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抗战的“朝鲜公子”曾为蒋介石驾驶专机

来源:龙哥的战场

2018年10月15日，中国民航博物馆顾问陈安琪女士联系上我，十年前她在美国看到一张老照片合影，其中三位身份已经核实，有一位与众不同的男子，迟迟找不到关键人，想问是不是我的父亲。

打开微信传来的照片，我很快回复：“上面的照片肯定是我爸，珍贵！”

尽管微信中的照片已泛黄，但对于从事艺术创作的我来说，还是能很快从脸型、骨骼、双耳、发际线以及亲人才懂的神情，一下辨认出那就是我年轻时候的父亲。

我打开父亲留下的黑胶唱机，时针转动，宏伟的旋律扩散开来，这是父亲生前最爱听的交响诗《我的祖国》。

我的父亲叫孙基宗，1911年出生在朝鲜的黄海南道殷栗郡，家族祖上是“两班”，属于古朝鲜时代的贵族阶层。

只是在父亲出生前一年，朝鲜已沦为日本殖民地，不能学朝鲜文，不能穿朝鲜服，不能唱《阿里郎》，被迫学习日文。自被日本吞并那一刻起，光复祖国，成为朝鲜志士的奋斗目标。

1919年，朝鲜废帝高宗去世，全国爆发“三一”独立运动，日本殖民当局血腥镇压，三个月里，七千多爱国人士被杀死，一万五千多人受伤，近五万人被逮捕，大批志士被迫流亡到了中国。

这一年，流亡的朝鲜志士在上海组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我的祖父孙斗焕从日本明治大学法学系毕业后，追随恩师金九来到上海，就职于临时政府。

也是在这一年，9岁的父亲跟随他的爷爷、奶奶、妈妈、妹妹，一同前往中国寻找爸爸孙斗焕。

从黄海南道乘坐日本轮船“丸子号”，一路日军关卡重重，会日文的父亲成了一家老小的翻译。辗转大连，一家人终于异国相见，在上海重逢。

而父亲的爷爷，独自返回朝鲜老家，回到已经沦陷的故土。

二十世纪的上海，租界林立，国际关系复杂。数千名朝鲜独立志士为了光复祖国在这里隐姓埋名。

他们的家眷也纷纷追随前来，数万朝鲜流亡者集中居住在上海虹口区日租界。这里不仅有临时政府，还有医院、学校等生活配套设施。父亲在这里的朝鲜学校开始学习朝鲜文。

1925年，我的爷爷进入广州黄埔军校工作，在北伐总司令李济森办公室做副官，负责招募和培训朝鲜青年，这些青年成了北伐的重要力量。一年后，爷爷被选派到苏联莫斯科陆军大学深造。

流亡中国的日子，爷爷使用中国身份证，籍贯：江苏，姓名：孙健。

年轻的父亲意识到一技傍身不会穷，考入上海高等汽车专科学校机械高级第一班。老师全是英法美留学回来的，纯英文教材，父亲本身英语就很好，学业精进，技术有成。

毕业后，父亲进入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署任航空机械师。1931年，精通多国语言，机械技术精良的父亲，被调往国民政府委员长侍从室飞机管理处，任蒋介石私人飞机机械师兼副驾驶。

父亲在异国拥有了自己深爱的事业，但对于深陷蹂躏的祖国，他和其他志士一样，虽然别离却从不曾忘却。

1932年4月29日，是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

日本在沪军政大员不顾中方的抗议，借给天皇庆生之机，要在虹口公园大张旗鼓地举办“淞沪战争祝捷大会”，欢庆属于他们的“胜利”。

暗处扔来一枚炸弹，祝贺台上血肉模糊，日军上海占领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被炸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断一条腿。这是由流亡上海的朝鲜独立运动志士尹奉吉发动的袭击，也是20世纪以来，日本损失最惨痛的一次袭击。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组织者之一金九随后公开发表声明，称：“今后仍将奋斗不懈非至我国恢复独立，绝不终止也！”

事后，蒋介石曾感慨：“中国百万军队都做不到！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父亲和所有的机组人员因为护送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要员去西安，事后都被限制行动接受调查。

现在看来颇为传奇的经历，对于父亲只是一份尽忠职守的工作，严谨的他很少提及工作内容，我记得他只简单说过，“蒋介石乘机总是很精神，宋美龄则是每次都会晕机。”

