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式辉回忆录中的胡适

文:杨海亮

熊式辉的《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下文简称“《海桑集》”）中有多处提及胡适，对于胡适研究而言，这是一份有一定历史价值的史料，且由于熊式辉身处“历史现场”，回忆录由其日记连缀而成，这份史料也就更为可靠、珍贵。

熊式辉（1893-1974），字天翼，江西安义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并投身辛亥革命，此后长期活跃在国民党军界、政界，曾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师长、第十三军副军长、淞沪卫戍司令、江西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中央设计局秘书长、东北国民党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等职，还曾晋升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可以说，在国民党时期，熊式辉是一个比较显赫的政治人物。关于《海桑集》，熊式辉在“著者叙言”中表示：“本书资料，乃摘录余六十年来之日记。余之日记，自民国纪元前五年始以迄于今(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七一年）从无间断。兹所摭入，偏重在国民革命有关之事……凡属于当时国家军、政乃至党务之见闻，皆属身所经历者。”

▲熊式辉与胡适

《海桑集》中，熊式辉与胡适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42年4月13日。当时，熊式辉的身份是国民政府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充任出席同盟国军事作战会议之中国军事代表”。熊式辉回忆：

午，车抵华盛顿，宋子文部长、胡适大使等三十余人俱在站相迎，一一握晤后，即偕宋至伊家午膳，略谈大局形势，伊言大要……下午走访胡适大使、魏道明大使（驻法大使留美未到任)。晚与同人共赴宋部长家晚宴，十时子文、子安同步行来旅舍，略谈重庆情形及总裁生活近况，余言嫌太尽。

1942年3月18日，熊式辉启程赴美，途中折腾了25天，于4月13日抵达华盛顿，受到时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和驻美大使胡适的接待。熊式辉代表团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派驻美国的第一个军事代表团，其任务十分明确，就是“参加英美所新成立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及下设机构军火分配委员会，借此与盟国展开全方位的军事合作关系”。

▲宋子文与胡适

1942年4月21日，熊式辉在胡适寓所晚膳。膳后，两人作了长谈，至深夜十二时才结束，长达四个小时。此次长谈，熊式辉作了详细记录，内容之一如下：

伊到美以来经过情形；美国对华借款等事，并非任何人交涉之力，完全为大势所趋，出于美政府之自动，并引例证云，廿七年十月廿五日办理之二千六十万借款，正当汉口、广州相继沦陷，情势恶劣之时，陈光甫与伊当晚正在忧虑无聊之际，忽然财长来电话邀往私寓饮酒，入室则座中并无杯盘，而预有财部次长数人先在其室，至则自言桐油借款已通过，但中国战报不佳，未知能否继续抗战，总统待此消息后批办，其事之成就实出意外云云。

桐油借款已是事实，作为军政要人的熊式辉应当知悉大概，胡适自然不会造次。胡适说，美国对华借款等事，并非任何人交涉之力。这话并非妄言，毕竟一国的外交行为的根本原因是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就以熊式辉代表团与美国的交涉为例，熊式辉到美后数月，美国方面“既不同意其加入参谋长联席会议，参与盟军军事决策，也不答应立即加大援华力度，扭转中国国内形势”。究其原因，在于美国自身的战略选择。当然，一国“利己”的同时可能“利他”。而“利他”的实现往往需要一定的外力。其实，作为驻美大使，胡适自己就付出了不少“交涉之力”。中美桐油借款谈判是在1938年10月，罗斯福总统获悉广州、武汉相继失守，而中国国内主和派又在大肆宣扬和谈，也就不免担心借款之后中国政府放弃抗战。胡适洞察罗斯福的心思后，立马要求重庆方面发表“绝不和谈”的声明，而当得到蒋介石回电对罗斯福做出保证时，他还认为蒋介石的语气不够坚定，“决定大幅删改蒋介石的电文，务求能够稳住罗斯福的信心”，以至于胡适在处理这次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果断，被人认为“和他以往行事的慢悠悠而不积极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而且极不寻常”。殊不知，胡适在大是大非面前，是绝不含糊的。显然，胡适的影响和推动，即是促使美国外交“利他”的一股“外力”。

