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润棣：中国的派出所是日本”带入”的

清货大奉送

日本的一年中，各种各样的节日和纪念日一个接一个，不管是传统的还是外来的。每逢其节，各类商店都会不失时机地使出各种促销招数，随处可见铺天盖地的“SALE”“大割引”“大卖出”之类的招贴和旗幡，在招徕顾客。不过，在这些旗幡和招贴的背后，决无欺诈宰客之虞，都是地地道道的“甩卖”和“出血”；有时候为了处理滞销或积压货物，分文不取的免费大奉送也都是真真切切的。

那是一年的夏秋之交，我们在日本南方三重县的一个小镇上逛街，见一家店铺门前摆放着一个笸箩状的筐，筐内散放有各种颜色的女裙，全都是新的，式样也并不过时落伍。筐内还插着一个纸牌，上面赫然写有“这些物品可自由取回”的字样。

我把“可自由取回”的意思翻译说给男女同事们听，那是绝对的不信。一个个瞪大了眼睛对我说:“哪里会有这样的好事？”不解之下硬让我去问女店主，被告知“因为这些裙子尺码不全，不便上架出售，眼看就要过季，占用仓库来年再卖麻烦更多”而出此策。随后，看见有日本人在筐中挑挑拣拣，我们各人也大着胆子各取所需起来，最多的一人竟挑了九条。那女店主在一旁看着，不仅毫无愠色，还一丝不苟地帮我们用牛皮纸包装得有棱有角，捆扎得妥妥帖帖。

接下来是我的不解了。我便问她：“裙子你都送了，为什么不送给我们一个提袋呢？却这样费事费时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包扎？”她告诉我：“这些裙子因断码、过季、占库的问题才免费奉送的，但提袋任何时候都可以用的，没有占库的麻烦。再说了，提袋的成本要比牛皮纸贵，所以就不能再奉送提袋了。真是对不起！之所以这样给你们包扎好，因为要是不包不扎，就让你们这么散乱地拿着裙子从我的店里走出去，那也不好看呀！”

 “南京”二字在日本

“南京町”是泛指在日本一些城市里中国人聚居的街区，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欧美的唐人街，可这是全世界唯一冠以“南京”二字命名的“唐人街”。日本的“南京町”数横滨的最大，那里有写着“中华街”的牌楼、有雕梁画栋的仿唐建筑，商店里的店员身着唐装专营和中国有关的物品，如上海的南翔小笼包、天津的良乡板栗、扬州酱菜、无锡的惠山泥人等。

“南京”二字，在日本于古于今、于官方于民间、于政治于经济各个领域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自六朝时的“吴”开始，中日两国间政治、经济交往的中心，由洛阳移至南京（当时称之为“建业”）。东晋第十代皇帝——晋安帝晚年期间，日本仁德天皇派使来南京通好。以后的宋、齐两朝均有日使来南京。据《宋书》的和《南齐书》记载，自宋高祖永初二年（公元421年）至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近60年间通使八次，商人来南京贸易，僧侣来南京学佛，交往频繁，绵亘不断。

古城南京对日本人的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京”二字，在日语中除作为一个单纯的地理名词外，还常被缀于一些名词之前使用，以表示来自中国或东南亚一带的珍奇稀罕或小巧玲珑的东西。例如：在食物方面就有“南京米”，是称出自中国或泰国的大米；“南京豆”是产自中国的落花生；“南京面”则是一种荞麦面。在植物方面有“南京梅”“南京石榴”“南京无花果”“南京小樱”和“南京黄栌”；而南瓜的别称就直接了当地被叫作“南京”。在动物方面，有“南京鸠(鸽子）”“南京兔”“南京鼠”等。

在日常生活用品中，日本人称明清时代中国产的白地青花瓷为“南京烧”；称一种原产于中国的经丝纬棉的缎子为“南京繻子”；一种深米黄色平纹厚棉布被叫作“南京木棉”；称鞭炮为“南京花火”；用来做项链和戒指的有孔玻璃珠则叫作“南京玉（玉，在日语中就是珠子的意思）”，甚至于装米的麻袋也被称作“南京袋”。而“南京锭”是指一种现已不多见的铜制荷包状挂锁。

不过，有一个冠以“南京”的词，虽然本来并无恶意，但说起来恐怕会令南京人啼笑皆非了。那就是“南京虫”——在南京早已绝迹了的臭虫。其来历是因为1868年，在一批运往日本的装有“南京米”的“南京袋”上，发现了扁平状而呈棕红色的臭虫，是时日本人对“初次见面”的这种咬人肉、吸人血的小虫无以名之，便强冠以“南京”二字叫了开来并沿用至今。

