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余年来，国内重点高等院校都在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其情其状可圈可点。然而当今不出大师，没有大学精神，没有胸藏锦绣的大教育家引领，世界一流又谈何容易？屈原《离骚》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养育我们的这块土地上就曾拥有过不少世界一流大学，只是因为不珍惜、不呵护，由不懂教育的人任意糟蹋，他们也就从此逐渐消失了，令人唏嘘。
圣约翰大学（英语：Saint John’sUniversity）就是其中一例。她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及中叶，美国圣公会在中国上海创办的一所享有世界声誉的高等教育学府，创建于1879年，终结于1952年，历经三个朝代，最后被新生政权解散。她创建的时候，尚无如今“言必称希腊”的北大与清华，从时间跨度来看，应是在华办学时间最悠久的一所教会大学，无出其右，曾被海内外广泛称为近代中国“外交家的摇篮”“东方剑桥”和“东方哈佛”。
回望历史，圣约翰大学原名上海圣约翰书院，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S. J. Sekoresehewsky）将圣公会原辖的培雅书院（1865年）和度恩书院（1866年）合并而成。圣约翰的校训初为“Light and Truth”（光与真理），后加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前半句出自基督教信仰，后半句则为孔子名言。圣约翰校刊《约翰声》如此诠释校训：“我们要使圣约翰大学成为中国之光和真理的火炬，没有再比此目标更崇高的了。”这一校训言简意赅，高屋建瓴，彰显出大学精神，在人文义理上，与世界各大名校的校训乃是同一个级别，令人仰视，肃然起敬。
从晚清至民国，圣约翰大学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全国乃至欧美均颇负盛名。截止到1952年，在其73年的办学历程中，该校于1921年创办了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个新闻专业，乃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前身。她还开设了建筑工程系，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全面引进现代建筑艺术的教学机构。当年，圣约翰对成绩优异的学生给予免费或一定的补助，每年资助名额在学院中占较大比重。1906年圣约翰医科学制改为七年，毕业者授予博士学位，也是中国最早授予医学博士学位的两所学校之一。
1932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校景
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后，圣约翰大学按照欧美大学教育制度，开始实行学分制和学衔制，1913年起招收研究生，1936年起招收女生，是当时上海乃至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同时期的国内教会大学还有燕京大学、华西协合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震旦大学、之江大学、岭南大学等，共计十余所，其师资配备，学术研究诸方面在当时的亚洲乃至全球均堪称一流，培养了无以计数的国家栋梁之材。
令人唏嘘的是，1949年以后，留在内陆诸省的大批外籍教师相继被驱逐出境。1952年，新生政权又对全国高等院校做出大调整，圣约翰大学也难逃厄运，被肢解的各院系分别并入上海交大、上海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华东师范等几所沪上院校，而原来的校本部变成了华东政法大学的校园，从此画上了在大陆办学历史的句号。悠悠往事，并不如烟。如今校园内依然可见不少圣约翰大学的历史遗韵，包括孙中山曾作过演讲的大厅，外墙上还挂有解读当年情景的纪念铭牌。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我们可以看到，1886年11月18日，一艘欧洲邮轮驶进黄浦江，在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缓缓靠岸。一位22岁的美国青年随着熙熙攘攘的旅客走下船来，他就是来自纽约的美国青年传教士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1864~1947），中文也译作“卜芳济”。几年之后，他在上海主掌圣约翰大学，任校长达53年之久，将晚清时期的一所教会学校，藏在上海弄堂里名不见经传，打造成为闻名遐迩的“东方哈佛”和“东方剑桥”。
