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届夏季奥运会将在日本东京举行，具体举办时间是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奥运圣火已在日本本土传递。
即将举行的第32届奥运会是原本应在去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的推迟版，说明即便有新冠病毒这样荼毒全世界各国的大疫情，它推迟了但是仍然不能阻挡奥运会延期在一年以上，更无法取消此次东京奥运会。
第32届夏季奥运会观众会比前一届减少，但是参赛运动员依然踊跃，6月间即开始来到日本备赛；电视和互联网观众不会减少，反而会激起更大的热情。
或许，第32届奥运会将成为人类最终抵御住新冠病毒的发展势头、将它扼制下来的重大标志。笔者坚信，人类最终将使用科学手段控制住这一波疯狂病毒。
奥运会具有强大生命力，“奥运休战”概念就是极好的诠释，全世界各国为奥林匹克理想走到一起。
新中国是一步步走进奥林匹克运动的，笔者在史料基础上先后发表专文加以叙述，本次修订推出：
1952年中国首次派出体育代表团赴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参加第15届奥运会，实为中国体育史上浓墨重彩一页。中国的体育振兴之路由此起步。乒乓球成为中国的“国球”亦与中国与国际奥委会关系的波折有关。
奥林匹克运动会历史很长，中国参加奥运会却是20世纪的事情了。有资料记载，1924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第8届奥运会，3名中国网球选手以个人名义自费参加表演赛，实为即兴之举，至今未见有成绩记录。
1932年，中国第一次正式参加了第10届奥运会，仅短跑选手刘长春一人参赛，没有取得成绩。1936年奥运会，中国参赛选手全军覆没。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奥运会，战后才恢复。1947年，国际奥委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议，王正廷、孔祥熙、董守义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由上述3人筹组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于1948年参加了在英国伦敦举行第14届夏季奥运会。
中国派出33名男选手，参加篮球、足球、田径、游泳、自行车5个赛项。当时，中国大陆的解放战争正值国共两军战略决战，国民党军败局尽显，国力式微，派出的选手全军尽墨。最后因为经费不足，选手们回国路费都没有着落，十分尴尬。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当月26日，团中央主持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者大会上，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简称“中华体总”），朱德任名誉主席并到会致辞，表示祝贺。次日推选团中央书记冯文彬为体总主任，副主任4人马约翰、吴蕴瑞、徐英超、（荣）高棠（兼秘书长）。（李玲修、周铭共著《体育之子荣高棠》，新华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29页）
当时负责国家体育事务的是青年团中央体育部，由团中央书记处书兼体育部部长荣高棠主持。“中华体总”办公处也设在团中央所在地——北京未英胡同。时当新中国刚刚成立，体育事业还没有摆上重要议程。新成立的“中华体总”实际上是一个“筹委会”，并没有组织全国性体育比赛。至于国际比赛？筹委会大部分成员对“奥运会”还非常陌生。
新中国成立后两年多，没有组建体育项目国家队。直到1952年2月间，没有制定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计划，错过了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最佳准备时期。
早在1951年2月15日，芬兰首任驻华公使瓦尔万尼到北京上任，拜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时提及，希望中国参加次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办的第15届奥运会。外交部即将此意转告中华体总。
体总接到此信息并不积极，主要是因为对国际体育事务缺乏了解、对“奥运会”是什么知之甚少。体总表示，希望了解国际奥委会宗旨、机构以及活动情况，也想知道苏联等国的态度。外交遂请驻瑞典大使兼驻芬兰公使耿飚协助，向芬兰奥委会索取得资料。了解到赫尔辛基奥运会基本情况后，耿飚提出，可以考虑参加15届奥运会，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
