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基民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上世纪30年代，原任中共中央保卫部门负责人的顾顺章是中共历史上危险最大、危害最烈的叛徒。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晓，在40年代初叶，中共还有一个叛徒叫郭潜。作为当时担任中共南方工委组织部长的郭潜，被捕叛变，指认出卖，造成了当时南方工委所领导的赣、闽、粤北、粤南、广西、潮海、琼崖、湘南等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没顶之灾，大批领导干部被捕，大批党员与进步群众被枪杀，这些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几乎瘫痪。周恩来在向中央的一个报告中称：此次损失不亚于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
图|郭潜
1909年,郭潜（原名郭乾辉，参加革命后改名郭潜）出生在广东梅县一个殷实开明的家庭里，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读书努力，文章写得很好，口才也不错，在同伴中颇有人缘。1926年被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0年代初，他被派遣回国，上海地下党中央经过谈话将他安排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1938年1月，中央成立了项英为首的东南分局，郭潜担任了秘书长。不久，项英率新四军军部与东南分局撤离南昌，前往皖南，中央再三考虑将郭潜留了下来，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时任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的是蒋介石的亲信熊式辉，他是位反共老手，深知利用中共叛徒的重要性。1939年3月，南昌被日军攻陷，江西省政府搬到泰和。熊式辉经过精心策划，在泰和成立了“江西省特种工作委员会”。所谓“特种工作”，就是镇压与他共同抗日的合作伙伴共产党！这个特种委员会，由他亲自挂帅，党政军宪特的头目悉数参加，下设特种工作办事处，主任为中共大叛徒徐锡根，此时他已改名为冯琦，总干事为中共大叛徒庄祖方。1942年4月，庄祖方带着颜福华与6个特务，在5月18日赶到了曲江。5月27日，庄祖方抓住了南委的组织部长郭潜，以及曾和他打过交道的那个中共南昌市委书记张绍祖，并且对郭潜开始审讯。庄祖方深知时效的重要性，对郭潜讲：“郭先生，久仰你的大名。就在这里谈谈，天有不测风云，免得带回泰和再受皮肉之苦。”
作为中共南方工委的组织部长，郭潜自然知道：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根据国民党《异党问题处理法》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和发展中共组织都是所谓“非法”的；在国共合作前就是中共党员的人，要逐一登记备案，但不能在国民党党政机关、军、宪、特、警等部门工作。实际上还是将共产党当作死敌在对待。如果带到泰和，绝不会有好果子吃。于是这个参加过长征的老党员就这样被几个叛徒说动了。
郭潜长叹一声对庄祖方讲：要我归顺也可以，但要答应我几个条件。庄祖方喜出望外，回答说：“请讲……”郭潜提出：“一、我家在曲江，我要先回家看一下妻子，将她安抚好；其次，我可以提供情报信息，但永不露面参加你们的公开抓捕与审讯。第三，前些天我从桂林提了中共南方工委的活动经费9万元法币（另有一说为10万元——笔者注）我要先取走一万当安家费。” 庄祖方不假思索，一口答应了郭潜的全部条件。随即派自己从泰和带来的得力助手李刚以及叛变过来的特务颜福华、孔昭新等押着郭潜去他家中。担任广东方面第七战区余汉谋部联络工作的丁某人上前阻拦：“不行，万一这是个圈套呢？” 庄祖方说郭先生既然答应了便不会反悔，于是李刚就带着郭潜坐车去了郭家。一进家门，郭潜又讲：“我要3万元补贴家用。” 李刚大方地挥了下手，也答应了。
郭潜早年的照片难以寻觅。图为郭潜晚年的（前排右）家庭合影（图片由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提供）
这一下，郭潜铁下了心当了叛徒，便开始了大出卖：他立即指引李刚首先破获了中共南委在曲江的总交通机关，逮捕了总交通司徒丙鹤夫妇与交通员曾平、陈二叔等，切断了曲江与南委机关大埔的联系。这一点十分重要，足见郭潜这个大叛徒的卑劣！转而又引路驰往五里亭破获了粤北省委总机关，逮捕了省委书记李大林和女交通员阿李。也是这个大叛徒走了狗屎运，在回第七战区长官部联络处那几间密室途中，郭潜看到了在街上行走的粤北省委组织部长与宣传部长，他当即指引李刚下车抓捕。这么一来，几乎整个粤北省委就被郭潜当作见面礼，拱手送给了国民党特务。
