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哲：一个知青偶像的沉浮

作者：查建英

我的朋友孙立哲又遇到麻烦了。他从前的一个“门徒”背叛了他，想把他从一家出版社挤兑出去，而正是他花费了多年心血，才帮助这家出版社走向成功：它出版了许多畅销全国的图书，赢得过“中国最好的五家新公司”荣誉。听说立哲遇到了麻烦，我马上试图与他联系，却发现他跑到美国去拿西北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企业管理文凭了。

后来，我发现，他在美国和中国的不同大学里同时报名兼修了多个学位课程—分别涉及商务、法律、金融、制药。当时他已经52岁，在这样的年龄重返大学校园，似乎颇有些奇怪。不过，回过头来一想，令我甚为震动的倒是，他这种不断重新开始的行为以及他变幻莫测的生涯本身仿佛就是当代中国自身的写照。

孙立哲在关家庄合作医疗站前

2001年春，我在北京逗留期间，与一些出版圈子里的人共进晚餐。那是我第一次听人提到立哲在做出版。当时，我们坐在一家开张不久、颇为红火的杭州餐馆里。餐馆有三层楼高，光鲜的白色门脸，红瓦屋顶，喜庆而俗艳的内装修，来此用餐的顾客大多是刚刚阔绰起来的那些中国人。我们正在讨论中国的出版趋势——这个行业正变得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复杂。

当时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人们普遍预期政府的限制可能会逐步放宽。一家重要的出版社正在与德国出版集团贝塔斯曼洽谈。沈昌文，一位资深的北京出版商和编辑，当时谈到了中国合资出版的特殊性，比如商业公司必须与政府机构合作。沈先生身材不高，剪着寸头，是一位生动有趣的人物。他在业界深孚众望，大家都认为他精明并且深谙政治。他永远对所有的小道传闻了如指掌。他告诉我们：孙立哲，一名美国资本家，目前是这个领域里的“大玩家”。

我不由得叫了起来：“美国资本家！难道您不知道他从前是一个赤脚医生吗？‘文革’时期，他可是最著名的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个创举。当时，在偏远地区，农民还仍然使用民间方法治病，赤脚医生就是为这些地区培训的一批具备基本医疗知识的人。一桌子的人都茫然地看着我，似乎“文革”以及孙立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都发生在另一个世界一样。然后，他们就继续谈论起贝塔斯曼的交易来了。

青年时代的孙立哲曾经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毕业于北京清华附中，“文革”期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成为一名上山下乡的知青，把他们的知识用于中国的贫困地区。孙立哲志愿去了陕北农村，不久即显露出行医天赋。他的技艺提高极快，不长时间就能做大型外科手术了。生病的农民会从几百里外翻山越岭来找他看病。他的诊所，就是几间设备简陋的窑洞。在这里，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做了几千例手术。他和几位助手还在诊所周围自己种植草药来配制药品。

孙立哲在窑洞里做手术

随着孙立哲的名声远播，一个由中国顶尖内、外科医生组成的专家考察团受命来到他所在的村子。专家组成员观看了孙立哲临床开刀，并对他进行了一系列测试，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这位自学成才的医生技术之熟练，已经达到一位从医学院毕业并具有几年临床经验的医生的水平。消息传到党中央，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4年，毛主席亲自圈阅批准，将孙立哲列入一个“模范知识青年”的5人名单中。那一年，他23岁。

当时，“赤脚医生”现象得到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孙立哲是这其中最有天赋也最成功的人，他变成了一个名人。报纸登载他的故事；电视纪录片和受众广泛的新闻影片都介绍他；他被赋予了不少金光闪闪的政治头衔（生产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副县长和地区卫生局副局长、青年团省委委员等），被捧为中国青年楷模。那个时候，我只有十几岁，还在北京读高中。在政治课上，我们都被要求学习孙立哲的生平事迹。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革”的某些荒唐做法得到扭转。1977年年底，恢复高考。我们这些考取了的人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能够有一天在大学图书馆里读书而不是在农场干体力活。