这时，体总手下一个运动队也没有，因此提议，不参加此次奥运会，但可派团参加活动，在那里举办艺术展览，扩大中国的影响。
这一年里，中国参加奥运会事务被搁置。时过一年后的1952年2月2日，苏联驻中国大使罗森约见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告诉他，现已得知，台湾报名参加7月在赫尔辛基举办的第15届运动会。他询问，中国是否派团参加？
从苏联大使馆回来，冯文彬马上召集团中央主要领导廖承志、蒋南翔、荣高棠商议并取得了一致意见，既然主办国芬兰热情邀请，又有苏联支持帮助，这时的“国家体总”名下，已组建了以牟作云为教练的国家篮球队，和以李凤楼为教练的国家足球队。既然有了两支“大球”国家队，我们应当参加这届奥运会。他们立即向周恩来报告。
2月4日，周恩来听取冯文彬当面汇报后指示，同意团中央的设想，次日即以中华体总名义电告国际奥委会，电报全文为：
国际奥林匹克大会秘书处：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根据中国在过去参加历届奥林匹克大会的关系，决定仍继续参加国际奥林匹克大会的组织，并决定参加今年7月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大会。
我们现在通知贵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体组织，任何其他团体，包括台湾中国国民党反动集团的体育代表在内，不能作为中国的任何合法代表，亦不能容许其参加此届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及其有关的会议，现闻贵会将在2月15日在奥斯陆举行奥林匹克会议，我们准备参加，请即将该会议程及需要我们参加会议的人员数目通知我们，是为至盼。
谁知道，国际奥委会没有答复中方电报，奥委会奥斯陆会议却要召开了。眼看不能再等，外交部令中国驻瑞典大使兼驻芬兰公使耿飚派人直接去奥斯陆，参加国际奥委会年会。
2月12日，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负责文化事务的二等秘书盛之白作为中华体总代表，带翻译谢启美启程赴会。由于对奥林匹克运动知识的缺乏，盛、谢二人连国际奥委会在什么地方开会都不知道。好在耿飚事前指点，先去找苏联大使。
盛之白、谢启美连夜启程，2月13日清晨抵达奥斯陆，立即拜会苏联国际奥委会委员安德烈雅诺夫。对方告诉说，邀请新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提案已由苏联代表提交大会讨论，苏联和保加利亚代表还将在2月13日下午、以及14日上午的会议上，将新中国代表取代台湾一事列入议程。
但盛之白还被告知，只有国际奥委会委员才有资格参加年会，其他人员只有经会议同意才能入场。因此盛之白不能加会议讨论。
告辞了安德烈亚诺夫，盛之白和谢启美拜访了国际奥委会主席、瑞典人埃德斯特伦，未得要领。这位主席说，一些国际单项体育总会表示，没人知道你们这个组织(指“中华体总”)，也未见你们参加过一次奥运会。盛之白即将准备好的参会发言稿交给埃德斯特伦，题目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继续参加奥林匹克组织》。
埃德斯特伦还是有耐心的，花了一个多小时向盛之白讲解了有关国际奥委会成员国的常识。
不管怎么说，中国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要求终于送进了国际奥委会。
2月14日的奥运会年会决定，将新中国是否参加第15届奥运会一事交奥委会执委会在奥运会举办前夕决定，这就给出了将近5个月的缓冲时间。执委会还需在3月15日之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询问，了解他们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关系。
安德烈亚诺夫预料到可能出现的麻烦。初次见面，他就向盛之白提出建议：一、必须肯定现在的中华体总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华体育协进会”的延续；二、承认组织和各项规章制度一如过去；三、承认旧体协曾经参加过的各国际体育联合会，作为继承者都保持不变。
盛之白即将年会情况以及安德烈亚诺夫的建议报送外交部和中华体总，同时转告苏方建议，中华体总即应表明，本机构即是中国奥委会。消息传回国内，体总内一片沉默，原来参加奥运会还有这么多讲究，是以前未曾知晓的。
体总马上修订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章程，宣告“中华体总”即中国奥委会。同时，秘书长荣高棠致函国际篮球、田径、游泳、足球、自行车等9个运动联合会，声明自新中国成立后，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已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也就是中国奥委会，愿继续参加各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因为国际奥委会规定，一个国家的奥委会至少管辖5个奥运会项目的单项运动联合会，这是取得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必要条件。