▲罗斯福与胡适

当晚长谈的内容之二，是胡适与宋子文的龃龉，熊式辉回忆：

以前各事皆颇易办，宋子文到此之后，因其性格不易与人合作，相处实感痛苦，伊力持大体，绝无个人功名之计较，事事避免冲突，乃以相安，并举一例云：廿九年三月间，子文组织现在C.D.S（China Defence Supply. Co.，即中国防务供应公司——编者注）在公司活动借款，美财政部长当伊与子文面，疾声厉色，呵斥子文高价雇用律师，密向总统府活动，以压制财部欺总统，子文力辩。财长云:“你是聪明人，漂亮人，心里应该明白。”以后由在座之财部属员中间调说，始得下台，其后谈及中间有一项条文，为一次与六次交款之争议，僵不能决，几至不能签订，后仍由财部人员为之设法，由伊出面向财长解说，始得签字；但宋仍只与李干同署名，深恐伊分功，伊亦乐于从旁以观厥成。

胡适与宋子文的不合，胡适在1942年5月19日的日记里有集中袒露：“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去年12月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他手下的施植之对人说的。）”关于两人的不合，熊式辉也早有耳闻。如，熊式辉访美之前，旁人陈庆云就曾嘱咐他：“宋子文只有部下，无朋友，利用人时讲交情，否则弃之若弊，与之来往，了解其个性，始能免于冲突。”到美之后，熊式辉与宋子文有了直接接触，对其为人处世有了更多、更深了解。熊式辉到美伊始，宋子文即向其推荐朱世明为代表团副团长。1942年4月18日，熊式辉到美还不足一个星期，便深感处境不佳：“深夜不寐，念念于此间工作环境已感可虑，盖数日来与子文接触，深觉其支配欲甚强，而忮求心更切，即如本团之租屋及购车等细微之事，亦受干预，遑论其他。”熊式辉与宋子文直接接触只有几日，而胡适与宋子文一起共事已近两年（1940年6月，宋子文以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身份常驻美国。1941年12月，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仍驻美国），胡适实感“痛苦”，实不夸张。胡适“力持大体”，“乐于从旁以观厥成”，倒似蔺相如待廉颇。据熊式辉回忆：“胡大使言时，一种君子风度，心平气和，可嘉。”熊式辉以“助人为快乐之本”劝胡适：“君与宋君，一为圣贤襟度，一为英雄手法，宋有其长，短在功利心急，忮求太甚，吾人为国相忍，当予原谅。”不能说熊式辉对胡适的“痛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其“感同身受”的程度远远不够，那是无疑的。

当晚，胡适还向熊式辉提及宋子文对自己的一次欺骗行为。胡适言之凿凿，熊式辉一一记录：

廿九年十二月一日日军初进安南，美政府自动借一万万元与中国以为声援，当晚伊不知有其事，因在外演讲，将由纽约返华盛顿，忽接宋处电话，告知子文即晚来纽约，有要事相商，请其务在纽约相候，勿回华盛顿，伊答允之，继后有李国钦及纽约中国银行电话，亦同前所云，并言子文处相寻未值，特叮嘱转致。至十一时，华盛顿开至纽约火车到站，未见子文至，询之乃言未赶及班车，明早准来，坚嘱相候。伊不知有何要事，信而不疑。及至翌晨阅及早报，见报端公布美政府已宣布借款一万万元与中国之消息，乃恍然子文昨讬故迟滞伊返华盛顿之行，将恐伊与闻其事。余闻乃觉太奇，答以宋或真拟是晚赴纽约，故相约，未必别有心机。适之又言此事先亦不知所以，后闻毛邦初告知云，其晚子文夫妇等原购有纽约戏票六张，拟赴纽约观剧，忽接财部电，告知一万万元借款与中国之决定，明日可宣布，宋接电话后即四嘱电话告胡大使在纽约相候勿返，此非另有用意为何？次日伊到华盛顿相晤，子文并无一语言及电话约候事，盖无理由可说，因绝无要事须在纽约相商也云云。