从时间上看，卜舫济比同样具有美国传教士背景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早很多年到中国办学，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后者的名气大，但资历却更悠长，因大半个多世纪背负“美帝国主义者”的骂名，他的名字几乎被历史尘封，至今鲜为人知。
史料记载，卜舫济188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士学位。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 获纽约神学院学士学位，后来到中国上海任圣约翰书院英文教师。光绪十四年任该校主任。学校初创时，教程只限于中学，校舍亦很简陋。经过他精心擘划，30年间资产增加了200万银元，校园从84亩拓宽到228亩。先后建造15幢大楼、28所住宅，有宿舍楼、教学楼、办公楼、大礼堂、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等。
圣约翰大学是首个将西方办学理念引入中国的学校，卜舫济十分重视体育和课外活动。校内的体育设施完善，校园里还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足球队。除此而外，他还重视美育，组织男女唱诗班，对学生进行音乐启蒙教育，陆续筹建了军乐会、摄影研究会、图画练习会、大学歌会、大学管弦社和圣约翰中学国乐会等组织。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当年圣约翰大学的起步阶段“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办学规模已向欧美本土大学看齐。
秉承欧美大学的办学传统，卜舫济还倡导自然科学研究，为圣约翰的学科发展四处活动，筹集资金兴建“格致楼”，内设物理、化学实验室，这在当时中国各大学中实为最早。同时，圣约翰还开设了化学、物理、算术、几何、写作、英文语法、会计、科学史、生理学、世界史等课程，把先进的大学理念引入中国。
正是在卜舫济的主持和推动下，西方的大学制度较早被引入中国，也促使圣约翰成为一所中西合璧、学科齐备的最高学府，设有神学院、医学院、文理学院和土木工程学院等四个学院，所授学位被美国各大学认可。卜舫济的理想是通过充分的英语和文学课程，给学生提供一个通识教育的平台，以期开阔学生的思想，同时也传授自然科学，不仅因科学有实用价值，还由于笃信科学与真理都来源于上帝。
1913年2月，卜舫济邀请孙中山到圣约翰大学演讲，受到师生们热烈欢迎。孙中山说：“你们从《圣经》里学到，你们有了光，就当给别人照亮道路。所以，你们在接受知识之后，就当去教导别人。一个民主国家的基础就是教育。只要人民需要学习，你们就有责任去教育他们。你们要把所得到的给予他人。”言之凿凿，熠熠生辉。
或许正应了孙中山的预言，圣约翰大学在其存在的七十三年里，不断为发生剧变的中国社会，输送了大批具有现代知识素养的人才，其中不乏赫赫有名的人物，例如外交界有唐绍仪、施肇基、顾维钧、颜惠庆、严鹤龄等著名外交家；教育界有张伯苓、陶行知、陈鹤琴、周贻春、丁光训、王正廷；法学界有史久镛；新闻界有邹韬奋；科学界有钱绍祯、萧孝嵘；医学界有颜福庆；经济学界有潘序伦；文学界有林语堂、张爱玲；音乐界有作曲家瞿希贤；建筑界有贝聿铭、沈祖海；政界有宋子文、宋子良、严家淦等，会计界有泰斗潘序伦；实业界有吴仁基、经叔平、刘鸿生、刘吉生、荣毅仁，刘鸿生、吴任之等著名实业家，他们毕业后都成为了国家栋梁之材，泰斗式人物。除此而外，还有更多的圣约翰毕业生服务于海关、洋行、邮政局和高等院校，不胜枚举，为现代中国的历史增添了许多精彩篇章。
在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卜舫济应是最早倡导用英语教学的先行者，除国文课外，其他学科教学全用英语。从晚清至民国30年(1941年)去职，他自任校长达53年之久。其间，他还兼文理学院院长，并兼管中学部，同时担任中华基督教育会会长、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教育委员会会长、皇家亚洲学会会长等职。他利用课余研究中国历史，著有《中国之暴动》《中国之危机》。光绪三十年，他出版了《中国历史大纲》《中国历史概略》，民国17年出版了《上海简史》。
民国33年，卜舫济回到纽约。民国35年（1946年）他曾再次携家眷来华，担任圣约翰大学名誉校长，翌年因心脏衰竭去世。他将一生奉献给了中国，从此销声匿迹，如同埋在西子湖畔的司徒雷登亡灵，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与礼遇，北大不让他回家，埋在未名湖畔，都是令人唏嘘不已的悲情故事。
史料记载，当年卜舫济初来乍到上海，他的生命中发生了一件奇异而又幸福的事，就是邂逅了一位中国女子。1888年8月23日，圣约翰校园内的教堂里举行一场婚礼，新郎是身着中国服装的卜舫济，新娘则是身穿传统中国服饰的黄素娥，她手里捧着一束鲜艳的花束。
原来，1886年底卜舫济甫抵上海不久，便在教堂里认识了这位中国女子。那时他带领唱诗班唱圣歌，黄素娥则弹琴伴奏。卜舫济很快知悉了她的情况：上海虹口救主堂牧师黄光彩的女儿，美国圣公会在华的第一个受洗教徒，也是圣玛利亚女校校长。