两大问题刻不容缓地摆在中国面前：一是要明确解决国际奥委会会籍，二是要组成国家代表队参赛。
国际奥委会的电报紧追着盛之白的报告来了，称“中华体总”只能作为新会员入会，因为“中国奥委会”早已“存在”了。
体总赶紧责成专人了解情况。原来早1924年，国际奥委会就接纳了当时的“中华全国体育促进会（亦即中国奥委会）”。随着国民党当局撤至台湾，原先的“中华体协会”在1951年初复会，代理理事长郝更生致函国际奥委会，称“中国奥委会26位委员中，已有19位随政府迁移到台湾”，要求国际奥委会认同中国奥委会会址已从南京迁至台湾新竹市西门街147号。国际奥委会同意了这个要求。
外交部和体总负责人商量，我方应坚持现在的“体总”系从旧体协改组而来，应该取代旧体协，因此不能以新成员名义申请加入国际奥委会。
盛之白向国内发回电报建议称：尽快与各个单项国际体育联合会联系，目前最便捷办法是找到过去中国奥委会一两个委员，请他们与国际奥委会联系。(见外交部档案《盛之白出席1952年年会的报告》)
主持中华体总的青年团书记处成员们这时明白了，要参加国际奥委会会议发出一纸声明远远不够，必须有自己的代表与会。盛之白发回的电报中已告知，有一位中国籍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留在了大陆。体总立即调查，董守义先生在哪里？
下落很快查明，董守义现在兰州，是西北师范学院教授。
周恩来得知此事，立即下令教育部，将董教授请到北京来，由体总负责接待。
这项任务，落到了从青年团中央刚刚调到“中华体总”，负责组建中华体总国际联络组的26岁青年熊斗寅的身上。他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经济系，长于法语。
1952年5月底，他随“体总筹委会”秘书晏福民到前门火车站，迎接从兰州赶来的董守义教授。晏福民此时担任的职务相当于体总的秘书长，是一位在青年时代加入中共，在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还不满30岁的干部。他的父亲是著名教育家晏阳初。
董守义（1895-1978）有“中国篮球之父”之称，是20世纪天津南开学校男篮教练，培养了有“南开五虎”之称的篮球队，曾留学美国，1947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1949年秋应聘到西北师范学院当教授。这时，他是中国大陆上唯一具有参加国际奥委会会议资格、知晓国际奥委会规则的人。他的到来，打开了中国代表进入国际奥委会会议厅的大门。
担任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的董守义（1895-1978）
笔者曾拜访进入晚年的熊斗寅先生，听他讲述新中国与奥运会的关系。时隔半个世纪，他还清楚地回忆起当时接待董守义先生的情景。
当时已知董守义是民国时中华体育促进会总干事，在体育界是个影响很大的人物。熊斗寅曾以为他会有些官架子，谁知道一见面就改变了印象。
那时的董守义先生年近六旬，面色红润，神采奕奕，腰杆挺直，真有体育家的风度和气质。原来，董守义是中国篮球运动的开拓者之一，1925年任全国闻名的”南开五虎”篮球队教练，1936年作为中国男篮教练参加了柏林奥运会。
熊斗寅回忆说，董守义“来京的确是中央批准的，属于一种特殊的调动，中央体委把他安排在王府井关东店团中央招待所”。这里原为一座清代官邸。
从董守义先生来到北京的第2天起，熊斗寅每天下午都去拜访，向他请教奥林匹克运动知识。董守义先生则是尽己所知，毫无保留地予以介绍。原来，要参加奥运会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概莫例外。（2018年春在北京访问熊斗寅的记录）
事态发展一波三折。1952年6月5日是奥运会报名截止期，中华体总仍然没有收到国际奥委会同意中国参赛的答复。而台湾则在5月19日向组委会报名，宣布将派出22人组成的代表团，其中包括一支篮球队和一个准备参加400米赛跑的田径选手。在程序上，他们赶在前面了。
6月4日，距本届奥运会报名截止日只有一天了。因为有了董守义，中方知道应该怎么办了，中华体总主任冯文彬和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联名电告赫尔辛基奥运会组委会，宣告中国决定派出游泳和篮球、足球选手参加本届奥运会。