男人的责任

奈良清二先生是日本一家中型企业的老板，与之虽是初次见面，但这个人很健谈。他与我从年轻时大学毕业后的创业开始，一直谈到了他准备来中国谋求发展的打算。

闲聊中，奈良先生还和我谈起了他的家庭生活。当他说到再过两个月就要抱孙子当爷爷时，我问他儿子今年多大？他说才二十二岁，还没结婚。

我稍感诧异间，奈良先生紧接着解释道，他有两个儿子，大的读完高中后就参加了工作，很快就处了个女友未婚先孕了。我颇为好奇而饶有兴趣地问他，在日本出了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他说他是把他的大儿子和那尚未过门的儿媳妇叫到跟前，开诚布公地对他们说：“你二人因为‘爱’和‘性’而有了这样的结果，这没什么好说的，这是你们的权利。”接下来对他的儿子说：“既然你有了这样的权利，就应当负起你作为男人的责任。所以，你们必须赶紧办了结婚手续，搬出去另住。”儿子就这样被逐出了家门。

一个准老公公在未过门的儿媳妇面前，竟可以不加掩饰地说出“性”这样的字眼，我更是不解！而他这种为父的作法，也似乎有点过于“上纲上线”了。我又问他：“你这样做，对孩子来说是否有点残忍？或你是否会给他们一笔钱以资助其另起炉灶呢？”他说：“一分钱都不给，这也算不上什么残忍。之所以这样做，不管是对儿子，还是对我来说，应该强调的就是男人的责任。”

对于奈良先生所说的“责任”，我问他：“你儿子另立门户，眼看着孩子又将出世，生活的重担他能承担得起吗？作为母亲，你的太太对你的作法能接受吗？”他说：“太太也许会背地里从我们的生活费里挤出些钱来给儿子，但那很有限（因他太太不工作，不掌握家中财权）。儿子分出去，只能忍耐着过艰苦的日子。不过，等我那孙子出世后过些时候，我还是会接纳他们回来的。而我现在不得不这样做，就是要让他知道，男人该怎样承担自己的责任。”

最后，奈良先生告诉我，现在被称为“新新人类”的年轻人，被不少人认为是没有责任感的一代。日本已有社会学家呼吁，如果这样下去，日本将毁在这一代人的手里！不知这是否是危言耸听？

吉田先生服了

在国人的普遍印象中，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态度，都是高高在上、趾高气扬的。这大概应该归咎于我们多年的积贫积弱，在改革开放后不久，大量引进日本产品制造和生产技术的对日交往中，这样的现象也是司空见惯了的。

在我近三十年的对日工作中，根据我的经历和经验，我总结出八个字“据理力争，实力作证”。必要时，这八个字运用得当，日本人对咱们也有心悦诚服的时候。我的亲身体验在一篇《与狼共舞》里写过。今天再说的，是关于我同事的一个故事。

那年，我所在的工厂从日本SHARP公司引进了彩电电子调谐器的生产线。在完成了我方工程技术人员赴日研修后，进入引进设备的现场组装调试阶段。一台全自动绕线机的调试过程中，日方担当技术指导的吉田外茂雄先生，聚精会神地对绕线机的成形部进行调整试车。忙活了一阵，吉田先生好像遇到了麻烦，他时而停下来思考，时而喃喃自语道：“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呢？”这时，一旁的我方年轻技术员ZH已看出了问题所在。ZH是赴日研修者之一，负责绕线机的操作和维修保养的技术工作。吉田先生是他在日研修时的对口老师。出于对吉田先生的尊重，ZH要我把他的看法翻译给吉田先生，我比较委婉地对吉田先生说了。他似乎有点不屑而未予理睬。

又过了一会儿，看着忙得额头已沁出汗珠的吉田先生，ZH干脆直率的让我对他说：“之所以线圈不能很好地成形，应该是右侧成形夹具的间隙略微窄了一点，是否将这里改变一下试试？”“哪里是什么夹具的问题，机器还未调试好，当然不能成形了！”正忙得连工间休息都放弃了的吉田先生有点光火了。ZH决定暂做让步，不再说什么。

可是，没过多久，吉田先生似乎悟出了什么，自言自语地说：“也许是Z先生说的对呢，那就试试看吧！”他用游标卡尺精确地测量了夹具的间隔后，只是调换了两只不同厚度垫片的位置，忙活了半天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我原以为这台机器这一部分的调整，对你们来说是难度最大的，没想到却让我有了一次学习的机会。刚才我态度不好，有一点激动，失礼了。对不起哦！”问题解决后，吉田先生心悦诚服地如是说。

这后来成了我厂对日交往的一段佳话，在中日双方技术人员传开。

日本的派出所

从事对日工作二十多年，去日本工作期间，在日本的街头、路边常可见到挂有“XX派出所”招牌的去处，这在日本影视作品中也常可见到。

初以为日本的派出所是从中国学过去的，细究一番后得知，汉语中的“派出所”是日语外来语。在日语中原本并不是特指警察署的派出单位，本意是派出的分支机构的意思，任何机构都可以有“派出所”。而在我国这个词演变到今天，变成了专指公安机关的下设机构，就是我们说的派出所。

我们的派出所，是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由日本人“带”到中国来的，距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