熊式辉听罢胡适的叙述，“以为宋、胡同在美与人周旋，内部当力求协调，方免差误，所述各节，即有其事，吾人为国家爱惜人才计，亦当设法匡救其短，忽视其在此狭隘道途上发展漠不关心，宜设法忠告善导，以尽友谊”。对于宋子文的心机，熊式辉轻描淡写，充当“好好先生”，不足为怪。但对胡适而言，宋子文的做法极不可取。胡适是书生，宋子文是政客，即便不能武断地将宋子文定性为工于心计、精于算计，但在投机取巧、偷奸耍滑方面，胡适绝对不是宋子文的对手。类似的撒谎，胡适日后又有所识破。1943年11月5日，胡适日记：“去年我8月20日回到美京，子文邀我午饭，只有我们两人，他说，你要知道，你的继任者不是my choice［我的选择］。我这外交部长是假的，什么事我都不知道；就如新放的土耳其公使，我连姓名都没有听见过。当时我以为子文是爱面子的人，他说的话也许可信。……近来几个月之中，我得着两个可靠消息，才知道魏道明确是宋子文保荐的。其实他何必对我自辩？他的‘撇清’，只足使他成为一个说谎的人而已。”这个例子，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设计局秘书长等职的王世杰也可“作证”。1942年9月13日，王世杰日记：“宋子文身膺外交部长之重任，然长期留华盛顿，迄未返国，亦无返国之意。党内外人士颇不谓然。孙哲生甚至谓其步流亡政府之后尘。彼此次推荐之魏道明，亦深为中外所不满。此君（宋）确乏容人之量。可惜。”宋子文的伎俩，主要意图是争功弄权。正如齐锡生所指出的那样：“宋子文毫无疑问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而又有高度控制欲的人，他的个性是不甘扮演配角，一定要霸占舞台中央。因此，除非他能够成为主宰中美关系独一无二的人，否则他不会罢休。”应该说，宋子文的种种言行，确实强化了包括胡适在内的多人对其的负面观感。当然，宋子文的专业知识、外交谋略、政治智慧、办事能力等，要另当别论。

▲王世杰

作为国民政府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副总统华勒斯、参谋总长马歇尔、财政部长摩根索、陆军总长史汀生等美国决策人物，并一再催促美国加大对华的援助力度。在美期间，熊式辉“劳烦”胡适之处也有不少：

1942年5月6日，访胡大使，讬查询美政府对我要求扩大英、美参谋会议之反应及约访赫尔外长。

1942年5月19日，胡大使来谈伊近与美政府人员谈话情形，因示以四月廿一日送致罗斯福总统电函（委员长之电函)及备忘录，并余五月十八日致马歇尔总长函稿，嘱其再向美政府询问对此意见。

1942年8月8日，偕胡大使往访美国务卿赫尔，普通拜访。（熊式辉不谙英语，全赖人翻译——引者注）

《海桑集》中，熊式辉还较为详细介绍了自己应胡适之邀参加的一次聚会，时间是1942年8月1日：

晚九时，胡大使以练习英语为由，妄邀余赴美国友人某君处吃茶，与徐参谋长贸然从之去。至则知为美外交部顾问Stanley K. Hornbeck及东方司司长Maxwell Hamilton预设之茶会。余久闻Hornbeck乃一美国官僚，熟悉中国情形，闻曾在浙江某校任教授，犹以数十年以前之中国人对待我们，完全装着副旧时领事、传教士的旧头脑，对中国怀着一种次殖民地的旧观念，除为了保持其“中国通”之资格，不得不与中国人周旋外，对中国绝无好感，对中国人绝无友谊之可言。不久之前彼有电话约来访，余允之，届时彼未至，却反来电话，故为误会，告知彼在家候余往，何不见至，余令人回答之云:“昨日相约是云，‘你来见我，并不是我去访你，我无事欲与谈。既然误会，彼此作罢了事。’”可见其人是何等卑劣而可厌。