上个世纪80年代，一位朝鲜族作家曾想就此段经历采访父亲，被父亲婉言谢绝。

1937年，上海失守，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为了抗日，蒋介石的专机也被用来运输军用物资，父亲和衣复恩同驾一机，往返于各地战场。

1941年，昆明机场一架飞机遇到故障，父亲所在的技师团队以精湛技艺修复了它。之后，父亲被调到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任飞行工程师。

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国民政府重新开辟驼峰航线，父亲奉命飞越该航线，运输抗战物资。身处异国战场的父亲，收到了让他痛不欲生的消息。

这个消息，成了父亲心底最深重的痛，也是我们家的禁忌，绝口不能提。父亲去世多年后，我才找到相关人物，得以去详细了解！

那时，长着一副亚洲人面孔的父亲，在美籍飞行员中总是很显眼，大多人以为他是中国人，知道他的身份后，都亲切叫他“Korean prince”。

因父亲在抗日战争中的的卓越贡献，曾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空军宣威奖章”。父亲喜欢拍照，家里留下了五大本珍贵的黑白影集，只可惜父亲在抗战时期的老照片和三代单传的族谱，在“文革”中全部被付之一炬，一张也没有留下来。

直到2018年10月15日，我才得知父亲还有一张抗战时期的照片，保存在美国旧金山华人机长陈文宽先生家，已是中航历史的珍贵见证。

这张照片陈安琪2008年在美国中航协会年度聚会上看到，她清楚记得当时年逾九旬的陈文宽对她介绍说：“This is Korean prince。”

照片中与众不同的男子引起了陈安琪的注意，他穿着考究烫贴的制服，打着领带，没有戴帽子，与即将执行特殊任务，穿着中航夏季制服的三人机组有很大差别，这是谁呢？

陈女士心中有无数猜测，她曾想会不会是在美军服务的韩国王子，不仅因为prince可译为“王子、王孙、贵族”，而且那时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也在中国。

但陈女士多方查询中、美资料，均没有找到朝鲜人在中航服务的记录。感谢她锲而不舍的追寻，直到2018年中旬，才查访抗战时期蒋介石专机“美龄号”机械师孙基宗就是一位朝鲜人，这才找到了我们。

“美龄号”是1945年4月美国总统赠送给蒋介石的C-47客机，当时衣复恩任机长，父亲是随机机械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金九率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回到朝鲜，几十万民众涌上汉城街头，致以崇高敬意。

这一年，冷战的阴云逼近，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和苏联定下口头协议，双方将以北纬38度为界分别占领南北朝鲜。

流亡中国26年后，我的爷爷跟随金九回到朝鲜半岛南方，又一起受邀去往朝鲜北方。爷爷受金日成挽留，留在了北方，出任朝鲜党报、朝鲜劳动新闻社的主编。而金九则去往南方。

已经娶了中国太太的父亲，决定留在中国，这里不仅有他爱的人，更有他热爱的飞行事业。留下的父亲调任国民政府中国航空公司副驾驶。

1947年，父亲在南京设计并亲自参与建盖了自家的房子，大姐和二哥都出生在这里，解放之前，一家人在这渡过了美好的时光。

每次执行飞行任务回来，父亲都会带回漂亮的异国礼物，色彩奇丽的印度花布、锃亮的餐盘刀叉、带锯齿的面包刀、煮咖啡的壶以及像套娃一样的缅甸炊锅。

每天早上父亲都要煮红茶，饭后习惯吃点饼干。即使后来在粮食稀缺的年代，每人碗里都是杂粮饭，但我们一定会给父亲盛一碗白米饭，这不是父亲要求的福利，而是我们约定俗成的习惯，爱父亲甚于爱自己。

异国的土地之上，父亲也曾经想深深扎根吧。

而回了朝鲜的金九们仍在为积极推动祖国统一而努力。1948年，金九赴平壤与金日成进行政治协商，为韩国独立统一作了最后一搏，但终成绝唱。

南方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大韩民国，北方在苏联的支持下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三八线”两侧，出现了两个相互对峙的国家。

