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曼菱
引言
当父亲带着我，在金马碧鸡坊和翠湖流连时，他会用带着满足的慨叹，说出一些往事和名字，让我知道，他的生平并不虚度，昆明这座小城亦非平庸无奇。
国学大师刘文典（1889—1958）
幼小的我，不知道西南联大的伟岸，亦不知世有“诺贝尔奖”，吸引我的是那些神奇的人物。
曾经，北来人潮携带着一道“科学与民主”的光芒，辉耀山城。父亲行事与判断时会引证这些教授的话。学者教授们在致公堂等处为民众开讲，在富滇银行供职的父亲前往恭听。
潘光旦讲“优生学”。怎样才能生出聪明健康的后代，以使国民强大，国家强大。闻一多与吴晗讲时事，讲国土沦丧，悲痛之极，全场激愤。刘文典讲《红楼梦》尤为诡谲：元春省亲，看到贾宝玉给大观园各景所题匾额都点头称许，唯看到“蓼汀花溆”四字时，笑道：“花溆”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贾政忙遵旨换了。元春为何如此？此乃她只喜欢宝钗，不喜欢林黛玉之故。因为“花溆”的“溆”其形似“钗”，其音似“薛”，而“蓼汀”反切一个“林”字。
父亲说，刘文典敢顶撞蒋介石，颇有些“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气概。他讲话喜欢挖苦人，挖苦的都是“名流”，文化人，从不挖苦大众平民，他有鸦片瘾。
在我成长的岁月中，闻一多，是经常要被提到的，他是一颗星辰，处于崇高地位。潘光旦成为遥远的启蒙学者。吴晗在“文革”中被点名批判，令我的头脑发生了一次“历史的折叠”。
当我着手做寻访西南联大的事情，这个名字又出现了。刘文典鲜活的形象镌刻在一代学子心中，人们怀着亲切与幽默，追忆他留下的无穷韵味。
有位出版界的前辈，从远地打电话来问刘文典“后来的境遇”，刘文典与文化人，似有一种天然的情结纽带。
西南联大现在已成为“流行文化”的最富资源。刘文典逸事编得像“折子戏”那么精彩，对白、动作如戏台表演，以满足人们的情趣品味。而真实的历史如何，仿佛已经无人去关注。
“演义”一类文体，历来存在着大众文化的需求市场，但是不可以替代历史真相。最突出的如刘文典传说，其人被遮蔽与扭曲了。
一个人也是一页文化史，还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吧。
庚子秋，经由云南媒体人温星热心牵线，与刘文典哲嗣刘平章会晤。
刘文典故人，大多是我有过交往的西南联大师生。用“采访”与“查阅”并行互证，带来一种喜悦，有如隔帘看花、水中照影，有某种真切的意识。
在追溯中描画的不只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大时代人群中的一个”。
网上盛传着各种刘文典“踢蒋”的版本，这个事发生于1928年11月。
在刚过去的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向曾经是同盟者的共产党开枪了，猝不及防的革命者与进步青年大批地倒在血泊中。这是一个转折时刻，在全国，凡是揭露及抗议这场屠杀的进步人士均遭到残酷报复。也是在1928年11月，刚上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司令的蒋介石巡视安徽。与宋美龄新婚，令蒋意满志得。
28日，蒋介石出城游览菱湖，途中经过安徽大学，带随从入内，学校里没有人出来接待，无趣而返。回到住处，即有安徽教育厅长韩安向他汇报近期安庆发生的学潮，并指控刘文典为此次学潮的后台。
蒋即召见刘文典，要他交出闹事学生与共党分子。刘文典表示“内容复杂”，不肯惩办学生。
在北大校史馆提供的资料中，有《香槟》日报的报道，对话细节甚详。
《香槟》日报民国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一版头条“刘文典触怒蒋主席”：皖安大校长刘文典，此次因该校学生捣毁女校事被押，实出于刘之自取。
据报载，安徽大学学生因“入场券”发生喧闹，在晚上的跳舞活动中，有人踰墙进入女校。蒋借此事端，在会场上公开斥责刘文典，并将学生行为称为“暴动”，要求严惩。
蒋大怒，曰：“汝见我尚且如是，可见汝平日目无官长，目无省府，你道我无办法，我今天就押你起来。”于是由士兵押往看管。
再引一个《文史资料》上的，作者是当时省政府秘书，在事件中负责向刘文典夫人通报，并送被物至关押处。他所记录，应为事件中人所耳闻目睹。