熊式辉此次聚会的体验很不愉快：“余既往亦不得不虚与委蛇，胡君与之似为职务上之关系颇相敷衍，书生本色到处天真，余则颇自愧悔事前不察，以致盲从，其似孔子之与阳货遇之于途，不胜尴尬。”有人说熊式辉的民族主义情绪较浓，十分看重外交交涉中的对等原则，此亦一例证。熊式辉说胡适“书生本色到处天真”，意指胡适在外交上不硬气、不干脆，其1942年8月27日所记也表达了同样的认知：“魏道明来谈，伊将调任驻美大使，其所谈论较胡适为强，此后中美外交，或不致如前之陷于停顿状态中。”不久，魏道明正式接替胡适出任驻美大使，熊式辉更是抱以极大希望：“魏大使道明，来道对美外交应改变作风，余告以在此大时代中，君负光荣使命，如以革命精神，一扫过使节之因循态度，创造新中国外交路线，则成功固好，失败亦无可非议，最怕不生不死不痛不痒的仰人鼻息坐着等候。”此处，熊式辉虽未点名道姓，但字里行间流露的是对胡适行事风格的不满。胡适的“苦撑待变”，在这个军人眼里，等同于“坐着等候”。至于胡适辛苦奔波为最大限度争取美国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似乎是不屑一提的。

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免去驻美大使一职的电报，并于9月18日正式离职。《海桑集》中，熊式辉再次提到胡适是在1943年4月：

大风雨，连绵三日，余午始得飞离爱尔兰抵葡京Lisbon，承李公使等迎候……李公使临别握手，叮嘱讬代呈欲调回国，曰年事已高，不宜久滞于外，来此已八年矣，余见其目不能明于视，足不能良于行，在此战时，精力尤恐不济，所言尚属诚意，惟忆去年初到华盛顿时，胡适大使亦为余言代求脱，及后政府易以魏道明，而又怏怏然不满于色，听人之言，亦未可即信其行，姑志之。

熊式辉说胡适曾请其代求脱，这在其回忆录中也曾提及，即1942年4月13日晚两人长谈结束后，“伊颇觉子文性格不易为力，唏嘘而散。临余登车坚握余手曰:‘君有诸葛之称，宜可借箸代谋，为我解除现职，救出火坑’”。胡适的原话是否如此，不得而知。熊式辉说胡适被魏道明接替后“怏怏然不满于色”，不知有何根据。一句“听人之言，亦未可即信其行，姑志之”颇有意味，言外之意是说胡适心口不一、言行不符。

▲1942年熊式辉（右）与驻美大使魏道明

胡适在美期间，享受了“大使”的光环，这不可否认。但说他留恋“大使”一职，因去职而不满，似乎说不过去。胡适凭自己的了解，起初就对宋子文好感不多。1940年8月15日，宋子文在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和国务院政治事务顾问霍恩贝克会谈援华问题后，将美对华借款现无希望一事告知胡适，胡适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此是意料中事。我当初所以不愿政府派子文来，只是因为我知道子文毫无耐心，又有立功的野心，来了若无大功可立，必大怨望。”1941年12月，宋子文任外交部长，胡适即表明去意：“上午子文来谈，他说他决定就外长事。我对他说，郭复初（即郭泰祺）来时，我曾对他说：‘你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你知道我不想干这种外交官的事。你回去时，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请千万不要迟疑。’现在你也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我也同样向你声明。如果政府要更动驻美使节，也请你千万不要迟疑，我随时可走。他说：‘我不是你的上司，我们只是老朋友，我们要合作。’”胡适虽然精神苦闷，但国家艰难，还是要识大体、顾大局，故一再忍让，以“和”为贵。后面，国民政府易人，胡适应该是求之不得。

