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难尽周作人

作者：张家康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人物，恐怕很少有人像周作人那样的说不清，道不明。新文化运动时，他和其兄鲁迅，都是大潮中的中坚人物。后来，他们兄弟失和，成为陌路。日军占领北平后，他竟然出任伪职，沦为文化汉奸。然而，也就是在此期间，他又尽其所能地保护李大钊的儿女，并将他们送出日伪统治下的北平。正是因为他有着如此谜一般的经历，几十年来，众多的文化人从未放弃对他的研究和破解。

周作人以小品散文见长，文章风格清涩幽默，所汇聚的著作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永日集》《谈虎集》《看云集》等。他对神话、童话和民俗学的研究独有造诣。他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由主张“人的文学”到呼唤思想革命，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著名的文学家苏雪林说：“与其说周作人先生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他和鲁迅在五四时期，“同称为‘思想界权威’”。他的小品文创作，其成果在新文学运动中是“第一位”的。“他给予青年的影响之大和胡适之、陈独秀不相上下。”

陈独秀来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时，《新青年》也随之在北大落户，成为北大文科的同仁刊物。周作人是以翻译家的身份，活跃在《新青年》时期的文坛上。他批评林纾这类翻译家，“用汉文一般样式，”把外文作品，变成“随意乱改的胡涂文，”这种“抱定老本领旧思想”的译作，无非是“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作斑马文章，孔孟道德”。他主张：“应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象中，西不象西’，不必改头换面。”他之所以如此推崇“直译”法，就是要输入与中国传统迥异的新思维、新语法、新词汇，以弥补中国语言的贫乏和不足。他的译作得到《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赞誉，钱玄同说：“我以为他在中国近年的翻译界中，是开新纪元的”。

他不单是文学家和翻译家，作为思想家还和鲁迅一样，深刻了解民族病态的劣根性，在《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中，他大声呼唤：

此时，新旧思想之争日趋白热化，《新青年》一月出一刊，已远远落后于形势，于是，陈独秀倡议再创一更贴近现实政治的刊物。1918年11月27日，周作人日记有这样的记载：

在五四那一代青年学生中，周作人享有极高的威信。傅斯年、康白情、俞平伯，当年都是北大文科学生，他们本不太来往，是周作人把他们召唤到一起。他们常常聚集一起，并和罗家伦、杨振声、顾颉刚等发起组织“新潮社”，此乃五四时期最具号召性的学生社团之一。此时的北大校园内，并蒂绽放两朵奇葩，一为老师辈的《新青年》，另一为学生辈的《新潮》。新潮社郑重地聘他为社员，后又被推为主任编辑，青年学生已把他奉为当之无愧的精神导师。傅斯年在《新潮》发表文章，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列为“文学革命的宣言书”。

周作人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理论，自然成为北洋军阀政府所要取缔的“新思想”。1922年冬，北洋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取缔新思想”案，《新青年》和《每周评论》被上了黑名单，他们还责成警视厅“定期禁书”，被查禁的书中，除《胡适文存》《独秀文存》外，还有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

周作人迷惘了，他的美丽的“启蒙救国”梦，难道真的是一枕黄粱，难道“祖先的坏思想坏行为‘必然’在子孙身上再现出来，好象是僵尸的再现”！在《不讨好的思想革命》中，他是这样谈到中国思想启蒙者的命运：“（他们）是个孤独的行人……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惊动了熟睡的人们，吃一阵臭打……因为中国现在政治不统一，你想去动他一动，便要预备被那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南南北北的人齐起作对，变成名教罪人……”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他们原本也是“兄弟怡怡”，其情融融。新文化运动中，周氏兄弟活跃在文坛，成为现代文学史的佳话。正当他们互勉共进，增辉新文化时，兄弟俩却突然失和决裂。据他们的母亲说，周氏兄弟幼年时，绍兴长庆寺龙师父曾给他们取了法名，鲁迅叫长庚，周作人叫启明，长庚、启明都是天上的星星，一为黄昏天出，一为五更天出，两颗星永远不相见。如果以此附会，不免宿命迷信，但是，要以此比喻他们失和的事实，恰是最为形象的说法。

