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郭沫若，太阳下的蜡烛

作者:李辉

太阳下的蜡烛。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想到把这两样互不相干的东西放在一起。

太阳，蜡烛，它们都是发光体，以它们各自的表现方式，在不同场合发出光明。与阳光相比，蜡烛的光亮固然微不足道，但是，在属于它自己的时刻和场合，它是可贵的。它与燃烧用光证明自己的存在，体现它的生命——如果可以这样比喻的话。

然而，蜡烛一旦燃烧于强烈的阳光之下，它的一切意义顿时荡然无存。它燃烧着，却没有自己的光亮，即使有星星点点的闪烁，也都消融于阳光之中。它的身躯，就这样在燃烧中和阳光照耀下发软，溶化。在这种意义上说，阳光下的蜡烛，已不属于它自己。

毛泽东与郭沫若

第一次产生这个联想，是在写完关于周扬的一篇文章后。在那篇文章中，我说过这样一段话：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在他的光芒照射下，所有崇拜他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我置放到微不足道的位置。随他思考而思考，随他呼吸而呼吸。

后来我想到了太阳下的蜡烛。我愿意用它们做比喻，形象地概括周扬这样一种类型的文人。不仅仅周扬一个人，也不仅仅文人，许许多多著名的或者不著名的人物，不管它们过去在各自的领域里多么杰出，一时间他们都仰望着毛泽东。在他们的心目中，他的确是一颗光辉耀眼的太阳，而且情愿自己如蜡烛一般消融于他的阳光之中。

太阳下的蜡烛。

我不知道我的比喻我的概括是否准确。不过，我相信，它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历史现象。它将久久地为人们所瞩目，为人们所评说。不管从哪一角度，不管采用什么方式。

于是，在风卷着大雪大雪映照着阳光的冬日，我顺着这样的思路，离开周扬往前走去。一次偶然的聊天，让我在历史纷乱的人群中，看到了郭沫若闪动的身影。

离开复旦大学已经好多年了，校园中许多生活影子，一年一年逐渐淡薄起来。那些影子，在心中如雾，或者如云，富有变化，把心境点染得大大不同于以往。后来，一日一日新的影子，与它们重叠，糅在一起，拉长，冲淡。课堂上许多内容，不大记得清楚，每门课程中，总还是有印象深刻的某一细节留在记忆中。

有一天，和友人闲聊，我突然想到讲授现代文学时一位老师对郭沫若的介绍。他在分析完《女神》之后，特地提到了郭沫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诗歌。他认为，这个时期郭沫若的一些诗，不能与以往的作品相比。我清晰地记得，他举了几句诗为例。诗是歌吟运动会，排列各种体育项目。我感觉记得最确凿的是这么一句：篮球排球乒乓球还有足球。

我自信记忆准确，顺口把这句诗念出来，可是聊天之后找出《郭沫若全集》中，在诗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诗词中，却没有发现这样一个句子。不过，与这一印象相吻合的诗却找到一首，这便是《歌颂全运会》。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无论在空中，在水中，在陆上，

也无论是举重、球赛、投弹、投枪，

游泳、赛跑、跳高、跳远、滑翔……

各个项目都要出现冠军……

我印象中老师提到的那个诗句，想必就出自这里。

当年在课堂上同学们听到老师朗诵出我记忆中的那个句子时，大家都禁不住笑了。刚刚从《女神》氛围中走出来的我们，见到同一个诗人前后作品境界竟如此大相径庭，的确觉得诧异得很，更感到费解。那堂课业已过去多年，我不能断定同学们当时都是这种感觉，但我确实是如此。如今，再翻阅《郭沫若全集》，我虽然已经没有了最初的那种诧异，但诗人引起的费解却并没有因为时间消失而在我心中化解。

诗人晚年的诗作，数量绝不少于早年。这些作品有时也表现出他的渊博知识，也时而可以创作出韵律节奏，即使一些采用旧格律写出的诗词，也往往炫耀出他的才华。可是，它们永远不能打动你的心。他匆匆忙忙追赶着此起彼伏的浪潮，在追赶之中，“诗人”原有的含义已经失去而变化为“诗匠”。

