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把手”彭述之的人生沉浮

作者：何立波    来源:《同舟共进》

中共中央首先将彭述之等几员大将开除出党，而没有将陈独秀先开除出党，是期望能以此警醒陈独秀尽快悬崖勒马。得知江苏省委决议后，陈独秀与彭述之于10月26日联名致信中央，对中央的警告进行反击，指责这是“滥用中央威权，钳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公开讨论”。他们还表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不怕开除党籍的。”

对很多人而言，彭述之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1925年召开的中共四大前，他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而在中共四大上，彭述之成为一颗“政治新星”，不仅当选中央执委（即中央委员），而且与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一道当选中央局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成为仅次于陈独秀的“二把手”。除此之外，彭述之还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是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

然而这位中共早期风云人物，后来却成为中国托派首领，经历坎坷，漂泊海外，了此一生。

彭述之

【党内“留苏三领袖”之一】

彭述之1894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隆回县，后考入北京大学学习。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彭作为中共最早党员之一被派往苏联留学，先后在莫斯科红军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彭述之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李大钊一同出席了共产国际五大。

因从小接受私塾教育，彭述之精通“四书五经”，又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善于引经据典。他著作颇丰，撰写的《帝国主义和义和团运动》、《谁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都是大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彭述之口才好，擅长演说，有会必讲，滔滔不绝，很受苏俄当局的重视，连苏联负责第三国际工作的季诺维也夫也称他为“老夫子”。留学莫斯科期间彭非常活跃，与瞿秋白、罗亦农被称为中共党内“留苏三领袖”。

1924年8月，彭述之回国，在上海大学任教，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同时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与《新青年》杂志兼任编辑。彭回国后直接接受陈独秀的领导，成了陈独秀的坚定支持者。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乘第二次直奉战争之际突然率部占领北京，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并发出停战主和通电，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 月13日，孙中山在国共双方的支持下，抱病离粤北上。途经上海时，孙中山遭到租界当局的刁难。彭述之当即在《向导》上发表《孙中山先生来沪与帝国主义》一文，指出上海法租界巡捕阻止中国国民欢迎自己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并想尽快赶走孙中山，再次证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乱源，它们与封建军阀相因而成。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彭述之担任大会秘书长，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当时，党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思想发动和马列主义宣传，所以在中央局五名成员中，以彭述之为首的三位领导人是做宣传工作的，由此可见其地位和责任之重。（中央宣传部就集中了三名中央领导，这在中共党史上绝无仅有。）彭述之由此一跃成为中央领导人，名副其实的“二把手”。直到晚年于海外流浪时，彭还为这段经历而自豪。

中共四大后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在其回忆录中分析了彭述之异军突起的原因：“彭述之，这是一个新人物，未回国前，国内党员不认识他，党外的人更不用说。他从未参加过群众运动。他在领导机关代表什么力量呢？原来他是国际派来的同志，代表当时的国际路线。他未经大会选举就参加中央会议，担任宣传部长。”

【拒绝刊发《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主编蔡和森赴莫斯科开会，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彭述之接任《向导》周报主编。受陈独秀的影响，在彭述之担任主编时期，《向导》周报一度改变了编辑方向，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和北伐战争不支持、不拥护，导致党内思想不统一。作为党内负责宣传的最高领导人，彭述之拒绝发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然而陈独秀等人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过火”，“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1927年3月5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部分章节首次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上发表。同时，毛泽东将《考察报告》送交中央，希望能在《向导》周报上发表。陈独秀将之搁置，不予理睬。瞿秋白看了毛泽东的《考察报告》后，给予高度评价。在瞿秋白的争取下，3月12日，《向导》周报191期发表了《考察报告》的部分内容。可是，陈独秀、彭述之不但不接受毛泽东向中央提出的建议，还不许《考察报告》在《向导》上继续刊登。最后，在瞿秋白的大力帮助下，《考察报告》才以单行本的形式在长江书店出版。

1926年7月底至1927年3月，北伐军相继占领九江、武昌、南昌、南京等地，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向前发展。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不但使英日等帝国主义者惊恐不安，同时也使国民党右派痛恨不已。而对错综复杂的时局，彭述之相继在《向导》杂志上发表了《孙传芳解散“上海保卫团”与上海资产阶级》《目前革命中的联合战线问题》等23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一是揭露军阀之间勾结的阴谋及其行将崩溃前的凶残、反动；二是阐述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困扰；三是主要论及革命联合战线内部的右倾问题及其危险。这一时期，彭述之还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后两次起义的有关组织准备工作。

对中共早期革命，彭述之还是作了许多贡献的。

【共产国际：反对彭述之，敲打陈独秀】

孙中山1925年3月病逝后，国民党右派开始反共活动。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为反击蒋介石，陈独秀召集中央会议，决定在广州成立中共中央特委，由彭述之、张国焘、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六人组成，以彭述之为书记。陈独秀还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

