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往事 ——忆胡志明主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胡主席常来广州，因此与我父亲也建立了深厚友情。1961年3月，应胡主席邀请，我们全家访问了越南。在河内主席府，我们受到胡主席的热情会见。他先跟父亲热烈拥抱，再与母亲紧紧握手，最后给我来了个“吻颊礼”。胡志明年轻时曾留洋法国，所以懂得这些洋礼节。但我那时不懂事，对胡伯伯的“吻”觉得不好意思，轻轻嘟嚷了一下。父亲悄声对我说“让老人家亲一下有什么关系么！” 胡伯伯确实喜欢孩子，他经常邀请一些孩子来主席府玩耍。这次为了我，他又找来了好几个越南青少年充当小主人，让我们一起看越南画报，一起参观主席府(一栋并不恢宏的法式建筑)，并在主席府台阶前合影。

这是一次家庭式访问，没有繁文缛节那一套，从头至尾都亲切自然，有种宾至如归感。我们在河内游览了独柱寺、还剑湖等名胜古迹。又进入越南腹地参观了高品位的铁矿和一些企业，最后来到人间仙境下龙湾。下龙湾的景色与桂林相似，但是无论气势还是规模都更胜桂林一筹。那是因为它的石灰岩山峰全都耸立于海面之上。试想啊！在碧波万顷的大海里，散布着1600个丰姿秀仪的独立山峰，要不是上天的杰作，人间哪有如此奇观？我们中国客人个个对眼前的景色惊叹不已。

下龙湾管理处的同志请中国客人题词，父亲没有推辞，第一个留言，他的字好，那笔“陶式”狂草赢得一片掌声。母亲字也好，刚劲有力。最后越南朋友客气地、但是不容回绝地让我也写几句话，我那时的感觉是恨不能有个地缝让我逃跑，因为我的字丑得不能看，用父亲的话是“鬼画符”，如今这洋相要出到外国来了！

我四处哀告，可连父亲都笑着鼓励我“这么美的风景，你就写几个字吧！”无奈抓起笔来，但脑子一片空白，一个字都蹦不出来。看我呆若木鸡的样子，中南局大秀才、宣传部长王匡出面解救，他说：“你就写‘人人都说蓬莱好，如何比得下龙湾！’” 众人皆喝彩。于是我用毛笔哆哆嗦嗦地写下了这行字，唉，整个一个惨不忍睹啊！

胡志明主席于1959年在广州与陶铸、曾志合影

由于要上学，我必须提前回国，于是独自从下龙湾返回了河内，准备经南宁回广州。当天傍晚，我被告知：胡伯伯明早要请我共进早餐，我当时除了有点惊讶外，并没有什么其他感觉，反而现在回忆起来心潮难平。

第二天大约七点钟，我被接到胡伯伯住所。胡伯伯是个没有家室的人，他住在一栋小小的傣楼风格的小木屋里，楼下的凉亭是开会的地方，楼上是他的居所。我受宠若惊地被胡伯伯邀请到楼上去坐。楼上只有卧室和办公室两间小房子。作为一国元首，没有哪个能比胡志明更简朴。他的办公室内只有一张桌和一把椅，根本没有沙发之类的家具。

胡伯伯拉着我席地而坐，一老一小无拘无束地聊天。记得最请楚的是胡伯伯问我未来的志向，我说父亲想让我当一名眼科医生，大学毕业后可通过交换生的方式到中山医学院眼科医院工作，从师著名眼科专家毛文书教授。“很好，当眼科医生好。” 胡伯伯笑眯眯地说。若不是文革浩劫，我的眼科医生梦真沒准能实现。

近距离端详胡伯伯，发现与照片上的他一模一样。精瘦精瘦的身躯，蕴藏着无穷尽的力量，清癯的脸上蓄着白胡须，眼含笑意，无比慈祥。身上穿着的，是所有他的照片上从来不变的那套灰色布衫，脚上是双越南特有的用橡胶轮胎做的凉鞋。我从越南带回一双这样的凉鞋，在上海二医大，由于实在忍受不了解放鞋的烧脚而穿了一次，谁想竟受到批评，可这就是越南农民穿的鞋啊！

我和胡伯伯，就我们俩人，坐在地板上开心地聊着，我完全忘了眼前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是越南至高无上的“国父”，觉得他就像一位邻家老伯。如今回味，方觉胡志明有着强大的人格魅力，他散发的气场能让人愉悦放松， 心灵互通， 同时又有崇高非凡之感。五年后，1966年国庆节，当我在天安门城楼见到毛主席时，兴奋紧张得语无伦次，那感觉与见胡志明完全不一样，毛主席是高山仰止，而胡志明是大地坚实！

胡伯伯送了我三样礼物，一个是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送给他的小巧的不锈钢日历架，一个是印尼苏加诺总统送给他的象牙裁纸刀，还有一个是越南手工镶嵌的漆盒。胡伯伯将这么珍贵的礼物送给我，我本应珍惜有加，可惜文革中家被抄了九次，小日历架和裁纸刀都丢了，所幸那只漆盒保留至今。

步行到主席府去吃早餐，一张很大的西餐桌，我们坐在桌端。虽是西式早餐却是非常简单，一杯牛奶，一个煎蛋，仅此而已。看来胡伯伯顿顿早餐都是这样的，而且都是一个人吃。

回国后不久就收到胡伯伯寄给我的一个大大的包裹，还未及拆开看，父亲就让我转送给了我的一位生病且又家贫的同学，所以包裹里是啥东西我至今不知。礼物虽没留下，但总要给胡伯伯写封感谢信啊！我坐在桌前冥思苦想，搜肠刮肚，总算写了一纸对胡伯伯崇敬与感谢的话语。嗯，结尾一定要给力，要有“神来一笔”！ 但那惊人之语无论怎样抓耳挠腮就是想不出来。偶一抬头，见房间里有张宣传画，画上有一行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眼前一亮，就抄下这句话做了结尾。