蒋大骂：“看你这样，简直是土豪劣绅！”刘反骂：“看你这样，简直是新军阀！”蒋立时火气冲天：“看我能不能枪毙你！”刘把脚往地下一顿说：“你就不敢，你凭什么枪毙我？”蒋更咆哮道：“把他扣押起来！”立即便有在门外的两个卫兵进来，把刘拖拉下去，就是这样的一幕。（石慧庐《记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被蒋介石扣押》）
这场对话可谓是余音绕梁。一份报纸，与一份知情人的回忆，两份资料互为表里，“怼蒋”的过程、原因，已经清晰，不是“孤证”了。可见，在蒋与刘之间，并没有发生肢体冲突。
安徽大学筹备之时，省政府本打算请胡适来主持。但胡适因故不愿返皖。为此刘文典致信胡适：对于本省的教育，似乎不能再漠视了。你自己成为了一位世界知名的学者，就尽看本省一般青年们不知道戴东源、王念孙、杜威、罗素是什么，心里总有点不忍吧？
安徽大学文学院开始招生的时候，“正值大革命失败，流散在各地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纷纷考入安徽大学”。（《刘文典：致胡适书信四十》）他们利用安徽大学学生的身份掩护自己，在学校里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趁着深夜用炭墨在学校的墙壁上书写革命标语，还经常散发、张贴一份名为《血光》的革命刊物。
对于这些活动，刘文典其实清楚，但没有采取禁止措施。在血雨腥风的年代，刘文典是有担当的。他保护青年，包容被迫害学生。
北大校史馆所存《新闻报》，民国十七年十二月十日有一条报道：“安大文学院主任刘文典恢复自由——蔡元培胡适力保无他、蒋主席电令省府释放”。
当时刘文典被拘押于省政府卫士室，省内各校校长保释未准。
当刘被拘之次日，其夫人即乘轮赴京，谒监察院院长蔡元培氏，请求援救。同时在省各友亦电致教育部部长蒋梦麟，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恳其电遂当局，请予保释，盖因蔡蒋胡三氏，与刘为北大旧日同事，且深知其为人也。
蒋梦麟获悉后，即致电皖教育厅，问“刘主任现在何处？”
蔡元培则直接面谒蒋介石：“请念昔文字鼓吹革命之功绩（刘曾任《民立报》撰述），而恕其一时言语之唐突。并力保无他。”
这三位的救援行为，报上都一一明了。其中强调的“无他”，是去除蒋介石心中最大疑虑的要言，明显是与1927年开始的“清党”挂在一起了。说明蒋最恨的并不是语言顶撞，而是刘文典同情共产党。
《新闻报》明显倾向于同情，并交代了事件结局：蒋主席乃电令，刘如果即日离皖，可准予保释。于是刘乃于五日晚恢复自由矣，刘出省府后，即返私宅整理行装，乘轮东下。
刘文典态度如常，精神犹昔，他对送行的人们说，虽遭关押，而自己并没有罪。
用“离开”换取自由，是变相“被逐”。刘文典重到北平，却没有去救援他的北大，而是去了清华的国学门。
将《香槟》与《新闻报》的两个日子对接，刘文典在省府里被关押了半个月之久。刘文典之“怼蒋”，在1928年决不是一件趣闻逸事，而是在血雨铺天盖地，淫威施于前的傲然鹘立，是良知与勇气的呐喊。
金对刘文典的概述，见其筋骨：他生于1889年，曾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当过孙中山的秘书，《民立报》的翻译，参加过《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起先在北京大学教书，后来当安徽大学教授兼校长，不久就被免职。据说这是因为他得罪了蒋介石。那里蒋掌大权不久，想提高声望。这位刘校长“不识抬举”，竟拒绝请蒋到校“训话”，又不肯让师生在蒋参观时“迎送如仪”。那时流传他的一句名言是：“大学不是衙门。”（金克木《刘教授文典》）
刘文典在安大时期对抗蒋介石，是出自对大学的担当。他认为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学生发表各种主张，也是一种言论自由；大学需要这种自由，这样，学生的头脑才不会被禁锢，学术才能自由。
历史上留下精神光芒最强烈的文化之印象，往往不是纸上挥毫，而是“人”的行为举止。文化学统与道统的传承，很大程度上要靠有血有肉，有担当的个人作为，传递千古佳话，其力量超越了道德文章。
1939年，刘文典《庄子补正》出版，陈寅恪作序
与“怼蒋”同时流传的段子，是刘文典在“跑警报时”对沈从文的讽刺。
亲缘关系是由沈从文的太太张兆和这边联上的。张刘两家都是安徽的名门望族，刘文典的姑妈是嫁到张家的，到刘文典时，有两代姻亲关系。
