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黄埔军校：成都北校场的岁月底片

 作者：桑宜川

说起美丽富饶的川西平原，我的故乡成都，人们会自然地联想起那里的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楼，浣花溪，锦官少城，满城，都江堰的古代水利工程，以及晚近发掘出土的三星堆，金沙遗址等闻名遐迩的古迹。然而，在这些风花靡丽，极尽撩人的自然与历史美学意象之外，自古以来她还有尚武的习练之处，三国时期的兵家曾在此安营扎寨，明清教头们在此擂台比武，北洋的督军们在此阅兵，抗战时期在此培训出无数具有男儿血性的忠勇军官，饮完壮行酒，便带兵出川，抗战杀敌，如今这些历史场景早已退出人们的视线，这就是地处成都老北门的北校场，黄埔军校在中国大陆的最后大本营。

成都北校场黄埔军校正门，后为成都军区大门所在地

上世纪的1937年~1949年，从抗战之初到内战结束，黄埔军校搬迁到大后方的成都，前后延续了整整12年的时间，其作为民国政府的“西点军校”，承载着极为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记载了太多的热血青年从此校门迈出，走向抗战烽火前线，血战沙场，以身殉国的悲壮凄美故事。

如今，历史硝烟早已渐次散去，国共两党的情仇恩怨开始重新被审视与评价，如果以史为鉴，以民族抗战为主题，放下政治偏见，还原真相，在现代中国史册里，成都北校场本应该有着历史绕不过去的一页篇章。

回望历史，抗战初期的1937年底，日军进犯，南京失守，民国政府被迫西迁，经三峡夔门入蜀，黄埔军校也随之由下江南京迁往成都。当年的成都华西坝，还汇聚了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与本土的华西协合大学同舟共济，联合办学，并与内迁嘉定的武汉大学、李庄的上海同济大学、重庆的复旦大学等三十九所高等院校，汇聚了众多海内外著名学者与教育家，为民族复兴，培养出了无数的国家栋梁之材，其间的悲壮故事可歌可泣，另文详述。谨此单表，黄埔军校官兵甫抵不久，即将始建于1935年的陆军成都分校并入，改称黄埔军校成都本部。

到1949年止，其间共有10期学员毕业，每期约2-3千余人、总计约近3万人，是黄埔军校历史上培训军事干才最多，在同一校址办学最长的一个时期。在黄埔军校1924-1949年的25年办学岁月里，成都本部占了整个校史一半的光阴，经历了她从广州初创，南京中兴，到成都发展壮大的历程。

成都北校场黄埔军校西侧门

那座城池，那段古墙

在老成都的城区内，御河隍城之北，北校场大门坐北朝南，面积约有六个现代足球场大小，东西相距约三里，南北约二里，呈横向长方形，倘若从空中俯瞰，宛如一块硕大的豆腐干，位于老北门万福桥一隅，近旁有府河水缓缓流过，华西坝就在她的正南方向，占尽风水，自古乃是一处绝佳的练兵比武之地。1937年初，黄埔军校从南京辗转迁至成都，北校场被选作本部校址，直至1949年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凤山，在大陆办学画上了一个句号，从此拉上了历史的帷幕。

如今，人们从成都北校场附近街区残留的城墙，虽然重新修葺一新，尚可依稀辨认出其当年巍峨的雄姿。《华阳新志》称成都古城墙“楼观壮丽，城郭完固”，“冠于西南”，“不亚于京师”。但岁月沧桑，而今遗存的古城墙只有北校场、中同仁路、成都制药品一厂、西校场、滨江东路北侧等处，总长度不足千米。其中，尤以北校场的古城墙保护较完好，长度最长，规模最大，说来很无奈，老成都就只留下了这段古城墙的历史实景。

成都北校场古城墙与其它几处残存的古城墙一样，都属明清时期的建筑。唐宋以前的古城墙，由于年代久远和历代战争，已不复存在，偶尔在施工中发现地下遗迹。明清时期，为了加强防卫，进行了大规模筑城。但明朝末年，战乱频仍，成都城几乎夷为废城荒野，城墙多被毁坏。清康熙、雍正年间曾加以修葺。乾隆48年（1783年），清政府花费巨资对成都城进行了整修。

据史料记载，当时重修的成都城墙“高二丈九尺四寸，宽五丈五尺，厚一丈八尺，上置垛口八千一百二十二个，八角楼四个，炮楼四个，城楼顶高五丈，分四门，门外建有方形瓮城，周长二十二厘八分，东西距九里三分，南北距七里七分（旧制一百八十丈为一里）”。关于成都城墙的描述，读者还可在现代作家李劼人先生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里得到“东西长约九里三”的佐证。

