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轰炸东京做准备：杜利特尔及手下在埃格林机场的训练

来源: 燃烧的岛群

1942年3月初，美国陆军航空队第17轰炸大队精心遴选出的140名官兵抵达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Eglin）机场。此前，他们刚从俄勒冈州的彭德尔顿航空基地调往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航空基地。在埃格林机场，他们将接受一系列训练，准备执行太平洋战争中最大胆、最知名的空袭任务之一——轰炸包括东京在内的多座日本城市。此前数月，来自战争前线的都是些悲惨和不幸的消息，这次任务的成功无疑将大大鼓舞美国军民的士气。

这140名官兵后来被称为“杜立特尔突击队”，他们将在埃格林机场经受为期三个星期的训练，然后搭乘“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出发，去执行那场著名的对日空袭任务。

图1.“杜立特尔突击队”的B-25轰炸机停放在佛罗里达州埃格林机场的停机坪上，摄于1942年3月

一切要从四个月前的1941年12月7日说起。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渴望对日本人进行报复。12月21日，他要求军方制订一项计划，用陆军航空队司令亨利·“哈普”·阿诺德中将的话说，就是“以轰炸的形式，让小日本真正体会到战争意味着什么”。

到1942年1月底，阿诺德的特别助理詹姆斯·“吉米”·杜利特尔中校和美国舰队总司令、后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欧内斯特·金上将手下的一名参谋弗朗西斯·洛（Francis S. Low，他是潜艇部队出身）上校分别独立地得出结论：美国陆军航空队的B-25“米切尔”中型轰炸机可以从海军的航空母舰上起飞，挂载3000磅炸弹空袭日本。机组人员可以从日本以东400英里处起飞，轰炸日本境内的军事目标，然后安全飞抵中国境内非日占区的基地，飞行全程约2000英里。

在对美国陆航麾下各B-25轰炸大队进行审查后，杜立特尔选中了下辖第34、37、95轰炸中队和第89侦察中队的第17轰炸大队。该大队驻扎在俄勒冈州东北部的彭德尔顿基地，此前一直在美国西北海岸执行反潜巡逻任务。1942年2月3日，第17轰炸大队接到命令，前往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陆航基地。

图2.“吉米”·杜立特尔中校（中）在埃格林机场的68号机库附近与手下的机组人员交谈，从左至右分别是保罗·伦纳德（Paul Leonard）中士、亨利·波特（Henry Potter）中尉、理查德·科尔（Richard Cole）中尉和弗雷德·布雷默（Fred Braemer）中士

与此同时，杜立特尔通知第17轰炸大队指挥官威廉·米尔斯（William C. Mills）中校，称他已选中该大队执行一项危险的任务，这项任务需要高超的技能，而且对正在进行的战争意义重大。杜立特尔没有告诉米尔斯任何其他细节，就勒令他们的飞机在飞往南卡罗来纳州的途中改道飞往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接受多项改装。

第17轰炸大队于2月16日抵达哥伦比亚陆航基地。两天后，杜立特尔也来到基地，要求大队官兵志愿执行一项危险的绝密任务。由于整个轰炸大队的官兵都自愿参加，因此轰炸中队指挥官爱德华·约克（Edward J. York）上尉、艾尔·卢瑟福（Al Rutherford）上尉和卡尔·鲍迈斯特（Karl Baumeister）上尉从全大队挑选了24个机组（共80人）和60名士兵（包括地勤维修人员、军械维护师和其他专业人员）参加这次特别行动。

图3.机械师正在检修参加空袭的B-25轰炸机的发动机

到1942年2月28日，被选中的机组人员和士兵已全部抵达沃尔顿堡附近的埃格林机场。当时，埃格林军事保留区包括埃格林主机场、七座辅助机场，以及位于乔克塔瓦哈切国家森林里的几座用于轰炸、射击训练和武器测试的靶场。由于机场设在人迹罕至的森林中且附近没有大城市（1942年年初，附近的奥卡卢萨县只有约1.29万名居民，沃尔顿堡北部最大的城镇克雷斯特维尤也只有2900名居民），再加上临近墨西哥湾，便于开展水上飞行训练，因此埃格林机场成了杜利特尔及其手下开展训练的不二之选。

在1942年3月的头两天，机组人员绕着埃格林军事保留区飞行，以明确辅助机场的位置。杜利特尔中校于3月3日抵达埃格林机场，并向参加训练的人员提供了一些有关任务和训练的补充细节，他特别强调了这次任务和训练的绝密性质。在埃格林机场的训练结束时，空袭队员们已经知道他们将从航空母舰上起飞，但却不知道他们将飞往何处。