那些歌吟“大跃进”、歌吟“文革””的诗词姑且不论，那些如《歌颂全运会》之类的应景之作也姑且不论，主要写于大跃进时期的《百花齐放》组诗，便典型地说明“诗人”到“诗匠”的变化所能达到的程度。这些诗，固定的格式固定的风格，演绎着各种各样的生硬概念。无论形式或者精神，在缺少流动的生命这一点上，它们均达到了极端。

“不是心坎中流露出的诗通常不是真正的诗。雪莱是真正的诗的作者，是一个真正的诗人。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1922年说出这些话的郭沫若，心中一定仍然充满着创作《女神》时的激情和宏愿。此时，他不可能预想未来。

晚年，一切都不同于从前。

他曾是自己的太阳

郭沫若曾经是他自己的太阳。

《女神》时代，他豪放潇洒，傲视人间，傲视大自然。“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都化为他胸中的激情。此时的他，思想自由地流动，感情毫无遮掩地宣泄，他在用整个生命拥抱诗歌，也即拥抱生活。解放了的个性，无疑如同奔泻的大河，涌向大海。它有自己的旋律，有自己不可遏制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解放了的个性，傲视着整个中国整个世界乃至整个宇宙，没有不可征服的对象，没有不可改变的东西。

太阳是自己的。换一句话说，自己就是太阳，把一切照耀。

这是需要激情需要高歌的时代，这是浪漫高于一切的时代。在这方面，郭沫若从一开始便表现出自己与众不同的才华。他的浪漫，他的敏感，使他最为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声音，然后引吭高歌。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女神》的新诗开创意义都是不可磨灭的。

《女神》中的郭沫若，是一条奔涌的大河，是一个与宇宙浑然一体的星座。他讴歌壮举，他讴歌伟人，但这并非拜倒在权威面前，也不是仰望他们，而是将他们作为自己的豪情、气势的一种映衬，一种渲染。这时的他，才是真正的权威。

读《女神》，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的郭沫若喜欢讴歌太阳。他把太阳与自己的生命并列。他甚至就是太阳本身。在《天狗》(1920年)中：“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于是，他便高傲地宣布：“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

他是太阳，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他也是蜡烛。在历史与艺术的天地里，他燃烧着，发出他的光。这光属于他自己。

从讲究诗歌的节奏而言，郭沫若二十年代中期创作的《瓶》等诗作，可能要超出《女神》时期的作品。但是，只有《女神》才有可能被誉为一个诗歌时代的象征。

不仅仅《女神》，读郭沫若的回忆录，我也能强烈感受到五四时代个人所能达到的个性解放的程度，和郭沫若本人浪漫的诗人气质和才情。

我最早读到的郭沫若的作品，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剧本。

那是在70年代初，我刚刚进入初中。我熟悉的长辈中，有一对夫妇是”文革”前从师范学院毕业出来的，一直在我们县城的师范教书。我很羡慕他们有一大柜子书。有一年，他们要下放到山区当老师，不得不卖掉藏书。我知道后，在把书送往收购站的途中，顺手留下了一些，它们便是我最初的有限的读物。记得这些书中，有几本郭沫若的文集，但没有诗，只有剧本。

当时很难借到书，有这样一些“文革”前出版的著作，对于少年我来说，实在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在那对夫妇的指导下，我开始往笔记本上抄录一些被认为有价值的名言佳句。如果愿意，今天我还可能还可以从旧物中找到当年的笔记本。无疑，抄录得最多的除了唐诗之外，恐怕就是郭沫若剧本《屈原》中的台词。

居然有这样优美的句子！真让我惊奇，让我陶醉。

我大段大段地把《屈原》中的台词抄在一个红色塑料皮的笔记本上。有人们非常熟悉的关于“风雷电”的长篇抒情，也有别人未必看重，但当时我却十分欣赏屈原对宋玉说出的关于橘子树的大段描述：

