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从”国民党特务”到”匪谍”

文:王学泰

在抗战中国共两党都在大力争夺知识青年，国民党处在主流地位，名分与物质条件好；共产党有高远的理想和意识形态，宣传技巧与力度都远胜于国民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口碑也好。两党各有所长，柏杨追随了国民党是有点偶然性的。

柏杨先生2008年4月在台湾新店耕莘医院逝世，两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五卷本的《柏杨全集》，除了他翻译的《资治通鉴》外，其余的作品囊括殆尽。第二十四卷，主要是“柏杨回忆录”。

柏杨一生备经苦难，极富传奇性，我读其自传最感兴趣的是两件事：一、抗日战争时，像柏杨这样自称“野生动物”、颇有反抗基因的青年，怎么追随了国民党，而没有选择当时尚处于弱小、但却是抵制主流、或明或暗与国民党及其政府对抗的共产党？二、柏杨的冤案。这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文坛一件大事，柏杨以写杂文得罪国民党当局，犯了鲁迅所说的“可恶罪”（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使他以“匪谍罪”坐牢九年零二十六天（1968.3.7-1977.4.1）。

柏杨虽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家庭，但其不幸源自幼年丧母，很小就受到继母的极度虐待。父亲的关照只能增加继母对他的仇视，于改善生活待遇无补。父亲将他送回老家河南辉县，由于性格孤僻（柏杨自称“个性顽劣”，不乖、不服管，所以“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再加上教育制度上的问题（教师体罚和得罪校长被开除），少年时的柏杨就有了一种叛逆意识。因为生活不稳定，数度迁居，转学与升学就成为柏杨最头疼的关隘。为了过关，他数次伪造学历证件，伪造证件在民国时期是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叛逆性格与违法行为逐渐地把柏杨推上与主流社会相对抗的位置，在社会动荡之际，这类人很容易参与革命或造反活动。

抗日战争打响后，柏杨正上高中，由于爱国激情，更是为了寻求出路，摆脱“假文凭案”可能爆发的威胁，他参加了设在南阳县的“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这个班训练三个月，毕业后“省政府负责派任工作，最高可当联保主任”。在训练期间，“我第一次受到共产党那种神秘的和温暖的触摸”，“比我高一班、功课好得人人尊敬的同学张纯亮，把我叫到一个角落，搂着我的肩膀，低声告诉我，共产党在陕北有一个高尚的革命圣地，全国优秀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那里，参加真正的抗日工作，问我愿不愿意也去参加”。当时他正崇拜蒋介石（西安事变极大地提高了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张纯亮提醒我说：‘共产党也是拥护蒋委员长的，你没有看报吗？’张纯亮把陕北描绘成一个美丽乐土，大家像兄弟一样地互相照顾，那是一种革命感情”。

看来柏杨完全有机会成为一个“三八式”的共产党干部。如果他真的与张纯亮去了延安，如果在延安不出问题（不过就柏杨桀骜不驯、又特别较真的性格来看，延安整风时说不定会出问题），建国后大约就是个厅局级的干部。不过，就在出发的前一刻张纯亮被捕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柏杨有些遗憾地说：“伟大的陕北革命圣地没有去成（这是我一生中惟一可能加入共产党的机会）。”在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都在大力争夺知识青年，国民党处在主流地位，名分与物质条件好；共产党有高远的理想和意识形态，宣传技巧与力度都远胜于国民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口碑也好。两党各有所长，柏杨追随了国民党是有点偶然性的。

国民党经过“以俄为师”的孙中山改组后，也属于组织类型的政党，但其组织的技术技巧和能力远逊于共产党，可以说连一半也不到。何方先生的《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中描写了延安整风前“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这里有“遍地的歌声”、“经常的集会”、“活跃的文体活动”、“民主的气氛和实践”、“平等的人际关系”、“军事化生活片段”，朝气蓬勃，从这种氛围来看就是一派打天下的气象。青年经过训练培养，便被派往各个工作岗位，被派到敌后根据地很快就能开辟出一块天地。

我听一位老共产党员说：1942年日本扫荡时，许多根据地组织被破坏。他就拿了一封组织介绍信，到“平北”（北平以北广大地区）来主持开辟和恢复工作，很快就把已经破坏的组织重新建立起来。

柏杨在国民党中经多次培训，先是战干团，后来又被送到培养三青团干部的“青干班”。前者蒋介石曾经亲临，后者是国民党中央主持的政治培训机构。但都混乱不堪，在敌机轰炸中手足无措；在敌人大举进攻时，学员被仓促派遣。这些都说明其办班计划不强，组织机能极差。

柏杨被派回已沦陷的河南老家开展敌后工作。他感慨“既没有教给我们求生的本领，也没有教给我们任何组织宣传的训练，就把我们送到日本占领军地区，像驱逐一群羔羊到狼群里一样，任凭我们自生自灭”。柏杨很快在家乡暴露身份，跑进大山开展工作，但不知要做什么。“中央团部也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去办，只是把一些油印的文件，千辛万苦地颁发下来。可怜我们这群年轻人，连公文都不会写（就是会写又有什么用），我们不过是被牺牲的棋子，中央团部潦草塞责、随随便便地派遣，表示又成立了一个分团，如此而已。”从这些地方可见作为组织类型的政党，国民党是不够格的。