不过，新时代并非对每个人都那么友好亲善。尽管孙立哲基本是在诊所为农民治病，但那些落在他头上的官方头衔让他成为旧政权的一部分。中央某领导指示对其批判，命令省地县组织联合调查组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搜集证据。站在批判会场里，他面对黑压压的人群，其中包括他从前的同事和崇拜者，他们向他高喊口号，一连持续几个小时。回到窑洞，孤单一个人的时候，他开始抽烟、喝酒。

他曾经两次想到自杀。后来，他借酒浇愁，结果得了肝坏死。不过，这倒正好救了他：他太虚弱了，经过斡旋，政府决定把他送回北京接受治疗。在医院，他逐渐得以康复，并开始与一位相貌平平但善良、聪颖的女子谈恋爱，对方叫吴北玲，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与孙立哲相识多年。

在陕北土地上收割的吴北玲

北玲也是陕北知青，早就暗恋立哲，但他一直只把她当作普通同志来对待。北玲不断来医院探视，带给立哲各种礼物—家常饭菜、新鲜水果、书籍—她守在他的病床边，想办法让他振作起来。为了立哲的平反，她与一些朋友四处奔走吁请，利用家庭关系向政府高官为他的案子辩护求情。

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是当年赴陕北的考察团成员，这位年轻的赤脚医生曾经给他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在院长的帮助下，几个月之后，孙立哲获得了1979年大学考试资格。他所有的主科成绩都获得了当年的最高分，被录取进入北京首都医科大学读研究生。他的磨难终于结束了。

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院长在孙立哲陪同下来到关家庄合作医疗站

我在北京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北玲首次带他到我们宿舍。孙立哲长得高大、帅气，非常善于表达，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英文十分流利，这在当时极为罕见，而且他似乎对你能想得出来的任何题目都所知甚多。我想，当时我们都暗暗羡慕北玲竟会有这么出色的男朋友。她更是一谈起他就兴奋不已，不断赞叹他过人的记忆力、智商和旺盛的精力。

我还了解到，他以前曾经口吃，他的个人卫生并不令人满意，他有时候行为举止像个孩子。通过北玲，孙立哲的英雄光环在我眼中逐渐褪去，变成了一位兄长。我开始像他所有的朋友那样称呼他“立哲”。

他和北玲带我参加过很多次陕北知青朋友们的聚会。吃着涮羊肉、喝着凉啤酒，他们会讲起过去那些神奇的故事，回忆起当年的艰苦、贫困、孤独，以及那个年代天真、强烈的理想主义。他们彼此揶揄取笑，但其中却渗透着一种深切的温柔，他们对陕西有着共同的浪漫情怀。陕西，那是他们的青春的代名词。

此外，我还注意到这个群体的一个特征：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健康都受到了损害。这群生长于舒适家庭的城市少年，刚刚十七八岁就投入到极为艰苦的劳动中。尽管他们才二十几岁，但几乎所有人在陕西那些年都得过病。后来成为中国著名作家的史铁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和孙立哲去了同一个村子，当时每天上山放牛。某日，他忽然发烧、腰疼，双腿麻木，却无法确定病因。后来回到北京治疗无效，从腰部以下瘫痪，再没行走过。那年他只有21岁。

立哲被公认是北京医学院的高材生，但却未能完成学业。当时中国重新向世界打开大门，关于西方的信息虽然不多，但开始有所传播，政府已经允许人们出国了。1981年，立哲和北玲同时向国外大学申请奖学金；而后，他们分别离开北京。1982年，他们在芝加哥会合，开始了一段新生活。

1980年代的孙立哲和史铁生　

直到1990年春，我才有机会到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北边的斯科基镇拜访他们。那一带民居是经典的美国郊区风格——车库里停着大块头轿车、车库门上面有篮球筐——立哲、北玲家的房子与周围其他房子看起来毫无二致。但房门一打开，这种美国幻觉就荡然无存了。立哲和北玲站在我面前，言谈举止就像他们从不曾离开过中国。