她的学识，她的仪态，她的娴静清雅和稳重端庄，强烈地吸引了对中国极感兴趣的美国小伙子卜舫济。当时西方教会反对传教士与当地华人结婚，卜舫济依然我行我素，对黄素娥发起了一次次狂热追求，尽管遭到了一次次的拒绝，他还是全力以赴地继续追求，最后黄素娥终于感动了，答应了他的求婚。
1988年9月27日，婚礼举行一个月后，卜舫济在给圣公会兰福德的信函中说：“我的妻子和我希望成为一对模范夫妻，齐心协力地去完成比我们单独能做得更多的事。”果不其然，黄素娥在结婚后辞去了担任5年之久的玛利亚校长职务，一心一意辅助丈夫的事业。黄素娥还不顾身体羸弱，多次赴美，协同丈夫四处奔走，为圣约翰大学募捐经费。每到周末，卜舫济常邀请学生轮流到他家做客，黄素娥总是热情招待。学生有病了，黄素娥总是前往看护并精心照顾。实在是那年月的义人楷模。
圣约翰毕业生林语堂这样回忆道：“她积极筹备开学仪式和其他社交活动，在她的带动下，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参加义务劳动。”基督教《教务杂志》曾评价黄素娥对圣约翰大学的贡献：“作为圣约翰大学校长的夫人，黄素娥同他丈夫一样热切关心学校的福利。她为圣约翰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黄素娥和卜舫济育有三子一女，子女成年后都曾在圣约翰工作过，长子卜其吉早在1924年即已在圣约翰任职，后到美国深造，毕业后回到圣约翰担任教育系主任和注册处主任，最后担任副校长。
当年，圣约翰大学所取得的进步，固然离不开卜肪济的精心擘画，而他身后的黄素娥也功不可灭。经过不懈的努力，美国的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均同意接收圣约翰的学生入学，耶鲁大学甚至同意免试招收。黄素娥和卜舫济，一对中外夫妻，同时领军上海两所最负盛名的优秀学府，在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
1919年11月15日，圣约翰大学举行建校40周年纪念会时，校友们为纪念卜夫人黄氏捐款修建的交谊堂。如今这幢建筑依然耸立在华东政法大学4号楼旁边
1918年黄素娥因病去世。1919年11月15日，圣约翰举行建校40周年纪念会，该校校友为纪念校长卜舫济已故夫人黄素娥女士，发起募捐活动修建了一个新交谊堂。
而卜舫济，这位中国女婿，屡屡在公开场合和撰写的文章中，感激中国夫人让他和中国文化亲密接触，感激她为圣约翰大学做出的贡献。
早期的来华传教士文惠廉曾称赞黄素娥为“所见所闻最出色的中国女子”。她比宋氏姐妹及“五四”新女性，整整早了一个时代，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妇女新文化的播种者。
近几年，我曾多次借回国问学的机会，专程到沪上寻找他们留下的历史遗痕，留意到当年上海塘沽路东端的“救主堂”，“文纪女校”已了无踪迹，就连长宁路上的“圣玛利亚女校”也被拆得干干净净，只留下孤零零的一座小钟楼。但我深信，卜肪济与黄素娥所开创的中国近代教育事业，过去，现在，及将来都恩泽后世，代代相传，我们有理由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卜舫济主政上海圣约翰大学期间，经历了戊戌变法、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正是风起云涌，激烈动荡的年代。他深切关注中国社会的变革，在主持圣约翰教务的同时，也留意“工农和苦力受初等教育”的工作推进情况，曾专门考察当时的平民识字班。卜舫济主张教育与政治分离，反对学生以学校为基地从事政治活动，为此曾多次与热衷于从事政治运动的学生发生冲突。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学生为了罢课，与学校当局发生强烈冲突。学校为阻止学生而宣布学校停课放假。从当代中国的视角来看，仍然具有醒世意义。其实，作为校长，卜舫济在此事的处理上是明智的，但没想到学生的反应极为强烈，最后发生了以孟宪承为首的19名教职员及553名学生愤然离校，于当年8月另组光华大学。当年曾与复旦大学齐名，是如今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此乃另一篇故事，暂且按下不表。
当年由于时局动荡，圣约翰大学于1927~1928年间曾关闭一段时期，直到局势平静后，才于1928年重新开学。1929年12月，圣约翰举行了50周年校庆活动，同时庆贺卜舫济担任校长40周年。当时南京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以及基督教平民教育促进会会长晏阳初等人都专程赶来参加庆典。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圣约翰校友宋子文在庆典上被授予了法学博士学位。
抗战初期，上海沦陷，圣约翰大学曾一度将学校迁往公共租界里的南京路，与沪江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学校组成上海基督教联合大学，几年之后，于1940年迁返原校址。当年，学校的办学经费除了来自学费收入外，也有教会和其他社会捐款。
