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知青和她们的农民丈夫

你可曾注意到，在泱泱京城生活着这样一个不打眼的群体，他们有一个独特的称谓——知青配偶。

四十多年前，他们并不是乡村的精英。或家境贫寒，或身有不足，或时运不佳，或怀才不遇。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成了打着光棍的农村剩男。这时，天上掉下些林妹妹，许多知识青年来到了农村，这些庄稼汉有幸娶得伊人归。有了女人的日子，有滋有味有底气。他们的光景渐渐殷实、美满，成了村民羡慕、赞叹的有福之人。

知青开始分配工作了，很多知青走了。在农村结了婚的北京女知青忠厚、善良，她们抹抹泪，留在了丈夫身边。知青大批回城了，这些女知青用种种不可思议的方法，把土得掉渣的丈夫带回了北京。这就叫做“糟糠之夫不下堂”。

很多人羡慕这些农民跟着老婆进了京城，他们自己却不以为然。只是为了妻子的夙愿，为了孩子的前途。他们依依不舍的离开了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土地，离开了辛辛苦苦建起的大正房。来到了喧闹的、拥挤的、陌生的京城。用他们的话说，这叫做“鸡嫁随鸡，狗嫁随狗。知青嫁了，就随着做个知青配偶。”

北京人却不是那么好当的。首先，住房、工作都是极大的难题。有的人回来后租房子、打零工，和外来务工人员没什么区别。加上亲友的歧视，邻里的侧目，社会的排斥，许许多多的压力沉甸甸的压在他们身上。他们不快乐！

于是，他们寻找着相同的人，聚到一起。喝酒，吃肉，说粗话，用家乡话骂着看不惯的人和事。这些昔日的庄稼汉子，噙着苦酒，赤红了面孔，大喊大笑地发泄着他们的苦闷。他们将怎样去融入眼前这个缤纷的世界呢？

王海军（前排左）1971年元旦留影于北京

我打算用几个实例说一说，这些女知青是用什么方法把她们的“配偶”带回北京的，以及他们刚回京时的艰难。插队纪实系列，还将继续慢慢写来。

甄玉娃，是“姐夫”里年龄较小的。与他媳妇“部长”（不长）吴欣月年龄相当。因为玉娃生得眉清目秀，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股灵气。与娇小的部长很是般配。所以，他们的婚姻波澜不惊，没有什么“逸闻”传出。男欢女爱，人之常情。相遇了，爱了，结婚了，生子了。如此而已。1978年以后，结了婚的女知青都在当地给安排了工作。部长当了小学教师。

这时，北京知青开始大量回京。据传，最早有几条规定：未婚知青，可病退、困退。大龄未婚本身就是一条。此外，还有离婚和丧偶两条。于是，双方都是北京知青的，办个离婚，回京后再复婚，一家人就都回京了。男方是农村青年的，有的办了离婚，女方带着孩子也回去了。大家都知道，回北京对北京知青是多么大的诱惑，几乎没有人能抵御这诱惑。部长的心乱了，玉娃的心也乱了。假离婚？搞不好可就弄假成真了！玉娃痛苦地踌躇了许久，一天、一天；部长惴惴地忧虑着，一夜、一夜。终于有一天，玉娃甩掉了手中的烟，一跺脚：“日他妈！离就离！你和娃娃回圪就行！”这是怎样的决心，这要怎样的肚量呀！这就是内蒙男人！那时，人们习惯于劝合不劝离，离婚手续很不好办。但再难也难不倒回京心切的知青。离婚证拿到手了。

谁能想到，因为离婚的太多了，北京市把这一条“暂停”了。这下就只剩下一条，“丧偶”了。离婚可以复婚，这丧偶怎么“复活”呢？玉娃、部长默默而对，一筹莫展。这“偶”不“丧”兮，奈若何？这时，又有人出了新招——假丧偶。就是，在农村不销户口，托关系开出死亡证明，火化证明，…… 所需要的一切证明。真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什么证明知青开不出来！还有什么“假”知青不敢造。

有的人活着，可是他已经“死”了。如果你被迫成了一个活着的“死人”，你是什么心情？如果你不得不编排自己活得好好的丈夫“死了”，你的心怎能不哭泣？长话短说，按丧偶，部长带着孩子回京了，还是当小学教师。家里匀出一间小平房给他们住。“死”去的玉娃也跟着回来了，打零工。

