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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徒手：徐悲鸿千幅遗作的遭遇
2024-09-04
徐悲鸿纪念馆的原址，在北京火车站附近的东受禄胡同16号院。在徐的夫人廖静文的笔下，这个爱人送她的院落长满花果树木、适于劳作，芳香怡人。徐悲鸿1953年病逝后，廖静文把这个院子和遗作捐献给国家，以此筹建了徐悲鸿纪念馆，周恩来亲自题写“悲鸿故居”的牌匾。
好几年间，很多美术爱好者和市民慕名来到纪念馆，近距离欣赏大画家的佳作，尤其不少小朋友在这里临摹作品，成为京城极其难得的学画启蒙之地。
1966年设计地下铁道时，这个院子列入拆迁的范围，在1966年、1967年间遭到拆除。当时“文革”运动风暴四起，几位中央领导还不忘此事，指示以后要恢复重建。
徐悲鸿纪念馆旧馆
1978年9月18日，廖静文在北京文联第三届二次理事扩大会上追述了当年的一些场景：“徐悲鸿纪念馆于1967年以修地铁为名被拆除，作品交美术馆保存。1970年我去市革委会询问保存情况，文卫组说，保存得很好，有专人专室保管，温度湿度都合标准。”（见1978年9月15日简报第四期《文联第三届二次理事扩大会大会分组热烈讨论大会报告》）在这里可以看出，纪念馆拆除之时，千幅以上的徐悲鸿遗作被强令由美术馆保存，至于后来保存何地、保存现状，廖静文想向市里探悉，接待人也是以“好话”敷衍，一概回应“保存很好”，特别表述为“专人专室保管”，温度合适。
1973年毛泽东批准恢复徐悲鸿纪念馆，周总理亲自交代具体事宜。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到了1973年底，有位知情者悄悄地告诉廖静文，说徐悲鸿的作品放置在故宫太和殿旁，遭到严重损坏。廖静文一听，又焦急地去找市革委会文卫组和市文化局军代表，见面时军代表都说绝不会有这样的事，要相信组织。仗着毛、周的特殊关照，廖静文壮胆提出要去看一看遗作，文卫组、文化局军代表再次阻拦，还是那句老话“要去看就是不相信组织”。
过后一段时间，传说作品严重损坏了的人越来越多，廖静文疑心也越来越重，一再向文卫组和文化局提出要到现场看看，军代表仍板着面孔说要相信组织，画作没有坏，坚决不让去看。双方拉锯多时，廖静文说话发急，军代表的态度更为强硬，有时说话带刺，扣上政治帽子。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百废待兴，各行业从颓败中振作起来，极“左”的强横和无情逐渐远去。旧北京市委原秘书长项子明复出，主持市委文化出版部的工作。他知道廖静文的申诉后，当即带领徐悲鸿纪念馆筹备组的人一同前往保管地观看，惊讶万分，回来后才把实情告诉廖静文。项子明和筹备组人士描述了眼中所见的情况：“油画损坏很严重，仓库内垃圾和尘土成堆，不堪入目。这些作品已十多年不见天日，也无人保护。”
廖静文听后大吃一惊，无法想象遗作的存放处会是怎样的一个破败状态。她被告知，遗作被秘密存放在故宫太和殿旁边的几间闲置房内，名为仓库，但门窗不严，室内潮湿，通风不好，根本不适于存画。最要命的是，故宫说他们只是借了房，美术馆说他们只管钥匙，作品损毁与否，双方均无人过问。退一步讲，在那样的“左”倾环境下，双方也怕给自己惹祸，也会睁眼闭眼不爱管事。
廖静文为此焦虑万分，四处找领导反映情况，希望尽早解决这批遗作的保管问题。在1978年9月15日市文联理事扩大会的发言中，她控诉林彪和“四人帮”路线对她的迫害，说到曾三次被人打得不省人事，谈及徐悲鸿作品的不幸下落，声泪俱下，语音凄厉。9月18日她写出《我的意见》一文，作为市文联理事扩大会的简报增刊第二期，在会议上散发，她在结尾处呼吁：“悲鸿的作品是我国的珍贵文物之一，希望市委重视，及时拨出存放的房屋，以便抢救。”文中所披露的徐悲鸿作品的不堪境地，自然引发与会者的强烈不满和关注，抢救和保护的呼声日益增高。