后来柏杨辗转来到大后方重庆，渴望上大学，于是利用机会，伪造文件，把自己保送到东北大学，以圆大学梦。当时左派学生认为柏杨是国民党特务。1990年代初，我曾与最近故去的徐放先生（当时也是东北大学学生）谈起柏杨。徐先生说：“柏杨是国民党特务，被派到东北大学的。我们和他们有斗争。前年我去河南，从辉县路过，看到车站上有个大牌子标示‘柏杨故里’。我把站长找来，要他们把牌子去掉。”（徐当时是《人民日报》群工部主任）我读了回忆录，感到徐放等左派高估了国民党的组织能力。

柏杨到东北大学上学只是个人行为。当时他在教育部战区学生招致委员会当小职员，负责审查沦陷区来的大学生，证件合格的便报到教育部，由教育部分配到各大学。想上大学的柏杨突发奇想：每天把那么多沦陷区来的学生发往各个大学，为什么不把自己也派发到大学去呢？于是他把从南京来的中央大学政治系郭大同的证件，改为郭衣洞，发到教育部。当时南京已沦陷，无从对证。抗战胜利后，教育部迁回南京，发现柏杨伪造证件，便永远开除学籍，而且令任何院校不得收容。可见并非如东北大学地下党和左派学生想的那样。

在“东大”柏杨确实与左派学生发生过冲突，有时还很激烈。柏杨说：“那时，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在学校组织了一个‘祖国学社’，是一个专门和左倾同学对抗的学生组织。”两方争什么？“祖国学社的成员满腔热血的要爱自己的祖国，来和共产党热爱国际的口号对抗。”“有时候左倾同学把祖国学社的壁报半夜里砸毁，祖国学社的同学也用同样的手段，半夜里把他们的壁报撕烂。”无怪作为左派的徐放，数十年后，仍然对柏杨那样切齿。

国人对“祖国”、“国家”、“政府”等历来很少区分。抗战期间，毛泽东也讲过“爱谁的国的问题”，告诫人们不要爱“蒋介石的国”（见《庐山会议实录 7月31日常委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因为《共产党宣言》宣称“工人没有祖国”，当时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共当然要强调国际主义，于是这就成了当时左派右派之争的焦点。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组织上又属于蒋介石嫡系，所以柏杨在沈阳解放后，跑到北平，北平又解放，他在北平又呆了一二十天后，拿着认为“国民党气数已尽”的同伴的十四块银元逃离北平，南下上海，从上海入台，成了后来的“台湾同胞”。

国共长期对立，互相打入对方内部，做情报工作。前面说过国民党组织能力弱，原本它只是一些政治力量和社会集团的联盟，后虽经过改组，但其内部派别纷杂、矛盾纠结的病根并未完全清除，这就给共产党预留下潜伏的空间。而共产党后起，它是在共同政治信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整体性强，国民党的秘密组织很难进入。国民党丢失大陆、败走台湾，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1949年之后，国民党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竭尽全力控制台湾，长期实施戒严，注重对来台人员清理，弄得人人自危，称之为“白色恐怖”。这是柏杨冤案的前提和背景。如果在法治社会，这一切可以通过法治手段、有序地进行；而在专制社会，防止敌对势力来袭就可能衍化成为统治者或执法者手中的一根棍子，想打谁就打谁，不仅伤及无辜者，甚至连自己集团内的人也难以避免。

柏杨案直接导火线是为美国连环漫画《大力水手》释文做的翻译。漫画情节是父子沦落到某海岛上，两人还要竞选总统，竞选演说的开端语“fellows”（伙伴们），柏杨译为“全国军民同胞们”，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因为这是蒋介石讲话时惯用语。特务抓住了把柄：“侮辱元首，动摇国本”，把他抓了起来。

当然这只是个由头，其根本原因在于柏杨写杂文，挖苦讽刺了国民党独裁专制和腐败（如《立正集》中的杂文），被掌权者判定为“可恶”。如果按照组织路线来说，柏杨属于两蒋的嫡系，但其长期处于底层，对国民党的腐败和在大陆失败有深刻的了解，痛恨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扭曲。其思想倾向于自由主义，同情雷震，可以说柏杨组织上入了国民党，但思想上不仅未入，而且时时与党的领袖离心离德。

柏杨谈起蒋介石看法时说“他老是自己订的法律自己不遵守。就好像他是公司的老板，他规定墙角不许撒尿，他高兴起来就往墙角撒一泡，好表示他是这家公司的老大。我觉得真是既肤浅而又愚昧”。有这种想法，能不反映到其创作中？

柏杨 “大力水手”冤案发生后，由于孙观汉（帮助台湾建设“原子炉”的美国物理学家）介入，为柏杨打抱不平，弄得举世皆知，在为柏杨定罪时，如果以思想文字定罪，拿不上桌面，不仅大悖现代政治文明，而且平常以“自由中国”自诩，兴文字狱，等于自掴其面。为了面子，最后还是按“匪谍”（所谓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定罪。可见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仍是能拿上台面来说事的。

两大政治集团斗争的大背景，对大陆也有影响。可悲的是，当年参加东北大学地下党的徐放先生1950年代卷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视为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代理人，被关押和劳改前后20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