刚回来不久，部长就去派出所开证明——结婚证明！然后两人回到内蒙，说是丈夫死了，又嫁给了小叔子。甄玉娃改名甄二娃又“复活”了，两人又领了一次结婚证。成了部长“新”丈夫的“甄二娃”有了新身份，在北京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虽然还是打工，感觉强了许多。又过了好多年，政策更加宽松了，“甄二娃”以知青配偶的身份，把户口迁进了北京。只是大家都还是叫他玉娃。一直到现在，只要老乡聚会或遇到熟人，玉娃总是要大吐苦水：“哦还死过一或（回）了，火化证明都开出来了。日他祖祖的！”

不少人觉得，“姐夫”们回京是走了大运，占了天大的便宜。却不知他们在感情上、精神上受了多么大的折磨。他们其实是为了妻子和孩子，放弃了自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恐怕也是女知青不忍把他们扔在农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现在，旧房拆迁时，部长分了房。孩子也成家立业了。玉娃也算融入了这个城市，成了京城的一个比较幸福的老头。

        谭秉文，人称老谭。是农村小学的公办教师。因为腰部受过伤，走路有点抬不起腿，背有点“锅”。不过不盯住他看，基本看不出来。因为他排行老四，给三个哥哥娶完媳妇，家中已是弹尽粮绝，徒有四壁了。所以，快30了，还没有娶过媳妇。后来，在别人的撮合下，娶了邻村女知青乐乐——李乐平。

老谭长得慈眉善眼的颇为体面，到底是常年当老师的文化人，他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闪着智慧的光。要是一开口说话，表情生动喜人，语言风趣幽默，准逗得你哈哈大笑。

乐乐是个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人。她单纯率真，喜欢直来直去。说笑就笑，说哭就哭；说唱就唱，说跳就跳。好像从来不知什么是忧愁。他们两人凑成一对，就像一对开心果，别人看着都高兴。

洞房花烛之夜，老谭和乐乐像平时一样，嘻嘻哈哈地聊着天。天不早了，乐乐说：“嘿，你出去吧，我要睡觉了！”老谭惊得平时的聪明幽默都不知哪里去了。结结巴巴地说：“剋……剋哪圪了？”窗外听房的后生笑倒了一片……第二天，谁见了老谭都问：“老谭，剋哪圪了？”平时，老谭下意识的总是脸对着乐乐。走路时，老谭总是走在后面，不让乐乐到他背后去。结婚许久了，乐乐还没有发现老谭背上的锅。后生们又有了新的话题：“老谭，还莫（没）叫揣（摸）见（锅）？”老谭佯装生气，却渐渐露出得色。

乐乐给老谭讲了她结婚前的那一段被扼杀了的，凄婉的，令人心碎的初恋。真没想到看着成天乐呵呵的乐乐，还有这么痛苦的经历。老谭又是心疼，又是怜惜。对着坚强、乐观、善良、勤劳的乐乐，敬意、爱意一起涌上老谭心头。老谭真诚地把乐乐捧在手心，小心翼翼地疼爱着。乐乐也被老谭的睿智，豁达所感染。被他炽热的爱所融化。就像一只孤独漂泊的小船，找到了一处静静的港湾。靠上了老谭宽广、温暖的臂弯，乐乐竟再也不想离开。

就这样，在结婚后，他们热恋了。直恋得昏天黑地不可开交。不断传出的逸闻趣事，给他们的婚姻添加了一笔笔的浪漫色彩。老谭如实交代了他的锅，乐乐已不以为意。老谭自豪地说：“俺们窄（这）才是真正的先结婚后恋爱。”

这爱，伴随着他们度过了在农村的艰苦的二十年。这爱，支持着他们克服了刚回京时的种种困难。这爱，将陪伴他们一生。有这样的爱，让他们感到幸福无比。

老谭家的日子越过越兴旺，生下了大胖小子，盖起了大正房。乐乐也当上了民办教师……这时，知青开始分配工作了，乐乐要是不结婚也就可以分配工作离开农村了。看到同伴走，她也掉了几次泪。可她从来没有打算离开老谭。接着，知青开始大批回京了，乐乐总觉得不屑于去搞那些歪门邪道，一直按兵不动。直到结了婚的女知青也带着她们的丈夫走了很多，乐乐才醒悟过来。她同样禁不住回北京的诱惑，和老谭商量了一下，也开始办理回京手续了。经过许多努力，千难万难，他们拿到了离婚证，也拿到了死亡证明。