家里到处是大沙发、大电视，后院支着一套烧烤架。不过，所有家具都像是从店里匆忙采购回来放在一起的，并不考虑外观和风格。北玲带我在房子里参观了一番，我惊叹于房子的面积之大。让我最惊讶的是二层，竟然有一排客房，里面放着相同的家具，每间屋都有一张床、一只桌子和一台电视机，看起来就像一家功能齐全、简朴实用的旅馆。

亲友们接二连三地前来走访逗留。立哲的妈妈帮着照顾两个孩子：一个神情阴郁的7岁男孩和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家里的气氛挺特别：既嘈杂喧闹，又有一种什么都无所谓的和谐。北玲穿着一件家常旧裙子，拖着脚步走来走去，用她特有的那种慢腾腾、懒洋洋的声调说着北京话；立哲一会儿跳起来一会儿坐下去，一会儿加入谈话，一会儿张罗茶点，一会儿把孩子们赶到外面去玩。

开晚饭了，各式家常中国菜肴摆了满满一桌，立哲忙碌地绕着桌边给大家斟茶倒酒。那天的客人是一群在异国的知识分子，有北岛、张暖忻、李陀等，他们无视周围的喧闹，热切地讨论着政治。这场面很像陕西知青在北京的聚餐。立哲这位中国移民与他们“混”在一起，似乎与他昔日在毛时代当英雄模范一样得心应手。

不过，北玲看上去却有点儿心不在焉和疲倦。她要把7岁的儿子声声哄去睡觉，我便随着她上楼。声声睡着了，我们坐在光线朦胧的卧室地板上聊天。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的生活不断地处于动荡之中。在西北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期间，为了挣钱，立哲曾自愿在医学院实验室当实验对象，也曾卖过血。当他的哮喘病开始持续发作，他便利用这一“优势”，在一个哮喘病研究项目上做付费的研究对象。不幸，病况日益恶化，最终他无法再进实验室；摸一下实验用的白鼠就会引发一阵剧烈的哮喘。他只好放弃医学梦想，转而自行创业。

北玲创办了一个家庭饺子公司，于是立哲就把他的精力投入到这个项目上来。起初，全部工作都是手工完成的，连立哲的父母也一起帮忙，跪在地板上擀皮儿、剁馅、包饺子。随着需求和利润的增长，他们从中国订购了饺子机，把家里变成了生产饺子的工厂。这个项目持续了两年。

此时北玲也离开了研究生院。她和立哲开始为美国公司从事英译汉的商务文件翻译工作。这促使他们开始了下一个商业项目——排版印刷。一开始，它只是一个家庭生意，但业务量稳步增长。

北玲仍深深痴迷于立哲的个人魅力。在一个满是婆家亲戚的大家庭里，她既是丈夫的贤内助，也是一个孝顺尽职的儿媳，但这个角色令她不堪重负。在生意上，她与丈夫一样充满热情，但她并不是天生的管理人才。夫妻俩忙得几乎没有时间单独相处。立哲的母亲个性极强，不太好应付。有一次，她和北玲之间起了争执，立哲跳起来维护母亲，并打了北玲一巴掌。“立哲是个大孝子。”我们下楼准备重新参与大家的谈话时，北玲说。

1988年，北玲的腹部发现了一个肿瘤，随后做手术切除了。第二年，她生了女儿珍妮弗。1990年，就在我看望他们不久之后，肝上又发现了一个十几公分如大柚子大小的肿瘤，随后也被切除了。医生认为第一次胃里的瘤子是良性的，但其实是恶性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了。立哲对这个误诊结果怒不可遏。他告诉我说：“我曾建议医生，他应该假设它是恶性的，再多切一点儿。我自己就是医生，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那个傲慢的混蛋只是轻蔑地看了我一眼，根本不理我。”

手术后，立哲带北玲回到北京。我仍然记得1991年春天我到医院去看望她的情景。她面容苍白，极度虚弱，因为化疗，头发几乎都掉光了，只能依靠吗啡来止痛。但她看起来似乎比在芝加哥时更快乐。她表现得异常平静，而立哲则很憔悴，比以往更显得狂乱。他无微不至地关心她，她则快乐地享受他的照料。他们的角色如今完全颠倒过来了。在她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她成了他的一切。后来他告诉我，他为自己没能医治她深深内疚，而他本来是一个医生；他也为自己没能更爱她感觉悔恨，尤其是想到自己欠她那么多。她于1992年8月去世。

