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园中的那条长辫子,闻达怪人辜鸿铭

作者:  张家康
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各种新思想如潮涌动,各色新派人物纷纷登场,整个校园充满活力,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可是,时而也会出现不和谐的图景,一位老者头戴瓜皮帽,身穿枣红长袍,外罩天青褂,斑斑油腻浸染其上,一根又细又长的辫子,拖于脑后,此人便是民国闻人,一代怪杰辜鸿铭(1857-1928)。他精通西学而又极端保守,其异行怪言,常常出人意料,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一、马建忠使我改变成为一个中国人

辜鸿铭,出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其原籍福建省同安县,先祖约于清康熙初年移居台湾鹿港,乾隆初年又移民马来西亚。其曾祖父辜礼欢深得英殖民者的信任,并被推选为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甲必丹(Captain)。他膝下有八男三女,其中较为有名的有辜国栋、辜安平、辜龙池等。辜龙池即是辜鸿铭的祖父,其子辜紫云即辜鸿铭的父亲,供职于牛汝莪橡胶园,深得英国牧师布朗的信任,被委任为橡胶园的负责人。
辜鸿铭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二等公民”的“贵族”之家,其母亲是西洋人,所以,他也自然烙下西洋人的象貌特征,长得深眼隆鼻,脸部轮廓分明。他自小便聪明伶俐,很得布朗夫妇喜爱,并收其为养子。 
约在1867年,布朗夫妇离开马来西亚,将牛汝莪橡胶园委托给辜紫云代管,并征得辜紫云的同意,把辜鸿铭带到苏格兰读书。那年,他也只有十岁,在中国留学史上,其出洋留学时间之早,年纪之小,能与之比肩者,恐怕寥寥无几。这段经历给他平添了几份夸耀的资本,时时自诩是“中国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中资格最老的一个。”他最早在苏格兰公学接受启蒙教育。之后,又进入爱丁堡文法学校。这所学校以教授拉丁文、希腊文以及英国古典文学而知名。他的精通多国语言,其最初的基础概源于此。他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著名的高等学府留学时,获得文、哲、理、工、神等多个学位。 
在巴黎大学时,一位老教授前来看望辜鸿铭。谈话中,这位教授对中国文明尤为赞赏,他说:“你们中国的《易经》是最有价值的经典,可惜我不通中文,这是我终身的遗憾。我所读到的是一些法文和拉丁文的翻译片断,虽然不全面,未能将《易经》的真价值全盘托出,但是《易经》哲学已经光芒万丈,炳如日月星辰!你只通西学不成,归国后要深入研究《易经》。”这位老教授的话极大的刺激了他,自此,他像着了魔似的,到处寻找西方人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从而确立起了解和认同中华文化的道德基础。 
在英国留学时,他在宿舍摆了个祭台,每日三次叩拜,祭奠自己的祖先。房东老太看他那副虔诚的样子,有意椰揄道:“你们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用你的这些大鱼大肉哇?”他很不高兴地回敬道:“应该就在你们的主听到你们的祷告之声,你们的先人闻到你们所孝敬的花香的那个时候吧!” 