据吴进仁口述：那时，我常到先生家里请教学问，他也会跟我说一些日常琐事，他曾跟我说，他请沈从文夫妇吃过一次饭，并说，沈从文的夫人和师母有点关系。沈从文的夫人叫张兆和，而师母叫张秋华，又同是安徽合肥人，又同是姓张，好像在辈分上有些关系。事实上，当时一些像叔雅先生这样搞国学研究的教授将古籍、考据和国学视为学术生命，对新文学和作家并不是很接受。但我认为以先生的为人，他虽对新文学不是很感兴趣，不至于对一个晚辈如此苛求。
在吴进仁看来，刘文典对沈从文简直不可能说那样的话了。
但我认识的两位西南联大的文科圈子里的学子，都谈到了“跑警报”这事。
任继愈为当年的哲学研究生，他回忆：有一次，刘先生跑警报，在后山遇到了他很不喜欢的一位先生，他当面指责他：“我躲飞机是为了保存中国文化，你怎么也来躲飞机？”那一位先生很有涵养，对刘先生也很尊重，没有和他争辩，换了一个地方，离得他远远的。
赵宝熙为当年的政治系本科生，他叙述：“沈先生，你跑警报是跑什么呢？”沈从文不明白他说什么。刘文典说：“我跑，是跑我这个东西（指指肚子），你跑什么呢？”沈先生也不是会吵架的人，所以不理他，接着跑。
任与赵后来都是德高望重的学者。可断定，“讽沈”是有的。
赵宝熙说：有一回就问他，“先生先生，有个巴金你知道不知道？”
待会儿他说：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这是自然现象呵！春天里的秋天，秋天里的春天，狗屁不通！他就骂。
他上课讲，他佩服陈寅恪。他说陈先生讲课值四块钱，我讲课值两块大洋，沈从文先生要讲课，给我四块钱我也不去。
对于“名作家”进入大学中文系任教，至今存在不同意见。刘文典当年持排斥态度亦不奇怪。
刘文典以姻亲的身份，以资深国学教授的口吻，说出这番话来，表达他“厚古薄今”的文化观。而沈从文明知这位姻亲嘴不饶人，对新文学有偏见，但是亲戚照样走动，刘文典请吃饭，他夫妇照来。
以沈对张家姻亲的尊重和他一贯低调的为人，刘文典随意的“青白眼”，并没有引起任何不快，这件事并没有让他们“结梁子”，是局外的人把这事看得太重。
当我最初听到这件事时，想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生命的审视态度。我在心里琢磨，如果我在现场，那么我会被估值多少呢？国难当头，生死拷问。此间有深意。
随意“青白眼”，目中无人，刘文典终于为自己结下“梁子”。在西南联大那个环境里并非都是沈从文这样好脾气的先生。
赵宝熙说：有一个教授，也很有名气，是国学大师，叫刘文典。这个刘文典最爱骂人。因为那个时候听课没有限制，有可能三十个人选课，却能有六七十个人来听。因为听的人主要不是听课，就是听他骂人。他也骂闻一多：我们文学院里某教授，他就是不认识字。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王勉有《清华园感旧录》：清华解聘了刘先生，此呈在雨僧先生《吴宓日记》第九册有记载。据我所听到是由于一次课间休息，在教授休息室中刘先生直指一位读错了古音的同事，这在学界自然会引起极大的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羞辱。由羞辱而积怨，终于导致报复，贤者在所不免。
刘公子平章，亦谈到其父经常以“古音”纠正幼子。先生是以“古音”为己任的，听到有误即不能忍受，出自学者性情。
闻一多是学美术出身的，他原是“新月派”诗人，才气很高，艺术天赋超群。他进入中文系后，首先是闭门攻读，以至于在蒙自时郑天挺给他外号“何妨一下楼”。但他思想鲜活，考察民间文化，从中获取研究古代文学的灵感。这些长处，当时也许为传统国学的治学者不以为然，却为国学的整理与传承注入新鲜的血液，所以闻先生的讲课深受学生欢迎。
陈省身说过一段话：大学在一起合作，如果对于对方朋友们、同事们，没有一点敬重的心理，这就很难稳固起来，一下子一个小问题就可以吵起来，就不能再合作。西南联大能够有这样的成绩，就是教授和教授之间，互相有点尊敬的心理，大家觉得不管对于政治的意见，对于社会意见相同不相同，不过对于对方的学问很多情况都是有相当的尊敬，所以学校就能维持下去。
敬重与不敬重，相容与不相容，在西南联大都是一种常态，并不永远都是和颜悦色的格局。今日之描述多为融洽之状，趋于一种校园式的“乌托邦”，并不符合历史真相。
刘文典虽经历了若干重大事件，却缺少“格局观”；饱读经书，而不知满盈之患。为一字古音，就挖苦否定别的教授，其语言偏狭，实为旧文人之局限，酿下苦果。
刘文典与其家人
1943年初，刘文典应磨黑中学校长吴子良之邀请去讲学，同时为盐商张孟希之母撰写墓志铭，承诺以丰厚的稿酬。他是利用自己的度假时间去的，不料雨季山路惊险，耽误返回，耗时四个星期多。清华中文系以其“不能返校耽误课时”为由，将刘文典解聘。