1966年徐悲鸿纪念馆拆除时，依照中央文化部的决定，将徐悲鸿的作品及财物分别移交中国美术馆、中央美院、故宫博物院等单位保管，中央美院主要保管徐悲鸿的藏书，大部分的绘画作品则交给美术馆。十二年过去后，1978年1月初，市文化局按照市委文化出版部部长项子明的指示，正式派人对中国美术馆委托故宫保管的徐悲鸿遗作进行了初步的检查，给出的结论是“保管条件十分简陋”和“长期失于管理保护”。
中国美术馆工作人员汇报说，所保管的徐悲鸿遗作共1293件，其中素描787件、油画111件、水彩和粉画14件、国画及书法381件。众人在故宫太和殿南厢房的清点时，在数目上均可以对上。文化局来人发现，这千幅遗作就堆放在南房内，夏季潮湿阴暗，冬季寒冷干燥，门窗缝隙很大，又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室内积土很厚，还积存一堆垃圾，条件十分简陋。这些画品，除素描和国画装在原来的画框中外，一百多幅油画就直接放在地上靠墙码放着，连起码的保管条件都没有。
美术馆负责保管的工作人员称，对堆放在故宫内的徐悲鸿先生的遗作，他们只是代管锁门的钥匙，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进行过管理和保护。近几年中，除进行过一次清理和因工作需要进去看过几次外，一直无人管理。（见市文化局1978年1月13日致市委文化出版部《关于徐悲鸿先生遗作保管情况及处理意见的报告》）众人们在现场大致检验过一遍，看到大部分的油画画面上积落很厚的尘土，致使有的画面变色，还发现有虫壳和老鼠粪。
画品自然损坏、变质变色的情况到底如何？文化局的报告中有详细的汇报，现场观察中，感觉损坏最严重的是大型油画《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脱胶严重，整个画面颜色脱落得斑驳不堪，将来修复也有一定的困难；《愚公移山》是画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根据民间传说创作，立志歌颂劳动人民的大型油画，由于脱胶，画面颜色已大部脱落，斑驳严重；《田横五百士》是一件根据我国古代历史故事创作的大型油画，画面尚完整，但也严重变色变质。
徐悲鸿《田横五百士》
文化局的工作报告向上级发出紧急呼吁：“徐悲鸿先生是我国知名的美术家，现在遗留下来的他这些美术作品，是他早、中、晚不同时期的代表佳作，其中他的素描尤为珍贵，必须采取紧急措施，进行妥善管理保护，否则势必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他们建议市里临时拨给400平方米的房屋，由徐悲鸿纪念馆筹备组出面，将中国美术馆代管的徐先生的遗作和由中央美院代管的徐先生的藏书及收集的资料、故宫博物院代管的遗物全部接收过来，立即着手清理修整，加强管理保护。同时希望市建委尽快安排徐悲鸿纪念馆的施工，争取早日建成。
市文化局的这份现场报告由文化组王汉亭撰写，是“文革”后最早的徐悲鸿遗作情况的官方文件，留下最为珍贵的现场记录。起草的原稿中有一段这样正面评价的话语：“徐悲鸿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卓越的成就，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较高的评赞。”不知何故，这几句话在正式上报中被市文化局领导删去。
在市文联理事扩大会刚刚结束几天之后，廖静文被通知去故宫博物院太和殿旁的西南朝房，准备交接徐悲鸿遗作。1978年9月26日，廖静文与徐悲鸿纪念馆筹备小组、接收小组和利民一起到达故宫，美术馆移交小组李寸松也同时来到现场，双方组成交接小组。上级领导机关大致安排交接的时间为半个月，预定10月10日结束。
廖静文第一次看到南房内徐悲鸿作品的保存现状，屋内脏乱不堪、摆放不整，曾经熟悉的作品彻底变了一个模样，令她黯然失神。
双方首先确定，依照1966年10月编印的徐悲鸿纪念馆移交清册逐件进行交接，交接中对作品逐件清点查看，填写新印制的交接清册，清册上记录原目录号、题名、作者、年代、质地、格式、尺寸、特征、完残情况等。10月10日市文化局完成一份《接收徐悲鸿先生遗作、遗物的情况报告》，首先提到：“交接过程比较顺利，按照移交清册的目录数基本上符合，双方人员团结一致，工作协调都很满意。”这表明十几天来接收的工作状态较为平和，没有很大的争执和分歧。
