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第一个上前线的学生,在缅北水牢写下最美情书

口述:曹越华  记录:曹庞沛
来源:霞姐666
大家好,我是霞姐。
上周跟大家同步了我们正在编辑的故事和最近一条重要新闻相关,还没看到的朋友可以返回上一条看看,这新闻还真的蛮重要的。
这个故事的主人叫曹越华,他是复旦大学第一个派上缅北战场的高材生。
他亲历了著名的密支那战役,亲眼目睹南京大屠杀参与者——日军第18师团的覆灭。
更让他难忘的是,他还给中缅印战区总司令史迪威将军做过翻译,因两人有着一项共同的爱好,史迪威称他为“知音”。史迪威将军那段精辟的论述,让他终生受益。

20岁那年,我考入复旦大学。

即将毕业前,因部队急需翻译,我毅然终止学业,应招入伍。

1944年7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命令,从昆明炮校调往前线,成了复旦历史上派往前线的第一个学生。

军令如山,火速行动。

第二天一早,我便被送上军用卡车,直奔西郊的巫家坝飞机场。

我甚至没能跟女友当面告别。所幸在途中巧遇好友程君礼,才在车上大叫一声:“我到印度去了,请转告德懿。”

当时我还想象不出自己将要看到怎样的战场。

1

我们搭乘的是军用运输机道格拉斯DC—3,机舱设备很简陋,里面空空荡荡,无坐凳栏栅,窗门也封闭不严。

当飞机途径驼峰航线,跃上1000公尺的高空时,气温陡然一降,仿佛到了寒带里,令人坐卧都颤颤抖抖,只能僵缩在机舱角落的地板上。

既有初上战场的紧紧张张,又有高原反应的迷迷糊糊,更有前所未遇的冷冷切切,十分难耐。

过驼峰后,气温逐渐迅速上升,顿觉十分炎热,飞机着陆在印度的都门都玛机场,机舱门刚打开,一股热浪便扑面而来,我又被笼罩在热带中,立即大汗淋漓。

一天短短的几小时内,我经历了温、寒、热三带,这诡谲多变的气候,让我提前对战争的复杂残酷有了一点感性的认识。

在“都门都玛”待了一两天,我们全部换上了中国驻印军的英制军服,黄色的衬衫、裤、圆钢盔,还有羊毛线的白袜子。

8月初,我被分到新一军新30师88团3营当翻译官,营长童庆年还给我配备了一个叫莫长生的勤务员。

随后,我随部队直飞缅北重镇密支那,参加了这场著名的战役,也是日军口中的三场“玉碎战”之一。

飞抵密支那的当晚,我直接进了前线阵地,3 营为我专门搭建了一个“人”字形架战壕,夜里暴雨如注,霎时战壕就灌满了水。

伸手不见五指漆黑的夜空,突然火光升腾、硝烟弥漫,四周的枪声、炮声、雨声交混在一起,近在咫尺。

毫无疑问,这阵势早已把我这个从未摸过枪的“文弱书生”推到了人生极度的考验之中。

身囹水牢不能动弹,又冷又饿又疲倦,这一晚就是我人生最漫长最难忘的一晚。

如果说生命的本体还有一点意识,那就是一种强烈的三种感受:一是对生命死亡的恐惧感,二是对父母养育的谢恩感,三是对远方恋人的思恋感。

这三种感受刺激着我大脑皮层的核糖核酸,支撑着我的精神,让我没有沉入水底。

我无法相信,其他远征军战士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他们一年又一年地忍受着这种生活。

而这只是25岁的我在战场的第一天。

2

我1918年9月18日出生于重庆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当我呱呱落地时,正是皓月当空,因而取名“月华”。

谁知十三年后,我的生日却成“九一八”国耻日,在川东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的父亲,愤然把我名字中的“月”改为“越”,希望像越王勾践那样卧心尝胆、以雪国耻。

20岁那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耕读外国语言文学系,师从著名的文学大师洪深、曹禺等,我曾写下万字长文,励志要学戏剧。

然而日本的炮火惊醒了我的文学梦。我眼睁睁看着日军飞机在我们的学校上空一次次投下炸弹,最危险的一次,炸弹离我只有10米,我命大,炮弹没有炸开。

正在我苦闷百无一用是书生时,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找到了我,说多名教授举荐曹越华,说我是外文系的高才,现在中印缅战场形势紧迫,盟军急需大量的翻译人员,国难当头,希望我能报名参军。