我在滇南采访当年学子郑道津。刘文典和他的上一辈有关系。郑道津在联大又为地下党工作，所以他知道磨黑之行的内幕：当时土司，看你弄得不好，不对，马上就杀了。我们要开展工作，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保护我们自己的人，把刘文典弄了过去，起一个双重的作用。刘文典他是一个烟民，真正的原因是满足他鸦片的嗜好。
刘文典不知道去磨黑，其背景是“地下党”为转移进步力量作掩护。但他曾对夫人张秋华说，那几个与他一家人同行的萧狄等人，是“共爷”，后来落脚于磨黑中学，他还为他们筹资。
由于磨黑之行，靠拢中共的闻一多解聘了刘文典，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
可见，乱世之下，各种力量错综，个人的命运是难以把握的，偶然性很大。
刘文典擅长给人写墓志铭。冯友兰母亲的墓志铭是刘文典撰写的。
燕南园冯宅，我曾多次造访，与冯家后人多有交往。刘文典为冯母写墓志铭，每天只写几句，可谓绞尽脑汁。这与他在课堂上奔流如注，势不可挡的文思不一样，两种表述状态。当对象就在眼前，如瀑布挂前川，倾诉则飞流直下，引发共鸣。当对象寄托于久远时，写作当如深水钟磬的回响，有泛音波长。
刘文典“用心”又能“用典”，故于此种文体擅长，后来在云南也有豪富慕名求之。
《朱自清日记》1943年8月11日记载：晚冯来，对叔雅被解聘不满，谓终不得不依从闻之主张，冯友兰曾评说，佩弦狷，而一多狂。
朱自清细腻、重情和易伤感。朱后来在日记中亦对此有不满。
冯友兰时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而当他不太情愿地同意了系主任闻一多的决定后，梅校长在外亦不说话了。
而在清华中文系的教师群中，对刘文典被“解聘”，反应是不愉快、不以为然的。
王力在回忆中写道：系里一位老教授应普洱某土司的邀请为他作寿文，一去半年不返校，闻先生就把他解聘了。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平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我在燕南园采访过王力夫人夏蔚霞，夏女士说起他们初次见面，王力寡言少语，但是非常坦诚地告诉她，自己有过婚姻和孩子的事。
吴宓日记：访铮，乃以典解聘事告铮，铮命宓速函请寅恪函梅校长留典。
“铮”指西南联大外语系的林文铮教授，可见刘文典的去留，惊动的不止是中文系。
西南联大有章程：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三日，常委会决定：自一九三九年度起，本校各学系教授会主席一律改称系主任，关于各学系设备及课程之支配，均由系主任主持。
刘文典被人通知“解聘”一事后，于1943年7月25日写了一封长信致梅校长，由罗常培代转，可见北大教授方面的同情。信中说：
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六七年来亦可谓备尝艰苦矣，自前年寓所被炸，避居乡村，每次入城，徒行数里，苦况非褚墨之所能详。两兄既先后病殁湘西，先母亦弃养于故里，典近年在贫病交迫之中，无力以营丧葬。
刘文典因夫人生病，没有随清华一起走，后来因周作人登门、日本方面纠缠，毅然卖掉在北平的二进院子，自费辗转到昆明来投奔学校的。
于抗战中饱受惊险和贫困之苦，坚持教学之辛劳，当年教授们皆然。而刘文典素体孱弱，年岁偏高，旧文人习气，是比他人更为吃力。
因为避轰炸，住到官渡西庄的六谷墩，须步行到滇越铁路火车站，乘坐一段火车方进城，下车后又要走一段路，才到联大。所以刘文典的课都是下午上。他表示：“宁可被炸死也不能缺课。”可见到磨黑不能按时回校，实非有意旷课。
不意竟得某君来“半官式”信，云学校已经解聘。又云，纵有聘书亦必须退还。又云昆明物价涨十数倍，切不可再回学校，长为磨黑盐井人可也。其他离奇之言，令人百思不解。典此行纵罪在不可赦，学校尽可以正式解聘。既发聘书，何以又讽令退还？
梅贻琦在一个月后，才简复之：关于下年聘约一节，盖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驾已于春间离校，则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非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
