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晓鹏
民国“四章”（章太炎、章士钊、章乃器、章伯钧）都是已载入史册的时代风云人物。“四章”中，既是企业家又以擅金融、财政的理论和务实而扬名于世的，则只有章乃器先生。
关于章乃器先生抗战初期在安徽那一段历史功绩，1950年代末在合肥时，曾听张恺帆、李任之、杨效椿聊起章乃器在省动委会的故事。1960年初代在上海，我陪母亲会见革命前辈魏文伯、唐晓光时，他们聊起章乃器先生当年在皖的故事，兴致勃勃。1980年代初我在北京，曾面聆张劲夫、李丰平、何伟、李人俊等革命先辈提及；1990年代中期，在上海，也曾听主政的陈国栋、汪道涵聊起安徽动委会那段经历，他对章乃器、朱蕴山、周新民的评价很高。
我1982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分配在商业部办公厅法律处。副处长潘晓，早年在粮食部时给章老当过秘书，1957年被牵累，打成右派。1980年“纠正”平反后，回商业部任职（粮食部并归商业部）。有天聊起中国人财产契约精神问题。他说，章部长当年说过，“中国农民自古以来最重契约精神；土改时，分田到户了，如果不烧契约，不发新土地证，不新立桩界，农民都不接收。后来，由于财产契约关系被破坏了，财产都归公了，农民千百年来形成和信守的财产契约崇拜精神被废除了，才出现农民和老百姓对公私财产不尊重的社会乱象”。
这句话，我曾汇报给主持农村改革的杜老（润生）。他说，“章老说的对，不尊重财产契约精神，是要受历史惩罚的。”
救国会领袖在苏州狱中合影，左起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沈钧儒
章乃器先生1938年1月~1939年4月，在安徽有过短暂从政的实践。一是担任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秘书（相当秘书长），在宣传动员组织全民抗战领域，发挥了精神领袖作用。二是担任安徽省财政厅长，为整顿战时财政，除旧弊、开新源，筹措抗日军费贡献突出。三是在皖动委和省财政厅名下，积极促进国共合作，既为共产党、新四军抗日在统一战线中发挥骨干作用，提供了财政军费，创造了合法工作条件；也为新桂系在安徽坚持抗战，扩大了民众动员基础和财政支持。
章乃器赴安徽任职，是受新桂系首领，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李宗仁的主动邀请。也得到中共长江局领导周恩来、董必武的支持。
早在1936年8月10日，致力于与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毛泽东，就致函上海全国各界救国会领导人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并转救国会全体成员，系统驳斥了蒋介石集团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共的造谣抵毁，阐明了中共对全面抗战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和基本政策，高度评价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是党建立抗日民族战线的一篇纲领性文献。（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会：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13卷、第234页、中央文献出版，2011年）章乃器无疑受到深刻影响。
1936年，以反蒋抗日为旗帜的“两广事变”发生后，李宗仁、白崇禧派陈邵先到上海，邀请沈钧儒、章乃器赴广西辅政，指名要章乃器当财政部长。章虽未应邀赴任，但有知遇之情，双方有了相互信任合作的基础。1936年11月23日，他与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入狱。
1937年7月，董必武、叶剑英代表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向将主政皖政的李宗仁提出联合抗战的建议，得到李宗仁认可。
1937年7月31日，救国会“七君子”获释；章乃器一出狱，便书联“无此闲情算旧帐，有腔热血效前驱”，表示弃前嫌、效力抗日的决心。11月，上海沦陷，章乃器流亡到香港。约12月，“即将就任安徽省主席的李宗仁派遣他的亲信韦永成、黎蒙专程来港，邀请章乃器前往安徽。”（周天度主编：《七君子传》P21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而章乃器此时“抗敌救国热情高涨，达于极度，认为我等既奋不顾身，力争全面抗战于前，现在抗战已经实现，应该献身于抗战事业，以共谋必然胜利之实现于后。所以，当时就一心想奔赴前线，毫不计较条件和地位。”（章乃器文集（下卷）抗战初期在安徽·P646－P647，华夏出版社 ，1997版）
1938年元旦，章乃器赴六安时途径武汉，专门拜访在汉口的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欣然接受周恩来嘱托两事：一是促进国共合作，开放政治、二是做好桂系李宗仁的工作，搞好与新四军关系。
救国会七君子