岁月流逝，明清古城墙在风雨侵蚀下部分坍塌，但主要在1949年底新政权入城初期、1958年和“文革”三个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拆除，“大跃进”前拆毁了成都“大城”，“文革”中拆毁了皇城。现存的几处古城墙是在历史的多次劫难中遗留下来的，实属十分珍贵，从中可以窥见成都城的历史风貌和形制，也为研究明清时期城防建设和与各朝代城墙的比较，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现北校场古城墙只剩下两段：一段在西面，长300余米，高约 9米，保存下来的墙体为黄土筑成。据附近居住的一位老者说，当年墙的外层包砖在1958年被拆去修西北桥。土墙上长满杂树，远望像一山丘丛林。墙西为饮马河，是古代护城河。东城根街北延线修通后，这段古城墙正在作保护处理，外城砌上了从东门一带运来的青砖，据说准备砌筑12米高，并修复城垛、射孔、敌楼等，以展现古代城墙的风貌。届时，这里将成为王爷桥旁的古迹风景点。另一段位于北校场的子后街中段，，长30余米，高约8米，且有一城门洞。据笔者近年来多次实地考察，城墙外侧建有垛口25个，内侧为水泥栏杆。城门洞为三层砖石拱券，下部为红砂条石，洞门外侧高约5米，内侧高约6米，宽约5米，深约12米，有两扇厚约10厘米的楠木大门，古老的成都竟有如此厚重的城门，观之令人心生敬畏。

城门洞与桥，成都黄埔军校的地标

如今老城墙已在成都基本消失，只有四段遗迹分布在四个地方。第一段位于城西，位于下同仁路的成都水表厂附近，是一面布满青苔的青砖老墙。城墙高约6米，长约50米。第二段位于成都华兴路8号，远处看去，有一处高约十五六米的土垒，依稀可以辨出古城墙的影子。第三段城墙遗迹位于城东北跑马道街居民院墙中，这里依稀可辨认出城墙最高的地方有几丈高。第四段是位于老成都北门的北校场城墙，今已有200多年历史。城墙长约15米，宽约15米，高约10多米。最底部3层用红石条砖砌成，近20厘米厚，上面81层是青色城墙砖，最上面用镂空砖砌成。也是保存完整的古城墙遗址。

笔者的加拿大文友黄俐女士曾回忆，“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常用自行车载着我从光华村经青羊宫，去汪家拐的幼儿园，必经过城边街，每每看到西校场残留的高高老墙上游动的哨兵，我还有点儿怕。”这一场景的描述十分生动，再现了那段老墙的最后历史，因为几年之后就被拆毁了，如今已找不回最初。

记得听祖父讲过，上世纪50年代初，成都发生过一场浩浩荡荡的“毁城运动”，四川大学、成都工学院、四川医学院的师生们被号召，去协助城里居民拆除古城墙。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大家一道撬砖，取土、或在未拆毁的城墙上开荒种地，青色的城墙砖被人们纷纷搬回家，用作砌院墙的材料，或用作垒灶头，码放厨房案板的材料，以至于后来在老成都居民屋中，家家都找得到许多颇有历史的青色城墙砖。老成都的城墙和城门在他们的心目中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因为城墙与城门作为历史，是老成都人抹不去的民间记忆。

据史料记载，1935年，蒋公介石经西安入川后，在成都北校场开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即后来的黄埔军校成都本部。录取的学员多是当时川军整编后的下级军官，少数来自下江诸省，约有近二千人。

为了便于训练及野外演习，同时也为了防日本飞机空袭，向城外的府河疏散，就在北门及老西门之间的城墙上开了这一个专用的城门。原成都分校副主任彭武扬独出心裁，命名此门为“存正门”。据彭武扬解释，是取正气长存之意，同时也寓意蒋介石的名号：“中正”。彭武扬还写过一篇《存正门命名记》的文章。分校主任李明灏也题了字，还有一个中校秘书贺鹏武也题了一首诗。他们三人的作品，都用石刻镶嵌在城门洞内。现今城门洞上还存刻字匾石，但字迹早已风化，斑驳不堪，难以卒读。

当年，城门外护城河上还建有一座石拱桥，以黄埔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字文白）之字命名“文白桥”。现今桥已不存。但至今我还记得，小时候常骑自行车穿过这个城门洞，去城隍庙电器市场淘无线电零件，业余安装半导体收音机的逸事。当年的东西走向有古朴的墙围，如今都不见了影子，保存下来的城门洞墙，乃是用拆下的旧砖进行了包砌，以期尽量修旧如旧，恢复古墙的原貌。1985年7月，该段古城墙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碑石立在城墙之上，默默地述说着这座现代中国军事院校的历史沧桑。