1878年,留学生活结束后,他又返回槟榔屿。不久,便受命到海峡殖民政府工作。他能领到不菲的薪水,过着优哉游哉的舒适的生活,可是,他的心在中国,饱饫中国文化的雨露阳光,服务桑梓父老乡亲,才是他唯一的心愿。恰在此时,天假之缘,他与由印度回航途经新加坡的马建忠巧遇。两人一见如故,长谈三日,辜鸿铭茅塞顿开,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留学法国时,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任过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通晓西洋的政治和学术,乃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们谈了很多很广,其主旨不外乎中国文化。这次会晤,印象深刻,意义深远,迨至晚年,忆及此事时,他还是那么的意犹未尽: 
“在新加坡与马建忠的会晤,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正是马建忠,使我改变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虽然我从欧洲回来已经三年多了,但我并未进入中国思想文化深处,还仍遗留着‘假洋人’习气。……我同马建忠晤谈三天后,即向殖民当局提出辞呈,没有等到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老家。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辫和改穿中国衣服。”  
这之后,他便在广州、云南、厦门、上海和香港游历。1884年7月,在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上,知府杨汝澍与辜鸿铭邂逅。此时,他正与一位德国人用德语交谈逻辑学,其间时而插入英语、拉丁语,而且,他的中文也讲得十分流利。杨汝澍十分惊奇,回去后立即通过广东督抚赵风昌,极力向两广总督张之洞举荐。张之洞正网罗天下英才,立即派人往香港邀请辜鸿铭。自此,他便进入张之洞幕府,担任张之洞的外交顾问秘书。在这里,他一干就是二十余年,张之洞对他多有赞誉:“鸿铭精神满腹,的是杰出之才。”他也谨记张之洞的知遇之恩,时常感怀:“余为张文襄(即张之洞,作者注)属吏,粤鄂相随二十余年,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

二、语言天赋二百年来未见出其右者

张之洞之礼聘辜鸿铭,看重的是其“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者也。”他的语言天赋,在近代中国可谓无出其右者。孙中山说:“中国有三个半精通英文者,一个辜鸿铭,一个伍朝枢,一个陈友仁。”可见,孙中山对其英文造诣的佩服之深。林语堂的赞誉更高,“其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出其右者。”他还精通其他语种,诸如法、德、俄、日文和拉丁、希腊两门古语。他的著作大多以英文写成,而著作完稿后,又多以拉丁文命名,那古色古香的感觉,对西方读者尤有吸引力。现代西方著名汉学家所写的关于中国的书中,凡提到辜鸿铭时,都一致推崇他的英文水平。
1891年,俄罗斯皇太子与希腊王子结伴同游中国,他们一行来到武汉。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尽地主之谊,带着几个僚属前来迎接,辜鸿铭担任翻译。相见之后,俄皇太子用法语与张之洞交谈,辜鸿铭则流利准确地予以翻译。随后,张之洞在晴川阁宴请两位外国太子。席间,俄皇太子又改用俄语,与希腊王子窃窃私语,对菜肴的卫生表示质疑。他们刚刚说完,只见辜鸿铭转过身来,笑着用俄语对他们说:“这些菜肴既新鲜又卫生,还望你们放心地品尝。”  
听罢,他们的脸上立刻现出惊讶之色。宴罢,张之洞掏出鼻烟壶嗅吸,希腊王子不知何物,情不自禁地用希腊语问俄皇太子,没想到,辜鸿铭又向张之洞翻译,并把鼻烟壶取来,递给希腊王子,还用希腊语告诉他使用的方法。两位异邦“九千岁”当场片刻之间,听着一个东方人同时流利地操几国语言,顿时惊异的瞠目结舌,不知所云。
后来,当他们得知辜鸿铭的强项还不是这些语种时,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俄皇太子在离开武汉时,郑重其事地向辜鸿铭发出邀请,盼望他有机会游历俄罗斯。他还将一块刻有皇冠的金表,赠与辜鸿铭。武汉之行给俄皇太子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逢人便说:“在武汉见张总督,那位翻译辜先生所通语言之多,是我遍历各国所难以找到的奇才。”   
还是在德国留学时,他的德文水平便在当地留学生中传为佳话。一次,他乘坐火车由维也纳往柏林,与他同车厢对面而坐的三个德国青年,看他一身东方人的装束,且拖着一条小辫,便对他挤眉弄眼,妄加评论。他佯装不懂,顺手抄起一份德文报纸,倒着看了起来。这下好了,那几个洋青年立即起哄:“瞧,这个土里土气的中国佬,竟然把报纸都拿倒了,还装的像真的似的,哈、哈、哈……”在一阵阵的嘲笑声中,只见他慢腾腾地挪起身,悠闲而又庄重地吐出一串字正腔圆、正宗地道的德语:                                                                                        
“德国的文字太简单了。不倒着看有意思吗?不要说如此简单的东西,就是你们的圣人歌德的《浮士德》,我也能倒背如流。”他还真的给背诵起歌德的语录,以教训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洋青年。那几个洋青年羞得无地自容,火车一到站,便赶紧溜之大吉了。
他虽通晓多国语言,却从来不以为然,最看重的还是汉语。他说,世界上最为伟大的语言有三种,一是汉语,一是希伯莱语,一是古希腊语。当有洋人苦于汉语难学,出现畏难情绪时,他便好言相劝:“凡是美好的东西,都是不易学到的。”而当有洋人批评汉字繁难落后,为野蛮符号时,他便勃然变色,予以驳斥:“汉语乃心灵的语言,不像西方语言那样,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儿童最易学会就是证明。你非难汉语,正是因为你所受的西方教育,忽视心灵开发的后遗症。说了你不要不高兴,以你这样愚顽不化的脑壳,要想学好汉语,那才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哩!”  