据他们的日记所提供的信息，直至1923年上半年，他们之间还是“兄弟怡怡”，一起在八道湾生活，共同指导北大春光社的文学青年，多次与中外友人聚会……可是，到了7月14日，《鲁迅日记》却突然有这样的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7月17日，周作人在日记中，记述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后来又被他“用剪刀剪去了”。次日，周作人再也耐不住性子，给鲁迅写了一封信：“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一周后，鲁迅默默地离开朝夕相处的八道湾。他们都尽量抑制着情绪。次年6月11日，这种难耐的沉默，终由无可名状的愤怨而爆发。周作人甚至拿起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幸亏别人挡住，才没酿成流血事件。鲁迅在当日日记说：“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即周作人，作者注）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周氏兄弟对于失和之事，对外不言不语，毫不声张。鲁迅所遗的全部文本，罕有明白无遗的辩说。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自此，他们兄弟失和便罩上神秘的面纱。人们只能从他们最亲近的人口中，揣度出事件端由之大概。他们的母亲鲁老太太曾对人说：“这样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指鲁迅，作者注）对二太太（周作人妻，作者注）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三弟周建人也说，大哥二哥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

他们朋友几乎都认为，兄弟失和“主要是经济问题。”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则说：“据（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张）风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原是手足之情，而今似若参商。周作人由怨恨而对鲁迅开始情绪化的评说。他对人说，鲁迅是个虚无主义者，“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利”，“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尽管他没有明言，但是，稍有思想的人一忖度，和如此倔强、多疑、动气的人相处，是难免不会发生冲突的。依从这样的逻辑推理，他也就将自己的原因择得干干净净，这恰是他的精明技巧之处。

当然，他对乃兄也不是全无亲情之念。鲁迅逝世时，他正在北大上课，当即悲痛地告诉学生，鲁迅去世，下一节课暂时告缺。他以这样的方式，婉转地表示对乃兄的悼念。后来，他在《宇宙风》上发表《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称自己所知道的鲁迅的事迹“已为海内孤本，深信值得录存，事虽细微而不虚诞，世之识者当有取焉。”

他以平实、客观的态度，介绍鲁迅早年的平淡无奇的事迹，而对晚年则尽量回避，“即不知为不知也”。建国后，他完成好几部研究鲁迅的专著，如：《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青年时代》等，这数十万言的文字，正显现他对乃兄的怀念之情，也正如他自己所说，写这些文章已算对得起鲁迅。

1937年7月29日，北平被日军占领，北大和清华宣布南迁。大批文化学术界名流，纷纷踏上南下的旅程。郑振铎曾劝周作人离平南下，他却说中国没有力量和日本作战，仗是打不起来的。南方友人也都驰书敦促，他均以“家累重”、“老母寡嫂需要奉养”为由，决意在北平“苦住”。

刚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闻讯后便发表《国难声中怀知堂》，认为周作人是中国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是可以“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特出一头地者”。如果他“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为了答复郭沫若等的好意，11月1日，《宇宙风》以“知堂在北平”的标题，发表周作人的一封信，信中有言：“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亦无从一一解释也。”

已经无需解释，中国文人既然多了个苏武，那么，所有关心周作人的朋友，都可放心大胆地松口气了。然而事情的真相远远不是这样。次年2月9日，周作人竟然长袍马褂，出席日本军部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几乎所有有良知的文化人莫不瞠目结舌、嗤之以鼻。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谴责：周作人“不惜葬送过去之清名，公然附和倭寇，出卖人格”。茅盾、郁达夫、老舍、冯乃超、王平陵、胡风、胡秋原、张天翼、丁玲等致信周作人，痛斥他“背叛民族，屈膝事敌”，“希望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则国人因先生在文艺上过去之功绩，及今后之奋发自赎，不难重予爱护。否则唯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艺界之叛逆者。”