墙在述说，黄埔楼旧址

民国时期，成都北校场黄埔军校校区曾有不少建筑，主要建筑有中正堂、黄埔楼、图书馆、军医院、三民台、武民堂、新生社楼、浴室、水塔、灯塔等。常驻单位有校本部所属各处、各机关和三个步兵总队、勤务团团部及警卫连队、军医院等。值得一提的是黄埔楼，位于中正堂西面偏北80余米处，是一栋德式三层别墅，轿车可直接驶到楼梯处。建于军校后期，是校负责人办公和休息的地方。蒋介石每次来成都，常住在此楼的二楼。这座楼又称军校官邸或西楼、洋楼，军校师生习惯称作“黄埔楼”。

成都北校场黄埔军校黄埔楼旧址

在中正堂正东，原建有办公楼宿舍等建筑。军校学生宿舍集中在校区东南和西南两个角上。军械库设在校区西北角上。与中正堂前二校门平行成直线，正东方向约300米处是军校东门。这个便门靠近东院家属区，门外即是菜市场，因此由这道门出入的多是教职员工和家属。中正堂之后不远处便是北城墙。正对南大门曾是中正楼，是蒋曾经办公和阅兵之处，1949年后为成都军区情报部。

1990年开始军区大院改造，关于是否拆除中正楼，争议很大，最终还是被拆了。没想到次年发生了蹊跷的事件，军区张德福中将副司令及另三位将军，七名校官乘直升机在中印边境视察防务时机毁人亡，北京大怒，张太恒司令因此被降级为副司令并外派，从此以后坐了冷板凳，当年军内曾引起轩然大波。对于这样的事件，官媒照例不会报道，但坊间传说纷纷，调侃的评语是遭了报应，自古以来“太岁头上岂能动土”？这算是北校场的一桩现代轶事吧。

紧邻“存正门”外，当年有一座横跨府河的木质桥，名称“万福桥”，是成都老北门与老西门之间的交通要道，也是成都通往天回镇及新都县城的必经之地，桥头两端有一些小店，其中有一家就是后来店名大震的“陈麻婆豆腐”。这饭馆的出名，还得感谢近在咫尺的黄埔军校学生。因为“存正门”开通后，给陈麻婆豆腐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源，军校学生成了这里的主要食客，不但把“陈麻婆豆腐”(Mapo Bean Curd) 吃出了名，并且将其名声通过同乡同学先由北校场传到西校场，再传遍成都市。抗战胜利后，又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如今在北美尚有“李鸿章杂碎”（Lee’s Chop Suey）老字号的名头可以与之媲美。

史料记载，当年紧靠中正堂广场东边还有第1总队步兵大队驻地，以东为训导地、督练区办公楼、部分机关、电影教室、劈刺教练场、医院、浴室等。中正堂广场以西为黄埔楼校长办公厅、教育处等机关、图书馆、特种教室及陈列室大楼、总理纪念室及校史陈列室、新生俱乐部、武民堂等和第23期第2总队步兵第2大队第5、第6、第7中队学生的驻地，有时也住短期训练班。第6中队的宿舍楼后窗正对黄埔楼。大操场东南的五担山下，住的第2总队步兵第3大队第8、第9、第11中队学生驻地。勤务团的警卫部队营房在正门两侧及东门、存正门附近。

据笔者的大学同学王爰飞回忆，上世纪90年代成都军区筹划扩建招待所，其实就是一个大土坡的五担山差点被铲平。他时任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大校军衔，积极参与了保护这一文物古迹的发言，使得五担山作为市区里罕见的山丘，今天依然屹立在那里，默默地见证着黄埔军校的历史沧桑。

军校的西校场位于成都市城区西部，清代之后，西校场南部历来为驻军之所。1935年蒋介石来成都时，将“军事委员会特务团”设立于此地，后为黄埔军校校区之一。军校第23期时为第1总队驻地。西校场的大门较为简陋，门左有一大墙壁，在军校后期用油漆写有“明耻”两个特大的字。西校场有一“介寿堂”，是住在这里的学生总队集会的地方。

西校场南面和西面是城墙，城墙拐角处有个便门，可通青羊宫军械库、工兵器材库和工兵科架桥训练场、爆破实验场。大营门开在校区北侧，常称为北门。骑兵大队马厩的东面是东营门，门外是重机枪实弹射击场，射击场南边是借倒塌的城墙改建的辎重科汽车驾驶训练场的盘道，再向东是军官宿舍。紧靠便门的西南城角处的“心理试验场”，是一片碉堡群。试验时，碉堡中轻重机枪一齐射击，学生必须从战壕中向阵地上爬去，体验在敌人火网下的心理状态。西校场附近的一些特殊训练场地，给驻训于这里的学生提供了很多方便。军校培训兵种，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共六个科。步兵科总队因人数众多单独划分步兵大队，特科总队则是按科建立大队，统归特科总队领导和训练。