元旦后，章乃器到安徽六安（临时省会）后，即和他在上海救国会的老同事、时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的朱佛定，给在武汉的老友周新民（国民政府元老，时任两湖典察行署秘书）发了一封电报，邀请他前往安徽任职。周新民是安徽国民党元老，大革命时期中共秘密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安徽省国民党左派党部的核心人物，在安徽中上层有深厚人脉基础和影响力。抗战初期，直接受命于董必武，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按遵董必武指示，周新民赶赴六安与章乃器会合。章乃器、周新民，积极联络皖藉有影响力的爱国知名人士朱蕴山、沈子修、光明甫、常恒芳；由朱蕴山牵头，向李宗仁建议：筹建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省分会。（史维岫：《周新民抗战初期在安徽的活动》，《安徽文史资料》第25集，P138－P139）
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素有矛盾。1936年6月，桂系发动反蒋的“两广事变”，曾得到中共支持。“西安事变”后，李宗仁派代表先赴西安再返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七七事变前，中共代表张云逸访桂，就联合抗日问题与李宗仁进行过会谈，达多项共识。“张云逸访桂后，李、白采行了中共提出的‘逼蒋抗日’方针，即蒋介石如不抗日，那么李、白就不入京，企望以此对蒋施加压力”（程思远《白崇禧传》P189页）。1937年10月10日，李宗仁从广西赴南京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之前，张云逸和李宗仁深谈，达成“团结抗日、反对委协投降”。的共识。（参阅：《张云逸传》P107）
朱蕴山则长期致力抗日反蒋的统战工作。1937年2月，曾亲到广西会见李济深，李宗仁，商谈一致抗日救国大计，1937年8月，朱蕴山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会见董必武、叶剑英时，根据自己四去太原，推动阎锡山成立 “牺盟会”的经验，提出在安徽组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的设想，得到董必武、叶剑英的赞同。（《纪念朱蕴山文集》，第44页，中国文献出版社，1987年）
安徽的非共爱国进步势力，在民众中有一定影响力号召力，但没有实权；中共和新四军四支队还没有建立政权，与民众联系还很薄弱；新主政的李宗仁积极抗战，取代了省政府主席蒋作宾的地位、但也缺乏民众支持基础；以方治为核心的CC系，则把持着国民党省党部和教育部门，代表蒋系顽固派与前三种政治势力为敌。
“董必武和叶剑英通过安徽知名人士与李宗仁协商，于1938年2月23日宣布成立第五战区民族总动员委员会安徽省分会。”（《董必武传》P308、中央文献出版社）会议由李宗仁主持，在省党部临时办公址――六安一品斋笔店业主夏悦斋住宅召开，有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社会贤达、各界代表25人参加。“动委员”推选出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皖藉国民党左派朱蕴山（总务部长）、童汉璋（总务部副部长，后入党）、沈子修（组织部长、跨党人士）、周新民（副部长兼总干事、跨党人士）、光明甫（宣传部长）、狄超白（宣传部副部长、兼总干事，跨党人士）、常恒芳（后勤部长）、朱子帆（副部长兼总干事）、丘国珍（情报部长）、黄宾一（情报部副部长）和中共安徽省工委推荐的共产党员张劲夫（时任省工委常委、宣传部长）、孙以瑾、汪胜文、徐智雨、顾训芳、何兆玲、胡竺冰、詹远生、史维岫等担任各部主任干事。省动委主任委员初为张义纯，7月17日后由代理省主席朱佛定兼任。
根据李宗仁意图，省政府委员，临时秘书长章乃器，转任省动委会秘书（实为秘书长）；主持会务。并亲自拟订了“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初步纲要”，主持制定了工作规划。
作为动员全省民众参加抗战的各党各派各阶层联合组织和领导机构，省动委会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和健全各抗日群众团体；开办训练班、培养抗日骨干；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唤起民众，协助政府和军队，开展全面抗战。
省动委会首先发表由章乃器起草的《告全省民众书》，号召全省人民行动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保家乡、救国家，打倒日本强盗。接着紧张地筹备发起民众总动员宣传周、肃清汉奸宣传周、防空宣传周、经济宣传周等一系列活动，同期调配、考核进步青年，向各界派出指导员和动员工作队，以积极指导、推动各界及区、乡（镇）分会和“青年抗敌政协会” ，“农民抗战协会 ”的建立和动员工作的开展，加强培训工作，筹备组建工作团。
章乃器在主持“动委会民众总动员宣传周筹备会”上作了《总动员的意义与宣传方针》的报告，指明动员工作的意义、目的，要求和宣传工作的要点。
1938年3月15日，省动委会在六安体育场召开万人宣传动员抗日救国集会，张纯义、章乃器相继发表演说，宣读散发章乃器主持起草的《本省民众总动员宣传周市民大会宣言》。
