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钦白
民国时期，有这样一群知识分子，他们有理想有热情，为拯救国运民瘼，自愿到农村去，研究改变中国最贫弱的农业和最贫困的阶级农民的救赎之路。“天道酬勤”，他们的努力，即便在今天仍有着积极的意义。虽时过境迁，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他们。
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内忧外患齐齐袭来的时期。内忧是辛亥革命后，国内各方势力对国体和政体始终无法达成统一意见，为争夺地盘混战不休；另一方面，虎踞在东北的日本驻屯军蚕食鲸吞国土，中华民族处在危亡之中。
在国势颓唐，经济不振，社会徘徊的这个时期，偏有一批胸怀理想的志士仁人，以“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的精神，探求拯救中国和中华民族之道。不约而同，他们都选择了“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开展乡村振兴、复兴、建设的“乡村建设”道路。
之所以选择农村，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作为历史上一直以农立国的大国，农民、农业、农村是中国复兴的“短板”，只有堵住这个短板，夯实国之基础，方有可能推动工业革命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据华洋义赈会1922—1923年间对冀皖苏浙农村状况进行的调查，农户年收入在150元以下的达67.9%。另据后来对北部农村所作调查，农户每家平均年收入为217.6元；对东部农村的调查，每户年平均收入为315.5元。农户家庭年支出中，平均用于食品支出所占比例高达59.9%。以恩格尔定律来衡量，饮食支出占家庭总支出59%以上者属于贫困；那么，当时的中国农村家庭，除极少数地区外，绝大多数地区属于贫困线以下。
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分配看：据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年对江、浙、陕、豫等省农村的调查，不事耕作的地主虽只占总户数的2.3%，每户平均拥有土地却高达132.9亩，拥有田亩百分比为26.8%；而占总户数64.7%的贫雇农， 每户平均拥有土地仅占4.6亩，拥有田亩百分比为26.3%。占总户数绝对多数的贫雇农家庭必须向地主租地耕种，才能勉强维持生计。
1929年—1932年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世界经济危机，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以农产品为主的外贸出口，使得农业经济和农民收入雪上加霜，多数农民生活陷入绝对贫困化。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1926年，以留学美国归国的晏阳初发轫的乡村建设运动选在河北省定县率先展开。一批“海归”博士，放弃大城市的工作，举家迁居定县，形成了令人瞩目的“博士下乡”景象。
之后陶行知、梁漱溟、卢作孚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也在不同地区接踵开启了他们改造农村的实验活动（梁漱溟将其称为“知识分子下乡运动”）。
“在村民的记忆中,穿着灰色长袍的晏阳初,‘眼睛出奇的明亮’‘说话时面带微笑’‘ 对穷人亲’。”
1927年，陶行知创办的乡村师范晓庄学校成立，开学当晚，陶行知与几位客人睡在稻草铺就的“地毯”上，同卧的还有一头大水牛，他戏称为“牛大哥”。这个留美学生，开始了脱下西服，穿草鞋和师生一起开荒的生活。
当年随同梁漱溟从事乡建运动的知识分子不下百余人。梁自撰对联：“与马牛羊鸡犬豕作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
需要说明的是，其时乡村建设虽然“四面开花”，但却没有统一的“规定动作”，都是以发起者的理念为主开展的“自选动作”。
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卢作孚被称为“民国乡村建设四杰”。笔者以四人“乡村建设”实践为主，辅以个别代表性的人物活动，介绍他们的主要做法和成效。
（一）晏阳初（1890—1990），四川巴中人，1913年起先后就读香港、美国大学修政治经济历史。1923年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任总干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晏阳初参加“赴法华工服务团”，开展“识字教育”活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所以就在法国决志，他日归国，定投身于平民教育。”
晏阳初们认为中国社会的问题主要是农村问题，其根本问题则是人的问题。指出在国人身上存在愚、穷、弱、私四大缺陷。国民的大部分缺乏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中国的一切建设，亦无从谈起。
晏阳初们在定县的实践，以上述认识为指导，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扶建设。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方式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
1926年，“平教会”确定定县翟城村为实验区，1930年，平教会向全县推广该村的实验计划，设立定县实验区。