美军教官在军校授课

在成都市西南，军校还修建了双流华阳和新都两个营地，通常各派驻校警卫团的一个连守卫。各期入伍生在这两个营地受训。第23期时，在新都营地接受入伍生训练的是第一总队学生，在双流营地接受入伍生训练的是第三总队学生。当时，军校里还聘请了美军教官担任师资，在中方翻译的协助下，履行教学大纲规定的课程，成为了那年那月的一道人文风景。

当年，黄埔军校成都本部还统辖一些分校，如成都空军军士学校，于1938年10月1日在成都附近的广汉县正式开学，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张有谷任教育长，1939年1月晏玉琮任教育长。 空军军士学校学制4年，分初级、中级、高级飞行训练。因体格、技术、政治(共产党嫌疑)等因素，淘汰率很高，第一期1937年入伍，1941年10月毕业，改为中央航校第十二期特别班，第二期1938年入伍，1942年毕业，改为中央航校第十三期特别班，第三期1939年入伍，1943年毕业，此为中央航校第十四期特别班，第四期1940年入伍，1944年毕业，改为中央航校第十五期特别班，第五期1941年入伍，第六期1942年入伍，第七期1943年入伍，以上3期尚未毕业，后直接去美国训练，空军军士学校即停办。

这所民国时期的空军学校如今已成为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笔者的两位大学同学吴土星教授和陈艾莎教授便在此教书育人一生，似水流年，光阴似箭，如今已到了退休年龄，见证了这所民国空军航校的发展沿革史。

除此而外，当年南京军事委员会派参谋团入川，整理四川军事，将四川军队统一于中央之下，在峨眉山下创办军官训练团，于1935年8月4日开学，以蒋介石为团长，刘湘为副团长，陈诚为教育长，邓锡侯、刘文辉为团附，下辖教育处、总务处、军事训练处和政治部等机构，团部下设3个营12个连，每连3个排，排分3个班，排约40人、营长以军长充任，连长以师长充任，每连3个排长中有1名中央军团长充任排长，学员为四川军队团、营以上校官。由此可见，成都北校场陆军本校的办学已伸展到了周边县镇，规模不可谓不大。

当年，紧邻西校场的青羊宫内，还有较大规模的军械库、工兵爆破实验场以及架桥训练场等。南校场是军校眷属区，军校教官及员工宿舍也多在此地。军校的教室，一般分为大小两种教室。第23期时，全校共有大教室10多个，小教室共有40多个。黑板上边是名誉校长蒋介石像，像上边是“尊师重道”四个大字，后面墙上的四个大字是“良心责任”，这是对学生和教官分别提出的严格要求。一般说来，在教室内上课属“学科”，在野外和操场训练为“术科”。军校通常保持两期学生3个总队约4000人，加上警卫团1200人和校部的官兵，全校共有师生、官兵约6000人，相当于一个加强旅，这是国民党中央系统在川西地区唯一的主力部队。

黄埔第23期时，军校的总人数也大致如此。关于北校场黄埔军校里的场景，笔者的大学同学，原成都军区的王爰飞大校回应说：1986年，他调入成都军区时，大院里的官兵宿舍，及办公楼里的许多旧桌椅板凳, 及沙发上还印有“中央军校”的标识。蒋介石住过的“黄埔楼”和九号楼里铺着褚红色的木质地板，雕梁画栋，古色古香，他也常进去办事或开会。这一细节佐证了我的语篇叙事，还原了民国的历史场景。

当年，在原成都陆军分校的基础上，南京迁来的人马，扩编政治部，增设军官教育队，恢复原高等教育班，加设了战术研究班、校尉官研究班、射击训练班、技术训练班、特务长训练班等，军事教育趋于完善，并将原北校场旧址改为校本部，学员总队则分驻西校场、南校场、皇城遗址及市西郊草堂寺、青羊宫等地。军校自迁成都后，先后也进行了一些较大的行政机构和人事调整。

校务委员除原有人选外，又增加了唐生智、程潜、白崇禧、邓锡侯、龙云、余汉谋、陈诚、张治中等八人，个个皆是著名国军将领，文韬武略，洋洋大观。由此可见，黄埔军校在成都本部办学期间，已经从早期的广州黄埔，南京黄埔逐渐发展成为一所正规化办学，课程设置比较齐备，管理与师资水平一流的军校，可与当时的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法国圣西尔军校等媲美，也是现代中国军事院校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载入史册。

误读的历史，还原蒋公介石

宋代词家苏轼曾写下过《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千古绝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如今伴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出炉与研究，让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蒋公的真实一面，或许也正是还原历史真相的契机。