葬礼结束后，他对那位误诊了北玲病症的医生提出诉讼。他开车跑遍美国十几座城市，访问了很多所医院，查询了大量医疗档案，搜集各类医疗信息和专家证词以赢得诉讼。这些材料最终填满了30只大纸箱。他回忆说：“我的律师看到这些惊讶之极，他从来没遇到过像我这样的客户。”他的执着终获回报，他最终为北玲的两个儿女赢得了两百多万美元的赔款。

立哲后来告诉我：“那是疯狂的一年。我生病、破产、负债。在医院里楼上楼下两边跑，照顾北玲和我父亲（他那时也生了重病），我在医院旁边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里弄了个小办公室，放了两台电脑，继续开展排版业务。我必须得赚些钱！”就是这样，他把生意带回了中国。

北玲去世后不久，立哲注意到，中国出版业尚未开始使用电脑制图法，他便从美国海运回一些高分辨率的彩色扫描仪。不过，该技术迅速流传开来，他也就失去了市场优势。此外，他发现当地的合作伙伴骗了他。他便把机器卖掉，退出这项业务，但仍然留在中国。此时是1993年，经济改革正在全国风起云涌。显然，一股巨大的商业浪潮正带领着全社会走向一个更加国际化、市场化的未来。再一次，立哲敏锐地嗅到了机会。

凭着他在美国的多年经历和出色的英文能力，他认为他可以将各种大有益处的美国图书引入到中国。他用卖扫描仪的钱做投资，很快创建了几家合资出版公司，出版图书和杂志。他投资创办的第一本杂志是《今日电子》，提供关于计算机技术的各种信息。这本杂志拥有完美的政府关系——立哲的生意伙伴成功地取得了时任国家主席为该刊的亲笔题名。立哲逐渐参与到更多的合资出版活动中来，所有的关注点都在技术上。他开始定期参加美国和欧洲的图书交易会，寻找有前景的书目并购买翻译版权。

事情的进展时好时坏。因为他早在1990年代初已经成为美国公民，按照中国法律规定，他要在中国做出版，必须有一些中国合伙人。这意味着他必须依靠当地的生意伙伴——而他们往往是些政府官员。他与前任官员签署的合同经常会在继任手上失效，他信任的人有时也会带着他的一大笔钱失踪。

2000年，立哲与中信出版社联手。中信公司是一家与执政党关系密切的集团，但在出版方面没什么名气，资金也很少。立哲确信中国处在一个现代化的大好时机当中：中国过去是一个政府很大、个人很小的社会；但如今，他认为，正在发生真正的改变。因此，他推荐给出版社的书籍都是关于如何成为一个现代人——如何处理婚姻、离婚、养育子女、投资、获得成功等等。尽管从法律上讲，立哲只是一位顾问，但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中信出版社的项目中，为它做业务策划和出版书目清单。他把中信的员工带到国际书展，教他们如何搜寻外国图书。他自己掏钱购买翻译版权。

那次在北京与几位出版商一起吃饭，我第一次听说立哲的商业活动。此后不久，轮椅上的作家史铁生告诉我，立哲也在北京，并给了我他的电话。自北玲去世后，我再未见过他。当天晚上，我给他打了电话。

“猜猜我是谁？”

短暂的犹豫之后，他大叫道：“查查！你在北京吗？”他请我一起吃午饭。第二天，我乘出租车到东边一处新开发的园林式住宅区，在一座带有亭子式门廊的粉红色楼房前停下。站在大厅桌子后面的前台接待员看起来干净利落，穿着紫色的职业西服套装，化了妆。她问我找谁。

我把记事本上的名字报给她：“万国国际出版公司。”