庄祖方一面忙着将抓捕到的李大林等共党要犯暂时交给曲江广东方面的军统机关关押，一面忙着准备赶赴大埔。李刚认为，郭潜一抓，肯定惊动了南委，再赶到大埔，恐怕竹篮打水一场空了。但庄祖方认为不一定。因为从郭潜捉获到自首叛变，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而抓获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时将他的报务员阿香也抓了。共产党不会这么快就把消息传递出去。他们这么嘀嘀咕咕正在商量，晾在一边半天的郭潜插话了：还有一个天大的功劳，不知各位是否感兴趣？庄祖方一听，一下子跳了起来，跑到郭潜面前，将他牢牢地按在椅子上讲：快说，什么事？郭潜冷冷一笑说：廖承志听说过吗？他在乐昌，离这儿不远。作为中统的大特务，庄祖方当然知道廖承志。他是中共南方局的委员，八路军驻港办公室的主任，同时还担任着中共香港工委的书记，藏着一肚子的机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廖承志从香港撤到广东，由于夫人生孩子，便在乐昌小住。红军长征时，有一段时间廖承志与郭潜都在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两人不仅相识还颇谈得拢。南方局便委托郭潜对廖承志联络并给予照顾。谁能料到郭潜一经叛变，立功心切，便将廖承志出卖了！于是郭潜便设下了一个局：他替庄祖方写了张条子给廖承志，通知他去一趟桂林，帮助疏散一下从香港归来聚集在桂林的文化人。顺便还给了他1万法币作为经费。因为廖承志住在乐昌的一条小巷子里，四周都是居民，一旦受了惊动，逃跑起来十分容易。如果将廖承志引出来，钓他到车站再动手抓捕则方便得多。
图|马家洲集中营旧址
庄祖方大喜，他亲自带着李刚等几个特务，从第七战区的余汉谋处借了辆汽车，急匆匆地开到距离将近百里外的乐昌。时已黄昏，庄祖方远远地就停下了车，拿着钱与郭潜写的纸条，一个人七拐八拐地找到了一个小院。他推门而入，天气闷热，只见廖承志正打着赤膊，躺在竹榻上纳凉。他看了纸条，接过钱，寒暄了几句，说，那好吧，我明天一早便走。庄祖方出来，回到车上，一想不对，夜长梦多，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还不如即刻动手！他自己带了个人，让李刚也带了个人，立刻下车，从巷子的两头向廖承志住的那个小院子抄了上去。他一脚踏进小院，只见廖承志已经穿上了衣服，提了个小箱子准备出逃。长期地下斗争的经验让廖承志变得火眼金睛，他见了庄祖方觉得不很顺眼。更重要的是他的住址只有南方局及南方工委的少数几个领导才晓得。如果没有出事，郭潜绝不可能派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前来送信、送钱。但他还没来得及跑，就被庄祖方堵住了。庄祖方一行押着廖承志赶回曲江，离城门口不远处，把车停了下来。庄祖方心想抓住了廖承志，是天大的功劳。他不想将廖承志留在曲江，而是要将他连夜押回到江西泰和。现在人太多了，自己这一拨，再加上城里郭潜他们一拨。他准备到城市租一辆长途汽车将这些人一并送回泰和再作打算。谁想到，等他租了车出来，却见城门外只剩下李刚等人，廖承志不见了。一问才晓得，廖承志被第七战区余汉谋派来的宪兵给带走了。庄祖方心急火燎地赶回城，拍了个急电给冯琦。过了许久，冯琦才回电讲：这件事已由徐恩曾面告蒋委员长。让他还是按照原定计划，带着郭潜，明天一早就赶赴大埔，抓获中共南委首脑。
几天以后，冯琦带着蒋介石的手令赶到曲江，从余汉谋的司令部将廖承志提了出来，押回到泰和关在了马家洲集中营。
图|廖承志狱中漫画
在国共合作期间，廖承志的被捕引起了轩然大波，更何况他还是国民党的先哲廖仲恺先生的独生子。据《廖承志传》中记载，在重庆，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发出了严正抗议。为了营救廖承志，周恩来和董必武联名向与共产党关系较好的孙科发出了信件，寻求帮助。廖承志的母亲、国民党元老何香凝还先后写信给孙科、发电报给蒋介石，要求释放廖承志，但都未能成功。一时舆论哗然！以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会谈，周恩来必提释放廖承志。一直到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还亲自向蒋介石提出要释放张杨、叶挺和廖承志。1946年1月，周恩来用在邯郸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第40军军长马法五中将交换，才将廖承志营救了出来。1942年5月31日清晨，庄祖方、李刚等一行，带着郭潜等乘车赶赴广东大埔。他们先找了闽粤赣三省边区绥靖司令香翰屏请求帮助。香翰屏特派政治部主任林雁峰带上六名武装特务一同前往协助办案，一直到6月6日早上，庄祖方一行才乘小汽轮来到了南委所在地大埔高陂镇。郭潜刚要上岸，他突然看到中共南委的宣传部长涂振农和交通员阿香正好登上从高陂开往揭阳的汽轮。他马上告诉庄祖方，庄祖方当即命令李刚等上船，将涂振农与阿香抓了起来。然后郭潜又带着李刚、颜福华以及从香翰屏处借来的特务，直扑高陂镇上的照相馆。这里是中共南委机关的总交通所在地。郭潜等一行冲上前去，将总交通杜国宗等一并抓获，绑了起来。郭潜等人坐在照相馆楼上耐心等候，突然看到一个老妇人携着一个小竹篮走进了照相馆。郭潜心想：一个乡下老太进照相馆做什么？他当即令特务将其抓获。老太太连声说走错了地方，想要退出，但为时已晚。特务们从老妇人手中夺过竹篮，对她全身反复搜查，终于在竹篮子的夹缝里发现一张纸条。郭潜认出，字条正是南委副书记张文彬的笔迹。特务们对老妇人严刑拷打，老妇人受不住了，承认自己是南委交通杨保华的母亲丘解氏，并供出是一位住在德和旅馆里的客人让她到照相馆来送信的。郭潜带着特务，马上扑向德和旅馆，抓住了张文彬。
当天晚上，庄祖方等一行人兵分两路。一路由李刚郭潜带领前往乡下抓捕南委书记方方，一路由庄祖方带领前往大埔南委所设的几个机关进行搜捕。就在郭潜一行即将到达的前几分钟，方方得到消息，跳墙逃到了山上躲了起来。而庄祖方一行，被惊扰的居民发现，居民敲锣报警，一起涌上街来，将庄祖方一行团团围住，几乎脱不了身。他们在香翰屏手下几个当地特务的帮助下，才狼狈逃回到大埔。
