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朗：父亲汪曾祺，老头儿的随和与固执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汪朗

1961年全家在北京中山公园

主题：我的父亲汪曾祺——老头儿的随和与固执

时间：2020年3月8日14：30

主讲：汪朗（汪曾祺长子、散文作家）

大家下午好，我是汪朗，作家汪曾祺的儿子，今天下午和大家一块儿聊聊我们家的老头儿汪曾祺。

今年3月5日是老头儿一百周年诞辰，好多媒体也都搞一些活动，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搞了几场网上直播，想让我也参加这个活动。这个事情好像也不太好推脱，因为人文社花了八年时间编了一套新的《汪曾祺全集》，去年出版，卖得还不错，读者也挺欢迎。人家花了那么大的功夫，需要咱们帮着敲敲边鼓也是应该的。更重要的是，下一步人文社还要继续出《汪曾祺全集》的平装本，还有好多后续工作，我们还等着继续跟着沾沾光。所以这些活动还是应该参加一下，也正好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谈谈我们家老头儿的一些情况。

说正题之前先说点题外话，今天是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祝在座的妇女同志们精神愉快、身体健康，特别是继续掌好家庭的大权，当好一把手。这一点我们家老头儿也是身体力行的，我们家的一把手向来都是妇女，从他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希望在座的妇女同志们继续努力。

我自己选的题目是谈老头儿汪曾祺的随和和固执，谈谈我们对他的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感受。但是因为看了看前边的几个讲座，专家们谈得都比较高深，像《汪曾祺全集》主编郭娟谈《全集》是怎么编出来的，还有社科院文学所杨早谈他们家三代怎么读我们家老头儿的作品，昨天孙郁先生谈汪曾祺的语言特色，都有很多干货，我如果谈得太随便了，有点跟人家匹配不上，所以想了想，在谈老头汪曾祺的随和和固执之前加上一小段，得和人文社出的这套《汪曾祺全集》有点关系，加上这一段“买一送一”吧，加上这段的标题就是：从《汪曾祺全集》看汪曾祺的“劣迹”。这一点可能别人没怎么说。

这个劣迹可以加引号，也可以不加引号，因为确确实实是他干的一些按照现行标准来说不是太正面的事情，但是也是挺好玩的事情。严格地说他的劣迹，可能通过《全集》能找出好多好多来，因为时间关系，我只给他列出三条：第一条是他上大学的时候当枪手，被闻一多先生发现了；第二条也是他上大学的时候卖弄文采，被沈从文先生批了；第三条是他当了“右派”以后死不悔改，检查里头还死气白咧的要搞文学创作。这些都不是我在这凭空编出来的，都是《全集》里边文章作为实实在在的证据，买到《汪曾祺全集》的读者在看的时候可以对这几方面多加关注，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导读吧。

第一条谈汪曾祺上大学的时候当枪手，被闻一多先生发现了。老头儿是1939年考取的西南联大，读的中文系。当时中文系里可以说名教授云集，像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罗常培先生、沈从文先生、王力先生（《古代汉语》作者），多了去，我们也不是特别熟，大家查查历史都可以知道。在大学期间，他说不上是好学生，也说不上是坏学生，起码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学习比较随意，喜欢听的课就多听一点，不喜欢听的课可能经常逃课去干点别的，自己翻书，或者在茶馆里头自己看东西。所以很难用现在通行的定义来描述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可能在某些方面是所谓的学霸，另一方面就是学渣了。

西南联大期间，与同学朱德熙（右）、李荣（左）合影

所以有些老师很喜欢他，觉得他很有才气。有些老师看不上他，觉得不好好听老师的课，当然老师心里头不太痛快。其中他不爱听的课之一就是朱自清先生讲的课，据他说朱先生讲课非常认真，都是一板一眼，每次准备很多卡片，而且讲得非常仔细，他不喜欢这种老师的风格，所以经常逃课。大学学完以后找不着工作，他们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经想把他推荐给朱自清先生当助教，结果朱先生一口回绝，理由很简单，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听，他怎么能给我当助教呢。所以这时候老头儿才知道，老师是不可以随便得罪的。