比之刘文典的长信，此回信很短。事态已成，梅知道，多说无益。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工薪收入者日子过得十分拮据。闻一多靠治印（刻图章），联大教授在中学教书，借以贴补家用的，大有人在。刘先生的文名早为滇人熟知，在昆明期间，滇省富绅多以请他撰写碑铭、墓志为荣。润笔丰厚，远过教中学，对经济困难的刘先生不失为一种经济生活的重要补充。（任继愈《刘文典先生》）
当时身为研究生的任继愈，在这段文字中暗存比对与同情心。他并不认为刘文典写墓志铭挣钱有什么不对的。收“瓜子金”还是钞票，性质都是“润格”。
刘先生魏晋风度太多了，太任性了，联大结束迁回北京的那一年（1946年），他应云南绅士的邀请，去滇西一个县里为人撰写墓志，对方盛情挽留，请他游山玩水以助文思，一住四个星期。学校对他不按规定上课，长期请假缺课，提出了批评。三校迁回北平时，他没有随同大家北返，留在云南，应聘为云南大学教授。云南大学能请到刘先生，喜出望外，求之不得。从此，我再未见到刘先生。
任继愈先生是我有着深度交往的导师，八年来他在西南联大毕业、读研、留校，可谓资深，对细节与人际一定是了解的。文章写得洒脱，是“存大体”，为尊者讳。哲人风范，大而化之。
赵宝熙是追随闻一多先生的，他从沦陷区跑来投考西南联大，欲改“化工”为“中文”，闻一多劝他，学“政治系”。后来办诗社、美术社以闻为导师，常到闻先生家吃饭，开朗诵会。
赵宝熙说：刘文典是唯一的，联大少有的被开除的。西南联大是教授治校，它不是说谁拍板就能决定的。这种重大事情都是全体教授投票。他给云南土司写墓志铭，人家送他两个烟土，两个瓜子。这个大学教授，写墓志铭你写，人家给你点钱还不要紧，送你两个烟土，这成何体统？后来就给开除了。
这段话，细审不确切，要写墓志铭的人不是“土司”，是盐商，是地下党争取的对象。解聘也说不上“开除”，对教授没有这种手续，此说法是为谬传。
刘文典被清华大学中文系“解聘”，由于事发突然，没有沟通，联大方面的聘书已经发出。梅校长当时在外，是后知的。
按西南联大章程，参加联大工作的三校教职员，除由各校仍发给该校的聘书外，另由联大加聘。所以，清华中文系在解聘刘文典后，通知联大不再“加聘”，也是符合程序的。
那悠哉游哉的刘文典，岂能想到，安徽大学时期逃脱牢狱之灾的他，有蔡、蒋、胡三大名士保驾，而在战时颠沛流离中，清华中文系突然将他解聘，竟无还手之力，陷于一时惊惶。
“解聘”一月后，经陈寅恪推荐，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盛情致函刘文典，邀请他到云大任教席：尝思欲于学术之讲求，开一新风气，必赖大师。有大师而未能久，则影响亦必不深。贤者怀抱绝学，倘能此初立基础之学府，作一较长时间之讲授，则必于西南文化上成光灿之一页。
此函恳切殷重，且待遇远高于清华，见出熊庆来校长对云大的经营苦心，与对刘文典的期待器重。这使漂泊无着的刘文典得其所哉，于学校，于落魄学者，皆是大德之举。
我曾采访熊庆来先生的公子熊秉明，他回忆其父当年毅然离开清华算学系，举家返乡主持云南大学的往事。先贤对乡土的担当，如今是少见了。
“今天先跟你们讲讲怎样翻书。”开始我还怀疑“翻书”这两个字是不是听错了，后来的讲解证明他的确讲的是“翻书”。
“有些读书人，书读了不少却连翻书都不会，有的用指甲把书页掐起来，有的用手指舔着口水去沾，简直是对书籍的糟蹋，哪像个读书人的样子。要读书，首先要学会翻书。”说着他拿起那本线装书，书脊向下用手扶着直立在讲桌上，边讲边作示范。（郑千《刘文典先生讲版本校勘学》）
他说的这些“乱翻书”的习惯，与边地生活的粗陋有关，学生或出自下层人民。
刘文典出身于徽城名门望族，任教于北大清华，是“象牙塔”中人，却对“寒门子弟”没有丝毫嫌弃，诲人不倦，要把他们培养成“读书人”。这里面有对青年的爱，对书籍的爱，体现出刘文典“有教无类”的教育观。
曾有报人采访时问“什么是大师”，我答曰：“爱青年，爱所有的青年，无分良莠。”
青年教师陈红映在读报时，发生口误：记得读“束缚(fu)”一词时，我不自觉地露出了我的湖北方言，读成了“束缚(bo）”，正当汤鹤逸先生纠正我时，先生笑着说：“那是唐音。”及时替我解了围。
面对典籍与学生，刘文典自带一股清平之气与内在驱动力。
那个时候投考大学，注重导师的门楣，还不像现在一味只认“名校”，所以他门下有云南弟子，也有远来的外地学生。
云大在李广田治下，对刘文典亦厚待，安排枇杷园中唯一坐北朝南的三间平房给他居住。刘文典曾说，其时唯他与陈寅恪可以安静做学问，并大赞陈的“诗史互证”方法。