在埃格林机场，杜利特尔及其手下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如何在不到500英尺的距离上，从起点以静止状态起飞满载状态的B-25轰炸机，此时包括机组人员、燃油和炸弹在内，飞机总重约14.1吨。通常，在海平面高度且无风的状态下，满载的B-25轰炸机需要滑跑3300英尺才能安全起飞。然而，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B-25轰炸机滑跑距离约为450英尺，即航母飞行甲板的前半部分，因为飞行甲板的后半部分将停满等待起飞的B-25轰炸机。

图4.停放在埃格林机场停机坪上的B-25轰炸机

来自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海军航空站的亨利·米勒（Henry L. Miller）中尉也来到埃格林机场，帮助杜立特尔的机组人员开展短距起飞训练。不过，米勒中尉从未见过B-25轰炸机，更不用说驾驶了。

在埃格林机场第一个星期的训练结束时，杜立特尔的机组人员开始进行短距起飞着陆训练，每天的训练通常从早上7点开始，直到晚上10点才结束。每天清晨，官兵们就在埃格林主机场的停机坪上检查飞机，飞行员和领航员分别听取情况介绍。然后，飞行员告知领航员当天的训练安排：在哪个辅助机场进行短距起飞、轰炸或射击训练，或是在墨西哥湾上空进行导航训练。

为了进行短距起飞训练，在几个辅助机场的跑道上画上了模拟航母飞行甲板的白线，并在250英尺处做了标记，在400~700英尺的距离上每隔50英尺插上了旗子，以帮助机组人员判断起飞距离。飞行员们从总重约12.2吨的轻载B-25开始，测试不同的起飞速度、刹车、襟翼位置和油门位置，以找到在350英尺内正常起飞且不失速的组合。

图5.B-25轰炸机驾驶舱内的情景，驾驶者是最后一位去世的空袭队员理查德·科尔

随着训练的深入，飞行员们开始驾驶满负荷状态的B-25训练，并记录下从开始滑跑到升空的准确距离、风速和载荷状况。训练期间，杜利特尔和米勒大队长在3号辅助机场评估了24个机组的短距起飞操作能力，并根据他们的能力高低排了先后顺序。到3月24日，所有机组人员都能以55~60英里/小时的速度，在襟翼放到底的情况下，在不到500英尺的距离内驾驶一架满载的B-25升空且不会失速。训练刚开始时，平均起飞距离为800英尺，到训练结束时，最短的起飞距离已经缩短到287英尺！

不是赫尔伯特机场

在20世纪80年代的几次访谈中，几位参加过空袭的幸存者表示，训练机场“远离窥探者”“靠近埃格林主机场”且“设在荒郊野外”。由于辅助训练机场位置偏僻且清晨很早就要起床，使空袭队员们很难甚至无法记住他们具体的辅助训练机场是哪个。不过，虽然缺少确凿的证据，但空袭队员们似乎是在1号辅助机场（后来的瓦格纳机场）和3号辅助机场（后来的杜克机场）训练的。《1944年埃格林机场总体规划》中专门提到，1号辅助机场是训练场地。《陆军航空队试验场司令部史》第三部分“1935~1944年的枪炮训练”中提到，空袭队员们是在3号辅助机场训练的。几名空袭队员回忆说，他们是在埃格林以北克雷斯特维尤方向的辅助机场训练的，而3号辅助机场正好位于埃格林主机场以北约15英里处，大约位于瓦尔帕莱索和克雷斯特维尤之间。3月23日，詹姆斯·贝茨（James Bates）中尉驾驶的一架飞机刚从3号辅助机场起飞就失速坠毁。此后，空袭队员们可能使用了其他辅助机场练习短距起飞。

图6.从空中俯瞰1号辅助机场（后来的瓦格纳机场）

一些人以短距离起飞的照片为证据，认为空袭队员们是在皮尔机场，即4号辅助机场训练的。然而，这些照片并不是在1942年3月拍摄的，而是1944年麦特罗·戈德温·麦耶公司拍摄的关于杜立特尔空袭的电影《东京上空三十秒》的剧照。《陆军航空队试验场司令部史》记载，皮尔机场就是电影拍摄地4号辅助机场。

最后，一些人认为空袭队员们是在9号辅助机场，即现在的赫尔伯特机场训练的。20世纪50年代赫尔伯特机场的一名前指挥官可能是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一些官方历史和对空袭队员的采访也沿用了这一说法。大队长米勒退役后提到，训练是在“水边的一座机场”进行的，这里的“水边”可能是圣罗莎湾，就在9号辅助机场南面。然而，这种说法完全是以讹传讹，因为1942年3月时还没有9号辅助机场。