1926年8月，中共中央执委在上海开会讨论北伐。陈独秀提议反对北伐，彭述之随即赞同，但张国焘和瞿秋白表示反对，气得陈独秀破口大骂。张国焘不敢还击，但坚持不改变主意。1926年7月31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支持和中共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通告，公开表示赞同北伐。这对陈独秀、彭述之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共产国际和苏俄在华的代表鲍罗廷等已经准备抛弃陈独秀，开始寻找新的领导人了。

1926年12月底，苏联政府又派了三位代表抵华，指导中国革命。他们在武汉与鲍罗廷会合后经过商议，一致认为中共主要工作应该放在支持北伐上。他们联络中央局委员瞿秋白，要他撰写文章，反对陈独秀的路线。这三位苏联代表1927年3月递交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由于陈独秀在中共党内的威信太大，目前更换领袖不太可能，只有以反对彭述之旁敲侧击陈独秀。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会上，陈独秀对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并没有进行认真检讨，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出现的严重危机缺乏清醒的认识，引起大多数代表的不满。翌日，瞿秋白在代表中散发了自己撰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把矛头对准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错误，并列举了1923年以来党内领导右倾错误17例，直接点名批判彭述之。瞿秋白说：“总之彭述之虽然口头上高叫革命领导权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实际上却是双手拱送领导权于资产阶级……我们党已经是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

受到攻击的彭述之虽然当选中央委员，但是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

图｜在江宁看守所的陈独秀（左）与彭述之（右）

【陈、彭与中央的“绝交书”】

中共六大之后，向忠发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文化程度不高，领导能力欠缺，因而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但不到一个月，蔡和森就被撤职。中共中央秘书长李立三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彭述之等人自认为资格老，看不起新的中央领导人。而且他们很多人在中共六大前后受到处分，心怀不满，于是纷纷从各地聚集到上海，开展宗派主义活动。在陈独秀周围，逐渐形成了以陈独秀为首、彭述之等人为骨干的党内小集团。

1929年，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传到中国，陈独秀从托洛茨基理论中得到了莫大的宽慰和鼓舞，尤其是被中国托派奉为经典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以此为契机，陈独秀在七八月间给中央写了三封信，公开批评中央“武装保卫苏联”等政策方针，要求党中央接受托派路线，抛弃中共六大路线。党中央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并多次警告他们停止宗派活动 。10月10日和10月26日，陈独秀与彭述之两次致信中央，公开向党中央示威说：“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

在陈独秀、彭述之与中共中央论战的同时，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在党内积极争取同情者。10月25日，中共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开除彭述之等人的党籍。中共中央首先将彭述之等几员大将开除出党，而没有将陈独秀先开除出党，是期望能以此警醒陈独秀尽快悬崖勒马。得知江苏省委决议后，陈独秀与彭述之于10月26日联名致信中央，对中央的警告进行反击，指责这是“滥用中央威权，钳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公开讨论”。他们还表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不怕开除党籍的。”这封信可以说是陈、彭与中央的“绝交书”。

1929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案》，指出：“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1929年12月15日，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托洛茨基直接干预下，1931年5月1日，上海召开了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

在中国托派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原先并没有安排彭述之，后根据各托派社团人数与代表名额相平衡，由“无产者社派”增加了一个名额，给了彭述之。在5月1日召开大会时，彭述之不知道自己已当选为代表，对代表安排大为不满，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破口大骂，将这次大会称为“分赃大会”。不料陈独秀在大会上将这封信读了出来，并问彭述之：你现在还坚持信内的意见吗？结果全场哄堂大笑。

中国托派统一后，积极地反对国民党独裁，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但因叛徒的屡次叛变，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与彭述之等被捕，“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就这样解散了。

【彭述之与陈独秀：从合作到分手】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陈独秀、彭述之等政治犯被释放。

彭述之回到上海，加入托派临时中委会，继续从事托派组织活动。陈独秀出狱后，国民党极力拉拢他，遭到陈的断然拒绝。陈独秀回答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今大敌当前，国共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9月9日，陈独秀离开南京去武汉。有人劝他去上海重整托派组织，他拒绝了。据郑超麟说，陈独秀出狱后不能回上海，一方面是因租界已不能住，会被捕。另一方面，托派“中央”临委为彭述之所把持，陈独秀与彭述之在狱中就时常争吵，陈不愿再争论下去了。（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陈独秀公开宣布“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以此撇清与托派的关系。）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摆脱了党派利益的束缚，站到国共合作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同时，陈独秀与谭平山组织的“第三党”、救国会及一些民主人士接触，以图组成联合战线的团体，“不拥国，不阿共”，以争取民主、自由为目的。陈独秀严厉批判了托派的“教派精神”和关门主义，要求“全中国人民都应该拿出力量来援助抗日战争，除非甘心做汉奸”。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一时盛传中日言和停战。陈独秀公开发表谈话，要人民“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陈独秀这些抗战言论，立即受到彭述之等托派临时中央领导人的批评，称陈独秀“完全表示了他放弃了自己多年来为之奋斗的革命旗帜，这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 1938年夏，彭述之等给第四国际书记处写信，说陈独秀已离开托派。1942年5月27日，为国民党、共产党、托派三方都不容的陈独秀，寂寞地在四川江津病逝。