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接受日伪的任命为北大图书馆馆长。3月28日，又被委任为文学院筹备员。他终于下水，而且越涉越深，以至走向深渊。正当他官运亨通时，其后台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去世，教育督办遂成为空缺。当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已属意周作人。

1940年12月20日，北平《实报》报道，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议决，“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当日，周作人喜滋滋地接受《东亚快报》及其他日伪媒体的采访。这位当代苏武还腆着颜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日方发动，经过考虑答应了。”

当时，《新民报》记者在《华北政务委员会各总督办素描》中，是这样描述周作人：“每日起床很早，（读书写作后）上午10时就到教育总署办公。”老而为吏的他，倒还是个循规蹈矩、勤勤恳恳的公务员。他出席各种教育会议、讲义班、训练班，逢会必讲“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共荣圈”造舆论。他甚至往日本慰问负伤的侵华日军伤病员，并稍有捐赠。1942年5月，还作为汪精卫的随员，参加伪“满洲帝国”十周年庆典，并“谒见”伪满傀儡皇帝溥仪。

他的爱岗敬职的行为，深得汪伪政权头面人物的赞许，每次来南京，“立法院长”陈公博、“考试院长”江亢虎、“监察院长”梁鸿志等，都要亲自接见，以示关怀。汪精卫甚至设家宴予以款待。而他对汪精卫更是奉迎谨恭，大肆吹捧。是年，有人编《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他即为之作序，吹嘘汪精卫“挺身犯难，忍辱负重”，“此皆投身饲饿虎，所舍不止生命，且及声名”，“盖可知其伟大，称之为菩萨行止无不可也”。

这年12月8日，汪伪政权在沦陷区推行“新国民运动”，以对青少年实行奴化教育，并且成立“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周作人任副统监，并在统监部成立大会上作训词。更为滑稽可悲的是，在检阅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上，他竟头戴日本军帽，身着日本军装，只差佩枪挂刀，军不军，民不民，活脱脱的一副汉奸丑角的嘴脸。

八年抗战，日本战败。1945年8月1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日均放送发表战事终了。下午1时顷往综研所访坂本与李、陈、黄诸君。雨中回家。”雨中行走，心事迷惘。他明白接踵而至的后路，所以，他给在重庆的傅斯年去信，以备往后的追诉。他还让人带口信，表示去晋察冀解放区的意愿，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无果而终。12月6日，周作人被逮捕。次年12月19日，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周作人与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他初倡新村运动时，便得到李大钊等的支持。他们还共同发起“工读互助团”。他回忆说，《新青年》同人相当不少，除二三人时常见面外，别的都不容易找。只有作为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上班时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适宜，他没有架子，令人可亲，平日所谈的也只是些平常的闲话。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大钊的“雅儒”，谦谦君子，与之相处感到亲切，故而称之为“畏友守常（即李大钊，作者注）”。他的日记多处记有李大钊和新村运动，如“守常函介李君来，属为绍介往新村”。“访守常，以新村绍介函交徐彦之君”等。

1927年的中国政治，先是波谲云诡，后是血雨腥风。4月7日，李大钊等为奉系军阀逮捕，接着便惨遭杀害。李大钊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的印象，在他的脑海中已成为不灭的定格。可是，当时的《顺天时报》却发表文章说，李大钊“如果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章和思想来教导一般后进，至少可以终身得一部分人的信仰和崇拜，如今却做了主义的牺牲……”友人已殁，还横遭非议，他义愤至极，发表《偶感》《日本人的好意》，维护李大钊的英名，指出，李大钊是“以身殉主义”，本“没有什么悔恨”可言，“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李大钊“身后萧条乃若此”，正是他“自甘澹泊”的明证，其高风亮节定可启示后人，怎容狗苟绳营之辈说三道四！