胡适当时的心态，也可从其致他人的信中窥见一斑——1942年5月17日，胡适致信傅斯年：“我在此实在无善状可告朋友。‘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这两句杜诗，时时在哼着。”同日，胡适给翁文灏、王世杰写信，言明自己与宋子文在美共事中的深刻矛盾：“某公（指宋子文——引者）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出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两兄了。去年12月8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但不久即有（郭）复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以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须费解释，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寻一个相当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两兄知我最深，故敢相告，不必为他人道也。”9月10日，在致王世杰、傅斯年、钱端升、翁文灏、周炳琳、张忠绂等人的信中，胡适写道：“五年中，负病工作，忍辱，任劳，都只是因为当日既已动一念头，决心要做到一点成绩，总要使这一万三千万人复认识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不但可与同患难，还可与同安乐。四年成绩，如斯而已。”一方面，胡适与宋子文相处已“实感痛苦”；另一方面，胡适于大使任上已“毫无用处”。此时，胡适被人取而代之，何来不满？其实，胡适“怏怏然不满于色”，与其说是“恋栈”，不如说是“无力正乾坤”。几年外交，胡适早已深刻地认识到，美国“根本不关心中国的存亡”，只有当中国遭遇“最吃紧之危机或暴敌最横行之时”，它才予以象征性的援助。

事实上，熊式辉代表团在美国的军事外交也是同样遭遇。尽管代表团苦心交涉，可“不管是正面要求，还是求助于美国其他机构、个人的‘旁敲侧击’，均无效果”。当远征军入缅作战受挫后，代表团的任务改为努力劝说美国加大对华军事援助，但“美国既不愿意派兵赴远东参战，也没有改善中印空运”。最后，代表团无功而返。这场中美之间的军事外交，同样应了熊式辉自己说的话——“最怕不生不死不痛不痒的仰人鼻息坐着等候”。

1943年5月19日，熊式辉再次提到胡适，记的是胡适对于熊式辉关于自动取消不平等条约这一提议的反应：

胡适大使适来谈，伊近与美政府人员谈话情形，余嗣述日前与施大使（施肇基——引者注）所谈自动取消不平等条约事，彼反应殊平平，一似无足轻重。

此前，熊式辉曾与施肇基谈起自己关于自动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想法，认为中国之不等条约快近百年，应当取消。熊式辉表示：“今各地经日军蹂躏，列强莫不销声匿迹，我军抗战胜利后岂容以血肉争回之国土，仍任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依旧存在，吾侪当向政府建议乘日军犹在占领时，即于本年八月廿九日不平等条约一百周年纪念时明白宣言，自动取消。”平心而论，熊式辉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其爱国之心无须怀疑。但自古弱国无外交，胡适“反应殊平平”，大概缘故在此。即便如孙科者，虽赞同熊式辉的想法，却不得不承认：“不平等条约虽已取消，英美最近新发起之粮食会议、货币统一及将来贸易自由乃至重兵器制作等议论，于弱小国家仍将予以新的桎梏。”

1947年1月9日，时任东北行辕主任的熊式辉由沈阳飞往北平，拜访了李宗仁。当天，熊式辉与胡适见面，并留下胡适对时事的三点看法：

与胡适谈时事，彼言目前问题：（1）军队纪律不如前。（2）经济之纷乱可怕。（3）国民党内太复杂，将来必分，不如在蒋先生领导时任其分为两个党，旧招牌无论那一部份承继，其他一部份名目可新设，领袖可暂超然。

是年8月，熊式辉接到调令，免去东北行辕主任一职，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9月，陈诚从南京飞抵沈阳，以参谋总长身份兼任东北行辕主任一职，接替熊式辉主持东北战局。其间，“沈阳与天津之间，时多诬蔑前东北行辕言论（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辕主任时，陈诚派人到东北四处调查，并大肆宣传熊式辉、杜聿明等人贪污受贿、任人唯亲等负面消息——引者注），尤其是天津期世报及另两小报，不断造谣”。胡家风、关吉玉等，都劝熊式辉早日赴京消弭是非，而胡适与众不同，他赞同熊式辉“暂休”。