至此，整个南委机关除了书记方方外，几乎全部被捕。中共南方工委损失惨重。中共江西、粤北、粤南等省委、广西省工委以及下属的多个特委、几十个县委以及其他组织遭到了破坏。先后被捕与杀害的中共党员达5000多人。南方工委领导取消、工作暂停、下属所有党组织停止活动。
一直到1943年末，重新组建的中共广东省委才开始工作，破坏最严重的江西省委，一直到1948年才开始重建。
涂振农同样作为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在马家洲集中营经受不住考验，在1943年1月叛变。他出卖了在南方工委、妇委担任领导工作的贺怡，也就是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的妹妹。全国解放后，涂于1951年被人民政府枪毙。而张文彬在集中营屡受折磨，宁死不屈，与他的许多战友一样，1944年6月牺牲，牺牲时不满35岁。为此，周恩来曾怒斥国民党顽固派当局：“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郭潜的叛变，为中统破获南方工委等中共组织立下了大功，中统头目徐恩曾非常高兴，称之为是中统1931年抓获顾顺章以后最大的收获。徐恩曾十分重视郭潜这个大叛徒的作用，他特意在中统内部成立了一个所谓“分化瓦解委员会”，由郭潜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长。郭潜闭门造车，挖空心思炮制了一个所谓“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还编造出了所谓的党纲党章，表明中共内部已经分裂。但这在当时几乎没有丝毫的作用与影响。但谁料得到在20多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江青一伙却拿出来说事，讲朱德是所谓“非常委员会”的主席，险些酿成惊天大案！
在台湾曾身居要职的郭潜（前排左一）（图片由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提供）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郭潜逃到台湾，担任了国民党特务机关调查局的调查处长，俨然已成为国民党内一个大特务头目。
为了稳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蒋氏父子在台湾实施戒严，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台湾。1950年春，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潜伏在国民党军队高层的吴石等被蔡孝乾出卖，惨遭杀害。中共在台湾的党组织遭到灭顶之灾。但事实上，还有相当一部分党员转移到了台南偏僻的山区，他们站稳了脚跟，重组了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在高雄、新竹、苗栗等地开展活动。郭潜获悉后，又施展在大陆的老一套手法，他精心策划，在新破获的中共地下党新竹铁路支部中，挑选了一个人重金收买，然后让他回到苗栗工作，仅与郭潜一人单线联络。此人在苗栗站稳了脚跟，一步一步获得了新组建的中共台湾省工委领导的信任。郭潜隐忍不发，一直到1952年4月，才出动台湾全省的特务，一举破获了台湾的地下党组织。此案被称为“重整后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是国民党在台湾破获的最大的一个中共地下党组织案。为此郭潜深受蒋氏父子，尤其是他昔日莫斯科中山大学校友蒋经国的青睐。1958年升任国民党调查局副局长。一个中共叛徒做到如此高位，郭潜是唯一的一个。
毛人凤去世后，郭潜原以为自己能当上调查局长，不料蒋介石却把局长宝座给了另一位副局长沈之岳，郭潜立即撤职。令他难堪的是，因为自己在抗大担任教员，沈之岳奉戴笠之命潜入延安刺杀毛泽东，曾在抗大二期读书。郭潜与沈之岳朝夕相处，有师生之谊，现在殊途同归不说，师生再颠倒成了上下级，令他无法承受。蒋经国颇为同情郭潜，让他担任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副主任，郭潜在这儿挂职，主要从事写作、研究与讲学。1969年，郭潜化名郭华伦写就的四卷本《中共史论》出版。长期以来，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收集并珍藏了中共方面大量早期党史的原始资料，有不少是孤本，连大陆的中共党史研究室也没有。这些资料保存在一个名叫“荟庐”的资料室里。郭潜充分利用了这些资料进行写作，这些资料良莠未辨，其中自然谬误不少，比如中共一大召开的第一天郭潜就认定是7月27日，现普遍认作是7月23日。但他书中披露的不少第一手资料还是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心。曾经担任过博古顾问的李德在德国撰写回忆录《中国纪事》时，就曾广泛运用过他的史料。此外，他还写过《台共叛乱史》《中共人名录》《中国问题论集》等多部著作，成了所谓的“中共党史权威”。1984年8月4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郭潜走完了极不光彩的一生，在台北医院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