这回，中方动真格的了——正式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因为到目前为止，各种文告、函件上的正式署名名称还是“中华体总筹委会”。荣高棠主持起草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说决定于本年6月20日召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希望主席“在百忙中为大会题词，作为我们开展国民体育运动的指针”。此报告呈递之后，毛泽东于6月10日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朱德也为体育事业题词：“普及人民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
这两个新题词充分表明了新中国领导人对体育事业的支持。
1952年6月20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 选举朱德为名誉主席，马叙伦为主席。选举韦悫、萧华、刘宁一、李德全、荣高棠、马约翰为副主席，选举范长江、贺诚、廖承志、刘子久、陈沂、康克清、陈少敏等72人为委员。
会议听取荣高棠的报告《为国民体育运动的普及和经常化而奋斗》，通过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章程》。
6月30日，教育部、卫生部、军委总政治部、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等8单位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所属各级组织贯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实为第二次大会）决定的体育运动的方针和任务。
查考已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年谱，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52年春，才有他们对新中国体育事务的较长文字批示和谈话记录。
就在中华体总正式成立大会前的6月16日，奥委会主席复电荣高棠了，简短电文送来一个体总不愿意看到的消息：
亲爱的先生们：昨天我已经发给你们如下的电报：你们不得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详情另函告知。
同一信中附函：“兹随函附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关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公告一份，我们也已经把此决定通知了在纽约的孔祥熙博士。”
随信附上的国际奥委会关于中国奥委会会籍公告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两大体育组织，都不能参加第15届奥运会。附信是这样说的：
国际奥委会的中国委员已经多年没有积极参加奥林匹克事务。现在台湾的原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亦名“中华全国体育促进会”，过去几年从未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目前北京新的运动组织要求代替原中国体育运动组织的地位，这个机构似乎领导着95%以上的中国青年。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希望中国青年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然而目前国际奥委会的基本章程和规则是阻止他们（两个组织）本次参加的。
国际奥委会希望中国问题能在来年解决。现在，中国的两个体育组织，台湾的一个和北京的一个，不能参加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尽管国际奥委会不同意中国参赛，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决心依然坚决。7月5日，荣高棠以中华体总秘书长名义复电国际奥委会主席埃德斯特伦，展开争论：
我奉委员会主席之命告诉你，你6月17日的来电，称中国运动员不得参加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全国性业余体育组织，充分具有参加包括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内的一切国际体育活动的权利，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是被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承认的，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而成，任何人不得无理阻挠我们参加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同日，董守义以奥委会中国委员名义致电埃德斯特伦，说明：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由过去对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承认的原中华全国体育促进会改组而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合法的全国性业余体育组织，并仍继续参加为国际奥委会所承认之国际各项运动联合会，因此根据奥林匹克章程第25条及第45条，它充分具有派出代表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条件及权利。
