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晓铃
1930年，是卢作孚事业的一个兴业之秋，不论民生公司，不论北碚峡防局，不论川江航务处，处处要增加投资，处处要用钱用人。卢作孚本人带了一班人马，春下江南到江苏上海，夏天已到青岛北平和东三省，置办各种设备，参观学习马不停蹄。
资金当然是急需的，但他此行最深的体会是，要办事业，最缺的是人才，尤其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才。
他要求同行的青年，学一种专门技能而归，但青年们“苦为能力所限”，不能适应学习的需要。“求学且无法，何能办事？” 这次他带到上海的青年里，有他21岁的小弟弟卢魁杰，卢魁杰后来去念了同济大学的中等机械科，当是这次做出的要求的结果。
4月10日，旅途中的卢作孚给峡防局副局长熊明甫的信中写道：“峡局青年能力太低，无法为社会作事业，出川以后，愈有许多证明。”他提出，下半年即在北碚“成立一中学校，专准备青年投考交通、同济诸大学，一方面准备应用。此后事业至少需用高中毕业以上之青年，今日诸青年亦须逐渐提高到高中以上之程度乃有办法也。”（注1）
卢作孚的想法，在他还未回到重庆时，同仁们已开始实施。
这年7月21日，卢作孚和同伴们还在顺天轮上感受着外国轮船上中国人的“地狱”（注2），北碚火焰山上，一群朋友们就在东岳庙里开会，决定在北碚创办一所中学。与会的有民生公司的郑璧成，何北衡，郑东琴，还有北碚峡防局的邓少琴，黄子裳等人，他们是这所中学最早的一批董事，私立兼善初级中学校董会就成立了。大家公推卢作孚为学校董事会主席，座中一青年郑献征，毕业于北平法政大学，被任命为中学校长。朋友们和千里之外的卢作孚是一样的心思，并对卢作孚充满信任。
兼善中学发起人和董事主要是北碚峡防团务局的干部和民生公司，可见卢作孚的两个事业是相互支撑，相互依存的。
后来完善了的校董会简章规定，有资格任兼善校董者，有两类人，一类是专门学者，富于教育学理及经验者；另一类为热心教育事业者，包括捐常年经费或巨资于本校者，这两类人经常务校董开会通过者得聘为学校校董。校董名额无规定，但由校董产生的常务校董为9人；常务校董中产生董事会主席及副主席各一人，由主席代表董事会执行一切事务。
根据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第1129号训令公布之《私立学校规程》第八条，“私立学校以校董会为其设立者之代表负经营学校之全责”；校长或院长由校董会任命，学校行政由校长负全责，校董会不能直接干预。这个规程所要求的私立学校开办条件里，除“设备完善，经费得以维持”外，还强调，私立的“大学专科学校教职员须合格”，专任教员必须占教职工三分之二以上；中学和小学的专任教员要占教职工的四分之三以上。
据此，兼善中学校董会章程规定，常务校董会半年一会，职能是：选聘校长，策划学校事务及考察学校情况，筹划学校经费，监察审核学校财务保管学校财产。
待卢作孚从上海回到重庆，已是8月16日。川江的中资轮船公司奄奄待毙，集中资源以求生存迫在眉睫，却难以集中。民生公司责任重大，卢作孚众望所归，公司迁到了重庆，“统一川江”运动一步步展开。在北碚的事业亦紧锣密鼓：成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三峡染织厂准备开工，而兼善中学，开始了招生工作。到9月13日，火焰山上东岳庙里，命名为兼善的一所新的学校便开学授课！这样的工作效率，若不是有档案记载，真是令后辈难以想象。
1933年，兼善中学常务校董有：何北衡，郑璧成，李佐臣，熊明甫，黄子裳，罗广业，唐瑞五，张博和，卢作孚。这一时段校董会董事除康心如等社会贤达外，主要由北碚峡防团务局的干部和民生公司骨干成员构成，由此可见卢作孚的两个事业是相互支撑，相互依存的。