时光流转，到了1941年1月，卜舫济已是77岁的老人，他辞去校长职务改任名誉校长，至此，从担任书院院长到圣约翰校长，卜舫济主持了圣约翰校政长达53年。6月的一天，卜舫济依依不舍地启程回国。他回到了家乡纽约，可是中国上海，始终让他魂牵梦绕，念念在兹。他不辞劳苦地到各地演讲及传道，讲述他在上海的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见闻和心得，他在纽约不时与圣约翰毕业生宋子文等人聚会。
1946年10月23日，他携老妻重返中国，出任圣约翰大学名誉校长。卜舫济于黄素娥病逝的次年与圣约翰英籍教员顾斐德(C.Gooper)的遗孀(Emily G.Gooper) 结为夫妇。卜舫济抵达上海的当天，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当采访记者问他为什么还要来中国时，他深情地回答：“这儿是我的家，我要永远在这儿，直到老死！”此时，他已经是体弱多病的82岁老人了。
不久，卜舫济因病入院宏恩医院（今华东医院）。几个星期后，1947年3月7日，他因心脏衰竭而逝世于宏恩医院，享年83岁。3月9日，圣约翰大学教职员、校友和他的中西亲友在校内教堂举行追思礼拜，参加者有宋子文、孔祥熙、刘鸿生、颜惠庆、约大校长涂羽卿等七百余人，教育部长朱家骅唁电褒扬卜氏“春风广被，贡献良多”。卜舫济的灵榇运返万国殡仪馆火化，安葬在静安寺公墓。卜舫济24岁在上海十六铺码头登岸，83岁在上海静安公墓安眠，他永远地留在了上海。
行笔于此，让我想起了后来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也是一生爱中国，最后葬身杭州西湖，如今他的灵魂已经无法再回北大，因为那未名湖畔的人已容不下他的归来。
卜舫济，一个美国人，把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生时光奉献给了中国，终老于上海。他创造了上海传奇，为上海教育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没有卜舫济，就没有圣约翰。当我走进那年华深处，与圣约翰的岁月相遇，我的心里就涌动出一股感动。卜舫济的圣约翰已经不在了，美好的一切都已经化作了历史的尘烟；但文明的价值和成就总是散发着恒久的芬芳。卜舫济的圣约翰将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着，他的《中国的爆发》《中国史纲要》《上海简史》等著作仍然书香缭绕，在前人今人的回忆里，在上海城市的记忆里，卜舫济和他的圣约翰大学依然鲜活，没有消遁。
圣约翰大学诞生于清末，兴盛于民国。如果没有圣约翰大学，中国在取消科举制之后，可能会步入一条更为艰辛的改革之路。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大学教育始于教会大学，教会大学始于圣约翰。而圣约翰则与卜舫济这个名字紧密相连，没有卜舫济，就没有圣约翰。圣约翰大学有着当时最健全的大学体制和最先进的管理与教育理念。其优良的师资与优秀的毕业生，更是让它声名远播，不仅是国内大学教育改革发展的领潮者，而且在全世界也引人注目。
1952年，圣约翰大学在上海被肢解了以后，在香港由原校董会主席欧伟国，会同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以及香港教会团体的力量，合并了包括上海圣约翰大学在内的中国大陆原13所著名基督教大学流落到香港的师资，创立了崇基学院（Chung Chi College）。1957年，崇基学院、新亚书院、联合书院组成中文专上学生协会，推动成立一所“中文大学”。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崇基遂成为三成员学院之一，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
如今，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教堂圣坛两旁仍然排列国民政府时期（1951年前）十三所基督教大学，包括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徽木刻。崇基学院是香港中文大学里的九家书院之一，也是其中一家创校书院及规模最大的书院，由前广州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前上海圣约翰大学校董会主席欧伟国，及香港圣公会领袖何明华会督，于1951年共同创办，代表基督教在华发展高等教育传统的延续。
还记得上世纪末1999年12月初，我从澳大利亚回香港，参加香港大学轮职主办的亚洲译联年会，曾专程去香港新界拜访崇基学院的几位同道学人，其中一位就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老校友，相谈甚洽。这家学院具有浓厚的基督教氛围，下属有神学院和礼拜堂，开设有神学和音乐学科。其礼拜堂更是在香港高等院校中独有的座式教堂，沿袭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礼拜堂的建筑风格。