                           
说到他汉语的大有长进,必得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清末大儒沈曾植。初为张之洞幕僚时,他的汉语水平很低,凭着自己的语言天赋,刻苦自修,好歹能读通儒家典籍。一天,沈曾植来张府贺寿,一向倨傲的他,也不得不放下架子,前去讨教,高谈阔论许久,沈曾植却一言不发。他好奇地问:“先生为何沉默不语。”沈曾植回答说:“你说的话我能懂,可是,你要懂我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由此,他暗暗发下恒心,以二十年时光“穷四书、五经之奥,兼涉群籍。”二十年时光弹指一挥间,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理解,真的可以精益求精,融会贯通了。
还有人说,辜鸿铭凡所居住的地方,且能说一口地道的方言,如厦门话、广东话、上海话、北京话,张口即是,与当地人毫无二致。这种语言天分,实在令人钦羡。孔子之教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
醇儒,这一雅称,还是著名的金石学家罗振玉所赠送,辜鸿铭当之无愧。他服膺儒学,对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情有独钟,如痴如醉。戊戌政变发生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由北京怏怏南下,来到武昌,慕名前来会晤辜鸿铭。在谈到儒学时,伊藤情绪化地问道: “闻君素精西学,尚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行于今日之二十世纪乎?”似乎孔孟之道已经不适于当今时代,这种说法,辜鸿铭岂能接受,立即侃侃而谈:“孔子教人之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前数千年其法为三三如九,至今二十世纪,其法亦仍是三三如九,固不能改如九为如八也。”在他看来,儒学乃万世不易的法则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怎容妄自置喙。
还有一次,他的洋朋友宴客,宾客中只有他是中国人,一番谦让后,推他居为首座。酒畅淋漓之际,自然谈到中西文明的比较。辜鸿铭尊崇儒学已是闻名京城,于是,有人有意挑起话题,以活跃宴席的气氛: “老辜,我们知道你是尊孔的,请你告诉我们,孔子之教到底有什么好处呀?”  
辜鸿铭端起酒杯,慢慢地呷了一口,笑呵呵地说:“孔子之教不就在我们身边吗?刚才诸位你推我让,不肯坐首席,那便是孔子之教啊。倘若都不谦让,象西洋人那样搞所谓竞争之法,你看看,那会又是怎样呢?那么,我们一定要等到优胜劣败决定后,方可入席举箸,那样的话,我们的这顿美餐,恐怕也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吃到嘴呵!”这番形象而生动的说教,直让洋朋友们听得哑然失笑,颔首称是。
他之推崇中华文明的程度,已近乎偏激,其嬉笑怒骂,常有惊人之论,伶牙利齿,可达借古论世的目的。当时,戊戌改良派以西方的制度和理论,作为中国维新图强的依据。辜鸿铭极力反对,认为:“中国士子不知西洋乱政所由来”,并以自己在西方的经历,用中文写成《西洋礼教考略》《西洋官制考略》《西洋议院考略》等数篇论文,探究西方礼教官制,指出中国礼教官制早已形成体系,西方议院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他说,两千多年以来,中国没有议院,不也是好好的吗?他甚至认为,所谓国会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早在三国,我华夏便已有国会,君若不信,请看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那就是一篇《国会请愿书》:“武侯谓后主曰:‘诚宜开张圣听’云云,即是请开国会。又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云云,即是请立宪。盖西洋各国当日之所以开国会立宪者,其命意所在亦只欲平明之治耳。今朝廷果能开张圣听,则治自明。如此,虽无国会,亦有国会;不如此,虽有国会,不如无国会矣。朝廷能视官民上下贵贱大小俱为一体,陟罚臧否无有异同,则治自平。如此,虽不立宪,亦立宪也;不如此,虽立宪,亦非立宪。故吾曰:武侯之《前出师表》是一篇真国会请愿书。”  