一年后，曾以暗杀争取祖国独立的金九，在韩国被右冀分子暗杀。直到1962年，韩国政府才追授金九韩国建国勋章，被韩国追誉为“国父”。

这一年，中国也发生了20世纪第二次巨变，蒋介石政权退守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年轻的父亲深信未来的中国将会是一个民主国家，放弃撤退台湾，也放弃回到朝鲜半岛，留在了大陆。而和他共同服务“美龄号”的衣复恩去了台湾，成为台湾空军创始人。

无数次，当我重返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仿佛看到爷爷走进那道石库门，他走得很快很冷峻，像一阵带着秋雨的细风。

这里，曾是爷爷和同胞们生死与共的地方，光复祖国是他们来到这里的使命，而我却只能够从那些沉默的史料中去呼吸过去。

留下的父亲曾先后担任上海民航飞行副驾驶、重庆民航飞行工程师、云南民航航空地面设备工程师。

1953年，我们全家迁到昆明，住在巫家坝机场职工区，离机场很近，每天都在飞机起飞的呼啸和轰鸣声中醒来。

6年后，我出生了。作为家里最小的女儿，父亲特别宠爱我。

父亲给我买过一个洋娃娃，四肢会动，穿着可以脱下来的鸭蛋绿色的丝稠洋装，她是我的天使，整个童年都和我形影不离。

其实，父亲是想给我买个穿朝鲜服的娃娃，但那是不可能的。

从我出生起，我们家的墙上就挂着金日成的肖像，书橱里有码放整齐的朝鲜画报和朝鲜人物传记。

父亲精通朝鲜文、中文、英文、日语，他能说纯正的上海话，还会讲广东话，但很少说朝鲜话。只有家里来了朝鲜朋友，我们才会听到父亲说朝鲜话。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延边足球队每年到昆明冬训，都会来我们家做客，父亲和他们在一起说朝鲜话，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只在朝鲜生活过8年的父亲，对朝鲜的习俗却很熟悉，他每年都会亲自做朝鲜泡菜和朝鲜冷面。同时作为朝鲜中央放送节目的忠实听众，他还经常给节目组写信交流，了解祖国的近况。

这种难言的思乡之情，只有亲历者才会懂吧。

1966年，我的大哥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很快“文革”爆发，他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运动愈演愈烈，有一次年轻的二哥竟带回家一把枪，从不发火的父亲，当着全家人震怒了。

人心惶惶的现状，延绵不绝的乡愁，一直保留朝鲜籍的父亲，决定让拥有双重国籍的我们恢复朝鲜籍。

自七十年代初，父亲无数次向外事部门递交了申请都石沉大海。无奈中，父亲只能呈信国务院，经过周恩来总理特批，我们兄妹五人退出中国国籍，保留了朝鲜国籍。

从此，我成了一个具有中国永久居留权的朝鲜人。

1972年和1973年，遵照父亲的心愿两个哥哥先后回到朝鲜，大哥当老师，二哥做技术员。当时父亲本打算全家迁回朝鲜，但哥哥们来信说：

“现在国家还在建设中，还比较艰苦，父母都年纪大了，还是先回来看看再说……”

1977年，我和姐姐第一次去了朝鲜，因为父辈的关系，我们姐妹被作为回到祖国的侨胞隆重接待，我第一次穿上朝鲜服装，开始学说朝鲜话。

那种感觉很奇妙，我体会着父亲对祖国的思念，听懂了父亲常常哼唱的《阿里郎》那悲伤的曲调，这就是乡愁吧。

两年后，父亲回到朝鲜看望我的两个哥哥，这是他9岁离开后，第一次回到朝鲜。但即便同在故土，因为国家的分离，父亲还是与爷爷失之交臂，从此生死两茫茫。

我的奶奶早在上海就病逝了，被安葬在上海的万国公墓。父亲曾回到上海寻找奶奶的墓地，然而公墓已经在文革中被毁，一无所获。

每次讲起奶奶，父亲总是禁不住流泪，他不会忘记，年轻的他一刀刀在石碑上刻下奶奶的墓志铭。

异国那冰冷坚硬的石碑上，滴落着思乡青年滚烫的泪水。

1991年，父亲得了肝硬化。病重的日子，父亲常常用朝鲜话自言自语。他看着孙儿孙女的照片，说：“我太想活下去。”

弥留之际，父亲一直在用朝鲜语说：“准备回家，准备回家……”