你看那些橘子树吧，那真是多好的教训呀!它们一点也不骄矜，一点也不怯懦，一点也不懈怠，而且一点也不迁就。是的，它们喜欢太阳，它们不怕霜雪。它们那碧绿的叶子，就跟翡翠一样，太阳光愈强愈使它们高兴，霜雪愈猛烈，它们丝毫不现些儿愁容。时候到了便开花，那花是多么的香，多么的洁白呀。时候到了便结实，它们的果实是多么的圆满，多么的富于色彩的变换呀。由青到黄，由黄而红，而它们的内部……你看却是这样的有条理，又纯粹而又清白呀。它们开了花，结了实，任随你什么人都可以欣赏，香味又是怎样的适口而甜蜜呀。有人欣赏，它们并不叫苦，没有人欣赏，它们也不埋怨，完全是一片大公无私。但你要说它们是……万事随人意，丝毫也没有一点骨鲠之气的吗？那是你错了。它们不是那样的。你先看它们的周身，那周身不都是有刺的吗？它们是不容许你任意侵犯的。它们生长在这南方，也就爱这南方，你要迁移它们，不是很容易的事。这是一种多么独立难犯的精神!你看这是不是一种很好的榜样呢？

当年一个如我这样的少年，显然还不能深切地理解这些诗一般语言中所丰富的容量。我留意的还只是它们的流畅和比喻。

然而，最初的印象是重要的。

至今，我依然认为，《屈原》是郭沫若创作的集大成者。它是诗的历史，是历史的诗。虽然在创作《屈原》之前，郭沫若已经侵染考古学和历史学，并有了令人惊奇的著作。但是，依我看，即便在那些领域里，面对极其枯燥的对象，他心中还是充满着诗人的激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他的诗人气质，他的浪漫，决定着他的史学研究和考古学的成就。现在，《屈原》终于给予他一个机会，将他身上所具有的诗情、政治欲望、历史学识等交融起来。

对于创作《屈原》的郭沫若，重要的恐怕还不是严密的历史考证，所以专家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对剧本中人物形象的可信性表示质疑。他是用诗人的激情在写剧本，是在以现实的政治感应来写历史。这才是他最为看重的，也是他之所以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最初读《屈原》的时候，我对郭沫若没有多少了解，更不清楚，在“文革”风雨中，他的命运他的内心，其实也在经历中另一场“风雷电”的洗涤。

可以推测的是，这时的郭沫若，不再拥有创作《屈原》时的那种激情和锐气。他的主人公曾经发出的“风雷电”的感叹，不会再引起他的共鸣，或者在思绪中激起一丝半点的浪花。当我为写这篇文章又一次读《屈原》时，我想，不知道在写《李白与杜甫》的时候，郭沫若是否还会重新读他的《屈原》。如果读，他是否会以一种特别的心情，把《屈原》开场时屈原对宋玉说的这段话反复吟诵：

呵，年青的人，你与众不同。

你志趣坚定，竟与橘树同风。

你心胸开阔，气度那么从容!

你不随波逐流，也不固步自封。

你谨慎存心，决不胡思乱想。

你至诚一片，期与日月同光。

我愿和你用做个忘年的朋友。

不挠不屈，为真理斗到尽头！

你年纪虽小，可以为世楷模。

足比古代的伯夷，永垂万古！

风雨凄凄。世事茫茫。历史以一种无法预料的方式出现在人们面前。地位与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的郭沫若，这时会吟诵吗？

中年郭沫若

他的太阳落山了

郭沫若的太阳落山了。

郭沫若后来依然歌吟太阳，但他已不是太阳。他以崇敬的心情和目光，仰视着毛泽东，他在毛泽东对自己的赏识中，最终寻找到了他的生活位置。

当郭沫若全身心崇拜另一个伟人时，他显然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完全纳入了太阳的轨道。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几乎所有创作，诗歌也好，戏剧也好，甚至学术研究，他在极大程度上表现出这种质的转变。我很欣赏《郭沫若传》(龚济民、方仁念)中作者的这样一个形象比喻：郭沫若成了一只总是高昂着头的“雄鸡”，由于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一见到“太阳”，他马上引吭高歌，一遍又一遍地为他唱赞歌。

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

机内机外有着两个太阳

(《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在今天我们有两个太阳同时出现

一个在头上，一个是在天安门前

(《歌颂群英大会》)