随后几天，中国体育总会还是没有接到国际奥委会复电。台湾则坚持要参加奥运会并宣称，将派代表团于7月12日前往赫尔辛基。
不过，即便到了这时，还不能说奥运会对中国关上了大门。国际奥委会主席埃德斯特伦发布的公告虽有本人签字，代表奥委会意见，但仍可由奥委会执委会会议和国际奥委会年会加以修正。
盘点各种因素，有三个因素仍对新中国有利。一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埃德斯特伦来自瑞典，而瑞典在1950年1月14日就宣布承认新中国，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埃德斯特伦的对华态度是比较温和的。其二，第15届奥运会举办国芬兰承认新中国，随瑞典之后在1950年10月28日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芬兰乐意看到新中国参加本届奥运会。
第三点，奥林匹克精神鼓励各国青年在奥运会赛场相聚。新中国体量巨大，数亿新中国青年向往奥林匹克运动，这是奉行奥林匹克精神的人都要想到的。人们对奥林匹克要义的追求在许多时候可以超越其他考量。
一进入7月，奥运会篮球比赛抽签仪式先一步开始。篮球是唯一一项海峡两岸体育组织均以中国队名义报名参加的比赛，国际篮球总会秘书长威廉·琼斯非常为难。
这位琼斯先生与台湾代表郝更生和大陆代表董守义，都是美国春田学院的校友，彼此熟悉，他想出了一个折衷办法：不征求双方协会意见，在表格上把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篮球总会定名为China，把台湾的中华民国篮球协会定名为Formosa （葡萄牙语对台湾的称谓）。抽签的时候，这位琼斯先生故意使这两支代表队第一轮初赛轮空。这样一来，就可以等待7月16日第47届国际奥委会对会籍的最终裁定了。但最后因时间关系，两队代表都不能到场抽签，也就放弃了比赛。
人们或许没有想到，这位琼斯先生临时想出来的称谓方式，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在奥运会范畴内使用。
没等到国际奥委会复电，1952年7月14日，荣高棠又一次致电埃德斯特伦，并请他转告国际奥委会各委员：“7月16日，在赫尔辛基召开的第47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及7月19日开始的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将开幕。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竟未获得邀请参加，我代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表示遗憾。”
荣高棠重申，中华体总对全国范围内的体育运动行使管辖权，继续参加各个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国际奥委会主席本人6月16日发布的公报中也明白地写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领导着95%以上的中国青年”，但这次赫尔辛基国际奥委会议程中，却将要求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一事列入议程，重新讨论，这是完全不必要、不合理的。“我们对此项议题的提出表示坚决的反对”。
荣高棠通知，中国代表将与国际奥委会接洽，“除了董守义业己委托盛之白为其代表外，同时我们指派盛之白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之代表，请予接洽。”
中方的意见至此全部表述了。最后一次陈述，还要看盛之白进入国际奥委会会场之后的结果。
5.新中国踏进第15届奥运会大门
1952年7月16日，国际奥委会第47届年会在赫尔辛基召开，到会委员57人，3位中国籍委员没有出席。
国际奥委会主席埃德斯特伦任期将满，最后一次主持年会。他致辞说，本次会议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申请被承认为中国奥委会，已列为大会议程第九项，定于次日（7月17日）讨论。他宣布来自台湾的代表郝更生和来自中国大陆的代表盛之白可以先后进入会场，发表简短说明。