《海桑集》中，熊式辉谈其对美国上将魏德迈的看法，也涉及胡适，时间大约是在1947年8月：

魏德迈来华仅仅一个月，彼至各主要城市访问，多注意与一般失意政客或中共同路人接谈，自命为深入下层，可以掘发黑暗一面之真像，不知以耳代目，察察为明者，已被奸人牵着牛鼻子，钻进了他人圈套而不自知，据胡适之语人云，魏氏无科学头脑，与彼晤谈，痛诋杜聿明，谓曾在东北刮有两列车古董进关，胡氏问何年何月？何地起卸？何人见证？科学时代的吾人，不应道听途说，作不能求证之妄语，魏氏哑然无以应。

熊式辉对魏德迈的印象不好，并引胡适作“旁证”。胡适对魏德迈印象如何，不见详论。但胡适见过魏德迈是可以确定的。胡适1947年8月2日日记：“昨天 General Albert C.Wedemeyer［阿伯特·C.魏德迈上将]特使团到北平，约我去谈话。……五点十分同Wedemeyer［魏德迈]谈到七点二十分。”日后，熊式辉与胡适见面，谈到马歇尔，熊式辉称：“马歇尔与魏德迈是一类愚而好自用的东西。”

熊式辉对胡适的回忆，《海桑集》中还有几处，但无关要义，不再摘录。

综上，熊式辉的叙言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一般而言，回忆性的资料，因为事隔数年甚至数十年，难免出现“模糊”“走样”和“失真”问题，加上回忆者的主观色彩，在使用时尤需谨慎。《海桑集》与一般的回忆录不同的是，其内容基本上取自其日记，其中的人物、时间、地点、对话、细节等，大多比较确切、清楚，加上熊式辉的观察是“建立在亲身体验和日积月累的史料上”，这部回忆录的历史价值也就相对较高。

在《海桑集》中，熊式辉并未对胡适进行整体的、集中的总结和评价，通过零星的相关记录可知，在熊式辉眼中，胡适是个书生，做外交也好，谈时局也罢，始终不改“书生本色”。胡适的外交行为、外交成绩，熊式辉认为是微不足道的。这也是当时和后世不少人的评价。这样的评价多少还欠公道。要知道，胡适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才“临危受命”的。他是一个书生，“且不说在强权外交及尔虞我诈的国际外交中，他那书生式的‘诚实与公开’的外交难以应付。即就国内来说，自胡适任美使以来，便有各种议论、反对和责难，也是书生难以应付的”。而最为关键的是，“美国对华政策不取决于中国的需要，更不取决于中国驻美大使的才干；而是取决于美国自身的利益和美国人对自身利益的判断”。因此，对胡适大使任上的作为，大可不必苛求。

傅斯年说：“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又说，“说到整理，除了对史料进行比较没有另外法子”。因此，对于史料，可谓“韩信点兵，多多益善”。鉴于《海桑集》中大多涉及胡适的“外交”，不妨再对照另一则史料——“我不相信兄是头等外交人才；我也不相信，美国外交政策是容易被他国外交官转移的。但是我深信，美国外交政策凡可以设法转移的，让兄去做，较任何人为有效。这不是我向兄说恭维话，这是极老实话。我也知道，兄常常遇着苦闷，政府所给外交训令，往往不甚体贴环境，使兄为难。但是兄也要常常纪念着，抗战的艰苦，不是兄等所能尽瞭，政府情急势急，才将难题的一部分硬叫兄等去做。”这是1940年8月8日王世杰写给胡适的信中的一段话。1974年11月19日，在胡适去世十余年后，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阅民卅年日记，觉复初（郭泰祺）、适之在外交方面，有超越其他职业外交家的贡献，而未尝作自我宣传者，令余心钦。”

两相结合，似乎可以说，作为驻美大使的胡适固然是个“书生”，是个“到处天真”的“书生”，却也是个忠于职守、令人敬重的“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