接收报告记录了徐悲鸿遗作的大致损败情况，这一点最让相关领导层看了震惊、伤感。报告中记载，素描787件，有霉、折、破、水渍、脏等损坏的为265件，占34％；水彩和粉画14件，有霉、破、折等损坏的为5件，占36％；国画及书法381件，有霉、折、水渍、破、脏、虫蛀、褪色、原残等损坏的为218件，占57％。
报告对所存的油画作品做了明确的鉴定，就是“保存的情况最坏”，这成了廖静文她们最为心痛、无法面对之处。油画作品共111 件，集中了徐悲鸿一生创作的主要佳作，仔细核实之后，发现有严重色层剥落、一般色层剥落、干裂、刮伤、蹭伤等损坏的有81件，占73％。
其中三幅大幅作品《毛主席在人民中》《愚公移山》《骑马人像》，色层严重剥落，因长期卷放，廖静文在现场都不敢展开，生怕加剧“病情”。《田横五百士》《溪我后》则是画幅折伤严重，色层大面积剥落。双方接收小组也认定，因为油画都暴露在空间，有95％以上的作品覆盖着一层尘土，画面很脏，一时还无法判定损坏情况。只有少数几张油画在有玻璃的柜中存放，画质的情况尚好。双方还认定一点，虽然有30件油画作品看上去没有大的损坏，但如要严格检查也是有一定程度的损坏。
徐悲鸿《愚公移山》
报告中确定，徐悲鸿遗作的总件数1293件，损坏的为569件，占44％。而徐悲鸿因个人爱好收藏的中外美术作品的总件数为1134件，损坏的为593件，占52％。其中外国素描及版画原作105件，有霉、脏、破等损坏的为24件，占23％；油画84件，有严重色层剥落、一般色层剥落、折、干裂、洞、刀刮痕、虫蛀等损坏的为42件，占50％；国画及书法945件，有霉、折、破、水渍、虫蛀、脏、原残等损坏的为527件，占56％。
行文至此，文化局的报告忍不住再一次描述说：“全部油画作品被尘土覆盖，很脏。”
交接中还是发现一些作品件数对不上的情况，丢失的原因不明。譬如在素描作品中，有21件为每件两幅作品，在移交时有14件每件只剩一幅作品了，目录号、件数都对，但作品的张数在素描夹中留下了缺一幅的痕迹；在廖静文手中的“徐悲鸿纪念馆移交清册”中，补充漏编部分的第四节为木版水印国画轴36件，而美术馆保存的移交清册上只记26件，实物现有26件，缺10件；印刷品《徐悲鸿画册》，经过清点，也缺失两件。查看丢失情况之后，廖静文可能感觉比预想的要好，而且都是小件、小量，因发生于动乱期间，根本无力追寻，没有向上级提出这方面的追查要求。
当时美术馆正办一个展览，事先也没有征求家属同意，临时借用徐悲鸿的三件作品，有两幅《奔马》，一幅《竹石鸡群》。美术馆来人向廖静文出示了借据，答应展出结束后即归还。
徐悲鸿的一些生活物品遗物还存放在故宫东路的小东院内，在交接完遗作之后，1978年10月16日故宫保管部郑求真陪同廖静文、和利民到小东院办理移交遗物手续，在一天时间之内即清理完毕。
按照当年移交名册，双方过手清点，所存的遗物共147件，有残损的为37件，占25％。发现有缺失的情况，譬如“文物清册”缺五页（四件、一套），遗失铜狮一件、便呢舌帽一件、灰制服一件、蓝布长衫一件、蓝呢制服一套。廖静文问原因，保管人说“文革”初期故宫内部打派仗时丢失的。原纪念馆应有蓝印花布窗帘八块，现存六块。皮鞋三双，只剩下一双，皮拖鞋二双、旧布鞋一双均查无下落，缺失了徐悲鸿的七支画笔。
有趣的是，仔细清点之后，发现比移交名册多出了三件物品，一是坐式瓷裸体女像，二是立式瓷裸体女像，三是单个白布床单。保管者也不知这三件物品何时、被谁放在屋内，混杂在遗物之中。
在没有找到临时地点之前，这些遗作、藏品和遗物接收后仍需在故宫原处暂时存放。故宫、美术馆方面答应对这间南房的室内进行比较彻底的卫生清扫，让工作人员清除尘土和垃圾，将窗户糊严，在室内四处撒放除虫、防虫药物和干燥剂。对画柜和作品要小心清洁，油画用床板垫起，用布盖上减少落土。美术馆专业人士还说，需要制作简单的油画架，争取将每幅油画都挂在架上隔开，放入樟脑精，存放的安全性会更高。对于一些损坏比较严重的国画油画，应逐件进行修补，为以后建馆后展出做准备。