随后我便上楼，按门铃。我听见一阵快速的脚步声，马上知道那是谁了。门开了，一个男人站在我面前，比我记忆中的那个形象老了些。

“查查！”他大声说，“你看起来还是老样子！”

我也只好撒个谎：“你也一点儿没老！”

立哲笑起来，眼角皱纹仿佛一张收紧的渔网。“真的吗？”他满怀希望地说，把我引进门。“不过，我这儿得减减肥了。”他说着，拍拍肚子。他穿了一件整洁的蓝色衬衫，下摆紧绷绷地塞进裤子里。

“哦，这不算什么。”我说的是真话。最近几年，我在中国见到的许多中年男性，情况比这可糟多了，他们基本上成了缺乏锻炼又需要大量应酬的文化的牺牲品。几分钟后，我们坐在沙发上喝着茶，我确信立哲真是一点儿也没变。还是那双孩子般的眼睛，还是那样快活地大笑，还是那样一刻都停不住。

我向四周看看。办公室从前一定是一间公寓：除了三四个房间外，还有几个洗手间和一个功能齐全的厨房。有两间房里有床。每间屋里都有沙发、椅子、办公桌、咖啡桌、电脑、电视；塞满了报纸和图书的纸箱四散在地板上、办公桌上，或者墙角。整个地方让我想起当年去芝加哥拜访时的感觉——仍是那种粗枝大叶、不太讲究的氛围。他告诉我，他在北京有好几个办公地点，还有一些在其他城市，在洛杉矶也有一处。“你先自己转转。我处理完几件事咱们就一起去吃午饭。”没等我回答，他就跑到另一个房间去了。我听见他在那边和两位手下雇员快速地说着什么。

吃午饭的时候，立哲语气自豪地向我谈起他的商业成就。由于他的参与，中信出版社这两年已经在出版圈里名声大噪。他告诉我，他已经出版了几百种图书。这令我记起北玲曾经说过的话：“立哲唯一感兴趣的号码就是特大号。”我问他是否会考虑出版一些更具挑战性的学术和政治图书。

他说：“目前我还不想碰政治。我也不会考虑那些印数在5万册以下的书。”他举了几例他引入中国的畅销书，比如《你的降落伞是什么颜色？》《杰克·韦尔奇自传》等等。

我问：“除了潮流与市场，你还有别的什么指导原则吗？”要知道，此人可是我青年时代的偶像，是理想主义和勇气的化身呵。从他嘴里听到与如今这个“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家们没什么差别的话，我不免感到异样。以他为代表的那类出版物近来已经饱受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们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些大量涌进的引进版图书通常翻译得仓促潦草，却伴有高强度的商业促销活动，这使国内的一些好书受到排挤，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立哲对这种担忧似乎并不在意，他继续讲述读者对这类图书的需求：“我认为全球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使中国人产生了精神危机。比如，在成功与失败的压力之下，人们开始分化了，开始怀疑在这个实用主义的时代，纯粹的情感还有没有价值。”不过，他说，“我不能对这些问题想得太深。当你面对一股巨大的潮流时，重要的是行动。无论它是什么——下乡、上大学、出国、回国——都不重要。我必须得弄潮。”

我带着一脸坏笑，突然问了他一句：“如果中国下一次的潮流是一个纳粹政权，你会怎么做？”

立哲看起来吃了一惊，随即哈哈大笑，说：“我当然不会去弄那个潮流！到那时候我肯定会去弄抵抗运动之潮！就像在‘文革’当中那样：我没有打政治牌，我打的是知识牌！”

他所说的“弄潮”，是中文里一个古老的说法。在风浪大的地方，比如杭州的钱塘江，几百年来，每年都会有一些蛮勇大胆的人专门在涨大潮的时节在浪潮中戏耍表演，当地人称“弄潮儿”。中国古代诗人以惊叹之语描述这些弄潮儿：他们高举彩旗，在险象环生的漩涡中游泳、翻筋斗。