抗战时期，兼善中学校董共41人，仍有民生公司董事、职工郑东琴，何北衡，耿布诚，李佐臣，郑璧成、宋师度、魏文翰、张澍霖等，还有晏阳初，孙越崎等知名人士，实业家除美丰银行的康心如外，还有和成银行的吴晋航，北碚农村银行的冯书舫，川康银行的周季悔，川盐银行的丁次鹤，四川省银行的刘泗英，四川丝业公司的范崇实等，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也成为兼善中学重要校董。董事会主席，后又称董事长，一直是卢作孚先生。
1944年，兼善中学向社会发出“兼善中学募集建筑经费启事”：“今来学之士已届千人，因校舍之狭隘不能尽量容纳，致使多数向学之士仍徘徊于门墙之外”， “同人为分担国家难于全负之责任及抢救无数专心向学之青年，对于本校之扩展不能不急起而图之”。深盼社会人士、当代贤者，助为兼中多建校舍，以容纳社会无数等待入学之青年，解囊相助。
这次募集所得几何，尚未看到记载，但兼善中学日常经费不是依靠此种募集。
兼善中学的性质是私立学校，政府不给一分钱的，其财务收支情况有案可查，从现在看到的几个时段的记载，可略知其收支情况。
据张博和校长1933年11月按规定向国民政府教育局上报，当时兼善中学经常收入共计16850元。这些钱由三部分组成：
1， 学校资产或资金息金：有存款10万元，年息14400元；这10万元存款，分别存在民生公司和北碚农民银行，存折的照片要送政府备案。
2， 学费收入2050元，占学校总收入的14.24%。
3， 其他收入：此项下只有兼善中学校董，美丰银行总经理康心如每年资助奖学金400元（奖四名学生，以后增加到600元，奖六名学生）。
这时，兼善中学共有四个班，120余名学生，校内有职员4人，教师8人，校长1人，校役3人，校医是当时北碚地方医院院长宋玉田，会计由西部科学院会计周自天担任，宋、周二人都是义务服务，不另支工薪。
在1937年度收入预算里，仍是10万元基金的年息收入12000元（年息1分2厘），学杂费收入4970元（250学生，其中40名免费），奖学金520元，共17610元，收支相抵。其中学杂费占总收入的28%。平均每个学生收学费23元7角（不含伙食费）。这时，奖学金要奖给品学兼优的六位贫苦学生。
到1941年，与战前相比，物价已大涨，为学校创收的兼善公司已成立，兼善公司收入应成为学校收入重要部分。校长张博和兼任经理，工作加重，但他与所有级任导师的工资一样，均为150元（注3）。随着学生增加，学费收入会多一些，但由于贫困学生较多，战时的种种困难，兼善中学经济上一直不宽松。
最初的兼善学校实在艰苦，据说是“筚门主竇，窘况堪怜，粪沟秽渠，恶气逼蒸，白骨遍野，与鬼为邻。斯时同学仅一班，人数不过二十余，但器具尤不敷用，房舍尤不足分配，讲室自修室饭厅大礼堂均以正殿应用，桌椅板凳均由各处暂借，真有人不堪其忧之状（注4）。”开学以后，卢作孚约集社会热心教育人士，募建校舍，在校师生们也一齐动手参加建校劳动，先是建得平房若干间，做了宿舍教室。到1932年，兼善中学才招第二班学生。
那时这个学校的硬件在一般人看来，简直就不象个样子。难怪后来国民政府一定要兼善出具种种报表，说明其设备资产齐备。
然而，到1933年，私立兼善初级中学校董会董事长卢作孚给巴县毛县长的呈文便很是自豪了：“此校在北碚，以峡区地方安静，风景幽美，新兴事业次第繁兴，且与渝合两市相距甚近，日有汽船往来，交通极便，环境之佳，无与比伦，诚一培养人材之良好地方也”。
这时学校已有四层楼房一座，平房二栋，校园总面积20960平米，建筑费银26967.50元。在开办呈报表上填写道：“校舍位于嘉陵江滨平民公园之中，风景清幽甚饶诗意，中国西部科学院之博物馆、生物标本陈列室、地质陈列室、动物园、图书馆在其切近，于学生之参考甚为便利，而电灯自来水厂、三峡染织工厂、北川铁路公司、运河冰厂、煤球厂、炼焦厂皆相距不远，随时可以参观研究对学生智识之增进助益不少。”（注5）