他说,美国人博大、质朴,但缺乏深奥;英国人深奥、质朴,但又不够博大;德国人深奥、博大,但缺乏质朴,而只有中国人具有深奥、博大和质朴的秉性,所以,一个外国人那怕他是个很有学养的汉学家,也不能准确地理解中国文化,理解“真正的中国人”。他坚持认为,中国社会是以儒家的仁义道德所建构起来的,“中国所以不需宪法,一则因为中国人民有廉耻观念——有极高的道德标准;二则因为中国政府系创立于道德基础,而非创立于商业的基础之上。”你看,中国人可以用毛笔精确地书写,便可说明中国人的理智,毛笔自然没有钢笔尖利清楚,也很难运用。但是,一当学会毛笔,便会轻重如意,浓淡适宜,比钢笔所写出来的字,更加美观动人。
他在欧洲很有声望,他的著作多见于英美各国图书馆。一个在祖国遭受讥讽和冷落的思想家,却在欧美等物质发达的国家备受欢迎和推崇,确实是件令人很费思量的事情。德国人对他尤为青睐,认为象征东方文化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印度的泰戈尔,一个便是中国的辜鸿铭。在德国的一些大学的哲学课上,他的著作被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学生有不懂辜鸿铭的,则不能参加哲学讨论。有的学校还成立了“辜鸿铭研究会”和“辜鸿铭俱乐部”。

三、许多朋友嘲笑我对满族王朝愚忠

庚子年间,义和团运动已成汹涌之势,而西方列强又对华夏大地虎视眈眈。慈禧以其惯用的两面派伎俩,投机于西方列强与义和团之间,就象一个外国人所分析的:“倘若她不想被义和团的浪潮所淹没,她就必须浮在这个浪潮之上——要使浪潮不至于消灭皇朝,就必须把它转向洋人。”她一方面借义和团的力量对付西方列强,同时也借外国人的力量消灭义和团。她还暗中保护驻京外国使馆,并用谄媚的面孔向外国声明:这次中外开战,全是意料外的事情。对于义和团乱民,要“相机设法自行惩办。”她还肉麻地向列强讨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 
慈禧满以为机关算尽,可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没曾想洋人也不是傻瓜蛋,竟一鼓作气攻击京城,慈禧也如丧家之犬,带着光绪等走上凄凄惶惶的逃亡之路。
这种视国事如儿戏的做法,受到很多中外人士的批评,康有为便屡有文章揭露慈禧,指出慈禧是肇其祸端的元凶。辜鸿铭历来恼怒康有为,见其攻击慈禧,自然要予以辩驳,竭力为慈禧开脱罪责。他在上海《字林西报》上发表文章,巧为辞令,以至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把中国内乱外患的罪责,说成“皆由康党散布谣言,煽惑人心”所致,甚至把慈禧再次训政,发动戊戌政变,说成“中国本以孝治天下,皇上自请训政,乃名正言顺之举”。
他把中国内乱外患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康有为,指出,如果不是康有为变法维新,抨击慈禧仇视西学西政,袒护义和团的排外活动,西方列强也不可能会对慈禧“猜忌不满”,自然也就不会有如此兵连祸结的惨痛的结局。这般牵强附会的推理,也只有辜鸿铭做得出来。
他还肉麻地吹捧慈禧的“盛德崇功”,历数太平天国以来,全国十多个省局势糜烂,不可收拾,时又值咸丰皇帝去世,慈禧以一寡妇辅立幼主,勘乱平祸,保持天下太平,“惟其德足以感人,其明足以知人”。为证明慈禧的大功大德,他还将慈禧有失君德的权术,给抖露了出来。当时朝中权贵大臣分为两个阵营。一为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一为徐桐、李秉衡、刚毅等,两派争争吵吵,互不相让,而慈禧却驾驭有术,使他们都能各得其所,人尽其才。他由此赞叹:“多么智慧的驾驭,多么宽广的胸襟!在用人行政上是多么精明和老到,多么不同寻常!”  