乐乐找到了北京的劳动局，在门口徘徊着，徘徊着。她的手在抖，那薄薄的几张纸，她觉得有千斤重；她的心在颤，胸口好像要爆炸一样。她转了很久很久，心里总是不能平静，终于把心一横，一步迈了进去。一瞬间，乐乐好像什么也不知道了。她忽然鬼使神差地对劳动局的人说：“我这些证明都是假的，我不能这么做，我不想这么做啊！我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说着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劳动局的人个个目瞪口呆。（都是假的，你干吗来了？）她边哭边抽抽搭搭地述说着：“我们结婚都二十年了，都有两个孩子了，他对我那么好。现在他病了，瘫了（夸大了老谭的伤病），不能动换了，我不能扔了他，也不能作践他，咒他死啊！我不想这么办，这么办，他就回不来了！”

乐乐越哭越伤心，竟哽咽不能言。抽咽了许久，才又说：“我都在农村呆了二十年了，内蒙古冬天那么冷，他有病，担水、搂柴，拾粪，喂猪，活都是我干啊！我想回来，我想回北京啊！”说完这些，乐乐好像吐完了心中积郁了很久的委屈，不再说话了。她忘了自己身在何处，自顾自放声大哭起来。哇哇的痛哭声，声声揪动着人们的心弦。劳动局的人都掉了泪！昔日有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今日有李乐乐，为携夫回京，哭动劳动局！悲哉，壮哉！好样的乐乐！

劳动局的一位同志说：“这些年，好多知青都这么办。我们都知道是假的，但全都给办了。像你这样的还是第一个，我佩服你！你别着急，我们帮你办。你也别老是来回跑了，我给你开个单子，你回去把材料准备全，咱们一次办成。”乐乐当即破涕为笑，挂着泪珠不断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他找了一张大大的纸，列了满满一篇所需材料名称。其中没有离婚证，也没有死亡证明。按照他的指点，乐乐全家都办了回来。

老谭户口回了北京，公职留在了内蒙古，办了退休，单位把工资每月寄来。乐乐则去了顺义的一个小学。这也是劳动局同志的建议，因为郊区户口相对松一点，又缺教师。有了北京城镇户口，再回市里就容易多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老谭和乐乐都很感谢劳动局的同志啊。（那时，北京不下文件，口头传达精神。我听说的是远郊区县，煤炭、纺织、环卫等艰苦地区和行业，可以接收知青回城。我是从环卫局进京的。乐乐可能走的是“远郊区县”。）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接下来请看老谭回京后的酸甜苦辣和奋斗。

回京后，乐乐到顺义小学去上班。儿子已经先回京，并在城里分配工作了。女儿也在城里上学。他们在城里租了一间八、九平米的小房。屋里放一张双人床，一个立柜，一个像双人课桌那么窄的桌子，就满满的了。周末乐乐回来，儿子就到单位宿舍去住。

我和先生去她家，他们在院子里做熟饭，一盘一盘放在窗台上、窄桌上。然后把门关上，才能支起折叠桌，把菜摆上去。一面的人坐在床上，其他三面再支折叠凳。四面都再没有一点空隙。一坐下，老谭就乐呵呵地说：“老哥窄（这）雀儿笼笼不赖哇？洪胜（反正）不用像老胡住大店（火车站）。”说起刚回来那几天，乐乐星期一去顺义上班，老谭就对付不了这蜂窝煤炉子。老谭说：“窄（这）地方圪泡（骂人的话）楼（炉）子也欺生了。贵贱不给着，天天剋接壁(隔壁）家楼（炉）子呵儿（里）夹煤。”

每天白天，就老谭一个人在家，闷得发慌。我们说帮老谭找个活干干，一方面把房租挣出来，一方面有点事干解解闷。老谭一听就高兴起来。“那（neǐ）哦家四口口仍（人）就四奉（份）工资了，那还花得完？真袅节节了。”乐乐举起酒杯：“喝酒，喝酒！我给唱个《祝酒歌》！地方小，没法加动作，凑合听啊！”唱罢《祝酒歌》，又和老谭唱二人台，接着两人又唱起黄梅戏：“寒窑虽破能抵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小屋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我不愿意把这叫做苦中作乐，这是热爱生活，勇于奋斗而产生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穷和富也是相对而言的，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者常乐也！