1938年3月17日，章乃器兼任省财政厅长，主要精力转向“铲腐开源，为抗战时经济筹措资金”。动委会日常工作由朱蕴山、周新民实际分担。章乃器对受董必武直接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周新民暗中掌握日常会务，深感快慰。此后他“对于动委会就只做承上启下的工作和批阅重要文件，当然，更重要的是顶住外来的歪风，一般日常工作，就完全放手让新民去做了。（《七君子传》P22页，周天度主编，中国社会出版社）
一、建立各级分会机构：截至1939年7月，在江北40个县建立了县动委会、分会及区分会1240个，乡镇分会922个。县分会委员893人，区分会委员2129人，乡镇分会委员11906人。
二、建立深入基层开展民众动员工作的各类工作团。其中直属工作团40个，委托工作团30个；各县层工作团60余人。工作团由约2000余名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组成，其中有大量共产党员，少数工作团还成立了党支部。
三、在各县动委会、工作团掩护协助下，中共在江北各县地下党组织迅速恢复。
青抗会：截至1939年7月，全县性青年抗战协会31个；乡镇青抗会各青保组503个；会员总计4万余人。
“农民抗敌协会”——全县性农抗会12个，区乡镇农抗会、农抗组1664个，会员总数约27万。
其它：“工人抗敌协会――全县性工抗协会16个，各区乡镇工抗会和各工抗小组76个，会员约1.5万人。全县性“商抗会”20个；区、乡镇商抗会、各保育抗小约22个，共计30324人。全界性妇女抗敌协会25个，基层346个，会员累计6.5万余人。“文抗”会员约1300余人。
省动委会组织的各抗敌协会约组织民众40万人，下设有交通队、运输队、侦察队、慰劳队、救护队以及巡哨组织。在支援前线、救护伤病员、运输军需粮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中共实际领导和省动委会推动促进下，国民党省政府于1938年春，决定组建以各地民众抗日武装主体的“安徽抗日人民自卫军”，由省主席兼省动委会主任张义纯兼任总司令（后由邱国珍接任）。由五路军、10余万人组成。省动委会还通过县、乡镇分会建立自卫武装。动员18岁－45岁壮丁参加。六安、潜山、霍邱、定远、凤阳、合肥舒城、庐江、寿县、宿松、太湖、岳西等多县建立起民众抗日武装。其中，由共产党员为核心领导的武装，发挥了中坚作用，后成为新四军武装力量的一部分。
中共党组织通过“动委会”系统，向抗日人民自卫军、各游击部队，各地方自卫保安团派遣了一批干部，协助加强政治治军。省动委会委员余亚农，在皖北组织1.5万人枪的抗日武装，编为安徽抗日人民自卫军第5路军。他主动要求动委会和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派人帮助整训部队，公开提出“一切向新四军学习”，做到“军政并重、官兵平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大提升了土气。
又如，1938年6月，应六安县长、爱国军人盛子瑾向省动委会请求，中共安徽省工委选派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以动委会名义到六安任职，很快发展民众抗日武装数千人；11月，他们从日寇手中收复了六安县城。中共党员江上青（江泽民养父）时任盛子瑾秘书，后随盛子瑾调皖东北，任中共皖东北特支书记，为张爱萍在皖东北立足，作出贡献。1939年7月29日牺牲，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模之一。
安徽的民众抗日武装配合新四军、国民党军在抗日战场上守土保家英勇抗敌，谱写了许多人民战争的光辉篇章。在人民支持下，新四军在江北的部队，也从1937年成立时的一个支队（四支队）3100余人，到抗战胜利时，发展为中共领导下、拥有三大根据地（淮北、淮南、皖江）三个师（二师、四师、七师）、兵力14万（主力8万、地方武装6万）革命武装集团。
据《安徽近代教育沿革与统计资料选辑》（P258页）载：
“七七事变”前，安徽共有省立安徽大学一所（学生299人）；公私立中学64所，师范9所、职业学校15所，中等教育学校学生20021人；省立小学34所，县区私立小学3793所，一年至二年短期小学3800所。江淮沦陷，除皖南徽州数校外，几近停顿，以至“八皖弦歌，几全中辍”。（安徽概览，第262页，1986年）
省动委会以千方百计保全、恢复、发展战时教育事业为已任，要求各级动委会、各工作团积极协力政府恢复各级教育。1938年夏，省政府议决省教育厅提出教育实施计划，各地特教、社教工作，委托动委会各工作团承担。省动委会总务部统一制订战时民众教育方案，指导各工作团参加教育工作。
省动委会成员，有的带头筹资办学，有的动员社会力量保护、恢复原有学校，开设新校，有的兼任教师。如省动委会委员、组织部代理部长王贯之（潜山县天柱山镇人，留日归国；大革命时期任国民党省部农民部秘书，中共安徽省委临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后脱党，解放后任民革安徽省整副主任兼秘书长，安徽大学附师校长、省政协委员等职），在岳西创办私立华正初级中学兼任校长。1939年初，中共特别党员，留日回国的岳西县动委会指导员储醉醒，指导县政府开办“岳西模范学校”，由县政府教育科长方琦德（时任中共岳西中心县委书记）兼校长。
至1939年，先后成立省立临时小学41所，恢复普小3038所，短小1517所，中等学校62所。1939年春，江北地区实施政教合一，原恢复的普小、短小均改为所在地中心学校或保国民学校。由乡镇长兼校长；每保或两保设一所国民学校，由保长兼校长。