在“文革”初期，他甚至还写过这样的诗句来讴歌他心中的太阳：

毛主席啊，

你是我们心中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我们祝愿你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万万寿无疆！

他是在真诚地歌唱，反复歌唱的同时，他的思想和感情，无形之中也形成固定的模式。他几乎在各个方面不同程度地去配合、去体现与说明另一个伟人的存在。

譬如，只有当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之后，他说自己才敢于坦白承认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虽然过去人们历来把他看作浪漫主义者。他把毛泽东发表的《蝶恋花》等诗词，评价为这一创作方法的典型代表。在创作话剧《蔡文姬》时，他甚至进而提出历史剧也应采用这样的创作方法。“文革”中毛泽东一度说过“不要题字”，性好挥毫的他，也很长时间连字都不敢题。(以上均参见《郭沫若传》)

当“文革”中江青的声名正盛时，也许因为她是毛泽东夫人的缘故，在一次有周恩来、江青等人都出席的场合，他即兴朗诵新作，并特地说明“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人民日报》1967年6月6日)即使到了“文革”后期的“四五”清明事件之后，他仍然保持着“文革”初的那种积极配合的态度，写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词中为我们留下“走资派邓小平/妄图倒退”等句子。(《诗刊》1976年6期) 

郭沫若与毛泽东

他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惯性。不必思考，不必选择，就本能地任由惯性推着自己往前走去。

一个当年那么浪漫、拥有激情、拥抱太阳的天才诗人，竟然最终以这样一种情形呈现在人们面前，无论如何，都是个人的、文学的、历史的悲哀。

“女神”消失得无影无踪。

1966年4月，此时还正处在文化批判阶段，“文革”尚未正式拉开帷幕，郭沫若便首先表明态度：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他在人大常委会上发言，这样宣布：“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他的讲话，经毛泽东亲自批示之后，以《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为题，发表在5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他甚至用这样的语言来表示他向工农兵学习的决心：“我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于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向帝国主义分子投几个手榴弹，我也愿意。”

我不明白，在这样的时候，郭沫若为什么会做出如此令人不可思议的表态。很难相信，他真的将自己过去的一切，都看作毫无价值的创造。至于，用这种语言来表明自己向工农兵学习的决心，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表态，其夸张性，反倒容易让人怀疑其真诚。当我反复读它们的时候，我倒从另外一个角度，感觉到他身上所具备的诗人的浪漫。只是，这样的浪漫，失去了合理的思想基础和生命体验，仅仅成为与政治密切关联的苍白的回声。

面对儿子之死

一些涉及“文革”的著作和文章中，都提到了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的死。

郭世英去世之前，他的弟弟郭民英已经在1967年因忧郁型精神分裂症而自杀。郭民英自杀的时间，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郭沫若传》说是1967年4月，《郭沫若与于立群》(冯锡刚)说是在1967年冬。冯锡刚的文章认为，他的自杀有性格的原因，但其实是时代氛围不见容于他。因为，在音乐学院学习时，他曾经将一部录音机带到学校，一个学生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批评这是“贵族精神”。这封信登载在内部简报上，这加重了他性格的忧郁，最后导致死亡。

郭世英则是直接为“文革”风暴所吞没，死因至今说法不一。

《郭沫若传》中说，郭世英喜欢文学，在他身上较多地继承了父亲作为诗人和剧作家的气质，喜爱写诗、写剧，也善于思考。为此，据说郭沫若特别喜欢他的性格直爽和思考能力。

郭沫若与于立群的孩子，包括死于文革的郭世英与郭民英

郭世英在196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当芸芸众生投入“全民性”学习哲学的热潮中，天真而富有锐气的郭世英，和几个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X小组”。他们没有历史的包袱，没有既定的思维模式，一群青年，傲然独立于思考者的行列。