关于抗战话题，大半个世纪以来，蒋公倍受垢言，中国大陆官方话语一边倒，指责蒋不抗日，说是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以及共产党人斡旋之后才被迫抗日，其实真相并非如此。几年前，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向公众开放《蒋介石日记》，世人始知蒋公拖延向日本开战的苦衷。近年笔者亦有机会多次前往调研，所查阅的文献与感悟，籍录于此，与诸位分享。

抗战时期，蒋公的日记大多写于成都和重庆，举凡东瀛之国，蒋先生在日记里一律称之为“日倭”或者“倭”，由此贬义语，可见他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憎恨。蒋先生很清楚：“中日必将一战，因为倭所要我者，实为土地、军事、经济与民族之生命。”但他深知，当时的中国军队远不是日军的对手，中日实力悬殊，中国只有争取时间，等待机会。在日记中，已经成为基督徒的蒋先生时常祷告，祈求神给予他时间，他也一直派幕僚去欧美寻求援助，因而迟迟没有正式向日本宣战。

当年，除了黄埔军听从他的指挥外，其它各省由军阀割据，军队不受蒋先生的操控，直到1944年抗日快结束时，还是这个局面。其实，蒋先生一生都未能真正统治中国，国民党没有能力号令全国，军队装备也严重落后。

他在日记里写到：第一，这个战怎么打，日本那么强，中国那么弱。第二，军阀割据各有所谋，不见得会跟着他打这场战，第三，汪精卫在广州另立中央，跟南京对抗，成为了他整天闹心的事，时时感到力不从心。

蒋先生在日记中袒露自己的心扉：“不认为可以打赢这场战，要打就必死无疑，死得更快，为了民族大计，只有暂时拖延宣战。”日记中还记载了自己不能被党内人士，民众和学生理解的痛苦，他所受到的指责，反反覆覆地记述了他对此的愧疚和羞耻。蒋介石采取的方针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他在日记中写到：“不先剿共灭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平内，则不能攘外”。但这个“安内”并不是指中共，而是指地方军阀诸侯的强大势力，他谋划削藩，进而统一大业。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应是信史。

在日记中，蒋介石认为，“中日之战既然一定要打，上海是挺不住的，迁都四川大后方乃是上策，可是南京政府进不了四川，因为云贵川都被军阀控制，他根本进不去，怎么办？”当年，蒋根本就没有把中共放在眼里，经过几次围剿，1935年，红军只剩下几万人。他故意放走西征的红军，跟在后面，这样才能顺理成章地进入四川、云南、贵州的军阀地盘，然后再往西北走，收复马步芳的地盘。

因此，他以剿匪为托词，藉而乘机收复西南，这才是他的真正谋略。然而，年轻好胜的少帅张学良毁了他的一盘好棋。蒋介石原本希望再有三年，拖到一九三九年，国民政府的势力顺利进入大西南地区，作为战略堡垒，再与日本宣战，不幸的是，由于张学良的鲁莽，西安事变整个打乱了他的部署。

蒋介石在日记里反复写到：“汉卿坏我大事、汉卿误我一盘好棋、汉卿误我大局。”可见他的心情多么沮丧与郁闷。西安事变后，他再也无法拖延，仓卒认同，宣战抗日。他原本希望德国顾问能帮着训练六十个德国装备师，配备能与日军抗衡的精良武器，进而收复失地，彼时这一宏伟计划已起步，德国军援因张学良的鲁莽而夭折，功亏一篑。

随后蒋介石想取得苏联、美国等列强的支持，也落了空。 然而，一旦宣战，蒋介石坚定不移。他在日记里记述，“今后如再有人来说与日本和谈的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字里行间可读出其对抗战的决心与态度。

那年那月，关于中国和日本第一大战为何选在上海？蒋介石在日记里说，松沪之战必须打，第一，必须把战线从北边拉到南边来，扩大日本战线，不能让他从东北直接到西南；第二，唤醒国人全力抗战；第三个很重要，要震动全世界，西方列强有很多商业利益在上海，要让他们感觉到透彻心肺的痛，联合起来对抗日本，不能不说这是战略家的眼光。

蒋介石在抗战时曾多次讲，中国人地域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每一寸山河都是抗日的地方。那时他确实是想拖垮日本，以空间换取时间，打不赢就换地方，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半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对蒋介石的评价，因政治立场不同，存在极大的差异。台湾难免于完人的歌颂，大陆则责以罪人之名。持平而论，蒋既不是完人，也不是罪人，然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在抗战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在铺天盖地袭来的各方压力下，蒋介石忍辱负重，竭力护卫国家利益，在大后方的四川成都兴办黄埔军校，培养了大量军事救国人才，领军在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浴血拼杀，实不愧为民族英雄，功不可没。如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乃文乃武，千秋功罪，自有今后治学严谨的史家，摈弃偏见，还原这一切真相，青史为志。