户口要进城里，总得有个落处吧？乐乐从小被送给她姑姑，她姑父是部队干部。可这时，她的养父养母、生父生母全都去世了。只有一个亲生哥哥，在户籍上却是表哥，也就是不是哥哥。乐乐又去找哥哥哭了：“家里的房子、财产我全都不要，只要你签字承认我是你妹妹，让我把户口落在你家就行啦！”哥哥还没说话，嫂子就答了腔：“父母都不在了，就这么一个老妹妹。你不帮谁帮啊？”乐乐一家的户口落在了哥哥家。

不久，乐乐家旧房拆迁了。按“大儿大女”，他们分了一套三居室楼房。儿子、女儿先后成了家。有了孙子、外孙。老谭成了京城里又一个快乐的老头。

胡志富，人称老胡。文化不高，毛病不少。老胡爱吹牛，十句话最多听得两句。喝点酒以后，更是云山雾罩，不知所云。1969年，老胡就娶了北京女知青木木——林树梅。知青大批回京时，木木办了丧偶，带着三个孩子办回了北京。老胡户口回不来，人跟着回了北京。

在岳父家，老胡向来是装得老老实实的。可大姨子、小舅子要是笑，老胡总觉得是在笑话自己。人家要是不说话，老胡又觉得是嫌自己在场。撇个嘴、斜个眼，都让老胡浑身不舒服。这天，好像谁也没说什么，也没有争吵。老胡忽然一摔门，跑了出去。

出来后，老胡又有点后悔。回内蒙古吧，木木回京办的是丧偶。要想甩他老胡，连婚都不用离。而且，老家房子都卖了，回去住哪儿啊。也丢不起这人啊。回岳父家吧，也太没面子了，老胡再不济，也是堂堂五尺男儿。再说，人家本来就看不起自己，回去不就更让人瞧不起了吗？老胡毫无目的地转悠着，天渐渐黑了，还是没想好怎么办。那时，又没有手机，木木家也没有电话。到晚上不见老胡回来，还以为他回内蒙古去了。

又转了半天，老胡在垃圾箱旁找到了一个大硬纸箱，铺在一个立交桥桥洞下。饿了，渴了，天也凉了。他抱着腿，缩成一团坐着，心里酸溜溜的，往事一幕一幕如在眼前。

1969年，知青下乡还不到一年，木木忽然说要嫁给老胡。老胡喜从天降，着实风光了一段。结婚后，别说打了，骂也没骂过木木一句。两人连架也没吵过。木木当民办教师，老胡在家做饭、喂猪、带孩子，什么都干。后来，才知道，木木居然是因为肢体有一点小毛病，怕拔麦子落后被人笑话，才选择嫁给老乡的。老胡是村里仅有的三个适龄贫农青年里较好的，所以木木选择了老胡。

知青开始分配工作了，木木为自己当初的幼稚后悔过，哭过。她常埋怨老胡窝囊、没出息，从来没有夸过他。可木木一直勤快地做家务、带孩子，一直知冷知热地照顾着老胡。村里人都夸她是个好媳妇。十几年了，都三个孩子了。可现在……老胡转而一想：“别（北）京窄干（这些）灰怂（孙）子逼（贬）低爷爷，你爷爷还不尿（理）你们呢！”于是，老胡蜷成一团躺在纸壳上睡着了。

老胡每天都在犹豫着，可每天都做不出决定。好几次转到“家”附近，远远的偷偷地看看老婆和孩子。就是没有走出去。这天，身上的十几块钱还够买火车票，老胡有点想回内蒙古。他转到火车站，发现火车站候车室的长凳上可以睡觉，风吹不着，雨淋不到，比立交桥洞强多了。“咋早莫（没）想到了？”老胡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在火车站住了下来。

插队男同胞们的合影

内蒙古人不比南方人，没本事又死要面子。像拣点塑料瓶卖了可以换点饭钱，老胡不是不知道，就是不好意思去做。又半个多月了，老胡头发又长又乱，结成一绺一绺的。胡子长了满脸，分不出哪是胡子哪是脏。都说是马瘦毛长，老胡看来比前些时瘦了好多。衣服挂破了几处，脏得看不出色来。一眼看去，连个乞丐都不如。