此时，更令他忧惧的则是南方的“清党运动”，最初，他想持所谓不偏不倚的立场，不介入国共两党的争斗之中。可是，越来越多的优秀青年的鲜血，使他从泪眼模糊中惊醒，况且，这些被杀戮的青年中，有许多是他所熟悉的学生，他再也不愿保持沉默和中立，在《偶感之三》中写道：“燕大出身的顾陈二君是我所知道的文字思想上都很好的学生，在江浙一带为国民党出好许多力之后，据《燕大周刊》报告，已以左派的名义被杀了。北大的刘君在 北京被捕一次，幸得放免，逃到南方去，近见报载上海捕‘共党’，看从英文译出的名字恐怕是她，不知吉凶如何。”

这凝重的文字，所体现的是对学子的殷殷关怀，而在《怎么说才好》中，他的忧惧已化为愤怒，他在文章中写道：“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命党，洪宪的杀乱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将来中国灭亡之根即在于此，决不是别的帝国主义等的关系……”  他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国民党在“清党”中的狂捕滥杀，这是他一生弯弯曲曲的思想旅程中，最为炫目的亮点。

李大钊就义后，他不怕戴“红帽子”，与北大教授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等人参与后事的处理。李大钊被捕时，其长子李葆华已是共青团员，也在追捕之列，周作人将其藏在自己家达一个多月。后来，他又和沈尹默等筹划，让李葆华化名杨震，送往日本留学，以避风头。李葆华对此记忆终生，他说：“周作人先生的确是在张作霖的白色恐怖下让我住在他家里，掩护了我一个多月，他又与沈尹默送我到日本学习。他是很热情的。”  他在任伪教育督办时期，还多次照顾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1939年，冀北暴动失败后，李大钊的次女李炎华及其夫侯辅庭、幼子李光华来到北平。他十分清楚他们的政治身份，仍然悉心照顾，全力掩护。1940年，李星华和李光华在他的帮助下，离开北平前往延安。

周作人

李大钊遇害后家境窘困，其遗属要求变卖其所遗书籍。他受李家之托，为此奔波，先后与胡适、蒋梦麟、钱玄同等相商，极力帮助李之遗属度过难关。1932年，李大钊的族侄李乐光在清华任助教时，秘密搜集李大钊遗作，编为《李大钊全集》。李乐光被捕后，李大钊的文稿由李星华交与周作人，希望能够早日出版。

1939年4月，北新书局终于出版《守常文集》，遗憾的是，所出仅是原书稿的一半。周作人在《从四月六日谈起》一文中，是这样提到这部书稿，“遗文散见于各杂志报章，后经其族侄搜集，编为四卷，历兵火盗贼之劫，未曾毁，将来或许有出版的希望亦未可知云。”原书稿的后半部分，周作人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交予北京图书馆，《守常文集》才以四卷本出版，其悉心保存遗作功不可没。

1949年1月，周作人被保释出狱，旧友胡适托人劝他去香港或台湾，可得教授职位。他婉谢说，我当年苦居北平，曾以苏武自况，这次倘离上海，难道以白俄自居，还是自称政治垃圾？可见，他对蒋记“中华民国”是持排斥和厌恶的态度。出狱的那天，他喜忧交杂，随感而发，吟诗一首：

他为此诗注释曰：“桥者老虎桥，溪者溪口，菰蒲者蒋也，今日国民党与蒋已一败涂地，此总是可喜事也”。持此心态，他之不去台湾，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情。

他可不是“公薪”作家，享受不到固定的经济来源，生活的唯一途径便是写作。1949年后，他为《亦报》写了许多文章，然而，所作皆为布帛菽粟而作，终缺其文之神采，而他也似感勉力而作，江郎才尽。困窘之中，朋友劝他写写鲁迅，最初，他写“鲁迅在东京”系列文章，共是三十五篇小文，后来便一发不可收拾，一气写成百多篇文章，都是回忆鲁迅的生活和创作。兄弟失和后，绝口不提鲁迅，可是，命运竟会如此的捉弄他，晚年竟要以写鲁迅来赚钱糊口。