北郊场最后阅兵，黄埔军校的历史终结

话说1949年11月30日凌晨，蒋介石由重庆飞往成都。彼时下榻于成都黄埔军校北校场黄埔楼上，并由参谋总长顾祝同、钱大钧、萧毅肃等人在楼下设立起了临时指挥部。蒋介石和幕僚们研究后认为，四川是守不住了，“决战川西”只是一句空话，但对外又不能承认。当时要做的就是如何把胡宗南部安全转到西昌去，然后在那里设立大本营，以表示大陆上还有地盘，以待国际局势的变化。另外，如果可能的话，依靠胡宗南部先在成都附近打一次“漂亮仗”，阻止一下解放军三面包围夹击之势，再从容转向西昌。在此背景下，蒋介石开始了他在大陆的最后一次阅兵，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蒋介石逗留军校期间，从重庆和陕南两路败退而来的几十万国民党官兵云集成都，每天上午，国民党的重要军政大员阎锡山、胡宗南、王陵基等来军校“黄埔楼”汇报军情，请示机宜。

这时的北校场，俨然成了国民党军的总指挥部。黄埔楼小院内外，布满了停放的小轿车及小吉普车，密布的便衣侍卫官巡逻在周围。大校门下，小轿车、吉普车出入，多如过江之鲫，都是司令官、军长、部长、厅长等高官的座驾。

东校门下，不少满身泥泞的大小车辆进来后，停放在大操场及附近，北校场成了停车场。最高军政中枢设在黄埔楼，张群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阎锡山的行政院、顾祝同的参谋部、王叔铭的空军司令部等，在这里已经合署办公。军校各队教室及原有空房门上都贴上了“军委会”、“国防部”、“参谋部”、“军统局”的字条，军校变成了撤退到此的国民政府官员的办公室和宿舍。校内出现了许多面生的将校级军官，胡宗南、罗广文、陈克非、李文等中将以上长官司令纷纷进出军校，校级军官更是云集校内，步履仓皇，形神狼狈。

彼时，军校本部为了蒋介石的安全，决定加强校北校场的防卫，把平时担任北校场西门的军校勤务团撤至外线，各校门和校园内的警戒任务，全部由第23期学生接替。于是，第23期学生一时成了“御林军”。担任这次警戒黄埔楼官邸的学生，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他们笔直地站在楼下，以取代勤务团卫兵，亲自为总裁放哨站岗而感到自豪。

有一天凌晨，第23期学生3人一组，奉命担任守卫正校门与“黄埔路”之间的安全监视工作。他们荷枪实弹，站立于“黄埔路”中段警戒，突然发现一辆疾驰的黑色轿车由江汉路转向“黄埔路”正道，径直快速驶来。担任旗手的学员立即举出红旗，以旗语示意，让其停车待查。谁知那车仍原速驰进，并且越来越近，哨兵急了，若越过线，这还了得，于是急速接连挥动红旗3下，命令“紧急刹车”，并以身躯挡在了轿车之前。旗手向马路左右两名持枪同学一挥手，他们便冲向车两侧，以枪口对准了车内，旗手则快速以双手紧攀车门，双脚登上车门台阶，怒目责问少校军衔的驾驶员：“为什么不服从指挥？”那驾驶员示意向后座看看。哨兵正欲问话，赶过来的军校值星官辨认后说：“是西南军政长官胡宗南将军，放行！”哨兵再次举手行礼，慌忙退下车来，打出绿旗放行。此乃军校本部佚事，传为经典，真实再现了当年军校关闭前夜的一幕场景。

12月3日，是军校在校学生首次受蒋介石集体接见的一天。蒋介石在校长张耀明等人的陪同下走上中正台，军校检阅总指挥官立即跑步前来报告。在这套仪式进行完毕后，蒋介石开始对台下几千名官兵师生训话，说道：“我们正处于危难时期，你们是我的学生，不出几个月，国军就会实施全面的反攻，今后的党国就是属于你们的了。”他接着说：“如今，区区共匪，何足道论，要消灭它，也不过如秋风扫落叶。”他的这番“秋风扫落叶”的话语，在当时的成都各大报纸上都有刊载，至今许多那时在场的受阅者还清晰地回忆出，并娓娓道来这在现在看来带有绝妙讽刺意味的话，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方使那些如今已是花甲老人的军校生仍能记住这一句话。

在成都北校场阅兵台上，蒋介石眼噙泪水 嗓子嘶哑，最后痛心地说：“中正为丢了民国江山而愧对江东父老，希望同学们跟我去台湾，有朝一日光复大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今都早已神马浮云，烟消云散，留下的是人们对过往历史沧桑的感谓。