多少年来，孙立哲一直站在风口浪尖上，有时威风凛凛、光彩照人，有时则差点儿被中国历史洪流中某些不可预卜的漩涡淹没。无论是在陕西窑洞里做手术，在芝加哥包饺子，还是在北京做出版——在孙立哲的生命里，弄潮始终是他内心最不可抑制的一种冲动。他决意证明自己的随机应变与多才多艺，证明他永远能够在他选择的每个领域里迅速行动并取得成功。

北玲去世一年后，立哲再婚，娶了一位名叫张瑾的年轻下属。她为他生了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并照顾北玲留下来的两个孩子。

立哲在洛杉矶地区买了两套房子，大的一套在北郊，面积极大。他告诉我：“孩子们可以在客厅里骑自行车，在外面打高尔夫。有一次，我在房子周围种了30棵苹果树。”不过，立哲的各项事业铺得很开，是个空中飞人，住在家里的时间有限。他承认自己不属于“居家男人”。于是，年轻的妻子担当起了家务，并负责打理他们在美国的公司的日常业务。

他在北京又买了不少房地产：8套公寓、2套别墅和4套写字间。在每个地方，他都给自己预备了一个房间、一张床，但没有一个地方是真正的家。1999年，因为中国的生意发展缓慢，他回洛杉矶与家人们共度时光。他把那段时间都用在了高科技股票交易上，最终亏损了100多万美元。“这迫使我重新把重心放到在中国的业务上。”

2003年，我搬回到北京后，立哲和我有段时间没见过面，因为他频繁旅行，很难找到他。但我不断听到一些关于他的传言，说他被迫离开中信出版集团。就像中国商业活动中通常的情形那样，这里面的细节扑朔迷离。

不过，立哲似乎遇到了一系列的挫折。先是一位中信高管转去国家银行就职，使立哲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盟友。接任的出版社社长认为合资组合的框架对未来的发展前景已经意义不大，便开始着手排挤立哲。他的同事绕开立哲，直接与他的许多国际商务客户建立联系。几个月后，新团队就将立哲完全排除在外了。

出版社社长如此行事，可能得到了老板们的授意。由于立哲的努力，中信出版集团已经大出风头，但它无法接受把这功劳记在一个拿美国护照的人的名下。出版社的名声意味着，其高管们如今有希望因此获得更好的职业前景。一旦母公司的管理层意识到出版是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他们就想把它捏在自己人的手里。

据他的朋友们说，被排挤出局这事对立哲的打击很大。史铁生和他的妻子告诉我，立哲甚至避开了像他们这样的老朋友。史铁生说：“我不认为他能够承认失败。他从来都是一个赢家。他必须要赢。”

我再与立哲见面，是在北京东方新天地的咖啡厅。看着他一副疲倦、憔悴的样子，我暗自心痛。但没有几秒钟，他那旋风般的活力就把我卷了进去。原来，为了准备考试，他头天晚上彻夜未眠，当天上午刚刚参加了一门大型考试——那是他当时正在攻读的四个硕士学位中的一个。

“真是精疲力竭！”他说着，兴致勃勃地点了一份咖啡和一块巧克力蛋糕，尽管我们马上就要去吃午餐了。我刚吸了几口西柚汁，他已经风卷残云把蛋糕一扫而光，一边迅速地把他近期的商业活动向我做了详细的说明：他刚会见了亚马逊网站的几位高管（于是我知道，立哲创办了一个中文网络图书销售的服务），此外还有在美国开办出版业务的新计划。

午餐时，立哲向我畅谈未来。他点了小乳猪、豆豉牛肉，边吃边说：“中国的未来走向是什么？我认为有三个领域将成为热点：伦理、法律、医疗保健。你明白吗？我说得对吗？那好，我正在朝那儿进军。”这就是他研究法律的原因。他正计划在中国开办几所医院，他正在筹办另一家合资出版社。

他甚至将目光投向英文市场，打算出版中国经典作品的英译本和如何在中国做生意的指导用书。他说：“世界对中国的兴趣增长的速度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迅速。”这一次，他要在美国注册公司，这样他的合作伙伴就无法“篡权”了。