图7.在埃格林基地的40-2291号B-25B轰炸机，摄于1942年3月

杜立特尔及其队员还进行了长距离、低空水上飞行训练，以便能够在无目视参照物或地标，或没有无线电导航的情况下进行远距飞行，并为确定空袭编队在此类飞行条件下的燃油消耗量提供数据，具体路线是人们根据实际任务情况预估的：他们从埃格林机场飞往佛罗里达州的迈尔斯堡，然后飞往德克萨斯州的埃灵顿机场，休息和加油后返回埃格林机场。在埃灵顿机场还发生了训练期间的第一起事故——3月10日，理查德·乔伊斯（Richard O. Joyce）中尉驾驶的飞机在着陆时前起落架折断了。

此外，队员们还进行了低空轰炸训练。在埃格林基地轰炸靶场和墨西哥湾上空，他们分别在1500、5000和10500英尺高度投掷100磅重的练习弹。他们还模拟轰炸了佛罗里达州海湾沿岸的一些城镇，导致当地居民向埃格林机场指挥官乔治·蒙迪（George W. Mundy）少校投诉。

在埃格林机场进行的低空轰炸训练表明，B-25的标准投弹瞄准器——“诺顿”投弹瞄准器的精度相对较低。鉴于此，再加上考虑到这种投弹瞄准器有落入日本人手中的可能，因此杜立特尔下令将其从飞机上拆除。第11号机的军械师兼飞行员查尔斯·格林宁（Charles R. Greening）上尉和第14号机的炮手埃德温·贝恩（Edwin V. Bain）中士在埃格林机场的车间里，用两块铝片制作了一种绰号“20美分”的投弹瞄准器，并将其戏称为“马克·吐温”。在埃格林机场进行的轰炸训练和实际空袭中，事实证明“马克·吐温”投弹瞄准器的精度还是有保证的。

图8.一张罕见的参加杜利特尔空袭的B-25轰炸机的彩色照片，摄于其改装故障频发的机腹炮塔之前

由于大多数炮手从未在飞机上开过火，因此杜立特尔还安排时间开展了射击训练。炮手们在地面和空中练习了用12.7毫米炮塔机枪和7.62毫米机头机枪射击。在埃格林基地的一处辅助机场设置了目标进行地面射击训练，并利用海湾里的海面浮油进行飞行扫射练习。由于12.7毫米机枪弹药短缺和炮塔故障，限制了炮手们的训练次数。当空袭队员们于3月25日离开埃格林机场时，所有航空机枪的保养情况均令人满意，但炮塔仍存在问题。

对飞机的改装

为了减重，早在2月早些时候，杜立特尔就根据中美洲航空公司两名机械师的建议，在进驻埃格林机场后在每架飞机尾部装了两根用车床加工过的粗螺纹钢，并涂成黑色，伪装成机尾机枪。从格林宁上尉提交的空袭后报告来看，此举似乎成功骗过了几架在空袭期间追击的日军战斗机。

杜立特尔知道，燃油是此次任务成功与否的关键。他在飞机上额外加装了油箱，用一个油箱替换了机腹炮塔，还在弹舱上方的爬行通道里加装了另一个油箱。当这批B-25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阿拉米达海军航空站被吊装上“大黄蜂”号航空母舰时，每架飞机总共可加注约4320升汽油。

图9.等待改装的B-25轰炸机，摄于1942年1~2月份，即在明尼阿波利斯的那次

在短短三个星期的飞行训练间隙，埃格林机场的机械师和本迪克斯公司的技术人员改装了一种特殊的化油器，替换了飞机原先使用的化油器，以便将B-25低空飞行时的耗油率降到最低，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航程。

空袭飞机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维修站（麦克莱伦机场）停留期间，一名机械师误将约克上尉驾驶的那架飞机上的“本迪克斯化油器”换成了普通化油器。4月18日上午，约克上尉从“大黄蜂”号起飞后，发觉他的飞机正在高速烧油，于是他在炸完东京后改道飞往苏联的符拉迪沃斯托克降落。由于苏日两国当时尚未宣战，因此苏联政府扣押了机组人员并没收了飞机。约克上尉及其机组乘员被苏联方面扣押了13个月，期间经历了数次转移，最终被关押到距离伊朗边境20英里的一个小镇上。最终，他们设法越境逃到了伊朗北部。