动委会还和中共联合办训练班，培养青年干部。如：麻埠培训班（短期干部人员补习班），自1938年6月始，先后办了四期，培养了几百名知青干部。共产党人狄超白，周新民先后任班主任。章乃器、张劲夫亲自给学员做报告、讲课。后来，这些学员大部分参加了新四军。
动委会还是和中共合作，“选派党员和进步青年积极打入省、县各种培训班，参与制订教学、分配方案，以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学员，引导学员走抗日民主道路，以大批青年学员充实基层行政机构，健全保甲制度”，“中共组织在保甲人员训练班中，发展党员，以新干部代替旧干部和保甲长。”（袁乃康：《安徽省霍邱县工作报告》1941年5月）
1939年1月，省动委会战时文化事业委员会成立。领导组织全省抗日文化事业。当年，省动委会在江北地区创办抗日刊物22种，报纸72种、各类报刊60多种。组织出版和翻印各种抗战图书和宣传品。“同时推动、指导各地各机关开放图书室、阅览室、俱乐部，组织读书会和文化社团，发行外地的进步报刊图书，并要各地县鼓励开放书店。当时立煌县的较大的书店有北新书店、时代书店，中原书店等，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也先后在六安、独山、金家寨开设分店。各地书店部出售延安、武汉、重庆、上海、桂林等地出版的进步书刊……其中《新中华报》《解放》《群众》《救亡时代》《文化战线》等报刊以及鲁迅、高尔基、茅盾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在有些地方可以公开出售；工作团订的《新华日报》及各种宣传材料，人们都争相传阅，引导一大批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而当时影响最大，流传最多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连国民党党部人员和桂系官兵都争相传阅《论持久战》，廖磊曾无可奈何地喟叹“持久战”“人人看”。（鲍劲夫主编：《六安革命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
省动委会文委会组织聚集到皖西的“江都文工团”）（江上青领衔）、上海文化界服务团第八工作团、东北青年流亡挺进工作队、第三厅抗战演剧第六队等十几个外省市文化团体以及安徽省民众抗敌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六安青年剧团等本省文艺宣传团体先后到立煌、宿邱、叶集、黄山、六安、合肥、定远、天长、泗县为群众和桂系军队，东北军于学忠部，新四军四支队、五支队慰问演出。（参阅：《朱蕴山传》P402－P408）
动委会各地工作团还大力组织群众性的歌咏队，让抗日爱国歌曲普及到儿童、妇女、学生、职工、士兵中间。（参阅：同上）
由中共和爱国人士朱蕴山、章乃器、周新民等牵头，李宗仁批准同意、由省政府主办的安徽省各级动委会，是以大批爱国进步人士、爱国青年和中共党员（以抗日积极分子面目出现）为主体的开展民众动员工作抗日进步团体，是由国民党中党、政、军的抗日派，社会爱国民士人士、中共联合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机构。动委会“适应战区环境非常时期的军事需要，故动员机构，不仅只有建议和设计的性质，而且是有基层，有干部、有权力的执行机关”（朱子帆《三年来本省动员概况》1946年7月7日）、“动委会不但是党、政、军、民联席会议，而且是全权领导民众工作的机关。”（袁乃康《安徽省霍邱工作报告》。1941年5月）
“省动委会”初期的核心领导章乃器、朱蕴山、周新民，和以张劲夫同志为首的中共参与各级“动委会和工作团”的团队，联合桂系抗日实力派，各方紧密合作，在抵御国民党CC派、桂系反共派和动员、武装教育、民众多领域，谱写了各党派、各阶层联合抗日的光辉一页。
“省动委会”帮助中共掌握地方抗日领导权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省动委会，积极安排中共地下党员和有进步人士担任党政要职。先后举荐、安排余亚农、岳相如、石德纯、李武德、程华度、李章白、宋竹荪、王儒儒、袁家声、童汉璋、狄启白、朱子帆、翟宗文、吴忠仁、李则刚等人担任省动委会委员，并在省委、省政府、地方武装、济难会、学校等机关团体任职；推荐王建五、何德佰、黎炳松、胡邦宪（即胡允恭，中共早期党员，曾代理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后和党失去联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党籍，党龄从1922年计算）罗成均、李武源等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分别担任太湖、潜山、岳西、怀宁、桐城、合肥县等县县长。（《朱蕴山传》P397—398，P398—400页）