我小心翼翼地提及中信事件带给他的负面影响。他冷静地回应说：“是的，他们想玩我。”他说这与中信高层复杂的人事关系有关。我问他是否会起诉中信。“嗯，那绝不是一个小案子。”他强调说，“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小人物，但小蚯蚓也能掀大浪。”我早就听说立哲前几年损失了一大笔钱。他这次告诉我，他把洛杉矶的两处房产都卖了来帮中信做那些项目。他的家人搬回到芝加哥。不过，他明确说他的财政并没有问题；最要紧的是，他在中信的项目上投入了好几年的时间和精力。

吃过午餐，我到他的公寓逗留了片刻，这里有我看到过的他的每一个“家”的那种“临时”气氛：书架上、桌子上、地板上、纸箱里，到处都是书。一个表妹在帮他清理。然后，她又帮他收拾行李——立哲第二天就要赶早班飞机回芝加哥，而他甚至连上次外出旅行的手提箱还未打开。我们坐在阳台上喝茶，周围仍然是成堆的书。立哲讲了许多学习的乐趣：重新做学生是件多么兴奋的事，可以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一宿一宿地读书，一个新世界就在你的眼前敞开了。

不过他阅读的一些书却吓了我一跳：酷刑与惩罚的历史；一套《黑镜头》系列丛书，每本都是表现战争暴行、饥荒和其他心理创伤事件的普利策奖获奖照片；几本关于毛时代大清洗的回忆录。他解释说，他发现描述1950年代党派政治的书很有启示性，让他不断地想起中国今天的商业运作。他说：“那种相似性简直令人震惊。”同样的拉帮结派，同样的权力投机，同样的突然袭击，同样的赶潮流追时髦。“其实他们玩的还是从前那一套政治手腕。”

他近来也一直在阅读中国历史书，并问我是否知道袁崇焕的故事。袁崇焕是明末名将，在抵抗外族入侵的战役中多次获胜。但他最终沦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某些对他心怀嫉恨的官员设谋陷害，使他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他被处以最可怕的极刑——凌迟。刑罚一连持续了好几天，刽子手在他身上剐了999刀却不让他死掉。普通百姓误认为他是一个抗敌不力的卖国贼；他们在监狱门口排成长队，人人争着获取袁的一块肉，下酒吃掉。我猜想，是否立哲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也看作是一位现代版的袁崇焕。

然后，他告诉我，在攻读MBA学位期间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我突然明白，他们所教的东西与我学医、行医的理念正好相反。医生治病救人——这是医生的人生意义。但在这儿，他们却教给我们如何打击他人，如何为了在竞争中获胜而打败对手，如何成为最强势的动物。当然，所有这一切都用漂亮的言辞包装起来了。不过，基本信息是残酷无情的：为了成功你必须要杀掉那些弱者。”

这位“文革”时代的青年英雄决心要弄中国式资本主义之大潮；这一次，他明白他不能再抱任何幻想。第一次，我在他脸上看到了某种不确定的表情。“要把所有这一切全都理顺需要时间，”他若有所思地说，“但或迟或早，总有一天会破局。”

后记

孙立哲继续在中国、欧洲和美国从事着出版业务。同当年与中信出版社的合作不同，经过时间考验，他与其他几家出版社已经结成既稳定又有可观利润的合作关系。最成功的是华章图书出版公司，它是立哲的万国出版集团（总部在芝加哥）与北京的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合资公司。

通过立哲的帮助，华章已经与许多重要的国际出版社建立了长期的工作关系，持续地为中国读者引进了一系列教育与职业领域的畅销书。它在IT类、经济类和管理学方面出版的图书使其跻身于中国行业领先之列，多年来一直引领着市场潮流。新近创办的“华章心理学图书”系列，则反映了立哲在卫生保健和心理学方面的个人兴趣，出版了这些领域的不少新书。

也许，出版业只能算是立哲的主要生计，他还一直在参与各类其他项目，比如给地方银行做顾问、组织学术会议、到大学讲课、买卖房地产、经营茶园等等。与此同时，他仍在世界各地进修法律和商务课程。想追踪他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他外出旅行的频率实在太高。