1957年春他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在离开了十九年后重新回到北京。他说，下了火车，我立刻到天安门前，看见那两个华表，感动得竟使我这个生平不易落泪的人落下泪来。
这个“落泪”，除了阔别，更有深层的辛酸，藏在他的诗句里了：而今不卖《长门赋》，却向昆明写《洛神》。
1958年刘文典病逝于昆明。后迁葬安庆。夫人张秋华遂归故里终老。
刘文典具有明暗相间的性格，两者对比非常强烈。这颓废与怪异的性格，与他的曾经激昂过的革命阅历，和后来受到的各种打击有关。
一个大时代在急剧震荡的时候，给予他奋发与刺激。各种起伏跌宕，在他身上留下深深的精神烙印。敏感的他有反击，也有退避。被蒋介石从安徽大学革职，只是那个大背景下的其一。
金克木说：由他的一生可见，尽管一遭挫折就意志消沉，又生活颓废，脾气古怪，但到晚年仍掩不住跟随孙中山和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少年豪气。在过去的文人学者中，这样的先例并不算少。今日看来的矛盾，当时人并不那么感觉而另有想法。这也是读古书所需要的常识吧？
《新青年》
第一卷第三号（1915、11、15）
北大撰稿人：陈独秀、高一涵、刘文典
第一卷第四号（1915、12、15）
北大撰稿人：陈独秀、高一涵、刘文典
第一卷第五号（1916、1、1）
北大撰稿人：陈独秀、高一涵、刘文典
第一卷第六号（1916、2、15）
北大撰稿人：陈独秀、高一涵、刘文典
第二卷第三号（1916年、11、6）
北大撰稿人：陈独秀、刘半农、刘文典
第六卷第二号（1919、2、15）
北大撰稿人：周作人、胡适、刘文典、李大钊、陈独秀、杨亦曾、袁振英、黄凌霜、鲁迅、钱玄同。
刘文典是早期《新青年》的重要撰述人，元老级人物，后来却被遮蔽，被曲解了。
他参与《新青年》和进入北大，皆是由于陈独秀的关系，他们是同乡，亦同道，关系甚深。1917年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参与创办《新青年》的刘文典也由陈独秀引荐到北大作预科教授。世所皆知的，陈独秀由李大钊乔装掩护出北平一事，却不知，陈是由刘文典家动身的。这是有史料为据的。
《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这一批先锋们后来分化了，各奔东西，但是探求爱国救国之道的信念贯穿他们个人的终生。
“爱国、忧国”是刘文典思想人格的一根主线。他对于日寇入侵反应非常强烈。以至于学生认为他是“清华园中最爱国的教师”了。在爱国之大节上，刘文典不输于人。他不是“从众”式的表达，他的思想感情、行为都尤为激烈和鲜明。
然而在西南联大，刘文典被视为“守旧派”，他走向“厚古薄今”，对抗“新文学”的一干人，在课堂上，他对于沈从文和巴金的轻蔑菲薄，与《新青年》时期“新文化”运动悖逆。
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的吴宓先生也会去听讲，而且总是坐最后一排。刘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向后排张望，然后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宓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常常惹得全场人为之暗笑。（陈国才《名师治学趣闻》）
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时，吴宓提出：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国文化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吴宓与哈佛同学创办《学衡》刊物，他认为，五四运动提倡新文化的那批人，既没有弄清楚中国文化，也没有明白外国文化，就喊出一些激烈的口号。
作为《新青年》的最早撰述人，后期的刘文典却与《学衡》派吴宓认同了。
也许，在他们认为，他们并不是在反对“新文化”，而是认为眼前这班人肤浅，没有达到他们理想中的高度吧。
《吴宓日记》：
1944年7月10日 星期一 小雨