动委会前期三人核心领导章、朱、周的共同点：都是 “五四时期”的积极参与人，都是主张国共联合抗日的主战派，都是爱国知识分子，都与国民党和桂系上层、中共上层有密切往来。不同在于，朱蕴山、周新民都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安徽省左派党部的中坚，而且曾是秘密党员。朱蕴山还参加过南昌起义，周新民长期受董必武直接领导，从事爱国民主人士的抗战工作，周新民和章乃器都是“上海救国会”的发起人，关系更为密切。区别在于：虽同为名仕，朱、周为地方资深名望人士，在皖人脉深、影响力大；章乃器为全国抗日爱国名望人士，在全国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声望更高，影响力更大。外省市党赴皖参加“动委会”工作的众多青年知识分子及宣传团队，多冲着章乃器先生的感召力而来。动委会期间，章乃器为了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调，发展著名文章《反不平凡论》。
章乃器在鲁迅墓前发表演讲
1938年9月，第21集团军司令廖磊接任安徽省主席，从英山移驻立煌。10月29日，兼动委会主任委员的廖磊第二次出席省动委会第九次常委会，就将其亲信陈良佑、闭有清、张咸遐安等插进常委会，以争夺动委会领导权，改变动委会“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全国抗战”的政治宗旨。章乃器被“搬了石头”，被迫辞去秘书职务，由张咸遐接任秘书、总干事。（后由于朱蕴山等一批安徽国民党左派元老的联合抵制，于12月3日，张咸遐被免职，由黎民兴接任）朱蕴山于1939年2月愤然辞职；1939年6月，周新民也被调出，转任“安徽省驻渝办事处主任”。但“动委会”以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地下党为主导的局面，直至1939年10月廖磊病故，1940年3月执行“限共、统共”的李品仙主皖，全面改组“省动委”，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地下党出局，形势才根本逆转。
代表安徽省工委在“动委会”任组织部主任干事的张劲夫同志，对“皖动委会”的工作曾有很高评价：
“省动委会名义上是安徽省政府主持的，实际上是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劲夫《动委会在皖西》，《皖西回忆录》第二部，P723页），“省动委会名义上是国民党的安徽省政府所属的官方组织，但实际上由中共党组织与进步人士合作而起到政治领导作用。”（张劲夫《长江局时期的安徽工作》，节自《从抗战时期的中共中央长江局》，P63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省动委会是在中共政治影响和具体实施下成立的，又是以中共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为主体开展工作的，”“动委会在1940年遭国民党顽固派破坏以前的两年间，认真贯彻执行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不仅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国共两党实行党外合作抗日的统一组织形式，而且成为安徽集结各种进步力量，动员民众抗日最大的政治实体。”（张劲夫《省动委会简史》序）“中共为了充分运用动委会这个公开机构和合法形式，开展统一战工作，长江局和安徽工委先后派了周新民、张劲夫、陈国栋、魏文伯、孙以谨、詹运生（詹大悲之弟）、史迁、田兰田、刘鸿文、汪胜文、杨思九、曾谋等大批共产党员到省动委会任主任干事和县动委会指导员。省动委会宣传部长张劲夫以省动委会组织部主任干事的公开身份，负责动委会里地下党工作……党与在省动委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一道工作，推动了全军省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张劲夫《长江局时期的安徽工作》，见《从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635,63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开辟了大别山八年抗战中最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张劲夫：《安徽动委会》序）
建国后，章乃器先生在“皖动委”的许多中共战友，在共和国又建新功。
张劲夫（1914－2015）：曾任安徽省委书记、财政部长、国务委员。
陈国栋（1911－2005）：曾任粮食部长，上海市委书记、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
魏文伯（1905－1987）：曾任华东局书记、中央委员、司法部长，中顾委委员。
汪道涵（1915—2005）：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中央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
李任之（1919－1983）：曾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
杨效椿（1911－1976）：曾任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合肥市委书记、省人大副主任。
孙以瑾（1913－1999）：（女）、曾任南宁市委书记、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政协委员。