他们好奇然而又是敏感地探讨一些当时被视为思想禁区的课题。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他们在校园里经常聚会自由讨论，寒暑假也以通信方式相互探讨。他们的大逆不道，受到校方和公安部门的注意，并截获了他们的信件和油印刊稿。因为俄文中赫鲁晓夫名字拼写的第一个字母也是X，他们的小组就被打成反动组织。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捕，可能郭沫若的声望与地位起到了保护作用，郭世英虽然被定为敌我矛盾性质，但只“按内部矛盾处理”，据说是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郭世英被下放到位于河南黄泛区的西化农场。一年之后，郭世英又回到北京，转入北京农业大学学习植物栽培学。

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文革”，也许郭世英就会默默地在实验室里度过他的一生，因为，他的思想火花已经熄灭，哲学对于他造诣成为破灭的梦，再也不会引起他的兴趣，许多青年正是这样告别青春，过早地走入思想的暮年。如果那样，郭沫若的性格也就不会遭遇更为猛然的撞击，内心深邃的一面，或许永远没有机会呈现出来。

然而，时代的风暴依然把郭世英卷起。从而，郭沫若已经衰老的灵魂，不得不又一次被放在了历史的火炉上。对于时代，对于文人，“文革”注定带来难以描述的悲剧。这，不可避免。

1968年4月19日，郭世英在农业大学被造反派绑架，命运难卜。郭沫若和于立群当天便知道了这一消息。晚上，郭沫若正好有机会与周恩来参加一个宴会，于立群一再恳求郭沫若一定把情况转告，请求周恩来过问帮助解决。然而，郭沫若晚上一直坐在周恩来身旁，最终也没有开口提出这一请求。后来传来儿子的噩耗之后，面对妻子的指责，他沉默，沉默。他说出一句话：

“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

郭沫若之子郭世英

当他们夫妇打听到郭世英的下落，赶到关押地点时，他们得到的却是噩耗。郭世英已经死去，并于当夜匆匆焚烧。在私设的牢房里，他至死也没有被松绑。关于他的死，《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郭世英在1968年4月26日清晨6时，被造反派迫害致死，在农业大学私设的牢房中，他被四肢捆绑在椅子上，轮番批斗，连续三天三夜，受尽人身污辱。然后，人反绑着从关押他的房间，一个三层楼上的窗口中，’飞出来’……肝脑涂地，血染红了楼前的土地。”

他的死，有人说是自杀，有人说是他杀。一个生命已经消失，在“文革”大悲剧中，它无疑是一曲生命的哀歌。

妻子如何痛心疾首仰天悲叹，丈夫如何面对妻子责怪的目光，人们已不可能了解那一瞬间的细节。历史告诉我们的是，郭沫若从那一天开始，经常伏在案头，手颤抖着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郭世英的日记。他整整抄了八册。直到去世，它们一直放在他的案头。

郭沫若无声地抄写。他内心里回响着什么样的声音？无人知道。

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郭沫若告别人间。

他还是幸运的。因为历史给他机会，让他在粉碎四人帮普天同庆的日子里，创作了那首家喻户晓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这首词距他写下《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只有半年，但内容已经完全不同。虽然可以说他从根本上也许并没有摆脱业已形成的惯性，但历史毕竟赋予了他全新的感受。

当神志清楚的时候，他为妻子和孩子留下这样的遗嘱：“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他还说，在他死后，把他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他心中的太阳，依然灿烂。精神上他依然属于他所崇拜的那个太阳。

五四时代，年轻的郭沫若，曾梦想成为歌德，他与田汉，在日本有过一个合影，一个自诩歌德，一个自诩席勒，充满青春的朝气与理想。他历时多年，翻译歌德的巨著《浮士德》。他心中曾长久向往着浮士德这颗永远探索不止的灵魂。“浮士德身上有一种活力，使他日益高尚和纯洁化。”他当然熟悉歌德的这句话。在郭沫若的生命中，它是历史遥远的回声。

歌德去世后，灵堂的门上方，用银色的大字书写着引自《赫尔曼与窦绿苔》的诗句：

死，它那令人震惊的面影，

对于智者并不是恐怖，对于善者并非是终。

死逼使智者认识生，教他如何行动，

死使善者坚强，在悲戚中怀有希望与将来的荣幸，

死使智者和善者永生。

郭沫若当年翻译过歌德的这首长诗。当走过漫长人生路抵达生命的终点时，他还能回想起他所熟悉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