这天，老胡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他想，去找老婆要点钱吧。于是，他来到木木的单位。这走廊里，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好容易对面来了一个人，老胡上前问道：“林树梅在哪哈厢（哪间屋）了？” “他们单位今天旅游去了，没人。我也是来办事的。”老胡可傻眼了，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从昨天晚上就没吃饭了。怎么办呢？

对面那人听他是内蒙古口音，又是农民打扮，就和他攀谈起来。听了老胡的遭遇，对方说：“我也下过乡，是个知青。给你二十块钱，你洗个澡，理个发，换件衣服。明天，你到 XXX来，我给你介绍个临时活干。”第二天，那位知青真的帮老胡找了个管吃管住的工作。

一安顿下来，老胡又去了木木单位。木木一见他，就说：“你看你，一跑就没影了，回去也不和我说一声。”老胡说：“莫（没）回圪哇，回圪怕你把哦冒（扔）了哇。”“那你这些天住哪儿了？”“住哪儿？住大店！桥洞呵儿，火车站！”“那你吃啥呀？”“一天俩馒头，哈（喝）冷水。”木木眼睛湿了：“这么多年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还不知道，我不是那种人。回家吧。”

老胡低着头，没吭气，心想：“这次回去，一定要对木木更好点儿。也改改自己的毛病。”在中国，有许多人像他们这样，一辈子也没有说过“我爱你。”“我也爱你。”这样的话，也不曾山盟海誓。他们平平淡淡，不温不火，却也相携一生，不离不弃。你说，这算不算爱情？

木木回京后顶替了父亲的工作。老胡流浪的这些天，单位在木木父亲的楼房下给了木木一间小平房。老胡跟着木木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家中。一间小屋，要住5个人，实在够挤的。这时，有邻居老太太来敲门。来者用狐疑的目光打量着老胡：“这是谁啊？”木木想到和单位说的是丧偶，赶紧说：“是亲戚，是亲戚！”老胡只好坐了一会儿，又回他打工的地方去了。两人商量好，往后老胡赶天黑后再来。以后，每隔几天，老胡就在11点坐末班车来。可邻居家养了一条狗，老胡一来就叫，主人总要开门来看。老胡要迅速的闪进家门，不让别人看见。第二天一早，4、5点钟，老胡就溜出去，坐头班车去打工的地方。真像解放前地下工作者接头。唉，这些多管闲事的老太太！

经过这些磨难，老胡好像知道了木木也不容易，也为木木没有抛弃他而感动。着实“老实”了很长一段。每天努力地上班、工作，言谈举止也正儿八经的，像是变了一个人。

木木的单位终于给分房子了，大儿大女，三室一厅。可算有了自己想回就能回的家了。老胡辞了那份工作，在过街桥下摆了个修自行车的摊子。开始是补贴家用，后来孩子都大了，挣钱了，修车就成了老胡休闲与社交的娱乐活动。连城管出巡都要互相嘱咐：“别抄过街桥下那个修车的老头，抄了还得给他送回去。”

后来，女儿去了美国，想接父母去住住。这时，两人才想起老胡的户口还没办回来。回内蒙古一办，才知道老胡的户口让一个和他姓名相近的远亲迁走了，人家按知青配偶上了城市户口。老胡这下成了真正的“黑人”。唉，老胡真是糊涂，木木真是木头，这么大的事居然搞成这样。这也怨不得别人。美国没去成，好在妻贤子孝，日子兴旺，老胡还是很幸福。（老胡是我们这一伙中唯一户口没办回来的）

俗话说：山难改性难移。老胡这时又故态重萌。又喝着小酒，醉后又吹着牛、说着胡话。其他“姐夫”们往往成为他讥笑的对象，央视名人都成了他的梦中情人。得罪了人还不自知，老胡只管自己得意地乐着。北京某个过街桥下，那个逍遥自在、胡吹乱侃的修车老头，没准儿就是老胡。

王海军(1973年)

写了这么多知青配偶的故事，也该喘喘气了。一想自己家还有个知青配偶呢，似乎也该给朋友们个交代。一提笔，发现自己好像是属手电筒的。向别人一照，此人的外貌、性格、经历就了然于胸了。详写什么，略写什么，不写什么也就有了计较。光束后面的自己，却在黑影里，照不见。写了一气，自己咋看咋像履历表。又像是犯罪分子的坦白交代。要不，朋友们就凑合着看吧？