郑淮舟（1916－2017）：曾任安徽大学党委书记、安徽省政府秘书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狄超白（1910－1978）：曾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所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一届）。
长江局代表何伟（1910－1973）：曾任广西省委书记、教育部部长；中央委员。
中共立煌市委书记李丰平（1912－2008）：曾任浙江省委书记、省长、省人大主任、中央委员。
安徽省工委书记彭康（1901－1968）：曾任华东局委员、宣传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西安交大校长、党委书记。
史维岫（1907－1944），安徽省民盟常委、省政协驻会常委。
朱蕴山（1887－1981）：曾任民革中央主席（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五届）。
周新民（1897－1979）：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最高检察署秘书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全国政协委员（1-5届）、全国人大代表（1-2届）。
戴戟（1895－1973，皖南动委会主任），解放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安徽民盟副主任。
沈子修（1880－1955）：曾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安徽省副主席。
光明甫（1876—1963）：安徽省教育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1-2届）、全国人大代表（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一届）。
朱子帆（1898～1967）：安徽省交通厅长、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安徽副主任、省政协委员。
余亚农（1887年－1959年）：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副省长。
张义纯（1895－1982）：曾任国民党21集团军代总司令，抗战有功。受张治中关照，解放后曾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参事，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
储醉醒（1902－1978）：解放后由张劲夫引荐，任皖北行署农林处、科长，后调省委农工部任工程师。
唯朱佛定（1889－1981）去台湾，1947年曾任台湾省民政厅长。
章乃器在“省动委会”与共产党人、桂系联共主战派、皖籍国民党左派元老派，“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并肩抗日”的历史功勋，已铭记于安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册。
在民国经济学家中，章乃器先生有两大卓立不凡之处：一是具有经验主义特点。丰富的金融，征信、财政、商业、实业从业经历及从实践中总结的策论，使他的经济理念区别于主流经院学派；二是最早提出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有限信用统制经济思想”。与当时盛行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不同，他主张面对外国资本的扩张，实行有限统制经济（贸易、产业、金融）是必要的。他积极主张以实行政治统制转向实行统制经济，主张由社会组织负责起社会责任；作为统制经济的责任主体。企业家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和民族责任。（参见章乃器：《中国金融统制论》《统制经济与银行》）
他根据在安徽主政财经的实践，到渝后，面对国民政府严重财政危机，提出的“战时经济对策”包括：合理、平衡地运用膨胀；节制游资、平抑物价；财力的基础是国民经济；战时财政的的基础应当建立在捐税政策和募债政策上面，而不能建立在货币政策上。（参阅：《论章乃器的战时经济思想》，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文献）2008年8月，第13卷4期）
章乃器“有限统制”经济思想，与陈云计划经济思想多有契合。建国初期，章乃器襄助陈云在上海稳定金融、抵制通膨、平抑物价、稳定经济、打击投机资本时期，积极献计献策；主政粮食部期间，又首倡“粮油票”配给制。在供给短缺时期，票证配给制，为城镇居民生存提供了基本保障。
抗战初期在安徽主政财经的实践，对章乃器战时统制经济思想的形成，无疑有重要催化作用。
李宗仁在原省财政厅长杨锦仲面对战时财政危机、束手无策、坚决辞职的危难之际，诚邀章乃器主政皖省财税、以渡危局。
