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益民
如果1911年10月10日晚不是武昌新军仓促发动起义，说不定，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大张旗鼓宣传的不是“武昌首义”，而是“滦州首义”！
——题记
今年是武昌起义110周年。这是一个导致两千多年帝制崩溃的大事件，永远值得纪念。
如果你经历了甲午战争、庚子事变，知悉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你就一定会对当时清政府的无能、专制帝制的可恶，生出无比的愤恨。而在110年前，暗潮涌动，为推翻清王朝，一批仁人志士已在摩拳擦掌，准备起义了。
清王朝覆亡是历史的必然，而在何时何处打响覆亡清王朝的第一枪，则属偶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因试验炸弹不慎，泄露起义秘密，不得不仓促起义，虽然打乱了原有的起义部署，但是由此却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首义之功，光照千秋。
假如，当时准备起义的秘密没有泄露，那么武昌起义就不会提前举行。而当时的滦州（今河北滦县）同样处在起义蓄势待发的前夕，首义会不会发生在滦州呢？滦州在那年10月10日至20日间的某日发生起义原本是没有悬念的！因此，武昌与滦州，究竟何处会率先对清廷发难，何处先发难对于推翻清王朝的力度更大，我们很难判断。只是，既然存在滦州首义的可能，则辛亥革命历史进程，本来是存在另一种发展脉络的可能的。
据程潜回忆，孙中山曾这样分析起义之地和革命基地的选择：“革命必须依敌我形势的变化来决定，如形势于我有利，而于敌不利，则随处可以起义。至于选择革命基地，则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四地，或为政治中心，或为经济中心，或为交通枢纽，各有特点，而皆为战略所必争。北京为中国首都，如能攻占，那么，登高一呼，万方响应，是为上策。武汉绾毂南北，控制长江上中游，如能攻占，也可据以号召全国，不难次第扫荡逆氛。南京虎踞东南，形势所在，但必须上下游同时起义，才有成功希望。至于广州，则远在岭外，僻处边徼，只因其地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命，攻占较易；并且港澳密迩，于我更为有利。以上四处，各有千秋，只看哪里条件成熟，即可在哪里下手。”这说明，起义地点的选择不限于武汉，也包括其他一些地方，比如北京一带、南京、广州等等。究竟哪儿最先发动起义，关键看条件是否成熟。起义条件，一看地理位置，二看恰当时机，三看清军势力，四看人心倾向。京畿地区因地理位置特殊，在那儿发动起义，曾被孙中山视为上策。早就有革命党活动于京畿一带，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势力。滦州靠近北京，当恰当的机遇出现在滦州时，滦州便成为爆发起义的敏感要冲。
1911年（宣统三年）4月，清廷为震慑革命党人和各地反清力量，宣布当年10月10日至20日在永平府铁路沿线举行由禁卫军和京畿新军参加的大规模军事操练，史称“永平秋操”。消息发布后，白雅雨等一批革命党人积极奔走，“策划滦州起义，而后进攻北京”。于是秋操到来之前，革命党的力量已经深入参加秋操的新军中，开展起了起义准备。革命派组织的共和会就曾设想：一方面派人策动驻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发动起义；另一方面派人南下，请求南方革命军由烟台运兵北伐，至秦皇岛登陆，占领山海关，里应外合，直捣京津！
参与秋操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均已成为革命派。他们在与革命党充分沟通后，决定相机以实弹攻击参与军操的清朝禁卫军，将其击溃，再趁势进兵北京；并且密约南方革命党同时举事，以成南北呼应之势。
秋操分东西两军，东军以汉人为主，由第一、第二和第二十镇的大部部队编成；西军以满人为主，由第四、第六镇的部分军队和禁卫军第二混成协编成。军演除步兵外，还配有骑兵、炮兵、工程兵、辎重兵、后勤兵等，总计6万余人。计划使用1300多门山炮、陆炮，3万多支步枪、马枪，炮弹、枪弹无数，可见规模宏大。而这也为革命党人策动起义提供了契机，起义军趁兵力集中、火力强劲，又出其不意，一举击败禁卫军是可能的。
