁，第43页）。

鉴于古巴国家在面临帝国主义主宰时的弱点，古巴并没有多少回旋余地。虽然古巴给予了拉美和非洲革命者以广泛的支持，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前，其主要政策——至少是在过去——是以事例说服，或者如古巴人所说，“发射道德导弹”（奥古斯丁，第43页）。

自苏联解体和在所谓“特殊时期”所发生的苦难以来，古巴被迫将其经济重新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这给古巴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产生了新的紧张局势和问题。奥古斯丁与我们当前的政治时刻密切相关：

事实上，保持并推进该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并不只依赖国内条件。只要古巴还没能改变当下的国际现实，其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就将继续是一个异常复杂和困难的进程。

因此，问题不在于古巴革命是否能生存下去，而在于其他社会革命能否在旅程“还不至于太晚前”打破古巴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孤立，而是要问我们自己如何创建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古巴（奥古斯丁，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