7月17日上午10时，盛之白和谢启美赶到会场。他们走进会议厅休息室，见到台湾代表郝更生正在来回踱步。
郝更生首先被请进会议厅发言。他要求承认设在台湾新竹市的奥委会代表中国。他还提出，以董守义名义发来的电报上的签字可能是伪造的，电报中的意思可能并非出自董守义的自由意志。郝更生甚至说，他听说董守义已经失踪很久了。
郝更生发言后，盛之白和谢启美进入会议厅。军人出身的盛之白用中文发言，谢启美翻译。盛之白只有5分钟发言时间，他要求国际奥委会：一、立即驱逐台湾国民党的体育组织与孔祥熙、王正廷；二、承认中国体总，邀请中国体总组队参加第15届奥运会。
盛之白发言后，有代表提出，你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可是贵国能在台湾行使主权吗？
盛之白回答：台湾从来就是中国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会议明确台湾归还中国，主权是无可争议的。
有人问：你们申请入会的手续是否符合奥林匹克宪章规定？
盛之白回答，我们并不是申请入会，我们一向就是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
有委员把话题转向董守义问，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参加会议？
盛之白说，董守义正准备前来赫尔辛基，过几天你们就会见到他。
这天下午的会议上，奥委会主席请委员们就下列两个提案投票。
一，不允许任何一个中国队参加奥运会。
二，两个奥委会均可派遣选手参加比赛，但参赛项目必须经过各国际单项运动会组织的认可。
随后投票。第一项提案只获得20票，没有通过。第二项：两个奥委会代表队均可受邀参加比赛的提议获得33票，通过了。
由此明确，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体育代表团都会接到邀请参加本届奥运会。邀请电马上发出。
1952年7月17日国际奥委会决议：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体育代表团都将接到参加本届奥运会的邀请。邀请电马上发出。
1952年7月18日，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开幕
奥运会开幕式当天的7月18日，中华体总收到赫尔辛基奥运会组委会电报：邀请中华体总派出选手参加赫尔辛基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台湾“体促会”收到了同样的邀请电报。
荣高棠收到电报时，距离奥运会开幕式只差几小时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去还是不去？体总领导成员意见分歧。荣高棠主张不去为好，因为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去了，我方比赛成绩也不会好。然而大部分人的意见是，此事须交周恩来总理决定。
第二天，中央领导的批复件就送回荣高棠。周恩来19日批复：“要去。请主席、少奇同志阅。周恩来。”
周恩来还写了一行明确的批示：“一定要去，只要五星红旗能在奥运会的赛场升起，这就是胜利”！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文件送到之时既圈阅了。
7月23日，中国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代表团成立。代表团团长是荣高棠，副团长是黄中和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吴学谦（时任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教授担任总指导。翻译是后来成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何振梁，当时只有23岁，从上海震旦大学电机系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担任翻译还不到两年。英文翻译有王裕禄，陈镇球。俄文翻译康维，干事是郝克强，后来他担任了《新体育》杂志的总编辑。
中国代表团共40人，包括一支足球队和一支男子篮球队和一名男子游队员吴传玉在内的运动员为26人。
7月24日，周恩来接见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针对担心参赛成绩可能不好，去了可能赶不上比赛，因此主张不去的想法，周恩来说：要去，在那里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何况还是一支队伍。要通过新中国运动员的精神面貌，宣传新中国的新面貌。周恩来还指出，现在就出发，我们可能赶在台湾（队）之前到达赫尔辛基，先一步升起国旗。这一来，台湾就可能不参加奥运会了。
周恩来为什么特别强调“先到”，是因为这时的台湾当局已经明确表达了“一个中国”政策，亦即“有你无我”，“你不参赛，我方参赛”的方针。