埃格林机场的工作人员还对飞机进行了其他改装，如在机翼前缘加装了除冰装置，并在所有飞机上安装了照相枪，以拍摄实际轰炸的照片。不幸的是，这些照相枪在空袭结束后几乎无一幸存。

图10.日本横须贺海军船渠，这张照片是仅有的几张空袭期间拍摄的照片之一，是从飞机坠毁后残骸中的照相枪里得到的

第7号机的飞行员特德·劳森（Ted W. Lawson）中尉在他的飞机上画了一幅戴着耳机、拄着交叉拐杖的唐老鸭漫画，之后许多飞行员纷纷效仿，都在自己的飞机上画了机头画。最后，由于这些陆军机组人员将在海军军舰上待几个星期，因此米勒中尉向他们传授了一些海军用语、礼貌和礼节，例如在上舰和下舰时要向舰艉的国旗敬礼。

作为空袭计划的发起人，杜立特尔认为自己也应该亲自驾驶B-25并完成短距起飞训练，而且他还想亲自带队完成本次任务。当弗农·斯汀兹（Vernon L. Stinzi）上尉因溃疡病病倒时，杜立特尔立即与斯汀兹的机组人员一起完成了短距起飞训练。随着训练和飞机改装工作在埃格林机场取得进展，杜立特尔也得到了阿诺德将军的允许，让他实际指挥这次行动。

参加空袭的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最初住在埃格林机场的营房里。杜立特尔允许已婚军官带着他们的妻子住在一起，这些人最初住在12英里外沃尔顿堡的一家旅馆里。几天后，杜立特尔安排他们住进了埃格林机场正门附近的瓦尔帕莱索旅馆，这是一家建于1924年的旅馆，可以俯瞰乔克塔瓦海湾。训练期间，飞行员们经常在返回机场的途中飞过瓦尔帕莱索旅馆。

图11.机首一侧绘有那个唐老鸭图案的空袭第7号机

杜利特尔、单身军官和士兵们住在基地宿舍。在漫长的一天训练结束后，他们几乎没有闲暇时间。尽管如此，米勒中尉还是对埃格林机场的住宿条件感到震惊，他后来称这些宿舍“很糟糕”，而且“单就生活区而言，并不吸引人”。

埃格林机场指挥官乔治·蒙迪少校对空袭队员们大量违反飞行安全的行为表示担忧。他接到了许多当地居民的电话，反映了B-25玩低空轰炸、在桥下飞行、在海滩和县城周围地区发出噪声等问题。不过，当空袭队员们带蒙迪少校驾机飞越墨西哥湾和佛罗里达海湾沿岸并来来回回地进行了低空飞行后，他就把这些投诉和违反安全规定的行为抛到了脑后，希望队员们能带着他做更多的飞行。

杜立特尔下令，没有家室队员的自由活动范围限定在埃格林机场以内。不过，还是有人设法离开机场，参观了当地的一些场所，如沃尔顿堡的木兰树俱乐部、位于玛丽·埃斯特镇（这是一座位于沃尔顿堡以西数英里处，沿98号公路而建的小镇）的海边培根餐厅，以及埃格林机场大门外、位于当时佛罗里达州20号公路旁边的银色酒吧和咖啡馆。

图12.空袭队员们在埃格林基地的宿舍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照片中左一就是遭遇第一起事故的理查德·乔伊斯中尉

就在空袭队员们在埃格林机场训练的同时，海军上校唐纳德·邓肯（Donald B. Duncan）也在檀香山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切斯特·威廉·尼米兹上将一起工作，以“企业”号航空母舰为核心组建了一支特混舰队，用以保护“大黄蜂”号特混舰队。3月的第三个周末，邓肯上校给在华盛顿特区、刚被任命为海军作战部长不久的金上将发去电报，称“企业”号特混舰队即将组建完毕，并发出了“告诉吉米上马”的暗语，这是让杜立特尔及其手下离开埃格林机场，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的阿拉米达海军航空站并被吊装上“大黄蜂”号的信号。

接到电报后，金随即打电话给阿诺德，告知了他这一消息。阿诺德也赶忙通知了杜立特尔。当地时间凌晨3点，埃格林机场的空袭队员们被叫醒，准备出发。

提振士气

杜利特尔再一次重复了他一直向队员们唠叨的事，他提醒队员们说：“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在埃格林做什么。”他还向队员们表示，即使他们觉得自己已经猜到了将要执行的任务，也要牢记“你们战友和其他许多人的性命都取决于你们，你们在这里的所见所闻都要保密”。