 蒋介石在成都北校场阅兵台上

此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学生这里总算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慰藉，军校学生得到的最大实惠是蒋介石特“恩准”每人一斤猪肉，作为犒赏，并特准赏给每个学生一枚银元。阅兵结束后，军校学生再也没有见到蒋介石公开露过面。当晚，军校在校外智育电影院包场，放映电影《文天祥》(片名又称《国魂》)。这是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次电影聚会。放映银幕前，军校生情绪甚为悲壮，呼喊口号，唯恐住在校内的老校长蒋介石听不到，有的学生当场声泪俱下，朗诵文天祥的绝命诗。放映之后，校方还组织同学们进行讨论。这是那年那月那日的最后一幕军校场景。

生不离川，死不离湾

在《蒋介石日记》里写有“生不离川，死不离湾”，这句话吐露了他的心曲。蒋公一生与两个地方的因缘最为密切，一是四川，二是台湾。而四川尤其和蒋公荣辱与共，命运相系。除了故里浙江之外，四川也是蒋最依恋、最钟情的一个省份。1949年，民国的帷幕即将在古老的大陆落下，南京易手之前，蒋介石飞到重庆没多久，又撤到成都去，那时的局势已是乱象丛生，连陈立夫的汽车都被人抢走，蒋介石的座驾也几乎不出去，好不容易才从北校场开到了成都机场。

这是11月29日的事，《蒋经国日记》有细节描述：“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

两天后，重庆失守。蒋介石开始在成都“中央军官学校”办公。12月7日，蒋面色凝重、不无沮丧地告诉陈立夫：“今天真奇怪，我召集军事将领开会，大家都不来了！”指的是四川籍军人邓锡侯、刘文辉等人。陈说：“情况很危急，这些将领可能都靠不住了，总统你看怎么办？”蒋让陈和行政院长阎锡山等先飞往台湾。陈问蒋去哪里？蒋说：“我飞西康。”其时，长期驻守西北的胡宗南军队已有一部分奉命调到了西康。

胡是黄埔嫡系，是蒋的基本部队，有最好的美式装备，结果也是没打什么仗就败退下来了。陈劝说蒋不要去西康，蒋问为什么？陈回答：“总统若到西康，胡宗南军队到达者仅两团人，人地生疏，而刘文辉已在那里搞了十几年，他如在机场请总统训话，再来一次西安事变翻版怎么办？”蒋听了改变主意说：“那我去云南好了。”陈说：“卢汉也靠不住了，云南绝对去不得。”蒋接受陈的意见，不去云南，改派蒋经国去，小蒋认为自己和卢汉不太熟，不肯去，于是改派张群去，主要是为了安抚卢汉。

第二天晚上，张群从昆明飞回，说卢汉正在戒烟，态度反常，只想要钱，“公义私情皆所不顾”。9日，张群再次飞往昆明，结果被卢汉扣留，好多天后才被放出来。当大势已去之际，包括卢汉在内的地方势力无不在寻找新的出路。这一点蒋经国早已洞察，他在9月3日的日记中说：“卢汉本无胆识之人，因见势劣力弱，故决意背离中央以自保，原不足惊异。”

12月10日凌晨，在左右的劝说下，蒋决计离开成都，飞往台湾。当天邓锡侯、刘文辉等通电起义。蒋经国在在后来的日记中感叹：“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祸福之间，不容一发，记之，心有余悸也。”正所谓望断长安，无处话凄凉，言之凿凿，是当时蒋介石父子与幕僚们在成都北校场的真实心情写照。

1949年12月10日清晨，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前往台湾前的最后一张留影

天府之国四川，因其特殊的地缘优势，丰饶的物力人力资源，历来就是成就霸业之地。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抗战时期四川大后方，其地位凸显。同样，1949年冬天，蒋介石退到四川成都，企望如法炮制，在这里进行国共决战，以求出现奇迹。如果蒋介石胜算，在四川的国共决战还真不是那么好打的。对此，如今解密的文献披露，中共高层也估计这场艰难的国共决战至少要打四年。

然而，顷刻问，蒋介石的谋划落空，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不得不离开成都，飞往台湾。从此海峡永隔，苍茫云海间。促成这一仓皇出走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是胡宗南的嫡系大军在西康按兵不动；二是四川实力派军阀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三人集体倒戈，在彭县隆兴寺通电起义；三是蒋在生死决战的最后关头任命了郭汝瑰担任22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试图让郭助他守住最后的四川防线，哪知郭乃中共卧底特工，在宜宾率部万余人投向中共，顿时让蒋介石猝不及防，大受刺激，彻底走入了死棋，可谓被最后一根稻草压死，万念惧灰，唯有逃命一条路，谈何决战？

如今解密的文献显示，当时既有中共军队的强大外围压力，中共地下组织内线接应等，其实还有最根本的一点，不见经传，那就是蒋介石个人性格中过于儒家正统特征，在充满血腥的历史关键时刻，导致了整个民国的江山断送在他的手上。