当时，安徽省大部沦陷。所谓省政府，已从安庆迁至六安；直接控制的只有皖西大别山及周边几个县。沿江和江南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尽入敌控。“全省的农业收成不及原来一半，财政收入（月）由原来的1200万元锐减少到50万余元。”（杨珏侠，《抗战初期章乃器在安徽》，党史纵揽，1994（6）21）“职员、军警欠饷达两三个月，以至在国民党内部称地方理财能手的杨绵仲束手无策，决心引退。”（周天度主编：《七君子传》P220）“财政的状况，目前可以说十分困难。一、省库空虚。二，所有的财政来源，大半早已断流。”（《章乃器文集》【上卷】，P464）
至1938年5月，合肥沦陷后，可控税源锐减至仅约10万/月。
章乃器经调研发现：“安徽有二千三百万的人口，负担一千二百万（注：年度）的省县征收，何至民不聊生？根本原因就在于过去人民出三个钱，政府得到的恐怕不过一个，其余的两个一个中饱，一个浮收；同时政府用三个钱，国家受益的也恐怕不过一个，其余的两个一个是中饱，一个是浪费”。“安徽财政的贪污、浪费很大，如能铲除贪腐，节约浪费，事情还是可以做好的。”（章乃器文集【下卷】P648）“只要做到“铲除贪腐，节约浪费”八个字，在平时，收入可增加一倍，而人民负担还可以减轻三分之一，支出可以减少三分之二，而工作仍能正常进行了”。“战时即便收入减少，支出增大，然而，只要能切实的整理，收支的平衡是不难的。”（章乃器文集【上卷】，P480）
为此，章乃器提出“铲除贪污”和“节约浪费”两大口号和四项对策。
章乃器要求“省财政厅对各单位的预算事先严格审核，事后认真查对，坚决杜绝吃空额、浮报滥支的弊端。”（《七君子传》P122—123）同时“省财政在省务会议中彻底公开，打破过去财政部门用款优先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恶例。财政厅的经费收支也彻底公开，包括厅长的办公费，打破过去厅长包办的恶例。”（章乃器文集【下卷】，P648）
应章乃器请求，李宗仁“以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名义，发通电给全省的专员、县长和保安团队，宣布贪污有据、严重浪费和扣留应该上交的税款公款的人员，一律按军法惩处”。并强调“不仅是省财政的主要方针，而且是战时省政治的重大方针。”（章乃器文集【下卷】，P648）
“一切赋税的承担，要与纳税人的力量和相称，不可有倚重倚轻之崇，尢不可使官污史乘机中饱”。（章乃器文集【上卷】，P464）
财政分配“或缓、或急、或多、或寡，一切都根据实际的需要为标准，而无参加一点私见于其间”。（章乃器文集【上卷】，P464）
“不用私人”、“引用人才”、“因事求人，因材器使，务便贤能的不至屈抑不伸，不称职的亦不至尸位素餐。同时所谓引用人才，也决不是为个人造势力，而是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一些确能做事的干部”（章乃器【上卷】，P465）
（二）吐故纳新：大力培训、任用“能出生入死”的新人，有效提升干部素质：
章乃器认识到“当时在安徽、要补充成百上千的能够出生入死的战地财政工作的干部，显然是很困难的，唯一的出路是大胆任用青年”。（章乃器文集（下卷）P650）。“在他担任财政厅长的一年多时间中，从财政厅内部到各县区的财政机关中，几乎全部任用知识青年。”（安徽省政协历史资料研究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安徽》P129）
这批知青财政人才，一部分从动委会及工作团中选任，“他们的特点是政治可靠，有初步的社会经验和一定的文化水平。”（资料来源：同上）
还有一部分是招考的安徽省财政会计训练班学员，训练时间3个月，学员招考资格限于高中毕业生。一共办过三期，每期约200人。章乃器亲自执教，常和学员一起住茅房、点油灯、吃粗饭素菜，共度艰苦的训练生活。中共党员孙诗圃负责总务，中共党员浦滨、狄起白负责教务、分配方案由中共党员吴耕阳等拟定。（杨钰侠：《抗战初期章乃器在安徽》）
章乃器接受旧摊子，省财政厅只剩50余人，人手严重缺额。这几百名新鲜血液，“对解决当时安徽省的财政、金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仅配齐了各县货物检查处的干部，而且也充实了各县税务局的领导骨干。这就使各县的贪污、浪费问题以及财政来源问题得到了根本的解决。”（王北苑《回忆章乃器先生在安徽》，安徽江淮文史，1996（3）、P35）
货物检查税制，是货检、税收合一的战时经济体制措施。其职能：
“对敌占区与我区之间进出口物资进行查处。我区运往敌占区的第一类禁运物资为金、银、铜、铁、锡、肠疾、猪鬃等，查到后即予以没收；第二类禁运物资为大豆、烟叶、棉花等等，查到后可以发还，但只准在我区销售。对敌占区运入物资，如果是鸦片和日货、入日伪生产的布医、纸烟、纸张、文具等。查到后即予没收；敌占区华商生产的照章纳税后放行。”（《七君子传》、P224）
到1939年10月，全省共在按敌占区地带设立货检处27处，分处120余处，分所200余所，人员约1500人。
“税率虽然不高，但由于每日货物进出口的数量很大，税的收入就十分可观。”（《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安徽》、安徽出版社出版，P1257）
“章乃器廉洁无私，而又精明能干，所以他在任职期间各货物检查处每天经征很多银钱，虽处于战争动乱时期，但财政系统的各级机构，并无贪污的事情发生。即使是在财政界混过很久的老税务人员，也不敢胡作非为，以身试法。当章乃器去职，由杨亿祖接替财政厅厅长以后，货物检查处很快就变成了各方面垂涎的发财机构；而货物检索税也很了受人垢骂的秕政。这是不能归昝于创始者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安徽》P125）