但是同时还有好多老师很喜欢他，觉得他比较有才气，能玩点小聪明。其中就有闻一多先生，他对闻一多先生的印象也挺好，也写过一些回忆文章。闻先生上课讲了什么他印象不是很深，但是有一点总跟我们说，闻先生上课的时候是可以抽烟的，上课以后自己先掏出烟给在座的学生敬烟，大家看到先生在场，谁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抽烟，等闻先生自己把烟点起来，下边这些抽烟的也都一个一个的掏出来，在那吹云吐雾，其中现场抽烟的就有汪曾祺。当然他对闻先生讲的课印象挺深的，而且写过不少文章。

等他毕业以后，有一次一个比他低一届的同学，叫做杨毓珉，后来也是他在北京京剧院搞创作的同事。杨毓珉上大学的时候就喜欢排戏演戏，等临到期末闻先生有一门课需要考试。闻先生的课当时不是闭卷考试，学生写一篇读书报告，如果觉得水平还可以就能过关。他找到我们家老头儿说这段都忙着排戏，实在没顾得上学业，马上要写一篇读书报告，你能不能帮我写一个？那时候老头儿好像已经毕业了，于是老头儿给他写了一篇闻先生课的读书报告，因为闻先生讲的课他以前是听过的。结果闻先生看过以后大加赞赏，说你这篇东西写得非常好，比汪曾祺还好。那就证明闻先生是知道汪曾祺写作的一些特点，所以就说这个东西比汪曾祺的东西还要好。后来这个同学有点不好意思，既然让闻先生发现了，就说这篇东西就是汪曾祺替我写的。后来他（杨毓珉）把这个东西交给我们的时候是2000年左右，那时候老头儿已经不在了，他从箱子底儿把这个东西又找出来（这个不是汪曾祺给他写的原文，是他抄的一个抄件）交给我。他跟闻先生也坦白了，闻先生也比较大度，因为好歹这也是一个东西，所以也让他毕业了，但是没有给他特别高的分，大概七八十分吧。

这个事以前老头儿也跟我们说过，很得意地说他当时写过这么一篇东西，是谈李贺的。至于写的具体论述是什么记不太清楚，只是说里边有那么两句话：“别人写诗像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李贺写诗是在一张黑纸上画画，所以他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他因为在黑纸上画，色彩什么的必须要更浓烈，而且更冷峻，有自己的特点。”他只是说到这些，因为他逝世以后，杨毓珉找到这个原文交给我们，这次人文社编《全集》的时候第一次被收到《汪曾祺著作集》里面，以前只是我们在回忆文章里面引用一下。所以他当年当枪手被闻一多先生识破的这个证据就留下来了，而且是放在《汪曾祺全集》谈艺卷里头的第一篇，因为那个写的年头比较早。

后来我们拿这个文章看了看，觉得确实老头儿的回忆挺准确的，我给大家念一段这个文章。文章的题目有点与众不同，叫做《黑罂粟花——李贺歌诗编读后》。一般的罂粟花都是红的，他认为李贺的诗篇就是罂粟花的变异，变黑了，所以这个题目就挺吸引人的。

“他（指李贺）精神既不正常，当然诗就极其怪艳了。他的时代是黑的，这正做了他的诗的底色。他在一片黑色上描画他的梦；一片浓绿，一片殷红，一片金色，交织成一幅不可解的图案，而这些图案充满了魔性。这些颜色是他所向往的，是黑色之前都曾存在过的，那是整个唐朝的颜色。李长吉是一条在幽谷中采食百花酿成毒，毒死自己的蛇。”

当时他的东西就有自己的特点，所以能够让闻先生一下就感觉出来。

老头儿这篇东西受到闻一多先生的称赞，可能也与他把闻先生讲课的内容划入其中有关。他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这篇文章里说过，他说：“闻先生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闻先生当为第一人。”而老头儿这篇谈李贺诗篇的文章也是借用绘画术语分析李贺的作品风格，可以看出他对闻先生讲课的内容还是很有体会的，所以闻先生也能够看出他的写作风格。