工作人员动手糊了门窗，但仍然发现老房的缝隙很大，不易密封，室内的湿度与室外的湿度相差不多。为此故宫方面提议配制一台除湿机，供经常除湿之用。同时进入十月份，气候开始干燥，需经常通风，保持室内一定的湿润。保管人员答应廖静文，今后会定期检查，开门窗通风，经常打扫卫生，清理易燃物，以便维持室内的清洁与安全。
美术馆、故宫方面都认为，重新建立徐悲鸿纪念馆才是保护遗作的最佳途径，需要各方积极向市委反映，抓紧解决纪念馆的建设问题。市文化局通过市委文化出版部，向市委转达美术馆、故宫两家单位的意思，就是如短期解决不了建新馆问题，也要先解决临时用房，将徐悲鸿的遗作、遗物从故宫搬出，以进行较妥善的保管和必要的修复工作，使其不再继续损坏。
在1978年9月市文联理事会上发言中，廖静文也借此向市里领导恳求：“悲鸿纪念馆过去在国内国外影响很大，外宾在纪念馆留言说，‘徐悲鸿的作品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如此尊敬他’……明年是建国三十周年大庆，希望悲鸿纪念馆能建成，使他的作品能与国内外观众见面，为国家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服务。”选择用十几年前“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如此尊敬他”这样特别的外宾留言，来打动市里高层领导，促进纪念馆一事的落实，这也是廖静文用心颇苦之处。
1966年因修建地铁而拆除徐悲鸿纪念馆时，周恩来等几位中央领导先后指示要恢复重建，市革委会新上任的领导吴德、黄作珍等就在心里惦记此事，但因运动事务繁忙，顾此失彼，拆迁难度大，经济实力不济，有很多焦头烂额的事情更需要解决，几年间就失去处理此事的机遇。
1973年毛泽东过问重建之事，重病中的周恩来亲自交代此事的处理办法。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央文化部门当即派人选址，曾拟定在建国门古观象台西侧的紫微宫建馆，但后来国家计委、建委又想在这里建设亚洲规模第一的天文馆，此事政治局曾讨论过，故需另外选址。1978年廖静文在会议上批判说，“最初在建国门附近选定办馆址时，便遭叛徒江青破坏，将地址强占”。“江青破坏、强占”，此说应是不实之词。
1975年初夏，市规划局会同相关单位在京城四处寻找合适的建馆地址，经过多方比较，认为在美术馆东侧的卫生部家属宿舍院比较适宜。5月28日市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上报给市革委会负责人吴德、倪志福、黄作珍、王磊、杨寿山《关于恢复徐悲鸿纪念馆问题的请示报告》，论述在此院落建设纪念馆的三大优点，一是这里是我国典型的平房四合院，院落宽敞，房屋质量也好，不次于原纪念馆条件，稍加修缮即可使用；二是廖静文夫人去现场看了，很满意；三是经与卫生部领导多次商谈，他们表示，从大局出发，积极支持，同意迁让。市建委统一各方的看法，上报市委的意见就是徐悲鸿纪念馆选定在这里建设。
上报的报告中称，这个院子有二十二家住户，其中副部长级3户。面积有2300平方米左右，共有房屋159间，需全部迁出。经与卫生部商议，准备在东郊三环路一带今年动工的统建宿舍建成后，按一般的拆建比例，拨给卫生部4300方米左右，请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协助卫生部进行必要的调剂，负责搬迁动员和安置。
市建委保存的旧材料显示，原徐悲鸿纪念馆占地1243平方米，房屋66间。市建委决定，在卫生部现住院腾出之后，划出数量不少于原馆面积的房屋用作徐悲鸿纪念馆，多余部分由市里安排他用。
当年因修建地铁拆除，徐悲鸿纪念馆是作为撤销单位处理的，因而根据国家相关的建设规定，重建纪念馆所需的搬迁修缮等投资、材料均需由北京市解决。市建委做了初步估算，为安置卫生部的原住户，加上第二次拆迁，共需新建房屋5160平方米左右，投资约需106.2796万元，请市计委纳入新年基建计划，拨给投资和相应的材料。
市建委、计委挑中美术馆东侧的卫生部家属宿舍院，可能也是看中这里相邻中国美术馆，一旦徐悲鸿纪念馆落成，便于观众观看两个馆的美术展览，这一片区域有望成为京城艺术观摩的标志性地方。