我听得热血沸腾,虽然马上就要毕业了,仍毅然停下学业前往外事局应招,复旦大学推举了三个学生,只有我一人选中,我也成了复旦历史上派往前线的第一个学生。

学生时代的我

应招通过的当晚我就和重庆大学、中央大学等其他高校二十多名学生一起打地铺,第二天就坐军用飞机到了昆明。

当时国民政府在昆明成立了“军委会驻滇干训团”,服务于中缅印战区,团长蒋介石,副团长龙云、陈诚。

干训团下设三个训练学校,即炮兵学校、步兵学校、汽车驾驶学校,我被分配到炮兵学校。

炮校设在昆明东郊干海子地区,共有四个教学组,即战炮组、通讯组、驮载组、兽医组。行政及教学都由美军负责,任教的56名美国教官均毕业于世界最著名的西点军校。

为配合美国教官,我们炮校配备了23名翻译,组成译员队,队长是潘志良,我是副队长。

干训团的学员每三个月为一期,一期300人,毕业后即返回原部队。美国教官对干训团很满意,曾评价说:“中国学员接受得真快,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经历,从来没有在美国人身上收到这么好的效果。”

要想在短短时间里取得这样的效果,完全离不开一个固定模式:美军讲课,并作操行示范, 我们译员进行当场翻译。

有次陈诚将军来校视察工作, 专门接见了译员队,他在和我握手时肯定说:“你的工作搞得很好,继续努力。”

从1943年春到1944年夏,我参加了驮载组全部教学内容的翻译工作,深受教官、学员喜欢。

但上前线是我没意料到的。

3

熬过第一晚后,第二天,就在这退了水的战壕,我迅速把头一晚的生死情景和感想写成了一封信,通过军邮投递了出去。

在信的最后,我正式向她求婚:“亲爱的,给我一个答复吧,您深情的目光辉映着我曾经苍白的青春,我将回报您最倾心的微笑和任何风浪都无法剥落的温柔。”

也在信的最后,我憧憬着俩人美好的未来:“战争结束后,我将在黄土地上筑起一座小小的城堡,让我俩相偎守着炉火倾听那杜鹃鸟清啼的声音,咕咕—咕咕—咕咕。”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收到,我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着回去见她,但信发出后,我有了坚定活下去的希望。

从此,在缅甸热带的丛林里、在异国雨季的行军中、在伤员浸血的绷带间、在尸首遍陈的战场内,在给盟军将领们当翻译的岁月里,我天天撞见她的倩影。

我当年在战壕里写给爱人的情书

我在战壕里,只听见枪声、炮声、手榴弹声交织在一起,火光冲天、硝烟弥漫、血色四溅,到处焦土狼籍、草木凋零、尸横遍野,大地熊熊燃烧,映红了整个上空。

密支那是缅北集铁路、公路、水路和航空等四维交通空间为一体的战略重地,濒临伊洛瓦底江,也是保证胜利所需物资畅达——中印公路的必经之处。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远征时,它就是双方必争的焦点,后被日军侵夺,成了日军在东南亚占领的领土。

驻印军反攻密支那从4月底就开始了,激烈战事延续到8月初,中、美、英、印联军两万多人包围了据守此镇的四千多日寇。

日军后来将密支那之战、松山之战、腾冲之战,合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战区的三大战役——“玉碎战”

日本守军为原18师团,后来18师团得到56师团增援,组成一个联队主力,他们把士兵反锁在掩蔽部里,灌输武士道精神,鼓吹“宁可玉碎不为瓦全”,作困兽之斗。

他们凭借天然的屏障、坚固的城堡、隐蔽的地坑、密布的工事,负隅顽抗,其战争的惨烈、艰难可想而知,双方伤亡巨大。

已经在印度丛林厉兵秣马两年的盟军,对拿下密支那也是势在必得,首先由“飞虎队P-40”战斗轰炸机实施“高空作业”,扫清障碍;接着地面重炮轰击,铺平道路;继而坦克开道,步兵冲锋上阵。