他告诉外国人,“皇太后不仇恨西人,不固执旧法”,为化解西方人对慈禧的误解,他搜肠刮肚地举出三条证据:一、1861年与英国议和以来,中外相安处事;二、近来,慈禧两次召见公使夫人,待以优礼,“以示中外一家之意”;三、让朝廷知晓外国情形,谕光绪学习英文等等。这些都是慈禧“不仇视西人之证,”而慈禧的垂帘听政也是“出于万不得己耳”,“中国所以系赖者,惟皇太后耳。”他辩解说,义和团之所以专与外国人为难作对,是因为“西人欲干预内政,有请皇太后归政之说。”义和团的行动正是我们这个民族传统的“忠君”“尊王”精神的体现。在满朝都斥义和团为“匪”的语境之中,惟有他义正辞严为义和团辩说,甚至还为之讴歌,这也正是辜鸿铭的特殊之处。
民国建立后的第六年,辫帅张勋抬出宣统复辟帝制,辜鸿铭欣然参与其事。当时,辜鸿铭负“调停江浙之责”,当他刚行至天津,便被兴兵讨逆的段祺瑞阻回北京。张勋勃然大怒,破口便骂:“你有负委托,何面目来见我耶!”从不看人眼色的辜鸿铭连连顿首道:“鸿铭该死,乞大帅宽恕。”帝制复辟终是一场春梦,然而,晚年所遇的一件隆恩,却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就是废帝宣统在养心殿单独召见他,并与他一同用膳,一向妄自尊大,出言不逊的狂夫,竟感动的战战兢兢,语不达意。这一切,令在场的宣统的洋教师庄士敦大为诧异。辜鸿铭对自己的效忠请室,自有一番强词夺理的解释:“我的许多朋友嘲笑我,认为我对满族王朝愚忠,但我的忠诚不仅是对我世代受恩之王朝的忠诚,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对中国政教的忠诚,对中国文明之目标的忠诚。”  如果我有权在手必定杀严复
林纾在西方国家度过的青春岁月,使他饱受白人世界的冷遇,这种精神压迫的反作用力,又成为他赞美中华传统文化,仇视所有崇洋媚外思想的感情基础。还是在张之洞幕府工作的第一天,他看到一份致外国人的商务公文中,竟把中国货写成native goods(土货),顿时沉下脸来,将native改成Chinese。他说,native有蔑视的成分,非洲、美洲、澳洲的土著可以用native,我华夏文明古国所产货物怎能以native相称呢?应当堂堂正正地标之为Chinese goods(中国货)。同事中有人提醒说,native goods习用日久,乍一改写成 Chinese goods,洋人难以接受。辜鸿铭不听则己,听了后更是恼羞成怒,瞪着眼睛斥道:“积非成是,奴隶思想!就算抚台把它改成native,我照样要翻译成Chinese goods。”  
1917年7月,他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讲英国古典文学。在课堂上,他常常借题发挥,宣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当年的北大学生阎震瀛回忆说,他常常教我们翻译四书,又教我们念英文《千字文》:“音调很整齐,口念足踏,全班合唱,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看他的为人,越发恢谐滑稽,委实弄的我们乐而忘倦,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人之初》也有英文本。他说:《人之初》一书,里面有许多科学,开宗明义便说:‘性本善’,有关人生哲学问题,与法儒卢梭的论调相同。什么‘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是数学;‘曰水火,金木土……’,是物理化学。什么‘三纲五常‘,又是伦理学;什么天地人,日月星’,又是宇宙论、天文学等。” 
他把英国诗分为国风、大小雅,凡所授英国作家作品,都要找出对应的中国作家作品,加以比较,比如,他把密尔顿的长诗Lycidas比作洋《离骚》,把杜甫说成是“中国的华兹华斯”。他要学生树立这样的信念,那就是华夏文明高于世界上所有文明。这种盲目自尊的心理,在他的身上已发挥到极致,以至变态为藐视和捉弄洋人,以求心理的平衡和满足。
1921年,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来华游历,因慕辜鸿铭大名,便派人送了张请柬,约其相会。可是,一等不来,二等也不来,一直过了多少天,毛姆才弄清楚了,原来辜鸿铭在摆谱。于是,又派人送去一封信,说尽客气的话,要求前来拜访。这才满足了他的虚荣心,答应会见毛姆。