尾声，军校之歌还在海峡两岸回荡

成都凤凰山机场距离成都北郊约6公里之遥，那一带是形状奇特的山丘，南北走向，由首尾相顾的两个山头组成，远观似迎春展翅、翘首远望的凤凰，故得其名。相传此山原名石斛山，李膺在《益州记》中记载：“石斛山有两女冢”。《资治通鉴﹒后梁记》记录了王建于此陈兵耀武的情况。薛涛亦作《石斛山晓望寄李侍郎》《石斛山书事》两诗，载入《全蜀艺文志》卷八。早年此地曾是成都贫寒家庭的坟地。

1931年，四川省军政府在凤凰山东南部洼地上修建了民航机场。1937年冬，黄埔军校驻防此地，扩建机场为军用，始称凤凰山机场。抗战时期，成都黄埔军校的国军飞行员配合美国飞虎队的作战，在空中迎战日寇飞机，就从这里起飞。当年，附近的市民百姓可以随意进场参观，到跑道上去走走，似乎把那里当成了公园，但不能靠近停在两边的飞机，平时有武装士兵在看守。这里就是蒋公专机最后离开大陆的地方。

这一悲凉的时代变迁场景让我想起了近年来的两部畅销长篇传记作品，台湾文学前辈齐邦媛的《巨流河》和著名作家龙应台的《1949大江大河》。《巨流河》寓意东北的辽河，书中的记述，从长城外的“巨流河”开始，到台湾南端恒春的“哑口海”，再现了作者的一生，正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历尽兵燹涂炭，颠沛流离生活的缩影。

在《巨流河》这本书里面，齐邦媛充满感情地讲述了她小时候怎么在东北长大成人，然后抗战来了，怎么辗转南下，最后逃到四川大后方，后来又逃往台湾，然后家人后来也陆续到了台湾，她的一生都在逃难，逃了近90年的一个故事。

张学良晚年曾说过，在国共两党的老朋友里，他是最后的旁观者，仿佛看见岁月长河里，那些老朋友们的尸体宛如飘木，从远方被冲了下来，经过他面前，然后被冲进大海。是啊，现在就是流淌的历史，历史则是凝固了的现在。每当滚滚东去的时间江水将那些昨天英雄变成明日黄花的时候，再也没有机会激流弄潮的平民百姓，只能化作江畔观潮的白发渔樵翁，通过揶揄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同时也揶揄自己的浮生若茶，通过阅读让自己分享生命的宝贵，人生的苍茫与浩瀚。

几年前龙应台写成的《1949大江大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出版之后引起轰动。许多读者认为，国共内战结束已近70年，如何重新审视那段历史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需要反思的事情。

龙应台在这本书里，把当时撤到台湾的外省人，尤其是国军官兵称为失败者，通过讲述一个失败者的故事，把失败者的概念扩大，剧情被渲染得过于凄凉。记得刘伯承元帅晚年不愿再读“长春围城”的文字，不愿再说“淮海”二字，因为那些场景太过于悲情，在他的记忆里，在“长春围城”中饿死的几十万平民百姓和国军官兵，在淮海战役中自相残杀，战死的几十万血尸都是无辜的中国人！

笔者的文友，著名作家谭楷回应说：“其实，内战始终是悲剧，没有胜负，我赞成国军入台不是悲剧这一观点。”我留意到，许多读者不认同这样一种文学叙事，包括台湾殿堂级的人物齐邦媛教授，她也不认同“失败者”这样的定论，把1949年从大陆去了台湾的人通称为“失败者”，她的父亲，一生受尽苦难，不会同意，几百万去了台湾的老兵都不会同意，几百万战死在抗战沙场上的国军将士们的英灵更不会同意。

如果他们不是失败者，那么是什么呢？难道民国政府退居台湾虽败犹荣？难道黄埔军校几十年在中国大陆培养出的人才都是失败者？这是一个时代命题，留待后世作家们围绕这一题材写出更多的力作，以飨读者。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一批批文献档案被相继公开。面对这些尘封已久的、原始的历史档案，我们不禁扼腕叹息：原来我们以往接受的教育，读到的课本，看到的许多文字叙事并非历史真相。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退守台湾后，立即着手恢复黄埔建制。1950年10月，在台湾凤山恢复陆军军官学校，接着大陆时期在成都黄埔本部的第23期续号，招收黄埔24期学生。

开学那天，蒋介石题词并讲话。他说：“当年我们以一个黄埔军校打败了军阀，又几乎打败了共党，还打败了日本。今天我们也同样要以一个黄埔军校来光复大陆。只要黄埔军校办好了，国家就有希望。”这段文字可谓真实地浓缩了蒋介石的一生历程，连同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珍藏的《蒋介石日记》，“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姑妄论之，都作神马浮云，将永远载入现代中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