由于日军修筑的工事坚固,除一丈多深的战壕,还有地坑、暗堡,因而我军后来不得不采取“蛇豪突进”战术,避其锋芒,迂回盘冲,同时组织敢死队陷阵决拼。

经过惨烈的激战,两军交锋、角逐,我军占领了市区,接着对7条主要街道又进行逐巷、挨屋搜索争夺。

日军最高指挥官,城防司令水上源藏少将,被逼退到江边时自杀,仅四五百残敌靠竹筏及泅水渡过伊洛瓦底江,向八莫方向溃逃。

密支那大反攻,历时大半年,我军大获全胜,歼灭日军18师团主力2000余人。盟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称其为“中国历史上对第一流敌人的第一次持久进攻战”。

4

有一天,我们在清理战场时,在地道中搜出一日寇尉级军官。

其人年龄约30岁,熟悉汉语,似受有相当程度的教育,十分老练和灵巧。由于缺少日文翻译,我们对其审讯只得用汉语,以书面形式进行。

他主动作出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我们所准备的一张白纸上,端端正正、整整齐齐,以纯熟的汉文柳字体写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八个大字。

我们进一步审问其它情况,他均一一作了回答,看他态度很好,我们对他未加任何侮辱,十分仁道,随即将其送往我军88团团部处理。

不一会儿,我团部医务室一位湖南籍军医黄君向我走来,他手拿一面刚缴获的日寇军旗送我。

我接过来一看,该旗为一约70公分见方的白色土布,正中为代表日寇血腥红色的太阳图,四角从左至右、从上到下为“武”“运”“长”“久”黑色四字。

想不到这不可一世、狂妄至极、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象征,却在今天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成为正义者的降物。

我在缅甸密支那的丛林里

接着,我随部队开入长期被日本占领的密支那市区。

市区面积不大,街房与国内市镇的有所不同,不是一间紧接一间连成一排,而是栋栋独立分处,其间有花草点艳铺翠,犹如别墅。

因长期处于交战状态,全市所有树木只留下稀疏的大小枝条,片叶未留,可见战斗的剧烈程度。

在一条街道的转弯处,我们还发现数天过去未予收埋的日本兵死尸被弃置路旁。

由于时间较长,且时值夏季,躯体已全部腐烂,成为一堆巨大的“人” 字形蛆虫躺卧在路中。

它似乎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写照,下场可悲又可耻。

生死旦夕,战火几度。

5

攻克密支那之后,我们利用雨季,在此作了一月多的休整。

一天在街上,只见一个缅甸妇女遇到我们,问有没有人想买她那颗红宝石钻戒,我毫不犹豫买下了它,用掉了两百多法币。

度过战场上的第一个晚上,我就决定战后要和女友结婚。

只要能活着回国,见到她,我要下跪求婚,把这枚戒指给她。

我的女友叫王德懿,是我在昆明任炮校翻译官时认识的。

当时昆明,既是二战中印缅战区前线盟军的大本营,也是中国抗战后方大本营。

前线战争火药味交混,后方也在热血燃烧,特别是西南联大内迁昆明后,更是学者云集,群贤毕至。

全国青年的豪情、激情和热情都汇集在一起,到处是各种活动,报告会、座谈会、联谊会,甚至还有交际舞会,大家研讨抗战的形势、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

在和西南联大的一次校友聚会上,我看见一个不一样的女孩,她大方、漂亮,有种脱俗于大家闺秀的新女性气质,她是谁,她来自哪里?

当音乐声再次响起时,我面红耳赤,却终于鼓足勇气,冲到她面前:“小小……姐,请你跳跳一个舞好吗?”

谢天谢地,她接受了我的邀请。

我们一见如故,志趣相投,从战争谈到生活,从现实谈到理想,从东方的文学谈到西方的艺术,总有说不完的话。

德懿是重庆一个豪门望族家的大小姐,祖上世代经营巴盐,由此打造的王家沱,后来成为中国西部唯一的租借地。

她高中毕业后独自去上海求学,考进上海交通大学想要“实业救国”,上海沦陷后,她跟着东北流亡学生一路流亡,先后读了四所大学,最后独自到贵州,坚持完成学业。

大学毕业后,德懿分配到了交通部工作。过了两年,母亲意外病逝,她悲痛不已。当时妹妹正在西南联大上学,作为姐姐,德懿获知交通部在昆明也有个办事处,便申请调派过去,和同样悲痛的妹妹作个照应。