遵照父亲的遗愿，哥哥把父亲的骨灰从昆明迁回朝鲜，安葬于朝鲜新义州。因为故乡黄海南道已经没有亲人了，新义州是大哥现在生活的城市，和中国丹东隔鸭绿江相望，是朝鲜的经济开发区。

离别72年后，父亲终于回了他心心念念的故土。

父亲的遗物中，有一架飞机模型。很多年后，我才得知，它是C-47型飞机，父亲曾驾着同型飞机从中国起飞，穿越战火，飞往印度和缅甸。

这架飞机模型，一直被摆放在家里的角落。当我想起它时，它已经失去了底座。

我抚摸着它，它是沉甸甸的金属质地，它倾斜的角度，和地平线吻合，它俯冲着，呼啸着，时刻准备冲上云霄。我觉得飞机是一个英雄，是父亲的化身。

父亲沉默不语，年轻的我们也习以为常，不闻不问。当我们鬓角有霜，回问前事，父亲已经无法回答。

为了寻找父亲生前的足迹，2007年，我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到了父亲40年代在中国民航工作时相关凭证，薪水条、假条、飞加尔各答的签证回执，密密麻麻的英文，成为那段锋火岁月的注脚。

这一次，我还在南京“随家仓”寻访到了父母住过的老式洋房。父亲曾跟我们描绘过这所房子：卫生间里镶着淡粉色的磁砖，院子里栽着柿子树，还有小孩子玩的滑梯。

我终于见到它，它孤独地被高楼包围着，分割开住着三户人家。我走进去，原先的饭厅和客厅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的女儿叫我“孙小姐”，老房子干燥暖和，下水和通风设计都极合理，她从小就知道自己家的房子是朝鲜人建盖的。

朝鲜国籍是父亲给我的礼物，也是我的命运。我的作品经常要在国外参展，但是遇上制裁朝鲜的国家，我就去不了，韩国去不了，美国也去不了，欧洲很多国家也去不了。

我把签证遭遇拒绝的经过做成一组作品，叫《生活在中国的朝鲜人》，这组作品后来在瑞典展出，引起很多人关注。

2008年第七届上海双年展时，我曾经创作过一个装置作品，复原父母亲在上海陕西南路的家。房间里的一切，都与我的父母亲有关，父亲飞行时使用过的手提包，在上海用过的收音机和唱片机，发黄的老照片。

这是一个思乡者的异乡之家，我在这间房子里撒满了如霜似雪的白糖。

父亲去世很多年后，我意外地联系上了朝鲜族音乐家、中央民族音乐学院的指挥家金正平。他告诉了我关于父亲的一段往事，终于解开我心中多年的疑惑。

父亲在认识母亲以前，曾经有过一段婚姻。金正平的父亲与我的爷爷是结拜兄弟。父亲与金正平的妹妹结为夫妻，育有两个儿子，住在成都。

1941年，父亲执行飞行任务飞往缅甸仰光。日机对成都又一次进行大轰炸。无线电传来电报，父亲的奶奶、妻子和两个儿子，全部被炸身亡。

“在仰光，战友们担心我想不开，就先收了我的配枪，再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父亲只对母亲一人说过这段悲痛的往事，母亲也绝口不提。

“那一年，我只有十岁，基宗哥哥来看我父亲，把姐姐可以留作珍藏纪念的一点遗物交给我父亲，两个男人抱头痛哭。”金正平回忆说。

我的父母住在南京时，金正平时常去探望，我们家迁到昆明后，渐渐失去了联系。今年90岁的金正平仍健在，我回北京也常会去看望他。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我总喜欢凝视蓝天，每次在机场看到飞机起飞的瞬间，都会热泪盈眶。

每次远行，飞机穿越云层，我似乎又看见了父亲，他挺拔、瘦削，长着一双朝鲜人特有的单眼皮小眼睛，沉默而坚定，保守而热爱自由。

2018年10月16日，陈安琪女士将父亲的照片送到了我们家。看着泛黄的照片，母亲认出了年轻的父亲，她感慨万千，热泪盈眶。

出生军人世家的母亲，1943年和父亲相遇，那时她还是华西大学刚满20岁的女大学生。如今，她已97岁高龄，常常深陷在藤椅和回忆里。

她说她已不记得和父亲住在上海亚尔培路几号了。她说，在他们住房的前面是俄国大教堂，不远处是逸园跑狗场。

是啊，很多往事已经被时间掩埋，并不管它曾是怎样的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