毛姆来到辜家刚一落座,他便很不友好地说:“在你们看来,中国人只需招招手,我们就得来。”毛姆知道他在为“请柬”而生气,接下来的谈话更是不中听,什么“英国人不适宜研究哲学”,欧美实用主义哲学是实用主义者“最后的逃避所”,以及欧美欺压中国,歧视中国人,破坏中国传统文明等等。他说起来滔滔不绝,毫不顾及礼貌,好象他所面对的不是外国友人,而是蹂躏华夏文明的罪魁祸首。而更绝的是,毛姆离开时,他竟主动起身,润笔挥毫,以诗相赠,其中的一节是:“令人羡慕的年华转瞬不在,你已然失去了明亮的双眸,桃色的肤肌,和你青春全部诱人的神采。唉,我不爱你, 即便你上心我我也无心再爱。” 
回到英国,这首诗翻译过来后,毛姆才恍然大悟,老辜那里是在赠友人诗,分明是在戏谑自己,因为,那是一首狎妓诗。看着这首莫名其妙的诗,毛姆耸了耸肩,摊开双手,无奈地说:“无疑的,这是毫无理由的,当我读到这些诗句的时候,我吃了一惊。” 
如果说他的排外心理,曾鼓噪他戏耍洋人包括洋名人,那么,他对那些他所认为的输入异端邪说的中国人,就不仅仅是戏耍所能解恨的了。一次,他在宴会上与素昧平生的严复、林纾等相会,觥筹交错之间,老辜又发奇论:“如果我有权在手,必定杀严复、林纾二人。”严复眯缝着眼,笑着不搭理。林纾便相问:“这两人有何开罪足下之处,愿足下念同乡之谊,刀下留人吧。”他疾言厉色起来:“严复译《天演论》,主张物竟天择,于是,国人只知有物竟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林纾译《茶花女》,一般青年就侈言恋爱,不知礼教为何物。不杀此二人,天下将不会太平。”  
面对西风东渐的强劲势头,这样一位狷介而又不入流的斗士,真正地感受到形单影只的凄凉,他担忧华夏文明能否传承下去,儒学文化会在年青一辈中后继无人。他说过这样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为的正是警示青年人不要崇洋媚外,厚今薄古。
“现在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有着贬低中国文明、而言过其实地夸大西方文明的倾向,……实际上,他们都是通过望远镜来观察西方文明的,因而使得欧洲的一切都变得比实际伟大、卓越。而他们在观察自身时,却将望远镜倒过来,这当然就把一切都看小了。”  

四、我是老大中华末了的一个代表

1930年,辜鸿铭的法国朋友、学者弗兰西斯·波里在纪念文章《中国圣人辜鸿铭》中,称其为“中国圣人”“疯老头”,并对其“滞留在陈旧过时的年代”,“喜作谬论的独特个性,”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写道:“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辜氏口若悬河我几乎插不上话。其实这只是一场长长的独白,令我毕生难忘,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执着地坚持己见、坚持确实信念的人。” 
那条“象征性的发辫”使他尤为得意,他曾经大言不惭地对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他拖着这条辫子走街串巷,自然遭到一片物议,可是,他却如秋风过耳,若无其事。他骂所有剪辫子的人,是“没有辫子的畜牲,野兽!”民国初年,很多人剪掉辫子后,喜欢戴上帽子,他就骂人家:“沐猴而冠!”有个外国人直截了当地问他:“你为什么不把脑后的辫子剪掉呢?”他立即反诘:“你为何非要在下巴留有胡须呢?”一句话噎得洋人无言以答。
实际上,他是大清子民中最早剪掉辫子的人。在苏格兰读书时,他的女友喜爱他的又黑又亮的辫子,不时地拿在手中把玩,为讨好漂亮的姑娘,他竟将父亲的叮嘱置之脑后,“咔嚓”一声剪下发辫赠与女友。他护辫的荒唐而又可笑的举动,除却保守的文化信仰外,就是胡适所分析的,是性格使然,他要“立异以为高,”显得处处与众不同,有人作过这样的推测:“倘若人人都留辫子,我想剪辫子的第一人,一定是辜鸿铭。”  
弗兰西斯·波里还亲历了这样一件难忘的事情。一天,几个美国夫人请辜鸿铭去茶室相会,她们都知道老辜公然为纳妾辩护,有意要和他理论理论,夫人们争先恐后,义正词严,批评纳妾的落后和不人道。只见他悠闲地跷起二郎腿,一声不响地听着,当碧眼黄发的夫人们口燥唇干时,老辜缓缓地站了起来,将四只茶杯依次摆在茶壶的四周,并习惯性地眯着眼睛,干咳了一声:“夫人们,你们都看见了吧,一把茶壶可以配四只茶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刚才还口若悬河的夫人们,顿时哑口无言了。