这是一件事，当年他上大学的时候给同学当枪手写的文章被闻先生发现了，现在这个证据就收在《汪曾祺全集》里边。

老头儿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这个文章里头（《全集》也收了），实际上还有好多自吹自擂的东西，别人不太知道，我在这里也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他说：“联大中文系不少教授都很爱才，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背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论》（车轮生四角，车轮不是圆的，是方的），就凭这份报告在期中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学生可以免考。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先修班就是预科）教书，叫学生拿他的亲笔介绍信上去找先修班的李继侗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是一个谈抽象派画的新诗），说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就是利用这个诗意填的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王了一先生（即王力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老师说学生具有夙慧、具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辞的评价，恐怕不会出于今天大学教授的笔下。”

这里头的几个例子，他不太好说这些评语都是给谁的，实际上都是给汪曾祺的。只不过他觉得都点出来说我如何如何，有点过份自吹自擂了。但是他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很得意地把这些都讲到过，而且不是一个同学如何如何，而是汪曾祺当年如何如何受到老师的这种夸赞。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在学校也挨过批，除了朱自清先生，包括沈从文先生也批判过他，这一点他在文章里也说过，但说的不是很详细。批判他的证据，这次也收在《汪曾祺全集》里边了。他曾经多次写过回忆沈先生的文章，而且很得意地说他不仅是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而且还是得意高足，这个都是事实。而且有一点他实在是不好意思说，沈先生教他个体文写作，文学创作课让学生课堂实习写一些作品，对他写出的东西给120分。满分是100分，沈从文先生不管不顾给了他120分，所以他很得意。这是他悄悄跟我们说过的，但在文章里不好意思写。

同时，沈先生对他的文学创作，除了指点以外，有些时候也有批评，甚至敲打。老头儿曾经回忆说，有一次他写过一篇小说，全篇全用对话，沈从文先生看过之后给他的评价说你写的不是小说，是两个聪明脑壳在打架。从此汪曾祺明白了，小说中的对话要符合人物性格和经历，不是作者显示自己聪明的地方。

这次人文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收录了这篇两个聪明脑壳在打架的小说。这篇小说原来在哪儿他自己都弄不清楚，他只记得写过这么一篇东西，这次人文社组织各种专家学者把它从犄角旮旯里找出来了。这篇文章的题目叫《葡萄上的轻粉》，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一看。这里头还真是两个聪明脑壳在打架，说的都不是人话，就是两个人在斗智斗勇。我觉得幸亏有了沈先生这种及时的提醒和教诲，让老头儿明白真正的文学创作的正确途径是什么，要不然老头儿的文学创作可能还不知道会拐到什么地方去，他可能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这种成就。

这篇东西，这两个聪明脑壳是怎么打架的，我也可以给大家念两句。他这篇东西从头到尾，每段都是引号开头，引号结尾，就是两个人在对话，描写、评论这些都没有，全都是对话。

一个人说“你干甚么？仅向草丛里的黑暗深处看，又把烟喷向你所看的地方，跟别人在一起而沉默至一吾灵伪（这几个字什么意思我现在弄不清楚）。”

另外一个人根本不接茬，说“你看这种豆子，野生的，春天开的花儿是深紫色的，样子像麝香豌豆，整个的花儿还不及麝香豌豆一个瓣子大，它的卷须也就像一根须发。”

下边说“你把我仅有的一点植物学兴趣整个打消了，你看了半天豆子，就在半天当中已经有多少豆子在你眼前挣破荚，撒在地里了。”

“我从来没有一刻不说话。”

“这句话已经浸了过多唾液，碰一碰就发臭；沉默也是一种语言。”

“文到全篇都是警句时便不复有警句。”