日本的警署派出所与我国的不同，日本派出所的规模很小，往往只有一名警员，大概因其规模过小且需要一名警员二十四小时值守，故而该警员的家属被允许同住在派出所里。还有一种在日语中被称作“交番”的，叫法虽不同而职能与派出所无异。不同的是通常配备二三名或更多的警员，负责一小片街区的安全工作。

“交番”一词，在《日（和）英词典》里与Shift一词对应，是“轮换、倒班”的意思，也是“交番”警员的工作特点——或许成了这一名称的由来。这样的派出所、交番多设在非常醒目的地方，如交通要道口、地铁站、火车站、公园附近及繁华商业区等人口密集地，以供需要者很方便地向其寻求帮助。警员还常常骑着自行车（也有配备了摩托车或小型警车的）在自己管辖的街区内巡逻，所以在日本的《国语词典》中对派出所的解释是“巡查派出所的略称”。交番与派出所从建筑规模和外观上看可概括为：小巧玲珑，干净整洁。颇有些像国内近年来追求的人性化程度较高的豪华公厕。其建筑风格各异，但都有统一的标识，就是那醒目的招牌：XX派出所或XX交番。

日本派出所的警员与管辖区内居民保持的是一种“既亲切又不干预”的“微妙关系”。警员在路上与相识的居民亲热地打招呼，也常深入一家一户地问寒问暖，但从不打探别人的私生活。由此，许多居民都把派出所警员形容为“亲切的陌生人”。警员的工作大到为迷路孩童寻找家长，小到代为失物招领，往往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

日本媒体有过这样的报道：某人骑自行车赶路办事，不料引起开车巡查的警察的注意，拉响了警报直追而来。先问其为什么骑的那么急，还问自行车是不是他自己的。听说骑车者是外国人时，又让他出示身份证件。听完叙述验明身份后，一边用电话让总部从电脑里调出自行车的资料与其口述对证，一边向他表示歉意。当一切弄清无疑后，骑车人问了一句，难道我骑车速度快了一点，就引起你们的怀疑吗？警员说：“不是。主要是发现你的自行车没有原来配装的车锁，用的是链条锁……”由此可见警员的敬业和管事的巨细不遗。

我国早年即有报载：鉴于派出所在日本市民中享有崇高声誉，先后有20多个国家派出专员前去日本取经，其中包括中国、新加坡、菲律宾、美国、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东西方国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该国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日本式的“迷你派出所”，收到了不错的社会效果。

日本人养的宠物狗

随着生活水准的日益提高，我们周围豢养宠物的人多了。但时有见诸报端的是：某某处因两只狗的嬉闹，招致狗主人拳脚相向闹出了纠纷；某某人养的狗因管理不善咬了邻家小孩；有过“两狗为争一块排骨互相撕咬受伤，狗主人欲互咬耳朵扯平”的报道；甚至于还真读到过“因狗引起俩狗主恶战，一方咬伤另一方耳朵“的极端事例；因狗而闹出人命的惨案亦曾有过报道。

在养狗人圈里，一些狗主人自称“狗爸、狗妈”；自诩爱狗者即爱心人士，而将人与狗混为一谈，往往狗的地位已超越于人之上。偶有狗狗走失，狗主四处张贴附有狗儿彩色靓照的寻狗广告，许以重金酬谢。反过来，甚而至于在电视节目里看到某一儿子，牵着爱犬去公安机关带回患阿尔茨海默病走失的老父时，竟在民警面前，埋怨老父“怎么这样不让人省心”的场景，令人唏嘘。主人对狗类的娇纵、宠溺导致有的狗狗仗着人势，它看人的眼神仿佛都变了。

以上爱狗胜于爱人的异常现象，不禁使我想起那两只令人感动的日本小狗。

早些年在日本工作期间，我们四五个同事从住处步行去公司上班，每天早晨在一个必经的路口，都会和一遛狗的老妇人相遇，身体有点佝偻的老人牵着的是两只个头不大的狗狗，那并非血统高贵的“泰迪”“贵宾”“约克夏”等名犬，是两只连京巴都不是的草狗。而那位老妇总要牵着她的宠物礼让于道边，并口中朗朗自语地说些“早上好”“你好”之类的问候语，她的两只小狗也非常温顺地在旁摇着尾巴，煞是可爱。

不几日下来我们和那妇人混了个脸熟，相遇时也都报以一笑并互道早安。有几次见那两只狗儿自己外出，没主人带着，竟也能自觉地摇着尾巴驻足让道于一侧，颇令我们一行人称奇与感动。

写此文绝非是说外国的狗比我们的一些人还好。

有句成语叫“人模狗样”，那狗儿学着人的模样是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说之使然。我想说的是，合法、文明养狗无可非议。既然你都认它做了“儿子、女儿”，那你作为“爹娘”就该当好“孩子们”的第一任老师，狗狗主人的行为应该给“狗儿狗女”们做出好的榜样。若如此，就不会有人狗纠纷的发生；唯如此，才能真正地人狗和谐相处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