通过此制度推行、安徽省财政厅一面抗击了日寇‘以战养战’的阴谋，另一方面也为省财政开辟了一个新重大来源，使省财政达到相当宽裕的境界……除了发请前任的欠薪欠饷以外，还增加了军警的依被，适当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章乃器文集【下卷】，P649）
章乃器首先发行省财政公债，以公债款作保证金，发行了由章乃器签章的安徽地方银行小额钞票约200万元。作为法币的辅币，缓解了市场极端紧缺的小额流通货币（一分、二分、一角、三角、五角、一元6种。）
经过章乃器努力，“四大新政”收放显著。几个月后，全省收入增至30万元/月，收支平衡；到1939年5月，安徽财政收入达75万元/月，达抗战以来最高记录。“章乃器上任之初，曾通过孔祥熙等人的关系，以战区田亩赋免征的理由，争取到国民党政府对安徽财政的协款600万元。但由于省财政在他整合下迅速好转，这笔补助费只动用了200元。（《七君子传》P225－P226 ）
《李宗仁回忆录》说“当年我任皖主席时，早已罗致了抗战前所谓“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任财政厅长，整顿税务，颇见成效”。“最初在我们想象中，在敌后打游击是件很苦的事，孰知事实证明大不然，大别山根据地后来竟变成敌后的世外桃源，比大后方还要安定繁荣。”（《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P534）
章先生在财政厅长任内，曾与中共和新四军代表何伟（新四军立煌办事处主任）达成两项协议：
一、省财政厅在武汉所印的省公债和地方银行钞票一、二百万元和国府拨款200余万元，途径皖南时，由新四军掩护过江，安全送护到江北。
二、由章乃器主张，省财政厅提交省务会议通过，财政厅按月拔付江北新四军（四支队）每月3万元军费。
1939年1月上旬，“为了具体落实第四支队的军饷问题，张云逸专门找到国民党安徽省财政厅厅长章乃器。章表示将按国民党方面承认的第四支队两个团和一个游击纵队的编制发放军饷。”（《张云逸传》P136）
张劲夫高度评价：“这在当时，章乃器是帮了我党 、我军的大忙，是党难得的朋友。”（章立凡《回忆生父章乃器从政理念和从政经历》之编者按）章乃器财训班学生王北苑回忆：“章乃器同志过去虽然从事银行工作，但并没有搞财政。他在时局动荡的混乱时刻以一个外行之身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克服了重重困难，充裕财政，显示出他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实干家。”（王北苑《回忆章乃器先生在安徽》）
1939年4月，蒋介石电令章乃器赴重庆述职，随后免职。
章乃器创建的财政预算制、货检税收合一制、地方银行发钞制、培训信用知青制，后来为新四军在皖三大抗日根据地借鉴，成为抗战革命财政、金融的重要制度保障。
1950年代章乃器在北京
章乃器先生执掌财政厅时期，培训、任用的知青干部中，有不少人成长为新四军暨华中各根据地的财经骨干和领导；建国后又成为经济领域的各级领导干部。著名的有：
陈穆（1910－1996）：首任华中银行行长、北海银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计划局局长。
李人俊（1914－1999）：曾任新四军财经部副部长、苏皖边区财政厅副厅长兼货管总局局长、华东财委秘书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石化董事长、全国政协常委。
唐晓光（1912－1968）：曾任福建省重工业厅厅长，华东局计经委驻江西第二基建指挥部任副指挥。
范醒之（1898－1956）：曾任苏中行署财经处处长兼江淮银行行长、中原临时人民政府财经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
章乃器利用在皖工作之便，与中共长江局领导人周恩来（1938年1月，武汉），董必武（1938年5月、六安）、新四军参谋长，江北指挥部总指挥张云逸（1939年1月，立煌）、长江局代表何伟（1938年~1939年，立煌）、中共安徽省工委领导彭康、张劲夫、李丰平以及参加在皖动委会工作并派住地方政府各机构，任职的许多共产党人（如：周新民、狄超白、六安县军事科长杨效椿、六安县财政科长唐晓光、太湖县动委会指导员，中心县委书记委魏文伯；嘉山县长汪道涵、省动委会干事陈国栋、省动委会干事孙以谨……）有过共事交集，颇受众人好评。这也为他此后几十年与中共建立挚友关系，奠定了相互认同的政治基础。
建国后，章乃器位列开国元勋，1955年定行政四级（副总理待遇，和九大将平级，比许光达大将高一级），曾是爱国民主人士群体中地位最高，最有实权（粮食部长）的少数代表之一。可见，对他的历史贡献、社会影响力和执政能力，当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确曾高度认同。
反右运动中的章乃器
1957年的“反右”政治风暴，已被证明是历史悲剧。章乃器先生虽从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淡出了；但在中华民族追求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漫漫征途中，章乃器先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将永远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