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拆迁出现变故，这个建筑计划在1975年还是落空了，纪念馆的设计又陷入停滞的状况。
1977年初，市革委会提出要完成“毛主席亲自批准恢复、周总理亲自交待的任务”，在重重的压力之下，市计委、建委、文化卫生组最后选定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53号为新馆址。市文化局1977年3月17日提交了徐悲鸿纪念馆设计任务书，四个月后市计委、建委经研究后原则同意，并认可市建筑设计院草拟的第一建设方案，即展览使用面积920平方米，建筑面积2590平方米，另有人防面积120平方米。在用地范围内，拆迁面积约1400平方米，市建委、计委决定新馆土建投资80.79万元，拆迁投资30万元，另有家具设备和不可预见费约10万元，总投资控制在121万元以内。（见市计委、建委、文化卫生组1977年7月4日致文化局《关于徐悲鸿纪念馆设计任务书和建设方案的批复》）
市计委、建委在批复中，还请市文化局与设计、施工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积极抓好这项建设任务，争取早日建成使用。
过了一年多，又是各个方面的拖延，新馆的建设还是迟迟不见动静。焦急的廖静文在1978年9月19日市文联理事会上为此呼吁：“新街口新馆设计图纸也已审查，面积2600平方米，拆迁户30多户。希望市委赶快安排施工力量，拨给拆迁房屋，争取早日建成。”
1983年徐悲鸿纪念馆新址终于落成，正式对外开放。馆址是一座灰色的二层小楼，内设有七个展厅，还复制一间原址的画室和起居室，还原徐悲鸿生前的工作原貌，展示他使用过的画笔、画板和颜料文具。“文革”中放在故宫闲置房而蒙尘的油画、素描作品，经过精心修复后，又重新在展厅与观众见面。一般观众哪能知道这些赫赫有名的徐悲鸿作品曾经历过的磨难，它们十年间无家可归，无人照管，尘土吹袭，潮湿侵袭，难抵岁月的磨蚀。
在现存的官方档案中，后来提及徐悲鸿这批遗作，大都是展览的荣光和人们的赞誉。其他的则是出版方面的事宜，例如1984年11月22日北京出版社召开总编办公会议，讨论《徐悲鸿画册》第二集出版的难题，主要是会议认为徐悲鸿纪念馆新提出的加收拍照费是不合理的，责成相关同志同徐悲鸿纪念馆廖静文讲明道理，婉言由衷，争取其合作和支持，并通过她做好纪念馆其他同志的思想工作。在不付拍照费的前提下，如徐悲鸿纪念馆提出多给点样书的要求，在符合国家规定的基础上可给予必要的照顾，稿费亦可按照文化部规定，从优付给。（见北京出版社1984年11月22日《总编办公会议纪要（十三）》）当时社会上对裸体形象较为敏感，《徐悲鸿画集》第三集的裸体人体素描比较集中，经过充分讨论，大家认为该画集以作画先后分集编辑出版，且为美术作品，无伤风化，故总编办公会议决定照常发稿。
徐悲鸿的千幅遗作历经“文革”特殊时期的飘零，沦为时间的“孤儿”，脱落于大家的视线之外，在较长的时段里失去人们的关注和呵护。虽然有领袖的关照，但依然“沦陷”于政治运动的“空窗期”，归之于运动的制度松弛和人心麻木，失之于对杰出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的崇敬和敬畏之心，像文化局军代表只是“政治正确”般的应付，扣“帽子”的强势弹压，根本无心去追问一下遗作的实际情况。
同时，纪念馆的复建计划一再翻盘，也可见出国家经济、文化系统办事的拖延和处理能力的弱化，看出在“文革”期间兴办一个公益性文化建筑物的周折和不易。
在“文革”热浪翻滚的期间，文化遗产被蔑视和冲击，文化人受尽打压和磨难，徐悲鸿的千幅遗作自然不会被视为国家文化财富，只能遭受更大的运动灾祸和随意的“暗箱”处理，没有狂风骤雨中制度性的施救可能，也失去了所应有的自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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