没想到,她来昆明,让我有机会遇到她。我们迅速相识相恋。

当时的昆明很特别,一方面因惨遭日军飞机野蛮轰炸,市井一派凋敝,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贫困、饥饿、疾病主导着百姓,民不聊生。

而另一方面,昆明也被喻为战前东方大都会,堪比上海“大世界”。

晓东街上的“南屏”电影院,可以同步上映美国好莱坞大片,还有星罗密布的咖啡馆、酒吧、饭厅、商场。街面不时穿梭着美式的敞篷吉普或“道奇”卡车,一派熙熙攘攘、车水马龙浮华热闹之景象。

由于大量的援华美军以及物资的涌入,商店里骆驼牌香烟、旁氏雪花膏、美国玻璃丝袜、高露洁牙膏、舒服佳香皂应有尽有。

我和德懿也常相约穿越金碧路上的金马牌坊和碧鸡牌坊,去品尝小胖子烧鸭、仁和园破酥包子、过桥米线、炖牛奶、烧饵块……

和德懿在昆明享受的那些许愉快,是我在异国战场的一个个夜晚里,时常怀念的。

6

在密支那休整期间,中国驻印军进行了改编,正式扩为两个军,即新一军和新六军。

新一军由孙立人任军长,新六军由廖耀湘任军长。我被上调到新一军新30师师部翻译室,任中校主任。

9月下旬,我军继续向南不断推进,收复南坎、苗堤等中小城镇,直至缅甸中部重镇八莫。

我在这一过程当中,短暂见到了由军长孙立人陪同,前来阵地视察的史迪威将军本人,并全程担任他的翻译。

11月中旬,当新38师攻克八莫的战役打响之后,我们新30师承担了主攻南坎的任务。

南坎是中缅公路上的一个重镇,位于瑞丽江中流南岸的山麓,从而收复南坎,四周的制高点成为必争之首。

我师的对手是日军第2师团、56师团和18师团。18师团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参与者,面对如此血海深仇,远征军战士势必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在此。

12月9日,我方主力与日军激战,敌人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使我方接连苦战数昼夜,战况仍不见好转。

有几处阵地曾遭敌人强大兵力突破,炮兵阵地还一度被敌人夺去,指挥所也遇敌人袭击,师长唐守智亲自带领自己的特务连与敌人混战。

到了15日夜晚,敌军猛攻我5338高地,发射炮弹5000多枚,唐师长亲临前线指挥。

由于战斗空前激烈,不时传来排长、连长阵亡的消息,当唐师长听到第90团3营阵地完全被毁、营长王礼竑少校阵亡的消息,他突然端起机枪,冲了出去。

瞬间,悲愤至极的他,发出了嘶声竭力的叫喊,那种化悲痛、置生死之度外的超人力量,撼天动地。

唐师长这一短暂成像,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深处。

我开始坚信,为什么我们的抗战能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的这样的将士。

在我军势如破竹的强大攻势下,日寇节节溃退,八莫日军司令原好三大佐被击毙。

不久,缅中重镇腊戊又被我军攻克。

除夺获兵工器械一万多吨外,更重要的是日寇绝无再度切断中印公路的可能,保证了日后国际运输线的畅通,为解放全缅铺平了道路。

继而我们又攻下了猛岩,捷报频传,最后大家在乔梅胜利会师。

从1943年10月开始的缅北反攻作战起,中国远征军在盟军的配合下,克服恶劣的地理、气候条件,经过17个月的连续作战,收复缅甸北部大小城镇50余座,歼灭日军4.8万余人,缴获大批军械。

至此,中国驻印军的使命胜利完成。

我也已经不是蜷缩在运输机上瑟瑟发抖的新兵了,更不再是曾经那个醉心文学梦的学生。战火历炼了我,战士们感染着我,将领们教育着我。

7

正当我所在的新1军新30师奉调广州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便从战场凯旋,回到昆明。

在人潮涌动的昆明火车站,我远远就看到了身着素洁旗袍、手捧鲜花的德懿,我向她奔跑过去,俩人紧紧互拥在一起。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在她的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My Darling,我回来了。”