哪儿和哪儿都不挨着，两个聪明脑壳打架，这个作品，记忆中是有这么一件事，但是全文是什么东西，他生前也都记不住了，这次人文社组织专家找出来，收到《汪曾祺全集》小说卷里边。所以他当年写的东西受到沈从文先生批判的证据，就在《汪曾祺全集》之中。

从这些也可以看出老头儿当年是很有才气的，另外，也不是说一下便思想或者创作技法都非常成熟的，也是不断摸索。但是他有一点很明确，他从上大学的时候就立下了搞文学创作的志向，而且死不悔改，始终想着这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他1958年当了“右派”以后到张家口去劳动改造，就在那种环境下，他写的思想改造汇报还念念不忘想搞文学创作，这个证据也收到《汪曾祺全集》第11卷诗歌杂著卷。杂著就是乱七八糟，里面有检查、有报告、有小传，这个检查是收的唯一一篇检查。可以看出即便他已经到最底层了，对于文学创作始终贼心不死。

我可以给大家念上一小段：

“我对现在的工作是有兴趣的，但觉得究竟不是我的专长。（当时他写这个检查的时候是被下放到马铃薯工作站去画马铃薯的花儿，他说对画马铃薯图谱有兴趣，但是觉得究竟不是我的专长。）有一晚无灯黑坐，曾信笔写了一首旧诗。三十年前了了时，曾拟许身作画师，何期出塞修芋谱（芋谱，相当于马铃薯图谱），搔发临畦和胭脂（三十年前被人称赞颇为聪明的时候，曾经打算做一个画家，没想到到塞外来画山药品种志的图，搔着满头白发在山药地旁边来和胭脂）。我总是希望能够再从事文学工作，不论是搞创作、搞古典，或民间文学，或搞戏曲，那样才能‘扬眉吐气’，问题即在于‘扬眉吐气’显然是从个人的名位利害出发，不是从工作需要出发，对于‘立功赎罪’距离更远。”

他在那种情况下没有说我应该好好改造思想，彻底端正个人主义，而是还在想我应该搞文学创作，不管搞纯文学、搞古典研究、搞剧本、搞民间文学都可以。所以真是，志向不改——这是好词，反义词就是贼心不死。但是正因为他有这种始终不改的志向，所以对他日后有机会重新拿起笔来搞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帮助。他如果早早就死了这条心，他也不可能等到60岁以后很快进入旺盛的创作状态。这就是我们家老头儿的死不改悔的一个证据，这个检查也收在《汪曾祺全集》里边，也挺好玩的，因为他的检查和一般人写的检查，整个行文风格都不一样，跟写散文似的。

我就先说这三条吧。下面说正题——老头儿汪曾祺的随和和固执。许多认识我们家老头儿汪曾祺的人，都说他人很随和，一块参加活动的时候很少跟人较劲，不会你说东我说西，跟你没完没了地辩论。有时候还经常抖点小机灵，说两个笑话，搞点小幽默，逗大家哈哈一笑。他和年轻的作家关系尤其好，这些年轻作家都挺喜欢他的，特别是女作家。

其实这个老头儿既有随和的一面，也有认死理的时候，有时候甚至相当固执，这一点可能我们家人理解更深刻。有时候他在外面还会伪装，老头儿在家里的脾气总的来说是挺好的，很少有疾言厉色的时候，我们家从来不是严父慈母，而是倒过来，慈父严母，我妈的管教很厉害，老头儿都是很随意、很温和。由于他脾气比较好，所以在家往往被人呼来喝去，家庭地位也不高，他总是排在我们家几口人的最后，刚结婚的时候肯定他是二把手，有了孩子他就是三把手、四把手、五把手，有了孙女、外孙女他就是六把手、七把手，我们家没养猫和狗，要不然他还得往后排。