起义蓄势待发，连立宪派人物梁启超都看出端倪，私下曾意味深长地说，“九十月间将有可喜之事”发生。
10月10日，秋操在即，而偏偏在这关键时刻，武昌起义爆发。清廷大震，急令停止秋操，将西路军撤回北京，东路军则多派往南方镇压起义。由此打乱了张绍曾等人的滦州起义部署，行动不得不暂停。
其三，武昌起义后发生的滦州兵谏，反映出张绍曾等人武力反清的真实目的。
形势发生了变化，而张绍曾、吴禄贞等人没有停止起兵反清的谋划。武昌起义后的二十余天中，张绍曾、吴禄贞等做了四件事。
一是拒绝南下与革命军作战，继续密谋起义。秋操的东路军被清廷分为两军南下武汉。第一军由荫昌率领启程较早。张绍曾第二十镇为第二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张绍曾驻军原地，抗旨未动，还在伺机起义。清廷再三发急电，催促：“鄂变日亟，望火速开拔，以资援救。”并明确让张绍曾率军从秦皇岛登轮船，渡海、入长江，进逼武昌。张绍曾不予理会，认为：“武昌革命，名正言顺。专尚征讨，殊乖民意；同种相残，尤悖人道。所有军队，暂不前进。”他与吴禄贞、蓝天蔚等密谋：以滦州张绍曾部为第一军，由滦州趋丰台；奉天蓝天蔚部为第二军，作后援队；保定吴禄贞部为第三军，由保定趋长辛店。
后因山西新军在阎锡山等率领下举行起义，宣告独立，张、吴等又调整战略为：组成燕晋联军，张绍曾率军“沿京奉路南下，直攻北京。分一支军扼守密云，防宣统逃窜热河。令阎锡山派一支兵，守京汉路黄河大桥，阻止袁世凯北返；主力，沿京汉路北上”。吴禄贞则率第六镇兵从保定进攻北京。同时，电告黎元洪派兵夹击袁世凯，使之无力北返。可见他们武力反清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
二是实行兵谏，以立宪为名行武力逼迫清朝终止专制统治之实。试图“以北军倒政府”的立宪派梁启超对张绍曾等做了大量工作，使之倾向于立宪主张。张绍曾等发出了立宪的奏折和“十二条政纲”，逼清廷交权于国会、还政于民。奏折以最后通牒方式，要求清廷 “迅于二十四点以内，即颁谕旨，明白宣示”，滦州军队“谨披甲执戈以待复命”。紧接着还以极强硬的态度致电资政院：“绍曾等前提出政纲十二条奏请宣布，实为现在扶危定倾之不二法门，自谓一字不可增减。……绍曾等不敏，谨荷戈执戟以为后援。希从速复。”还在兵谏奏折和政纲上奏的同一天，将其主张通电全国，希望得到各省支持。
新军反对镇压武昌起义、要求改革政治的立场，以及驻滦各军随时可能“激成巨变”的威胁，极大地震撼了清廷。出乎张绍曾的意料，清廷居然很快在口头上答应了实行宪政。即便如此，张仍组织“立宪军”，宣称要进兵北京，以“闻都中匪徒丛伏，深恐惊扰宫廷”为由，要求清廷“即日派列车二百辆，将（滦州）军移驻南苑”，以便“保卫都城”云。他甚至向驻守北京的冯国璋通报：“如火车不到，即用徒步行军前进。”足见张绍曾起兵态度之坚决。袁世凯说：“张绍曾简直是在造反。”天津《大公报》也以“官场消息”直呼“滦州兵变”！
三是截留清廷运往武昌镇压起义的军火。武昌前线战事吃紧，清廷紧急从欧州购买了一批军火。军火经俄罗斯进入东北，再往南运。押解这批军火的彭家珍是革命党人，途经滦州时，经他暗示，张绍曾扣留了这批军火，计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这不仅影响了清军在武昌的战斗力，而且又加强了对朝廷构成威胁的滦州军队的实力。这让清廷更加恐慌。
四是吴禄贞派副官王孝缜秘密去武昌，将北方筹划武装起义等事通报武昌军政府，既坚定南方革命党的斗志，又取得他们对北方反清斗争的支持。
由此可见，武昌起义前后，滦州为中心的北方新军对清廷而言，犹如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将清廷这座将要倾覆的大厦炸塌。南方的起义，因距离遥远，清廷尚可从容应对；而对于发生于京畿的滦州兵谏，却令清廷紧张不已。由此也反映出滦州曾是一个武力反清、几乎动摇“大清”根本的重镇。说原本存在滦州首义、直指京城的可能，并非虚谈。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武昌首义发生了，就不可能有滦州首义——滦州一下就失去了原本可以兵临京城的绝佳地位。即便如此，我们仍能看到，滦州仍是辛亥革命中的风云要冲，滦州兵谏失败后不到两个月，还是爆发了革命党领导的滦州起义，成立了滦州革命军政府，进一步瓦解了清朝统治，说明了京畿地区的革命所具有的非同一般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