既然如此，如果我方先到赫尔辛基，就可能挡住台方参赛的步伐。
因为这时已经有准确的消息，台湾选手还没有出发，台湾当局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入场比赛的意愿。
应该说，到了这个时候，新中国参赛与否？其实还有相当大的转圜空间。
首先，新中国代表团要争取，而且有可能先到芬兰赫尔辛基，这是基于芬兰是欧洲最先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地理位置接近，如果海峡两岸的代表团同时出发，作为大陆选手可能先到。
但这还不是定局，因为台湾选手也可能前后脚来到赫尔辛基，因为他们准备在先，首先是因为台湾的男子篮球队是一支长期训练中的球队，建制完整，有可能先期出发。
检索当年台湾《中央日报》可知，在新中国争取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同时，台湾方面也在努力组队争取参加。
台湾《中央日报》7月12日刊登消息说，打算参加奥运会的篮球队将在“日内飞芬京”，消息还对奥运会篮球比赛组委会已经将新中国篮球队和台湾篮球队都介入抽签名单表示不满。如果这时台湾篮球队真的乘坐飞机启程了，那么可能“先到”。
此时的台北对第15届奥运会组委会很不满意。《中央日报》1952年7月14日刊登消息说，《十五届奥林匹克筹委会对我选手竟表歧视》，消息转引7月12日的法新社电说：第15五届奥林匹克筹备委员会主席弗兰克尔在得悉台湾选手将启程来芬兰的消息后表示，这些选手“将准许只作为旅客留居芬兰。”
随后，台湾当局的态度逐渐明确，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于1952年7月15日刊登台湾当局教育部长程天放对奥运会问题的谈话，阐明了基本立场，《中央日报》标题是：《程教长对记者谈，我对世运会（即奥运会）政策），如世运会决定匪不得参加，我始正式参加，否则退出》
消息的引言称：“外间对于我国选手参加世运会一事，颇多传说，如谓我方篮球队将与匪方篮球队均参加比赛。而法新社赫尔辛基电：报道世运会筹委会宣称，中国（指台湾——本文作者注）运动员28人，已离台前来赫尔辛基，将准许只作为旅客留居芬兰云云。记者特访问教育部长程天放询问真相。”
本届运动会在已承认伪政权之芬兰举行，我本不拟参加，后因友邦人士好意敦促，谓中国（即台湾——笔者注）如不参加，伪政权可能趁机加入世运会，故决定应筹委会邀请派少数人参加。不料上月中旬筹委会突然食言，又通知我方不必参加。我方认为此种出尔反尔之举动，殊非国际会议所应有，故由全国体育促进会代理事长郝更生飞往芬兰，向世运会执行委员会及全体委员大会力争我出席权。至其他职员选手，则分别在台北及马尼拉听候会议决定，迄今为并无一人启程。
日前报载我方篮球队与匪方篮球队均得参加之说，余即电告郝君，如准匪帮参加，我方既宣布退出，故我方既定政策为：世运会决定匪方不得参加，而由我选手代表中华民国，我方始正式参加，否则宁肯退出世运会，绝不与匪方选手同在一个运动场表现身手也。
这是一份重要文献，说明海峡两边都坚持“代表一个中国”的方针。同时还表明，台湾方面的体育代表团并未出发，因此新中国代表团能够“先到”。
但是还要看到，台湾方面的做法包含转圜空间，即台湾“体促会”代表郝更生已经前往赫尔辛基，在国际奥委会和第15届奥运会组委会之间斡旋。他参加了这届奥运会的开幕式。
然而从外交事务角度看去，周恩来只说了前一句话，即在本届奥运会上可能出现“我方先到”的情况。
但是，这里可能出现变数：如果台湾选手“后到”而且要求参加比赛呢？如果出现海峡两岸选手出现在同一赛场上，会出现什么局面？
对此，没有见到中方当事人事后论及，在当年，他们是直向“先到”而去的。
7月25日清晨，中国体育代表团乘坐苏联方面提供的3架小型螺旋桨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经过4天航行，7月29日上午11时降落赫尔辛基机场。董守义一下飞机，就与前来迎接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们拥抱。熟悉他的英国委员走上前来，竟把手伸向董守义左腋下，原来那里有一个天生的痣。他马上叫了起来：“这是真的董守义先生！”
当天中午，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村举行升旗仪式，参加过第14届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选手张邦纶成为升旗手，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林匹克盛会上升起。
1952年7月29日，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中国选手在升旗仪式上
此时距奥运会闭幕只有5天了，大多数比赛（包括篮球和足球）接近尾声，在中国选手报名参加的项目中，只有游泳比赛刚开始预赛，吴传玉还能参加100米仰泳预赛。