我从怀里拿出那个随身携带了几个月的精美小盒,将那枚我用体温温暖了的红宝石戒指,戴在了德懿的手上。

1945年10月20日,我们在昆明喜订鸳盟,并在当日的《云南日报》上刊登了“订婚启事”。

直至初冬,我们才在美军的帮助下,联系到车辆,一路辗转回到重庆。眼前的重庆虽然是满目疮痍的街道,但四处依旧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在欣欣向荣之际,我完成学业,并在重庆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百余复旦大学师生和亲人到场见证。

我们的新房是一栋古典欧式的小洋楼,半圆形的大阳台,落地玻璃,四面采光,冬暖夏凉,室内是德懿的笑脸和孩子的咿呀,室外是怒放的杜鹃与海棠。

上战场前,我还是一个刚刚结束学业的学生。从战场归来后,转眼间,我已成家。

战场上的经历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中影响了我的整个后半生。

我与德懿的婚纱照

2005年,我作为重庆地区唯一的二战老兵参加重庆的胜利纪念活动,会见了史迪威将军外孙约翰·依斯特布鲁克先生。

我向他讲述了在缅北战场时给史迪威将军做翻译的见闻。

后半生里,我总会想起战场上的一幕,尽管那只是远征军南下的数年里,一个仅有几小时的瞬间。

那时我随同师长唐守智面见了史迪威将军,时任中印缅战区总司令的他,由军长孙立人陪同前来阵地视察,我全程担任翻译。

史迪威将军短发,高个子,并不粗壮,戴着一副金丝圆框眼睛,有股儒雅睿智的气质。

我们的话题是从对战争的感想开始的。

史迪威将军说:“人类大体上有两种竞技角逐,一是文明的体育,一是野蛮的战争,然而我是一生都有所经历。”

随即他回忆自己出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农场主家庭,从小爱好体育运动,在读杨克斯高级中学时就是校足球队运动员,17岁考入美国西点军事学校,荣获过优秀足球运动员的称号。

“现在我人到老年,再处于人类最残酷血腥的战争,虽都是智慧较量、力量对比,但战争必竟不是足球,它是以人的生命为资本进行运作,可不能有丝毫的闪失呀!”

我听后异常兴奋,想不到将军对战争和足球有如此精辟的理解,句句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我赶紧向他说:“将军,我也是一个在学生时代起就酷爱足球的运动员,从小学、初中、高中。在目前就读的复旦大学,我一直是学校足球队的中锋,此时深能领悟您这番话的精髓,只不过现在我纯粹还是一个年轻稚嫩的参与者。”

将军听后十分诙谐地说:“好啊,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我们是真正的知音了,那么眼前就要学会在战争中‘运球’,去争取‘破门’的胜利。”

史迪威将军的一席话留在了我一生的记忆里。

晚年,当我驰骋在绿茵场上时,以“世纪足球老人”名义登上央视时,我还能想起他那高瘦、魁梧的身材,和那透着谦和、智慧的目光。

就连他那高翘的鼻梁,在我看来也不是傲慢的产物,是属于正直人品的彰显。

短暂相处的史迪威将军,可谓是我绿茵场外所难遇的教练,黄沙场上所幸难逢的良师,终身难忘。

2005年我与史迪威将军外孙相逢

毫无疑问,史迪威将军是个带兵的高手,他有天赋又有超人的毅力。
对美国公众来说,史迪威是遭遇失败时徒步走出缅甸的英雄,对美国大兵来说他是乔大叔。
在英国人看来他难以相处——反正他也不喜欢英国人。
对于中国来说,史迪威是蒋介石一直不喜欢的人,但在中国士兵看来,史迪威将军专心致志,志在必得,并富有幽默感,是个再好不过的带头人。
更重要的是,史迪威一直关注士兵的福利,不管是美国士兵还是中国士兵,一视同仁,一以贯之,对于已经坚持八年抗战的疲惫之师,能吃饱饭、有充裕的子弹上战场,就愿意为之赴死。
而史迪威最大的野心,是想证明一件事。
这件事,他曾经对一个记者说过:“如果我能够让征募来的中国士兵跟任何一个盟国士兵一样出色,我也就死而无憾了。”
这样看来,驻印军算是史迪威的一场大型试验。
这些年轻的中国士兵没有让乔大叔失望,他们在缅北反攻中的出色表现,让史迪威证明了他的设想。
这一点上,史迪威将军居功至伟,我们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