以文艺教育解决知识贫乏。创造乡村平民学校。用五年把定县的文盲率由84%降到了40%。用戏剧表演形式搞文艺教育，提升了农民的精神面貌。
以生计教育解决贫困。通过育种改良，棉花增产56%，小麦增产20%，高粱增产30%。
以卫生教育解决体质弱。创设三级保健网，村里设保健员，负责卫生宣传和疫苗接种，可以给普通疾病开药。乡镇有保健所，负责训练村保健员和日常门诊。县里设保健院，相当于综合医院。到1934年，在控制天花流行、传染病等方面取得明显成绩。新中国建立的农村三级医疗网，其实就是定县模式。
以公民教育解决自私狭隘问题。如组织村民合作做公共事务，旨在建立合作和奉献意识。定县实验的很多成果得到全国推广，还有许多国家前来考察。1935年华北事变后，定县实验被迫将重心向抗战后方转移。1937年“七·七”事变后，定县实验停顿。
晏阳初在定县的实践，泽被后世。据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该县是河北省内唯一一个无文盲县；晏阳初引入的良种仍然广受农民的欢迎。
1936年初，晏阳初受湖南省政府邀请，在湖南实施平民教育和村治实验。这是平教会运思多年的“省单位实验”理论及制度首次见之于行动。
1939年后，平教会转移到后方重庆，先在巴县创立私立乡村教育学院，开始战时的乡村建设活动。又在省政府同意下，划巴县和璧山县为“巴璧实验区”。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援助中国的“晏阳初条款”，国民政府即划定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区为试验区范围，称“华西实验区”，任命平教会骨干、第三行政区专员孙则让兼任实验区主任，以“政教合一”的方式开展乡村建设实验。
一是在内容上不断递进，经历了平民教育、县政实验到经济建设。二是在地域上不断拓展，从一个县到若干个县再到“华西试验区”的一个行政督察区的十几个县。三是合作对象不断扩大，从以“平教会”同仁为主，到与政府深入合作，“政教合一”。四是由向社会争取赞助到获得美国大笔资助。五是实验逐渐触及到土地这一“乡村经济的核心问题”。提出了体现“农业生产组织化”理念的土地方案。由于内战，方案基本停留于设想层面。
晏阳初著有《平民教育的真义》《农村运动的使命》等著作。他的乡建运动不仅获得了社会各界包括政府的赞誉和支持，而且获得了世界性的肯定。1943年5月24日，晏阳初与爱因斯坦等被评为“现代对世界具有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
大陆解放后，晏阳初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顾问。致力于向世界推广乡村教育理念，协助发展中国家推进平民教育运动，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
（二）陶行知（1891—1946年），安徽省歙县人，1908年起入杭州医学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教育学。1917年在回国的船上，即立下“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的宏志，终身不渝。
陶行知的教育事业起步于1922年出任中华教育改进委员会主任干事。真正打上其个人烙印的实验，则从成立南京试验乡村幼稚园（1926）和创建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27）开始。其教育实践经历了由城市贫民为主的平民教育向农民教育的重心转移，以及将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相结合的最初尝试。
陶行知认为中国教育的最大弱点在农村，主张把乡村教育作为“改进社最重要之事业”。他提出了一个宏伟的计划：“要筹集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1927年陶行知开办了晓庄中心小学；接着，又筹建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陶行知亲任校长。晓庄学校被学术界和乡村建设运动者称为“改造中国乡村的试验机关”。
晓庄学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单位，而是作为“改造农村生活的中心”。首先，成立民众学校，对附近地区农民进行识字、扫盲教育。其次，开办中心茶园，提供健康的休闲场所，帮助农民摆脱赌博、吸毒等陋习。第三，创办医院，给农民免费看病，进行卫生科学普及宣传。第四，成立剧社，丰富农民业余生活。第五，成立“联村自卫团”，开展防匪防盗自卫活动。由于晓庄学校师生参加了反帝游行活动，学校被政府封闭，陶行知等受到通缉，避难日本。
翌年，陶行知回国后，先后创建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进行军事、生产、民权、生育训练等。创办晓庄研究所和培养难童中的天才儿童的育才学校。并开展了“小先生”运动，在当年的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抗战爆发后，陶行知提倡“国难教育”，推动大众教育与民族解放运动的结合。抗战胜利后，积极推动民主教育，倾注了全部心血。著有《中国教育改造》《中国大众教育问题》《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和及其方案》等。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特点：一是 “从爱里产生出来的：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二是使自己“成为农人队伍中的一分子，和农人共甘苦，同休戚”，帮助农人“自己救自己”。三是建立在“弱者本位”和“幼者本位”价值立场上的平民性。四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世界的主人。”这是“民主教育”的本质，而民主教育又是民主政治的基础。