老头儿地位不高的一个标志就是全家人都管他叫“老头儿”。最初是我妈叫，我妈叫当然理所应当，叫着也比较亲近。后来我们几个兄妹叫，低了一辈也还马马虎虎。再后来就是他的孙女和外孙女也跟着叫，外孙女刚开始说话不利索的时候就开始老头儿、老头儿地叫上了，他都乐呵呵的答应，好像这个“老头儿”就是叫他的，他就该叫老头儿。倒是外人有些看不惯，我丈母娘当年到我们家去串亲戚，回去以后跟我爱人说，慧慧（我女儿）怎么管爷爷叫老头儿啊？简直没大没小。老头儿听到以后哈哈笑得很开心，全然不以为意，后来还写了一篇文章论述他对没大没小的看法，这就是好多人都熟悉的《多年父子成兄弟》。

文章中有一段是这么说的：“我的孩子有时管我叫爸，有时管我叫老头子，连我的孙女都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的、充满人情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因此汪曾祺的“老头儿”这个称谓完全是他自找的。

孙女和外孙女不但管汪曾祺叫老头儿，还经常给他上课，对他的文章说三道四。一次我们全家人在一起聊老头儿的作品，大家都说的是好话，只有他孙女汪慧气哄哄地说：爷爷写的东西一点也不好，没词儿。当时她上小学四五级，老师让他们从文学作品里找点名言警句用在自己的作文里，于是她找了老头儿的书翻了一遛够，因为她觉得我们家有一个作家，所以找找老头儿的书翻。结果一个名言警句也没找着，于是很生气。她的表妹比她低一年级，那时候大概三年级左右，也站在一边敲边鼓，慢腾腾地说就是嘛。她还说：另外，中心思想一点也不突出，扯着扯着就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按照我们老师的评分标准，最多算个二类文。老头儿听完一点不生气，还哈哈笑，嘴里一再重复着：没词没词，说得好说得好。

汪曾祺年轻时写的文章里面的词儿多得很，真是才气纵横，你看着都费劲，你要是看人文社出的《汪曾祺全集》他的早期作品，全都是各种各样的词汇。但是慢慢地，他越写越简单，越写越朴素，这也跟他对于文学和文字的理解不断加深有关，所以花花词越来越少，文章反而变得更有味道，因此“没词儿”可以说是我们家老头儿的一种文学追求。

1994年在家中作画

老头儿平时还喜欢画两笔画，这成了他的孙辈们批判的对象。一次画了一幅荷花，这两个小孩看了以后你一言我一语地批评说，荷花应该长在水里的，怎么看不出来呢？就两个杆子在那干杵着，咱们给他添上吧。于是他们在老头儿的荷花下边添了几个水纹，然后看了看说这个画怎么右边空那么大的地方，一大片空白也不好看，给它添上两朵花吧。又给画上两朵荷花，本来老头儿好好的一幅画，给弄得全不成样子了。可是老头儿看完以后一点不生气，好像没有这么一回事似的。这幅画之后一直扔在那没有人管，前一段我们家里收拾东西把这个画给找出来，一看还挺有意思的，这可能是他平常画的画里头唯一一幅和孙子辈合作的作品，于是我们把它给裱了裱，准备挂起来看着玩儿。

还有一次过春节，大人带着两个小孩去逛商店，他们俩一块商量给老头儿带一件礼物。什么礼物呢？是一个特别小的鸟窝模型——编织的一个工艺品，一个小鸟窝，里边有两个鸟蛋的模型，鸟窝边上还站着两只小鸟。这两个孩子很认真地跟老头儿说，爷爷你画的鸟太丑了，老是瞪着大眼睛，脖子梗着，一条腿还在翘着，一点也不像，给你买一个好看的鸟，你以后照着鸟好好画。老头儿听了以后一点不生气，笑呵呵地把这个鸟窝放进自己的书柜一直留着，虽然他以后画的鸟还是瞪着眼睛、梗着脖子不改，但是鸟窝一直在那留着，不跟这些小孩子们一般见识。