杨永增

我家老杨相貌尚好，不过无论从哪个方面都算不得出类拔萃的男人。我却视之若宝，为他付出了全部。大概是像雨田博友所说，恋爱中的人智商都比较低吧。也可能是如俗话所说，“小（儿）不坏，女不爱”，老杨直性子，坏脾气，一根筋，在农村青年中比较“异类”。其实……唉，若再过一两年，我能够坦然面对他的逝去时，或许能慢慢讲给朋友们听。现在，姑且从1982年说起。

1982年，大学毕业前，班里给想回北京的同学发北京市人事局的登记表，我也要了一张。我的人生哲学是：没有机会不强求，淡然度日；有了机会不放过，放手一搏。有人笑我手伸得长，我说：回不成又能丢了什么呢？结果，我拿到了分配到内蒙古乌海市的派遣证，同时也收到了北京市人事局的接收证明。

我先回北京，去人事局问了一下，答曰：“孩子如是城镇户口就可以带回来。我们不办农转非。”“那有没有政策说几年后可以回来呢？”“什么时候孩子她爸回来，她就可以回来了。”不能把孩子搞成农村户口啊，我转身回了内蒙古。

内蒙古有关方面答曰：“只要你留在内蒙古，立马给你女儿上城市户口。”我考上大学时，老杨曾豪气地说：“你去吧，家中有我呢。”这时却小家子气起来。他什么也没说，一夜睡起来，身上、脸上全肿了。我怕他又犯肾脏炎，十分着急。我知道这是心病，赶紧找了呼市的同学，一天之中办好了改派，分到了呼市一中。（分配时，因呼市的同学多，想留在呼市是很难的，这时却可以算从北京改派了。）老杨的病随之好了，孩子的户口没出两个月就迁到了呼市。

这时，分配到乌海市的同学来找我，他夫人是农村户口，他动员我去乌海应聘，和他一起为解决爱人的户口努力。我去了一趟乌海市，谈好条件，给老杨上城市户口，找工作。1983年5月，我已经到乌海市一中报到了。上班后，却没人提老杨的户口和工作的事了。那个同学和我，还有我系77级的一个同学，一起去找了高市长。市长说：“以前不知道你们有这么难，给我点时间，我一定帮你们解决。”市长说话算话，很快从上级为分配来和招聘来的大学毕业生的农村家属要了几十个户口指标。大年三十，我们找到民警家，给老杨上了乌海市户口。老杨成了城里人。

我和我家老杨

给老杨安排工作的事又没人提了。当初和我谈条件的副市长就在我们学校旁边的一座楼里上班。我去找他，他支支吾吾总没个明确的说法。我说：“我北京的调令都拿到了没去，呼市也不呆了，来你们这儿就是为了爱人的工作。如果你们办不了的话，把我送回北京去就行了，或者呼和也行吧。”如果我第一节和第三节有课，第二节课我就会去找他。我也不说话，往他办公室沙发上一坐最少一节课。

我天天都去，这天，我走进他办公室往沙发上一坐。这副市长当着我的面拿起电话：“劳动局吗？我XXX。我有个亲戚，你们给安排个招工，今天就办。”我说：“说好了来教书，工人指标不行！”副市长说：“马上全国都要停止招工了，以后都是合同工了。这个指标你还是接着吧。以后还可以转干。不然，以后我也没办法了。”我还挺不情愿地去劳动局给老杨办了招工手续。老杨成了“公家人”。

乌海市各个单位都有一些全国各地的知青，但各自为阵成不了一个团体，消息十分闭塞。知青大回城的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当时心想，回不了北京，就往近处走走吧。1988年暑假前，经过奔波、试讲，（我联系了京郊及北京周边四五个地方）我收到了河北涿县（现涿州市）配件厂子弟学校的调令。

路过北京时，在公交车上碰到了同村知青，才知道原来分配到呼市的，还有在村里结婚了的知青都已经回了北京。9月1日，我在涿县上班，10月份，居委会就上我妈家登记知青情况，说是要给知青子女办回京。这时，消息已十分灵通，知青们都激动地互相打听并传播着。1989年初，孩子办回了北京。1990年初，我经人事局办回了北京。接着，老杨经劳动局也办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