这一年兼善中学第一班毕业了，春秋各招一个班，秋天招了第五班，以后常年同时在校有四个班学生，兼善中学算是初具规模。那时郑校长已去职，由张博和校长继任，对于张校长的工作，当初的师生们在回忆中即有高的评价。“受命危难，勉勉皇皇，计划有方，内外井然，更坚苦卓绝，身体力行，为师生之表率，所聘教师，皆精诚无间，循循善诱，群策群力，咸认兼善为毕生事业，深得社会人士之同情赞助，因此学者如归，人数渐增。”（注6）
兼善中学的主楼，即那栋漂亮的红色大楼，不但在当时遍地土屋平房的北碚是一个奇迹，七十多年过去了，今天还矗立在北碚公园前的红楼，仍然堪称精准完美的建筑。谁能想到，它那几层厚厚的墙，竟是泥土夯成的呢！对于红楼，学子们深情回忆道，“峡区同仁当仁不让，为将来发展计，愿各节衣缩食，才能有巍峨之学宫壮丽也”。（注7）
1937年春，兼善中学办学已六年多，硬件更加齐备，学校也在社会上有了一定影响，有一些要求进兼善的插班生，学校便想扩招一个班，即同时有五个班的学生在校。这一举措开始却被省政府以经费不合要求为由驳回，经多次呈报预决算书，说明撙节开支，可以维持五个班的开销，才得以办成五个班。从当时的这些文件上看，私立学校的扩招不是那么容易的。从招生简章到课程设置都要报政府教育部门审核，常常要反复申报才能核定，有一年，兼善中学招生简章被驳回时，教育局要求其报名费由五角改为三角，体育费由一元改为五角。（注8） 可见当局并不鼓励私立学校多收学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明文要求各校扩招，以安置战区内迁来的青少年入学，兼善扩大规模，当在此时，并创办了高中部。抗战扩招，学生一下增加二倍以上，因有战区来的知识分子加盟教师队伍，师资不成问题，经费却大成问题。1939年，后方物价已大涨，办学更加困难。
张博和校长，原毕业于南开大学商科，据说经商理财“不让陶朱”，是年秋，董事长卢作孚及北碚当局大力支持，成立兼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欲以每年盈余，补助学校开支。兼善公司办煤矿，烧石灰，开饭店，设旅馆，还有闻名一时的西山坪农场，可谓多种经营，花开数朵。
尚未看到兼善公司财务的全部资料，不知其收益在兼善中学的开支中究占多大比例，但公司文件如今历历在档，可证明其实实在在是为办学而设，不是为校长教师谋私利的。而民生公司到1950年清理股权时，尚有专人监管的“文记”股一万股（时民生公司全部股份不足八十万股），其股息年年拨付西部科学院，在1936年布的公司章程中，已规定其常年盈余中，有相当比例是文化基金，做为给兼善中学及瑞山中学的专项补贴。
兼善公司的种种经营，创办最早最有特点的是兼善农场。
兼善农场最早最大一块是西山坪农场，占地1200亩，可谓集中使用土地，原是由当地士绅捐出的荒山，不占良田，无一点扰民的土地纠纷，“为学校造产，以开展教育，为地方兴利以福利农民，遂从事于农业学理之研究，进而作实地之经营”。从烧荒开始，举起锄头开垦，收集兽骨烧灰与农家肥相混，“试种了西瓜油桐果树蔬菜，不数年已获惊人成果，使无用荒山变成熟土”。
再有毛背沱农场200亩，1933年着手香蕉果树蔬菜之栽培试验。1936年冬又办杜家街果园40亩，天生桥广柑园120亩，从事大规模柑桔栽培，并作各项优良品种之繁殖。
抗战艰苦，内迁人士，思念北方的西瓜，南方的香蕉。时北碚已种出西瓜与香蕉，仅西瓜一项，年产能达到600万斤，成为当地农家重要经济作物，大大增加了农民收入，又给陪都市场带来一清新之风。当时盛况，档案载文记得生动，说是当年西瓜种植已“推及全川各地，峡区内成绩最著，每户农家年年必种，因此区山多田少，地瘦民贫，种普通农作，胼首胝足，劳苦终岁，所得除收益，难以维生，惟种西瓜获得颇厚，每年收益，除维持全家生活外，尚有盈余，是以造成本区农民主要产物，每年产瓜约六百万斤，且逐年上增，瓜未上市，渝合间果贩已往来如梭，云集草街乡，进行交易，现在贫穷之西山坪已变成富庶之产瓜区域，而平淡之草街乡，竟成繁荣热闹市场”。到摘瓜的季节，张校长会派人带了西瓜送朋友，以感谢他们对学校的帮助，比如到重庆招生，对于支持兼善入学考试的单位，就送上几只西瓜。兼善农场的社会效益可谓巨大，而试种、推广西瓜，送西瓜到市场的活动，对于兼善学子，未免不是一印象深刻的生动教育，难怪几十年过去了，西山坪西瓜的滋味还在人们的心头回甜。