他直言不讳地说，由于他和鲁迅的特殊关系，所掌握的鲁迅的“过去的事实”，是他“写文章的资本”，换句话说，是他赚稿酬的生财之道。他甚至为生活所累，将秘而不宣的日记也拿来兜售，这种尴尬和无奈，正是他晚年生活的可悲可悯之处。

应该说，他的稿酬是颇丰的，每月总有三百万元左右（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百元左右，作者注）的进账，可是，他的日记所记却是：“本月收入虽亦不少，而窘迫殊甚”，之所以“窘迫殊甚”，除却家口过重，则是夫人不善理财所致。无奈之下，他只得不断“上书”，文化主管部门对他的来信予以重视，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把他的译稿，全部买下来，每月先付二百万元生活费，其余部分在书出版后结算。他开始有了固定的经济收入，同时还有稿酬及其它收入，总不该再说“窘迫殊甚”了，可他还是叫穷不迭，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王士菁回忆说：“他总是‘缺钱用’，像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从来没有满足的时候，这就令人觉得奇怪了：他的钱用到哪里去了呢？”

除“穷”而外，每到秋季，他都要发作如他所说：“干草热或花粉热”的病，症状类似感冒，不断地打嚏流鼻涕，秋分后“也就自然中止了”。这种不算大病的“病”的骚扰，毕竟是季节性的，间歇似的，而他所居住的八道湾，早已失却往日的恬净，所搬进的市民家庭，必然带来市俗的纠纷和争闹，已经搅得这个读书人的心境，再也无法安宁。

更令他头痛的是，风风雨雨几十年的老夫老妻，竟至晚年失和吵闹，真乃生命之大不幸。由1960年、1961年日记可见，所记多是：“几不可与语，”“临老打架，”“上午大不快，”“下午又复不快”等。“穷、病、闹”如三座大山，将他压的喘不过气来，以至他多次想到“死”，以了却这无止境的痛苦，渴求“了解古人所谓长眠之乐矣。”

人之无可无不可的活着，他视之为“默杀”。他从香港友人处得知，海外对他有种种评价时，很是感慨，他说：“知海外报刊时常提及鄙人，不论是称赞或骂，都很可感，因为这比默杀好得多。”1951年，在他六十六岁生日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诞生为苦难之源，为自己计，自以为少遇见此日为佳耳。……庄子述尧时封人之曰，寿则多辱。若是（我以为这是对的）则亦是不幸也。但我现今目的只在为人与为工作，自己别无关系。故仍愿能忍辱负重，再多译出几部书来。那么，生日还是可祝，即长生亦所希冀者也。”

“为人与为工作”，“再多译出几部书来”，正是这种达观的生命态度，支撑着他在“寿则多辱”的境遇中，依然笔耕不辍，译出多卷本的希腊、俄罗斯、乌克兰、日本等国的文学名著，并且编选《明清笑话集》等。1961年3月28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寿则多辱，良为知言，俗言豹死留皮，前日已照得一相，据云较生时为佳，此所以当豹皮耳，一笑。”

他终究走不出生命的阴影，而五年后的那场“革命”，却真的使他在劫难逃，陷于灭顶之灾。有人曾亲眼目睹，他在无知蛮横的年轻人的看管下，所经历的生活之惨状：“当我们走进他被关的小棚子里时，眼前呈现的一切确实是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的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且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的抽打他，叫他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好赶快离开…… ”

1967年5月6日下午，他终于走完自己的路，与世永诀的容颜是那般地安详，仿佛沉睡般的宁静，真如他两年前遗嘱所言：“只是意在速朽，所谓人死，销声灭迹，最是理想也。”时年八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