老辜此论一出,麻烦事也就接踵而至了,女子尤其是西方在华女子更是可忍孰不可忍,纷纷向老辜下战书,老辜一点也不惧怕,且谬论更是怪谲离奇和荒诞不经。据说,也是在一次洋人的宴会上,一个胆大的德国太太又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并且以更泼辣、更富挑战性的语气说,一夫多妻不如一妻多夫好。老辜摸了摸下巴,不停地晃着脑袋:“于情不合,论理有亏,对事有悖,于法不容。”说着还笑盈盈地询问:“夫人,敢问你们平时代步是洋车还是汽车?”那位德国女人也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据实答道:“是汽车呀。” 
他又不紧不慢地问:“汽车有四只轮胎,请问,府上备有几只打气筒。”  
“那当然只有一只啦……”德国女子的话还没说完,所有在场者都已笑得前仰后合,此时,老辜已扬长而去了。
辜老夫子还有一大雅好,那就是醉心于女人的三寸金莲,此癖由来已久。他的正室夫人淑姑,有一双地道正宗的三寸金莲。尽管他移情于日本小妾吉田贞子,淑姑的那双小脚,却是他须叟不可离之宝物也。他对此还有一番高论:“女人之美,美在小脚,小脚之妙,妙在其臭。食品中有臭豆腐和臭蛋等,这种风味才勉强可与小脚比拟。前代缠足,乃一大艺术发明,实非虚政,更非虐政。”  
传说老辜每每写作遇有阻碍时,便会大喊:“淑姑,快来书房!”深知丈夫怪癖的夫人会应声而至,坐在他身旁,任凭他将一对小脚放在手中揉揉捏捏,拿到嘴边嗅嗅闻闻。只消片刻,他便会神思泉涌,下笔千言,妙文佳作,倚马可待。
有人回忆说,一天,他到高姓学生家作客。席间,一位年青的丫头给他倒茶续水,那个丫头长得平平常常,只是那对金莲实在可人,而它所散发的阵阵“异香”,更令老辜陶然心醉。他对这个丫头赞不绝口。学生心领神会,有意送给先生做姨太太。几天后,这个丫头梳洗打扮后,干干净净地来到辜家。老辜一见到这个丫头,就象瘾君子看到鸦片那样,立刻把丫头领入卧室,让把一双小脚抬至自己鼻下,使劲嗅吸,可怎么也嗅不到那股“异香”,霎时间,他兴味索然,变色道:“送她回吧!”大家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究竟是什么开罪于老先生呢?后来,前前后后地反复思量,才弄明白,千错万错,全错在洗脚也。
他的这种怪癖,世人多所诟病,只有他的福建老乡林语堂似乎回护,大意是说:“人生必有痴,必有偏好癖嗜。没有癖嗜的人,大半靠不住。而且就变为索然无味的不知趣的一个人了。”所不同的是,他与辜鸿铭恰恰相反,喜爱大脚“天足”,赞美赤脚的快活灵便,轻松自如,“至于无声无臭,更不必说。”毫无疑问,林语堂比辜鸿铭更爱清洁,其“癖嗜”也更文明的多了。

五、自知国人目余为痴汉不容于中国

五四运动爆发后,辜鸿铭公开跳出来激烈反对,甚至在日本人办的《北华报》上发表文章,诅咒学生运动。他违背了所一贯鼓吹的春秋大义,将中国的事情拿到“夷人”报纸上说三道四。有学生把这些报纸拿到课堂,当面向他质询:“辜先生,你所著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后很欣赏,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到底是何道理?”这下,学生们可击中他的要害,只见他铁青着脸,将眼珠瞪得大大的,用手不停地敲打着讲台,哆哆嗦嗦,闪烁其词:“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新文化运动如狂飚兴起,已风扫残云般地席卷传统文化而去,面对风起云涌的新思潮,他终究是孤独无助而又渺小可怜。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924年10月,他应日本汉学家的邀请,正式到东京讲学。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既爱国而又对日本情有独钟者,算来唯有辜鸿铭。他深知自己已被新时代所遗弃,恢复东方文化在中国的希望已经破灭,而日本则是他幻灭的意境中,所萌生的惟一的希望。他说:“自知国人目余为痴汉,不容于中国,惟日人能予以同情。中国汉唐文明,卓立于当世,惜后为夷狄所蹂躏,仅在江浙边域,犹残存宋代文明。然彼退御蒙古之侵袭以全国之日本,却完全继承唐之文化,迄今犹灿烂地保存着,是以极期日本能肩负发扬东方文明之大任。”  