（三）梁漱溟（1893—1988），原籍广西。宣统三年(1911)，加入同盟会，中学毕业后任京津同盟会《民国报》编辑兼记者。民国四年(1916)，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受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任印度哲学讲席。民国十六年(1928)，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期间，提出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案。民国十七年(1929)秋，赴河南辉县参与筹办村治学院。民国十九年(1931)，赴山东邹平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倡导乡村建设运动。
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1980年后，相继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梁漱溟自立身起，就有了为“王者师”的抱负，他“践身心之则”，决心从农村问题入手，找寻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
他认为乡建必须有全局观念和整体方案，如果不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整体布局，则无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开出的“药方”是，以乡村建设重建乡土中国的秩序，从根本上扭转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进而完成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转变。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以1933年7月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由乡村建设研究院负责，侧重于人才的训练及问题的研究。1932年国民政府内政会议后，邹平的乡村建设与国民政府的县政建设实验合二为一，这是后一阶段。
1931年6月，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学。下设研究部、乡村服务训练部、邹平实验县、农场、社会调查部、医院卫生院和图书馆。课程分基本研究和专科研究，基本研究包括社会进化史、乡村建设理论和军事训练，专科研究包括农村经济、农业改良、产业合作、乡村自治、乡村教育和乡村卫生等。
1932年12月，国民政府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县政改革案》《地方自治改革案》等。山东省政府据此确立邹平和菏泽为县政改革实验县，两个实验县均隶属乡村建设研究院。
乡村建设实验获得了合法身份，梁漱溟亲自担任研究院院长，实验县的各级行政人员由研究院任命，实验县的县长人选也是由研究院向省政府提名，梁一度兼任实验县县长。
其一，政府改革。以教育机关、学术机关兼为行政机关，将县以下地方行政改革包括于实验区的工作内容里。推行政治实践的机构由村学、乡学，由学董、学长、教员和学众四部分人组成。村学学董会和乡学学董会，作为乡学村学的办事机关，负责办理公众事务。
其二，广办教育。把改造农民教育放在首位，特别重视识字教育和社会教育。村学的成人部和妇女部设置识字、唱歌、精神讲话、军事训练四门课，而以精神讲话课最为重要。
规定教员除了教书之外，还应时常与村众接头，随地尽其教育功夫；努力把村学办成全村人众经常聚会的场所。
其三，发展经济。成立经济合作社，设立金融流通处。农民可以存款。但借款必须以合作社的名义才能借。产品统一回收外销。研究院建实验农场，负责农业科技的研究和推广。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农业科技，在邹平几乎都能见得到。
其四，改良风俗，塑造新农民。禁止陈规陋习。明文取缔贩毒吸毒、赌博；成立妇女组织，提倡妇女接受教育，禁止缠足，戒除早婚；复兴传统美德，如尊老爱幼、礼贤尚义、勤劳俭朴、乡邻和睦等。
1937年10月后，日寇进入山东，梁漱溟和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同事被迫撤离，乡村建设被迫停止。
梁漱溟的实验引起了当时和以后海内外的关注,被称为“邹平模式”的乡建经验传播到海内外。
梁漱溟一生著述宏富，其中乡村建设的著述有《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论文集》等。
建国后，梁漱溟与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的一次“廷争”不能不记。1953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梁漱溟大会发言说：‘“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之后，会议对梁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不服，并与毛泽东发生激烈争论。上世纪八十年代，政治回归正常，有评论称之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四）卢作孚（1893—1952），重庆市合川县人。中国航运业先驱。著名的乡村建设理论家和实干家，被誉为“北碚之父”。