老头儿虽然脾气很好，偶尔也有发火的时候，有时候还挺激烈，主要是他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虽然“四人帮”倒台之后老头儿曾经被清查过一段，而且罪名很是离奇，这就不说了，反正是比较离奇，所以他觉得很委屈。因为当时他觉得“四人帮”倒了，他应该算是扬眉吐气了。“四人帮”的时候他是受压抑的，人家说你是红人，所以差距比较大，又给他查了一下，他很生气，觉得自己受了委屈，让他没完没了地写各种检查和交代材料，弄得他很郁闷。好在当时没有什么批斗，也不用隔离，每天都能回家，回家他就耍脾气，经常喝点小酒，老在那大声叫说：我冤枉啊、我冤枉啊，这些工作人员不懂政策。有时候喝多点儿，还拿把菜刀举着说：我要把手指头剁了，剁指明志，从此再不写东西。就这样闹腾。

后来他有一个排解郁闷的方法，就是画画。喝完酒铺开纸画画，画瞪着大眼睛的鱼，蜷着一条腿的鸟儿，画完以后还题字，上面写着“八大山人，无此霸悍”，那时候能看出老头儿还是有脾气的。我们一个是劝劝他，实在不行就把他打压下去，就说你别在这胡闹了、老实点之类的，等他酒劲散了就过去了。后来清查不了了之，他的脾气小多了，以后写一点文章又有点名气，到处有人捧着，人就变得更随和了。所以老头儿的随和还是读者捧起来的，因为他觉得他舒服了，就比较随和了。

汪曾祺在一般的事情上还是比较随和的，但有时候也很固执，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文学作品上，60岁以后他在文坛上有些影响，于是也给人写一些评论，他曾经在诗里面说自己也写书评也做序，不开风气不为师。这个“不开风气不为师”好像是从龚自珍的诗来的，龚自珍的诗是“但开风气不为师”。后一句看着挺谦虚，实际上你明白这个由来，还是有点小得意。前一句倒是大实话，他也给别人写书评，也写一些序言，因为名气大了，找他的人也比较多。但是老头儿写的这个书评序言，好话也说，可是有一条原则，绝对不添油加醋，绝对不会把他看不上的地方说成优点。最典型的是他跟林斤澜和邓友梅两个叔叔的关系特别好，都是几十年的交情，但是他给他们的文章写评论也都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好就是好，不好的地方，甭管是谁写的，他都不会说一个好话。

林斤澜叔叔后来在写作上有很多变革和尝试，有时候文字可能有些涩，老头儿对这个不是太赞同，但是他也不明说出来。有一次他受人之托，写了一个关于林斤澜《矮凳桥》系列小说的评论，当然整个给比较高的评价和肯定，但是最后他很委婉地在结尾说，“斤澜的语言越来越涩，我觉得斤澜不妨把他的语言稍微往回拉一拉，更顺一些，这样会使读者觉得更亲近一些，顺和涩可以统一起来，斤澜有意使读者陌生，但还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陌生和亲切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让读者觉得更亲切一些，不好吗？”文章最后引了一句董解元的话，“董解元云，冷淡清虚最难做。斤澜珍重。”

1995年秋与作家林斤澜在温州

我每次看到这儿都觉得这个老头儿还真是对林叔叔情深义重，一句珍重饱含了真情，同时也表明了老头儿的态度，这样的交往才是真朋友的交往。

对他自己的作品老头儿也十分固执，往往是想透了再动笔，轻易不进行修改。老头儿和林斤澜的关系很深，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经常请林叔叔到我们家喝酒，两人经常结伴到各地巡游讲课。他去世后我们每年春节都要去林斤澜家拜年聊天，林叔叔说老头儿给他作品提的意见，他基本都改了，但是他给老头儿提的建议，老头儿基本都不听。比如说老头儿写过一篇《黄油烙饼》，说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农村生活，其中有一段说当时地方要开三级干部会，杀猪宰羊。文章里说三级干部会就是三级干部吃饭，林斤澜建议把“三级干部吃饭”改成“三级干部会餐”，因为当时流行“会餐”这个词。老头儿很认真地想了想，最后还是没有改。他没有跟林叔叔说原因，我猜想他这篇小说是以一个八岁的叫萧胜的农村孩子的视角去看各种事物，而这样的孩子头脑中不会有“会餐”这样的词汇，因此只能用吃饭。