2010年夏天，我重新与他联系上，费了不少心思才将他的生活与事业中那些纷繁的线索梳理出了一些头绪。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在经商的同时立哲已重拾旧业——帮助病人与弱者——这才是他的真正激情所在。有一天见他的时候，我看到他用手机与一位患者通短信。“我现在是一个网络赤脚医生，”他告诉我，“我一直在治疗癌症病人。”

一开始，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没有正规的医院、没有医疗人员和设备，他怎么做这事呢？然而，经过一番深入调查后，我发现，立哲讲这句话不仅非常严肃，而且事实上这项工作对他而言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他正在做的事，其实就是为那些危重癌症患者提供医疗建议和某些非常规的替代性治疗（比如有争议的科莱毒素[ColeyFluid]），而这些患者在目前的主流医疗机构中已被认为没有治疗价值了。立哲还因此失去了一个赚大钱的工作。

2009年，他在一家大型的中国民营医院集团担任副董事长兼经营决策委员会主席，薪水丰厚。在此期间，立哲开始筹措改进这些医院里癌症治疗中心的服务，并亲自治疗癌症病人，包括为穷人提供特别的免费服务。他使用的许多药物尚未获得国内审批通过；有些药甚至是立哲在自己的北京公寓里亲手制作而成。药物很有效，又是免费发给病人，还有谁会干这种事呢？然而，这种方式却从根本上挑战了城市医院传统的盈利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立哲的行为相当于在现代化医院里当赤脚医生！所以也不奇怪，集团方面发现此事之后不久，就开了董事会，以违反规则为理由罢免了立哲。

从那以后，立哲决定尝试做一名网络赤脚医生。很多癌症患者通过口口相传找到立哲，然后通过网络口述病情，获得他的建议和指导。这是体制边缘处一个危险的灰色地带。立哲从传统医院和医生们停止的地方开始他的工作。他倾听、分析、提出治疗建议，并帮忙找药，一切全都免费。有时，如果病人太穷，他会帮助付药费。他安慰病人和他们的亲人，直到最后的阶段，甚至在病人去世之后，他还会给家属做心理工作。

倾听这些故事、阅读那些病人亲属发给立哲的感人至深的感谢信息，对我是一种非凡体验。钦佩之余，它也让我从一种略为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立哲的许多商业活动。比如，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立哲会花费那么多的精力、时间以至于个人资金，去谈判推动在吉林省长春市建立一所新型医疗中心。他为当地银行提供业务咨询，与那里一所国有大医院的高层领导建立了友好关系。显然，他仍在为实现他的最终目标而努力：他试图创办的医院，应该能够为那些通常走投无路的危重病人提供他们迫切需要的医疗服务。

同时，他一直在可能的情况下，尽自己的能力和手段来帮助那些生病的人。不久前，他帮助组织了一次关于积极心理学与幸福主题的国际会议。在会上，他说：“人生幸福的真正来源并非为自己谋利，而在帮助他人。”

大会在立哲的母校清华大学举行，他的话让我想起2007年那部拍摄他重回陕西的纪录片。凤凰卫视摄制组一路跟随他的脚步，拍摄他阔别29年、第一次重访陕北农村。显然，当年这位年轻的赤脚医生给村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农民们成群结队地出来欢迎他，在丰盛的宴席上和他满怀感情地交谈。

影片回放了年轻的立哲在窑洞里做手术的片段，接受采访的当地老农民讲述了立哲当年治病救命和遭受政治迫害的故事，还有立哲用陕西方言敬酒的场面，这一切都既感人又很有揭示意义。

正如立哲的一位老友所言：“这么多年过去了，立哲的基本信念依然未变，那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是他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是他当年在陕西农村时所相信的东西。这也是他今天仍然相信的信念。”

我认为，更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他仍然在实践着这种信念。

（此文原为查建英《Tide Players》（《弄潮儿》）一书中的一个章节，原标题为“The Barefoot Capitalist”“赤脚资本家孙立哲”，中文翻译经过作者修订。《Tide Players》，2011年4月纽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