3：00雨。至清华，赴吴俊升邀集三大学文法学院主任教授，讨论《部颁科目表》如何修改，其间奚（编者注：张若奚）发言最多，痛诋政府。又闻一多发言，痛斥各大学之国学教法，为风花雪月，作诗作赋等恶劣不堪之情形，独联大翘然独异，已由革新合时代云云。又甚夸其功，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云云。云大在座者姜寅清无言。徐嘉瑞圆其词以答，未敢对闻一多辩争。
9：00吴俊升请宴。总引宓上坐。梅公出极佳之黄酒。宓因闻一多等暴厉之言行，心中深为痛愤，（略）故以酒浇愁，痛饮多杯。
吴宓称闻一多所为是“暴厉之言行”，表现出对刘文典的同情心，这里潜藏着教授们在文化信念与追求的分野。而“藏垢纳污”这四字，在刘文典身上，唯有“吸鸦片”一事可以对上。
那么，他被解聘的原因，“耽误课时”是“名”，而“吸鸦片”是未点明之“实”。
作为激进的新派人物，为大学计，为青年计，看不惯这种行为。闻一多是那个时代的高光人物，高举理想主义大旗。他憎恶《死水》，讴歌《红烛》，呼唤奋发和担当的精神。当然，他对于刘文典的生活习性是排斥的。
鸦片在云南便宜，所以更普遍。省政府五华山设有烟榻，官员论事前都要躺下吸一阵，是为提神。
刘的长子成章就读于辅仁大学，1935年2月，参加抗日学运卧轨请愿，肺疾而逝。因失子，刘文典甚至要去出家，亲戚遂教夫人，让他吸食鸦片，缓解悲痛。
在曹禺的话剧《北京人》中，吸鸦片是孱弱无奈的文化人“苦闷的象征”，用以排遣无法驱散的悲伤。刘文典之病态，属于这一类，并非一味颓废，实有忧国忧民之愤。
后人文章中多说其有“魏晋风度”。其实他并没有魏晋名士们那样深的城府，他是真放纵。
偏执的“厚古薄今”和对同仁不敬，他最终为自己的狷狂与颓废付出代价。
1944年，联大中文系部分同学组织了一个讨论会，请了闻一多和几位进步教授。
闻一多来到会场门口，听说那个给财主写墓志铭，不务正业的“老朋友”也来参加，脸色一变，立即就往回转。大伙拦住他，连忙问怎么回事？他说：“你们知道我最讨厌这样的人，话怎么能说到一块呢？”
主席连忙劝他说：“闻先生，这样不好。要是彼此都逗起气来，把会弄垮了多糟！再说，今天的会还有外面的人来参加，影响也不好。”
“外面的人”，这是同学在指昆明“地下党”方面的人，闻一多一听此，即平静下来，进入会场。
后来，有人对闻一多说：“给财主捧场，教书不负责任，甚至还吃鸦片烟，这虽然都是坏事，我和你一样坚决反对。不过，这只是这个人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方面：他过去骂过蒋介石，现在他也不去跑重庆，巴结国民党，还同情民主运动，对这样的人，虽然有问题，能够争取还是尽量争取。争取了他，也就好争取同他有关的更多的人。”
从爱国，从文化本质的追求，甚至政治倾向而言，刘文典与闻一多并无实质性的对抗。其实两位先生都是“性情中人”也。
据云南省档案馆资料，在闻一多遇难后，以刘文典为首的云南大学教授致电云南警备总司令，营救为闻一多“最后演讲”作记录的女学生。
刘文典为他与闻一多的公案，划上圆满的句号，见其本性淳厚。
刘文典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写给夫人张秋华的家书
金克木说：当时我们青年人对他的书不如对他的人有兴趣。
著述只是“术”，而“人”及其活动，是“道”的载体，所蕴涵的内容更其恢宏。
刘文典无疑是一位授课奇才，学生对他趋之若鹜，多年不能忘怀。
他授业的思维方式，切近“西学”，有现代教育理念。他的自由跳荡，穿插、和有现实观照的授课，没有提纲，有时不受课时限制，随教学内容改变时空安排，其实就是一种“传道”。
课堂是他最重要的人生舞台，学生则是他的流水知音。用现在的概念，课堂相当于他的“推特”，他活跃于脑海中的各种情思、灵感、毕生学问心得，都在学生面前完美地展现与奉献了。
先生中等个儿，穿一件半新蓝布长衫，一头也许只是用手指稍稍梳理过一下的黑发。容颜清瘦，上唇留着两撇黑黝黝的胡子。端正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紫檀色玳瑁边眼镜，几乎是不知不觉便进了教室。（王彦明《刘文典先生的一堂课》）
他安详随和，并不在意来听课的学生有多少，在教桌旁一把“火腿椅”上坐下，点燃一枝烟，边抽边讲起来了。在诸多位学子的回忆中，刘文典简洁儒雅，并非传闻中的那种邋遢形象，咆哮之徒。
任继愈回忆：刘先生欣赏称赞南北朝已提出的关于“诗”的定义，他在黑板上写了“诗缘情而绮靡”，认为超过后人的任何定义。他还讲，文学作品贵在以正写反，以实衬虚，用华丽的词藻写荒凉，以欢快的词藻写悲哀。杜甫《秋兴》八首就用了这种方法，十分成功。讲晚唐温李诗时，咏牡丹，不用那些常用的香艳纷华字样，把牡丹的神态写活了，非一等手笔办不到。