杜立特尔解散了所有人员，但选出22个机组驾机飞往麦克莱伦机场接受最后的检查和改装。这些机组人员在麦克莱伦机场停留，并于3月30日抵达阿拉米达海军航空站。1942年4月1日，“大黄蜂”号搭载着16架B-25轰炸机离开阿拉米达，前去与“企业”号特混舰队会合。

图13.吉米·杜立特尔中校（左）和“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舰长马克·米彻尔上校（右）在飞行甲板上与执行空袭任务的机组人员合影，摄于1942年4月18日空袭发起前几天。客观来说，杜利特尔空袭确实鼓舞了美国国内的民心士气，但也确实妨碍了“大黄蜂”号舰载机飞行员的训练

图14. 可能是出击当天拍摄的另外一张照片，美国陆航和海航飞行员能够和谐同框，也是难得一见的情景

1942年6月，杜立特尔在提交给阿诺德的行动后报告中写道：“大雾、恶劣的天气以及在埃格林进行飞机改装所需的大量时间大大压缩了训练时间”，但“在三个星期内，舰艇和机组人员都已安全投入使用，尽管对机组人员的额外训练和舰艇上的工作本可以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效率”。

事实证明，1942年3月，在埃格林机场进行的短短三个星期的训练和飞机改装已经足够了。退役上校卡罗尔·格林斯在《杜立特尔空袭：美国对日本的第一次大胆攻击》一书中写道，这次空袭“消除了笼罩在美国及其太平洋盟友头顶上的阴霾”，“与战争后期相比，轰炸造成的损失并不大，但这次空袭却产生了一些深远的影响”。

虽然杜利特尔空袭对日本几乎未造成任何实质性的破坏，但在承受了四个月的坏消息之后，这次空袭大大提振了美国军民的士气，并明显影响了普通日本人的安全感，因为此前日本本土从未遭受过敌人的直接攻击（不算1938年5月20日凌晨，中国空军第二大队十四中队对长崎的“传单轰炸”）。此外，空袭还导致日军从战场上撤回若干战斗机分队用于本土防御。

图15.空袭前，杜利特尔中校将一枚日本勋章拴在一颗炸弹上

图16. 因为这次英勇的出击，免不了在战后创作了大量宣传画作，本作中还原了搭载杜立特机群的“大黄蜂”号和伴随护航的“企业”号，如果这两艘航空母舰有难，美国海军很可能不得不龟缩到西海岸，让出整个太平洋

图17. 画作：杜立特轰炸东京，此时的美国陆海航仍使用蓝底白五角星加红心圈的机徽，连从空中亲眼目睹美机群的东条英机都一时半会没认出来是敌机

图18. 画作：杜立特空袭东京，这里出现了惊慌失措的日军军官，不过身着南方军的防暑衣造型并不适合4月份乍春还寒的东京气候，反而是背景两个操作高射机枪的士兵头戴大檐帽贴近史实一些

更重要的是，日本军方高层调整了战略方向，从在南亚和印度洋方向扫荡转为向东部的夏威夷方向拓展防御圈。杜利特尔空袭还直接刺激了日本海军，迫使他们寻机消灭未出现在珍珠港的美军航空母舰，这最终让美军在1942年6月4~5日的中途岛海战中大获全胜，一举扭转了太平洋战争的走势。

尾声

2007年4月15日，即杜立特尔空袭即将迎来65周年纪念日之际，埃格林航空军械中心指挥官大卫·艾德萨恩（David W. Eidsaune）准将下令为杜立特尔空袭队员雕刻一座历史纪念碑，以纪念他们在埃格林机场的训练。随后，埃格林基地将这座纪念碑矗立在瓦格纳机场（即原1号辅助机场）的入口附近。

图19.在白宫举行的授勋仪式上，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正将一枚荣誉勋章别在杜立特尔的军服上

图20. 在回到美国前，杜立特还接收了宋美龄代表校长授予的勋章，只不过在美国人出风头的背后，浙赣军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014年5月23日，所有参加杜立特尔空袭的队员（包括去世者）均被美国授予国会金质奖章，此时只剩三名队员健在：理查德·科尔（Richard E. Cole）、罗伯特·海特（Robert L. Hite）和大卫·撒切尔（David J. Thatcher）。2014年9月12日，美国空军协会以其首任主席的名字，将其国家总部大楼命名为“杜立特尔大楼”。

2019年4月9日，美国空军退役中校、“杜立特尔空袭”的最后一名存世者——理查德·“迪克”·科尔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去世，享年10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