彭述之、刘家良、郑超麟、王文元等人虽然重新组成了托派的领导力量，但由于分歧严重，内部很快发生分裂。从此，中国托派分裂成两派，彭述之一派自称“多数派”，郑超麟、王凡西等另一派被称为“少数派”。托派分裂后，彭述之遭到“少数派”的种种批评。王凡西批评彭述之说：“在我的认识中，觉得他有一个最大毛病，那就是接受了被斯大林伪造过的‘列宁主义’，特别是……那个组织观念。”郑超麟对彭述之的批评更是毫不留情，说彭是冒牌农民、自封书记、国民党的辩护士、“王明以前的王明”，甚至说他是“第一个反托分子”、“一尊有害的偶像”。

【陈碧兰：一位女性的出现】

彭述之一度与向警予恋爱，但党中央不支持。向警予奉命去莫斯科后，彭心情非常糟糕，开始酗酒。这时，一位叫陈碧兰的女性的出现，抚慰了彭述之的心。

陈碧兰和罗亦农原是恋人，因陈先从苏联回国，罗亦农托付彭述之照顾陈碧兰——没想到引来又一段感情纠葛。为了解决陈、罗、彭三人之间的关系，中央政治局又一次召开会议。会上，陈碧兰只是哭，不说话。罗亦农姿态很高，表示自己不计较这些，以后还会与彭述之很好地合作。事后，罗亦农也的确表现得很好，一心扑在工作上。

1925年，彭述之与《中国妇女》杂志编辑陈碧兰结婚。1946年5月1日，彭述之和陈碧兰创办了两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公开刊物，一是彭述之主编的理论和政治性的月刊《求真》，另一个是陈碧兰主编的《青年与妇女》，不久改名为《新声》，一直出版到他们1948年末离开上海为止。

托派成员周履锵在晚年撰写的《听彭述之讲课》一文中，回忆了彭述之1947年在上海办哲学班的情况：

1947年春，我到了上海，受周仁生的影响，初步接受了托洛茨基思想。经常阅读《青年与妇女》《求真》《新旗》等托派刊物。《求真》每期都有陈人白写的文章。大约这一年的三四月份的一天，周仁生对我说：“上海有一个哲学班，每星期日上午，陈人白教授主讲。”我当然乐意参加，他带我到卡德路（现在叫石门二路）山海关路育才中学的阶梯教室……

听课的人背后甚至当面称陈先生为欧伯。后来才知道，欧伯就是彭述之，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仅次于陈独秀的第二号领袖。

……其实彭述之讲课时根本不用教材，都是直接口述的。一次课或一个课题结束后，将笔记稍一整理，就是完整的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可惜当年的笔记本都没有保存下来……我敬佩彭述之的渊博知识和革命经历，二年所受到的教育是终身难忘的……

1948年春，当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根据地取得重大胜利之际，彭述之和刘家良在托派“中常会”开会讨论形势时还断言：“中共要想夺取政权绝对不可能。”当解放军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后，彭述之等将“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改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对新政权跃跃欲试。而当时中国托派总人数不超过500，彭述之等人的计划无异于痴人说梦。

上海解放前夕，彭述之将托派“中央机构”撤到香港，并在大陆上建立潜伏组织，通过香港总部接受“第四国际”的指示。1952年12月22日，党和政府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宣布取缔大陆的中国托派组织。由于港英当局的逼迫，彭述之到香港不久便流亡越南西贡和第四国际驻地巴黎。1973年后，彭述之定居美国。

陈碧兰与彭述之

彭述之陈碧兰感情很好，虽经历了被开除出党、漂泊海外的颠沛生活，但相伴终生。陈碧兰在晚年撰写的《回顾我和彭述之的岁月》一文中写道：“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直到今日的整整三十八年的悠长岁月中，彭述之的生活经常陷于贫穷、惊险、恐怖与逃亡的状态……从国民党的追逐、逮捕、监禁，斯大林党的造谣、污蔑乃至企图迫害；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恐怖、追逐和迫害，曾有数次都是在千钧一发的死亡线逃脱出来的。他活像一个扮演惊险影片的主角。假如单从这一点来说，他是一个‘幸运儿’！”

1983年11月28日，彭述之因患心脏病在美国去世，终年89岁。彭眷恋故乡，弥留之际嘱咐女儿陈映湘一定要回湖南隆回老家看一看。

对于彭述之的一生，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作了评价：“彭述之死了，一个老革命家逝世了……这样一位始终不变，为一个政治主张而斗争终生的革命者，不管他的所信正确或者错误，也不管他的事业成功或者失败，他之值得人们悼念、值得后来者的研究，那是完全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