这个猜想并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黄油烙饼》中还有一段写的是萧胜和他的爸爸到坝上的见闻，其中写到萧胜看到一片马兰花。文章里说“嗬！这一大片马兰。马兰他们家乡也有，可没有这里的高大，长齐大人的腰那么高，开着巴掌大的蓝蝴蝶一样的花儿，一眼望不到边。这一大片马兰，他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像在一个梦里。”老头儿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萧胜是一个城市里的孩子，他看到这片马兰的感觉就应该是进入一个童话世界，但是这个八岁的农村孩子不会有这样的词汇，因此他只能写成他像在一个梦里。

汪曾祺写作这么抠字眼儿，很大程度来自于他的老师沈从文的一句教诲，那就是贴到人物写。对于这一点，老头儿有许多的阐述，其中有一点是说，“写其他部分都要附丽于人物，比如说，写风景也不能与人物无关，风景就是人物活动的环境，同时也是人物对周围环境的感觉，风景是人物眼中的风景，大部分时候要用人物的眼睛去看风景，用人物的耳朵去听声音，用人物的感觉去感觉周围的世界。你写秋天，写一个农民，只能是农民感觉的秋天，不能用写大学生感觉的秋天来写农民眼里的秋天。”这就是他对贴到人物写的一些感受，他的许多作品的行文用字都体现了沈先生对他的教诲，这是他的一个固执。

1961年与沈从文先生在中山公园

还有一件事能看出老头儿对于文字的顾虑，他在1982年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叫《说短》（谈现代小说的），其中有这么一段，他说“现代小说是忙书，不是闲书，现代小说不是在花园里读的，不是在书斋里读的。现代小说的读者不是有钱的老妇人躺在樱桃花的阴影里，由陪伴女郎读给她听。不是文人雅士，明窗净几，竹韵茶烟。现代小说的读者是工人、学生、干部，他们读小说都是抓空，一面读小说，一面抓起一个芝麻烧饼或汉堡包（看也不看）送进嘴里，同时思索着生活。现代小说要符合现代生活方式、现代生活节奏。现代小说是快餐，是芝麻烧饼或汉堡包，当然要做得好吃一些。”

这个文章是1982年的时候写的，现在大家当然知道汉堡包是什么东西，但是当时中国人没吃过汉堡包，麦当劳、肯德基一家店都没进入中国。于是发表的时候可能编辑觉得汉堡包有点太超前了，和中国不搭界，就把里面的“汉堡包”都改成“面包”。老头儿特别不高兴，嘟囔好几天。其实他那会儿也没有吃过汉堡包，也没有见过汉堡包，但是他觉得汉堡包是现代快节奏生活的代表，面包体现不出这个特点。另外，他觉得面包那么干，怎么就看也不看塞到嘴里呢？噎得人吃不下去。于是他嘟囔好几天。后来这篇文章收到别的文集，当时浙江文艺出的《晚翠文坛》里头，他坚决把所有的“面包”又改回“汉堡包”，因为这样才能体现他想表达的意思。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汪曾祺全集》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原则是一定要依据文章最早发表时候的文字，于是编辑很负责任地照着当年最早发表的那一版（在《光明日报》上），又把“汉堡包”改回“面包”。结果我看样的时候，因为这篇文章以前的改动过程，家里人是知道的，所以我看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赶快又改回“汉堡包”，当然我也查了他生前编的集子，最后把“面包”改成“汉堡包”，加了一段说明告诉编辑为什么这么改，当年是怎么改成“面包”，后来又怎么改成“汉堡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下，随后出现在《汪曾祺全集》的终于恢复到“汉堡包”。这也是他的一个固执的案例。