幼年家贫，辍学后自学成材。1910年，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1925年，创办民生实业公司，陆续统一川江航运。1938年秋，卢作孚领导民生公司组织指挥宜昌大撤退，挽救了抗战时期中国的民族工业。1952年“五反” 运动中受诬陷自尽。
卢作孚从事乡村建设是从他1927年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峡防团务局局长后开始的。
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见于1925年写成的《两市村之建设》。系统阐述了在合川及嘉陵江三峡地区开展乡村建设实验的构想。后来，他在《乡村建设》中，作了更系统具体的阐述。他认为，乡村建设应分为经济、文化、治安、游览四个方面。就经济而言，包括矿业、农业、工业、商业、金融；文化方面，包括研究、教育；治安方面，包括军事和警察。
卢作孚乡村建设实验的宗旨：“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或灾变”，而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
一是经济建设。以民生实业公司为依托，因地制宜，在北碚大力发展煤炭、纺织、石灰、水泥、造纸产业。使村民皆有职业，经济发展，生活富足。
二是重视教育和科学。拆除庙宇，移风易俗，修建博物馆、图书馆，并通过兴办民众夜课学校、船夫学校、力夫学校、妇女学校和办报刊以及建立西部研究院等，普及基础实用教育，弘扬现代科学与文化。
三是开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现代交通通讯、医疗卫生、文教体育设施，架设乡村电话线路；修建地方医院，引进现代化医疗设施；建造体育场馆等。
四是发展农业。设置气象台，建立农事试验场和苗圃，修建公共水利设施，改良农作物品种。
五是民主治理。实现政务公开，由民众选举成立北碚市民代表大会，培养民众的自治意识与民主精神。
到1949年四川解放，卢作孚在西南一隅,“以交通建设为先导、以产业建设为重点、以乡村城镇化带动、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乡村建设之路,将北碚这个贫穷落后、盗匪横行的乡场,变成拥有10多万人口,逐渐以工业经济为主的具有现代化雏形的中等城市。展现了乡村发展转型的惊人爆发力。
共同点：都是知识分子；都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抱负；都有着“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的知行合一的精神；都有着关怀弱势的情怀；都有着“先天之下忧而忧，后天之下乐而乐”的牺牲精神；都有着事前的调研、规划，事中的小结和反思，事后的总结和著述等缜密的做事程序；都有着知识和人格的感染力和说服力；都愿意与政府合作以顺利开展实验；都有着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都有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韧毅力……
不同点：之一：晏阳初和陶行知是留过洋的有着中西文化的知识分子；梁漱溟只有中学学历，却能任教于高等学府，学问广博，精通哲学义理。卢作孚也只有中学学历，却自学成才，精通各项实学和经济、经营、管理等学科。
之二：乡建重心不同。晏阳初重在治人之“愚、穷、弱、私”，要通过长期的坚韧不拔的努力，从根本上再造一个新的民族。陶行知重在通过乡村教育的改造达到乡村社会的改造并最终实现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造的目的；梁漱溟重在“以乡村建设重建乡土中国的秩序”；卢作孚重在“以工业先行，带动整个乡村建设的现代化”。
之三：倚重点不同。晏阳初倚重的是“平教会”这一社会组织，除过得到地方政府支持外，也力争国外社会组织支持。陶行知倚重的是“中华教育改进社”，并且善于争取社会各界和国际的支持。梁漱溟倚重的是地方政府对其学问和人格的敬重，并因此获得了国民政府的支持。卢作孚本身就是试验区的行政首长，同时还是航运公司老板，这使他可以将施政和实验融为一体，阻力最小，效率最高。
之四：善始却没有善终。实验期间，遭逢日寇入侵和之后的内战，所以实验时间长短不一，成果呈现出阶段性。
之五，对农村问题的核心——土地所有权，晏阳初意识到了，却无力解决。其他人回避了这个问题。
之六：都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都为试验区的民众做了好事，都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也都留下了种种遗憾，这是古今中外几乎所有改革试验所不可避免的。
之七：都取得了一定的溢出效应。如晏阳初的扶贫经验被联合国推广到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梁漱溟的经验被韩国等国复制等。
之八：也有不同的声音，如对梁漱溟的实验，就有人指责，他的实验契合了山东军阀韩复榘的“割据之所需”“立意虽佳，实际上却产生了祸民的效果，并不值得称颂。”
早在清朝末年，米迪刚等人就在其家乡河北定县翟城村从事过“村治”实验。民国以后，山西阎锡山亦通过“编村”和“整理村范”，实施过“村治”。
以实业家闻名的清末状元张謇将“济世利民、兴文重教”作为事业追求。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开始兴办大生纱厂，到1926年其去世时给家乡南通留下的，既有一个拥有50多家企业、2400多万两白银的民族资本集团，更有各类学校、场馆组成的教育文化体系，一套完整的交通、供电等市政基础设施，以及一系列公益慈善事业……