我很得意地拿信去给父亲过目，看到后面他皱起眉头来，指着结尾那句话说：“用词不当！ 这句话你不能用！” “怎么不能用？本来就是知己么！” 我跟父亲犟，我的潜台词是，你们谁也没有从胡伯伯那里得到过如我般的待遇，因此我与胡伯伯就是“知己”！父亲见我如此不开窍，更严励地说“胡主席是越南党和国家的领袖，你一个小孩子家怎么能称胡主席为‘知己’？胡闹！ 这句话必须改！” 如今回忆起当年的这个不当用词，不禁莞尔，但胡伯伯能给我一种“知己”之感，一个乡里乡亲的老伯之感，而不是神一般的一国之尊，也说明了胡志明特有的气质，在他的胸怀里，不仅有江山，更有人间！

就读于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时的陶斯亮

他开始跟我搭话了，原来他会说中国话，而且说得很好。他告我他是越南电影局局长，率代表团去苏联参加“莫斯科电影节”，那位漂亮女子就是越南参赛电影《侯四姐》的主演。此次是回国途中，受上海电影厂邀请去上海访问。范局长主动介绍完自已后，就开始套我了，我哪儿是他的对手啊！三下五除二，没用多少时间就把我了解个底掉。不过旅途中有这样一位健谈的邻座还是很开心的。

飞机降落上海机场后，从舷窗我看到一群人走过来，我一眼就认出了《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的扮演者祝希娟，她因这个角色而红遍中国。让我吃惊的是角色与演员本人反差太大了，眼前的祝希娟清纯秀气，穿一件粉红色连衣裙，捧着一束鲜花，一点怒目圆睁的吴琼花的影子也没有。趁范局长被中国同行簇拥之际，我悄悄溜了。

过了没几天，我收到范局长的信，是封翻译成中文的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父亲写给我的那么多信都被红卫兵无情夺去，而这封信居然能保存至今，也算是个奇迹了。在那个荒诞岁月，若这封信落到别有用心人的手里，足以定我个“里通外国”罪。范局长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陶斯亮妹妹：

我在上海的这些日子里一直等候着你给胡伯伯写的信，可是没收到。如果胡伯伯接到你的信的话，我想胡伯伯一定会很高兴的。假如你还没有写，我希望你赶快写吧！别再犹豫了。信可寄给我，我会替你转给胡伯伯的。

今天当我向上海告别时，遗憾得很，没能见到你。我在上海的时间很短，但是在我心灵深处已铭刻下了许多美好印象。这是我永远忘记不了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和鲁迅先生斗争过的城市。

正要告诉你，我很荣幸地见到了刚接好断手的青年工人王春梅同志(注：应为王存柏)。我极为钦佩和尊重他。这是医学界的榜样。希望你今后也能这样为人民做出巨大贡献。

别忘了我对你说的话，多写日记，这是提高自已思想和培养共产主义国(际感)情的好办法。有时间应多看些文学作品。我很高兴的你也是一个爱好文学和电影者。

我希望能收到你的信和相片。虽然你是我刚认识不久的一位中国青年，但我很喜欢你并永远忘不了。我将向我的女儿和越南青年人讲述你脚上穿的一双补丁鞋(原信译者注：说的乃生活朴素)。

范俊庆

1963年8月26 日

看罢范局长的信，我笑着对同学说：“想不到我一双破布鞋还为国争了光呢！”

胡志明故居

2001年12月，我随一个旅游团再次到访越南。此时的越南也已开放改革并初步繁荣，街面上的杂乱与精致的法式建筑混搭成一副特殊景象。主席府与胡主席故居已向游人开放，我得以重温青年时代引以为傲的那一幕。啊，依然是那个掀开一角桌布的餐桌，依然是那座傣式木楼和那两间小屋，小屋内依然摆放着一桌一椅，一切竟与我记忆中一模一样。但我突然间明白了，一般胡志明是不会邀请客人上楼的，因为他没有多余的椅子供客人坐，而我没关系，可以席地而坐，才有此殊荣。

中国游客在观看时，有的惊叹，有的小声议论，都为胡志明简朴到清贫的生话所感动。

大革命时期在广州，他曾有过一位中国妻子，回国后，投入到越南的民族解放事业中，残酷的战争环境，不允许他维持这段异国婚姻。待胡志明当上越南共产党主席后，和平的环境让他蒙生了想要一个家的愿望。

以他至高无上的权力，什么样貌美如花的越南女子找不到？但他心中偏偏装的是一位中国老战友，一位老大姐，可见胡志明是用情多么深的一个人，这份感情在他心中究竟珍藏了多久？不是十年八年，而是几十年啊！

他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家庭的要求，中方乐见其成。但越南劳动党中央却以组织的名义反对胡志明结婚，理由是胡志明已成为国家象征，民族英雄，人民领袖，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越南，在人民心中有着“圣人”的地位，如今突然要结婚，且是一名中国女姓，恐怕越南全党全民都无法接受。

胡志明无条件地服从了越共中央的决议，一直到1969年79岁去世时，都一直过着“有国无家”的清廉生活。“清清白白皆为民往，忙忙碌碌皆为国来”，他真正做到了为越南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至今是越南人民心中永恒的伟人。

全世界的国家元首，能做到像胡志明这样的绝无仅有！你也许可以说圣雄甘地的苦行僧与禁欲主义可比得上胡志明，但我要说，甘地远远还没有尝到最高权力的滋味，而胡志明已在权力的颠峰之上了！ 权力，才是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最好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