该学院以融合基督精神与中国文化精神，博爱包容、自由开放之风气，培养学问通达、襟怀广阔，具有世界文化视野的人才为宗旨。如果你前去寻古探幽，如今还能感受到不少原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书香气息。
1967年，流落台湾的圣约翰大学部分校友为了延续圣约翰的大学精神，原本打算在台复校，但受到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政策的影响，私人仅能开办专科学校，遂由上海圣约翰大学、圣玛利亚女校在台校友会与基督教台湾圣公会共同创办新埔工业专科学校。1993年，学校更名为新埔工商专科学校。2003年，学校升级为圣约翰技术学院，并将《光与真理》定为三首校歌之首。2005年，学校改制为圣约翰科技大学（英文校名：St. John’s University）。未来将恢复为圣约翰大学，成为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光耀圣约翰的大学精神。
岁月流金，到了1997年，原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海外校友云集加拿大温哥华，在英属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校方支持下，在校园里靠近亚洲图书馆的树林里筹建了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 UBC），“落草为安”，其办学方向是以研究生教育为主。
原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友们的共同心愿是，虽然母校暂时不能在中国大地上凤凰涅槃，东山再起，再现当年的辉煌，但这已是复校的第一步，来日方长，未有穷期，故这所学院的成立得到遍布世界各地的不少校友支持，捐助善款。
如今的圣约翰学院资料室里，还珍藏着不少原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珍贵文物。从历史沿革来看，如果说建在UBC校园里的圣约翰学院乃是母校在海外的正宗血脉传承，应是恰如其分的。
与它的上海前身不同，地处加拿大UBC校园里的圣约翰学院偏安一隅，已不再是一个附属于宗教组织的教学机构，然而她却继承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大学精神及素质教育传统，成为了不同文化的学子求学的学术殿堂。如今UBC的圣约翰学院为研究生、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员提供住所，并在校园内举办各种学术活动，以此丰富学术交流的内容。圣约翰学院希望通过这些方法，培养出新一代的圣约翰校友，把他们习得的知识带回母国，以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更多学术交流与合作。
如今，UBC大学圣约翰学院沿袭了她的“祖庭”，上海圣约翰大学及许多欧美大学的学院寄宿制(boarding school) 教育模式，例如今年五月初笔者曾在澳门大学参会时看到，主楼与学生餐厅旁都有一个很大的四方庭院，中间是草坪，环绕一圈是学生宿舍，多为个人单元套间，自由和隐私则不受影响，居住条件非常好，难怪在这里申请寄宿，往往需要提前至少半年排队，等候空缺。
对于西方的大学生来说，学院寄宿模式有一种集体的认同感。因为一个学院，就是一种文化品位。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和历史传统。比如，圣约翰学院就以融合东西方多元文化为其特色，北美、欧洲、亚裔、南美和阿拉伯的学生济济一堂，并以基督教为背景。
选择学院，就是选择自己所喜欢的社群（community）和朋友圈，选择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圣约翰学院的这种英式寄宿制，过去所培养的是贵族的阶级品味和集体荣誉感，如今世俗化以后，虽然不再有传统的等级色彩，但独特的社群精神犹如学院的徽记一样，依然成为寄宿生活的核心所在。她的理念是：大学不仅是传输知识的场所，而且是造就博雅之士，培养公民意识的摇篮。
大学是未来社会的缩影。一个民主的、宽容的、自主的人类理想社会，就是这样“润物细无声”，从大学时代的点点滴滴生活细节中开始实践的。
通过参与学院师生的微信群互动，我读到了许多已离开学院的校友们对圣约翰的留恋之情，留恋圣约翰的文化氛围，留恋学院食堂的美食，留恋在这里结识的同学与师长。
从这里，我仿佛看到了百年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风情与遗韵依然，她的血脉传承就在这里，她的火种尚在，没有凐灭，她有撒播到世界各地的“众神”呵护和拥趸，超越了威权，超越了铜臭，超越了世俗，有朝一日，只要人心不死，点燃这里的火种，迟早她还会发扬光大的。
加拿大UBC大学圣约翰学院学生们亲手折叠的纸船，多年来一直高挂在学生食堂里，寓意百年传承的大学精神“光与真理（Light and Truth）”之船，就是从这里扬帆起航，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