抗战爆发前，全国各地开展的乡村建设事业，较重要的多达七十多处。有注重乡村社会整体改进的，亦有专注于某一方面的乡村建设活动。如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江恒源、赵叔遇等人在江苏昆山县开展的实验，冷遇秋等人在江苏江宁的实验以及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许仕廉、杨开道等人在北平昌平开办的清河实验区等。
各地乡村建设事业时间有长有短，范围有大有小，工作有繁有易，动机不尽相同，但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乡村建设学派邹平、定县实验的影响。这些实验至抗战前大多停止，也有少数延续到抗战开始以后。但仍有一些人和团体坚持到了1949年全国解放才停止。
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统计,当时全国从事乡村建设的团体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试验区有1000多个，可见范围之广，影响之深。
鲁迅的一句话，可以用来评价他们：“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上山下乡运动”与之后1960年代后期共和国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形式上有某些相同，但在实质上则没有任何相同。
形式上的相同，是这两个时期下乡的都是有“知识”前缀的人群，去的地方都是农村。但这点相同，经不起推敲。首先，后者的主体是初中或高中刚刚毕业，或未毕业的中学生，而且是以未毕业的学生为主，与前者相较，只是有知识的“青年”，而后者才是知识“分子”——即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的人。
其次，后者去的农村或者农建兵团都非自愿，而属派遣。而前者则是自愿的，所去的地方也是自己选择的。形象地说，后者是“拉郎配”，前者则是“自由结合”。
其一，背景不同。前者的背景如前所述。后者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导致大学连续数年停止招生，工厂也由于武斗等不需要招工，几百万中学生壅塞在学校进退不得。政府被迫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名，把城镇中的中学生推到农村或建设兵团，以解城镇人员流动阻塞的燃眉之急。
其二，前者的目的是知识分子的爱国之心和建设国家的抱负。
后者的目的，明面上的理由是将学校的课堂搬到农村去，将老师的角色由贫下中农来替代；而实际的目的则如前所说，是解决城镇青年的就业问题。
其三，前者具有广博的见识和能力，有能力以其所长，帮助“三农”改造传统，提升素质，发展经济，建设家园，逐渐提高福祉。
后者作为教育者的“贫下中农”不仅在知识上不具有相应的见识和能力，也与执政党自己对农民阶级的判断背道而驰，无法实现逻辑自洽。
其四，前者在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都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得到了社会和政府包括国际社会的配合、支持和赞誉。后者，除过让数以千万的城镇青年见识了真正的农村、农业、农民，接受了艰苦的农业劳动锻炼以外，则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乡建运动从晏阳初1926年开始的定县实验作为起点，到今天已经95年了。这期间无论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一是从土地的私有制变成了集体所有制。二是政府对资源和社会的控制，远超当年，管理的触角伸到了从村到户的每一个人。三是当年的非政府社团环境也不复存在。只有卢作孚式的以企业名义进行的相关活动还有一定空间。
但“三农”仍然没有彻底摆脱相对落后的产业、相对素质较低的群体，相对发展滞后的社区的面貌。2020年2月，党和政府宣布：“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消除贫困的目标。”
但“相对贫困”仍然存在，随之而来的农村振兴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
因此，乡建运动对今天的“三农建设”仍然有着借鉴意义。
其一，“三农”仍然是中国发展的短板，并没有因为脱贫就使其变长。因此对“三农”建设仍然要以当年知识精英对农村的判断来做为决策和发展的参考。现阶段农村人口的素质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竞争力还是不足。仍然需要投入资金、人力来帮助。农业产业相较工业和服务业，仍然是弱势产业；相对国外发达国家，远远没有实现现代化，需要工业和城镇长期的合作，和制度性的反哺。农村社区的公共投入和服务也没有完全实现财政投入均等化。还需要“补课”。
其二，帮助“三农”，仍然需要智力投入，需要有知识、有专门技能的人躬身走进农村、农民中间，不计日程功，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但关键是自愿。“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其三，帮助“三农”，应当因地制宜，允许各地有自选节目。对支农人员，也应该给他们较大的自主权。特别应该鼓励他们在三农问题的核心——土地所有权的理论上和实践上有所创新。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