他还讲，中国古典文学经常利用汉字象形的特点，引发读者的想象，从而增强了读者的想象力。《海赋》中用“髣髴”二字（而不用“仿佛”），好像海怪蓬头乱发在水中出没，可以增加大海的神秘气势。
从学子们对刘文典讲课的片断回忆看，他不仅是博学，更有一种对学问的化出化入，今世恐难再现。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课堂奇观。
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
有一天他老先生才上了半小时的课，讲完了这上一课未讲完的文章，他突然宣布道：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农历五月十五正值月满之期）晚饭后七点半继续上课，届时在校园内摆下一圈座位，听他老人家坐在中间讲解《月赋》，那是距离人类登陆月球四十多年的事情，大家想象中的月宫是何等美丽，所以老先生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讲解的精辟和如此别开生面而风趣的讲学，此情此景在笔者一生中还是第一次经历到的。待学期结束后，文法学院也就迁往昆明上课，这种月下花间讲解《月赋》的情景，再也不可能旧梦重温了。（宋廷琛《忆刘文典二三事》）
刘文典把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深挚热爱传递给了学生，连同他在学术兴趣中强烈地表现出来一种对自由的追求，以及他冲破世俗与权势约束的高傲的文化个性。
吴进仁口述：先生真正的学问是骈文。他认为学骈文主要就是学习《昭明文选》，他说为什么要叫是骈文啊？你看王勃的《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每个字都一一对应，平仄押韵，这就是骈文。并打比方说，骈文，就像一条链子，一个环扣着一个环，铿锵作响。
哲学系郑敏曾说，当年的老师都是“百年陈酒”，自己就是一本书，随时都在思考那些终极的哲学问题，讲课很自由，让学生跟随老师一起去怀疑，去漫游，没有结论。
其到晚年，学子回忆：先生病足，走得很慢。在藤椅上坐定后，缓缓打开用蓝丝绸印花包袱包的《文选》，没有讲稿。自先生在北大开这门课以来，已是三四十年了，自是烂熟于心了。记得在讲《洛神赋》前李善的背景介绍时，先生据当时礼法制度，直斥其伪，使我第一次具体体会到什么是不能“尽信书”。先生讲课，潜移默化，启人心智，非徒空言，全凭真知灼见，始悟昏昏者，焉能使人昭昭。
刘文典讲课，点拨一些亮点，激起听者的兴趣，让他们去自己思索，发现，启发学生的主动精神。看书与听课是一样的道理，都是要启发作为人的主体。书不会强迫人要读完它，你可以读到沉思处，就停下来，漫游。讲课却常常会形成一种强迫，灌入的方式。
这样的讲课，在西南联大的理科很盛行，叫做“开窗户”。
任继愈回忆文章说：刘文典先生经常讲文学造诣与人格修养不可分。为人与为文是一回事。他驳斥周作人的主张。周作人说，读者读作家的作品，不必了解作家是什么人。
周作人打比方，说看作品等于吃包子，不必去了解厨师是什么人。
刘先生接着说：“文学作品是高级精神产品，不同于制作包子。”
刘先生精考订，哲学、文学修养也很高。他曾赴云南西部滇缅战线慰问前线将士。刘先生回来，在课堂上说起在宋希濂军部，即席赋诗祝捷。他吟诵其中的二首。他习惯于叼着香烟讲话，有些字句听不清，有句云：
春风绝塞吹芳草，
落日荒城照大旗。
海外忽传收澳北，
天兵已报过泸西。
刘先生讲，杜甫有“落日照大旗”句，这里古典今用，写出了军营气势。他得意地念了两遍，所以记住了。
这种意气风发的讲授，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北大上学时，只在林庚先生的大课中有所领略。
惜乎！那些令学生们沉醉如“百年陈酒”的课堂讲授，洋洋洒洒，如今只留下断章片语，先生自己也说“教案在脑中”。
他于校勘、训诂、修订、古音与古典文学中自由穿梭，显示了学问与人文精神本来一体。
像刘文典那样的授课，“生命形状的文化，文化形态的生命”，可能是百年不遇的。
一介书生，穿越中国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有热烈的爱国心，追随过革命，抗逆过暴政，坚守民族气节，不拘小节，流落边城，不记宿怨，安身立命于典籍和学生中，是为“质本洁来还洁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