有时候他的固执也没法坚持到底，因为我们家没有搞文学创作的，老头儿还有一个谦虚之处，经常写完文章都要给我们看一看，做一个审读吧。这些人看文章从文学上提不出什么意见，于是在文学之外的一些细枝末节上，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时候也有，有时候也闹出一些小笑话。比如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小小说《陈小手》，是《故里三陈》里面最短、最经典的一篇。《陈小手》写的是家乡的一个男性产科医生，医术特别高，给国民党的一个团长的姨太太（还是正太太）接生孩子，接生完以后被团长一枪打死了，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里边有一段话，“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要小，比一般女人的手更柔软细嫩，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

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叙述，但是我妈妈看完这段话一本正经地说，“这个说得不符合科学，没有一个产科医生单凭一双手就能解决难产问题，就是李巧珍（音）也要使用药物和器械。”因为我妈在家里是绝对的一把手，原来在新华社又是搞医学报道的，有些专业知识。更重要的，当年我就是李巧珍接生的，也是难产，是李巧珍拿产钳给我夹出来的。所以这些有力证据让老头儿实在难以招架，最后只好很不情愿地在后面又加了一个括号，里面写着“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现在每次我看《陈小手》文章里的这个括号就想笑，好端端的一篇文学作品，差点让我们这些外行改成了科普文章，幸亏这些人还有自知之明，没有太放肆，不然汪曾祺的东西就没法看了。

不过遇到重大问题，老头儿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的，他写过一篇小说《寂寞和温暖》，文章的最后有一行小注，内容是“1980年12月16日六稿”，这篇小说连写了六遍，充分体现老头儿的这种固执。《寂寞和温暖》写的是一个农业科技研究所的女技术员，叫沈沅，被打成“右派”以后的境遇，其中有很多素材是来自老头儿当年当“右派”下放劳动的经历（当时反右题材的小说很火，许多作家都当过“右派”，都写过自己这段经历）。大概的总体基调是说当了“右派”如何倒霉，如何受罪，境遇如何悲惨，当然最后也有碰见好心人的情况。我们看完以后说老头儿你也当过“右派”、有过经历，你也写点东西吧。老头儿开始不答应，后来禁不住我们老在那磨叽，于是写了这篇小说。

1958年，在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下放劳动（右）

我们家里人一看，你这个格调怎么跟别人写的都不一样，好像小说主人公当“右派”以后根本没受过什么罪，虽然心情有点寂寞，但是到处都能遇到好人，同事对他很好，他的导师对他也很好，农科所的饲养员还给他说了好多鼓励的话，最后来了一个新所长不但对他关怀备至，还推荐他当先进工作者，这个所长还念了龚自珍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当过“右派”人的感受吗？于是大家一致认为不行，得重写。老头儿当然不生气，让我改就改，改完一遍拿出来看不行再改，改来改去还是那个调调，而且还变本加厉了。他那个小说，我现在手里有第三版手稿，原来的小说叫《寂寞》，好歹还好一点，最后改来改去变成《寂寞和温暖》，寂寞只是一部分，更多的是温暖。耗得全家实在没辙了，算了，由他去吧，温暖就温暖吧。于是老头儿的创作史上有了这么一篇写了六稿的小说，如果家里人再折腾，十几稿可能都能写，当然这个调调是不会改变的。

后来老头儿写过一篇散文叫《随遇而安》，回忆当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的过程，其中看得出来，他实际劳动改造还是挺苦的，起猪圈、刨冻粪，扛着170斤的麻袋上高跳，往粮囤里头倒，这活儿我都知道，因为我也插过队，那都是苦活累活，那会儿他都是小四十的人了，能咬紧牙扛过来挺不容易的，可是他在文章里从来不愿意过多地渲染这些事情，而是想把生活中存在的美好的东西加以剪裁或者放大呈现给读者。

他写过一首诗，前面四句是：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人间送小温”是他的作品特别是60岁以后作品的一个底色，别人很难改变他，这就是汪曾祺的固执之处。

今天就聊到这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