他对日本的特殊的情感,不仅仅是文化理念的认同,其中还有另一奥妙,那便是对其日本爱妾吉田贞子的思念之情,去世多年的吉田贞子仍然令他魂牵梦萦:“吉田贞子,她是日本武士的姑娘。日本女人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像日本女人那样的贤妇。”这种思念之情,使他对日本民族和文化产生亲和感。在日本军国主义肆虐东亚的背景下,他还天真地幻想: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能和平共处,共同复兴东方文明,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儒家文明的富强之路。
他在日本期间,席不暇暖,马不停蹄地巡回演讲,在东京、京都、大阪、神户、滨松等地举办多场讲座,所讲内容为:《何为文化教养》《中国文明史的进化》《日本的将来》《东西文明异同论》和《关于政治与经济的真谛》等。
他在日本很受礼遇,很多地方请他去作讲座,大东文化学院聘请他为临时教授,讲授文化比较和语言学等课程,大东文化协会还聘请他为比较研究部部员,研究的课题有:《政治和社会的道德基础》《什么是民主?》《纲常名教定国论》和《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等。
他认为日本之成为东亚强国的主要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学习了西方的技术,而更重要的是坚持了儒家的精神。他尤为看重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其所包含的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韧等封建道德,被他称之为中夏精神,“中夏的精神,在被夷狄侵犯以后,离开了中土。但中国文化的道德却留在了日本,日本的武士道正是这一点。” 
当时,日本所彰显的军国主义倾向,虽然也引起他的警惕和批判,然而却是苍白无力的,甚至是天真幼稚的。他奉劝日本当致力于中国文化,讲求道德,研究王道,万万不可走欧洲军国主义之路,以致扰乱东亚秩序。至于日本何以发展成为军国主义,他荒谬地说,那正是日本近年来“西化”的结果,西方社会好战尚力的弊病传染给了日本,“人们常说日本是军国主义,把日本军国主义化的不正是欧美吗?”
他还糊涂地把日本入侵中国,比作是兄弟阋于墙,是自家内部的矛盾。这也就难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把他的言论编成《辜鸿铭论集》,大肆宣传,使其成为他们“大东亚文化建设”的理论根据之一。他的善良的东方文化本位的动机,竟会遭到如此残酷无情的戏弄,这难道不是辜鸿铭的悲哀吗? 
他把日本当作复兴东方文化的一块绿洲,谁要是哪怕丝毫的浸染,他都会毫不留情地予以回击。一次,他在东京上野公园散步,看到一对青年男女手牵手,与他擦身而过时,便猛地用日语叫道:“日本危险!”他讨厌所有西方的时尚,把当时剪短发的摩登女郎叫“短毛贼”,并且说:“现在摩登女郎(modenr girl),日本报纸也有译modenr作‘毛断’,我认为这译名,可以望文生义,译得异常恰当。因为现在的摩登女郎都流行着剪发,剪发就是毛断,毛断便成摩登。太平天国的兵民,人家都称他做长毛贼,现在的摩登女郎为什么不可以称她为短毛贼呢?” 
1927年,中日关系日渐恶化,况且,他的听众也日渐稀少,这块“绿洲”也嫌他聒噪而使他成为多余。晚秋的一天,他带着惆怅和遗憾,悄然而孤零零地回到故国。次年4月30日,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前,他的床上还放着儒家典籍的讲稿,可见他对东方文化的爱之深,忧之切。当时的国闻社和《大公报》发了这样一条简短的报道: 
“辜氏所患原肺炎症,历时已月余,遍经中西医诊治,以年老未易奏功,竟以不起。
……他为学好推崇儒家,于西方哲学,多所非难。又主忠君之说。性孤僻,发辫至死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