24岁的吴传玉本是印尼华侨，1951年随印尼青年代表团到北京参观时决定留在祖国，在游泳赛场上为国争光。但是此行赫尔辛基，他一路晕机，吐得一塌糊涂。又赶上靠近北极的赫尔辛基正值夏季“白夜”，夜晚一掠而过，晚上难以入眠。所有人都劝他放弃30日的比赛，但吴传玉坚决要求参赛。
预赛中，吴传玉拼力游出1’12″3的成绩，名列第五，没能进入复赛，却是新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一个比赛记录。一年后，吴传玉参加世界青年联合会100米仰泳比赛，游出了1’06″4的成绩，为中国赢得世界体育比赛中的第一枚金牌。可惜的是，1954年吴传玉乘坐飞机失事遇难，年仅26岁。这是后话。
来到芬兰，中国代表团主要参加社交活动，此外中国篮球队、足球队同芬兰球队进行了4场友谊赛。8月3日晚上，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奥运会闭幕式。每个国家的两名旗手举本国国旗绕场一周，中国旗手为篮球运动员张长禄、周宝恩。
回首第15届奥运会，新中国得手了。经历了一系列场内外包括外交斡旋在内的努力，新中国参加了赫尔辛基奥运会，在芬兰首都的奥运村中、在奥运会闭幕式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表明新年中国来到了奥林匹克运动场。
由此获得的连带成功是，首次参加奥运会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地位，参加奥运会归来的人们，推举贺龙挂帅新中国体育事业，由此将这一事业向前大大地推进了。
参加第15届奥运会极大推动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奥运会归来，荣高棠和黄中于1952年8月21日向刘少奇递送了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汇报参加奥运会的情况。报告还提出：“应加强我国体育运动的领导工作，必须首先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机构，我们建议在政务院下设一个全国体育运动事务委员会，最好请一位像贺龙同志那样的将军任主席……”
他们根据切身体会，认为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体育运动的开展、选拔优秀选手组成国家队，靠团中央体育部还承担不下来。
原来，早在1952年2月苏联大使向中方通报第15届奥运会情况之后，团中央就向各地发出通知，选拔优秀选手。这年5月30日，团中央办公室向各省区市团委再次发出了征集优秀选手的通知：全文为：
前由党中央组织部与团中央合署发出关于推荐各地优秀运动员之通知，已有3个月了，目前我们仅收到西北区的兰州、迪化，华北区的察哈尔、平原、山西、河北，和中南、福建等地送来之运动员材料。现在体育总会体育训练班业己于5月13日开学，故请根据前通知之标准，将你区优秀运动员之材料于6月15日以前报来，以便选调。
此致敬礼！
青年团中央办公室
1952年5月30日
但从这份通知的实际效应来看，不少地方没有响应，选拔体育代表队这件事，还没有排上他们的议事日程。由此表明，以团中央名义发出有关体育事务的指令，在各地普遍落实还很有难度。应有更具权威、更加专业的政府部门，在全国范围对体育事务予以组织，选拔优秀选手。
当时开展较为广泛的体育项目，是早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篮球和足球。1951年春天，团中央组织了全国篮排足球“大会”，随后组成由牟作云任教练的国家篮球队，和以李凤楼为教练的中国足球队，在燕京大学训练。这就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根底了。别的体育项目开展得不广泛，拔尖选手更是凤毛麟角。
团中央报告中提出的问题，中共中央领导人也意识到了。刘少奇在9月12日批示：“拟同意这些建议，请主席阅后送邓（小平）副总理办理。”
邓小平于1952年9月15日批示：“原则同意，留待习仲勋同志负责各项筹备事宜。”
9月15日，邓小平召见荣高棠，谈了五点意见，告诉他，中央同意建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由荣高棠牵头具体筹办 。要扩大运动员队伍，在北京先建可容纳740人的房子，并为今后扩大队伍留出余地。
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第19次会议决定，在政务院下增设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任命贺龙为中央体委主任，蔡廷锴为副主任，荣高棠为秘书长，黄中为副秘书长。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由中央文委负责人习仲勋分管。
贺龙元帅挂帅新中国体育，极大地推进了体育事业的发展。
但是，新中国参加奥运会还仅仅是破题，未来的道路还相当曲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