后世当记得的，兼善校长张博和，颇有卢作孚先生一石数鸟的工作艺术，三摆西瓜晏，既推广了种瓜技术，又做了产品宣传，还扩大了学校影响，培养了学生实践的能力，为社会服务的精神。今日交通便利，南北瓜果多多流通，北碚西瓜，在市场上似已失去竞争力，当年兼善农场种的香蕉、柑桔、苹果、梨、桃、樱、李、柿、山楂、石榴、杨梅、橙柚、板栗、核桃、葡萄及各种蔬菜花卉，唯柑桔橙柚品种优良，各地推广，尚有当年余韵；约克夏猪，隆昌猪也推行一时，其他如桐树蚕桑等现在已不多见。
卢作孚对兼善公司的财务一直有直接的指导，在一段时间，兼善公司月报表，卢作孚亲自审阅；从卢张二人通信看，他们的关系密切，不是一般的合作伙伴或上级下级关系，可谓志同道合。但资料也表明，张校长做张经理，并不是那么顺利的，资源不过荒土和小煤矿，投入大，见效慢，而抗战后期和战后，中国经济环境越来越恶化，张校长经商长才的发挥似乎不很理想；更由于时代与市场的变迁，前辈留下物质的遗产，或可流散更改，那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理想的献身热情与筚路蓝褛的科学开拓，却长久地令人神往！况且，如今的乡村建设，若能得卢先生张校长精神与工作艺术的真传，岂不是少走许多的弯路？
开荒种地办公司，收入为办学专款，当然不是卢作孚张博和的发明，中国自古就有“学田”故事，即专门划分田地为“学田”，以此土地收入办学堂。卢作孚尊敬的前辈，著名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办学即有“学田”为其经济保障。今日办学亦有私立，市场经济里，卢作孚张校长之办学方式，可以研究，可以效法。只是，今世办学诸公，若仅以办学为稻粮谋，甚至为致富捷径，前辈传统荡然无存，那又当别论。都讲办学，此私立与彼私立，决不可同日而语！
从兼善公司报表上看，资金流转并不容易，张校长总是向卢先生说明，需要资助的贫困学生太多，由此可以估计，兼善公司不可能有多少资金积累。无论公司效益如何，学校总是有用钱的地方。
兼善中学当年对贫困优秀学生的奖励，分为几种，一种是部分减免学费，一种是全免学费，再者连膳食费也免，最优者，除全免学费膳食费外，还要发给一定的生活补贴。决定是否获得奖学金，除学生及家长自己申请以外，还要考察学生的学生成绩和操行成绩，以及其在社会服务活动，如在民众学校及照顾孤儿时的表现。没有看到兼善中学奖助的学生到底有多少，但当时国民政府有一个规定，即私立学校当有10%的学生全免费，另有4%者在全免费外，还获若干津贴。（注9） 兼善中学受奖学生，应在这个比例之上。
另外，在北碚，尤其早期峡防局时代就参加建设的公务员，其子弟在北碚求学是有优惠的。1946年，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即发出训令，北碚本地优秀贫困学子就读兼善中学，可申请奖助，并请兼善中学为本地青年入学增加班次；训令还特别说明，“本局公教人员著有成绩者之子女亦得同受奖助”。（注10） 这样，兼善中学受奖助的学生会比一般学校要多。卢作孚卢子英所设嘉陵文化基金，北碚在抗战时曾资助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单位，郭沫若这样的学者，在战后，北碚管理局有教育文化基金保管委员会，当地学生受益较多。卢作孚本人及民生公司船务经理郑璧成等都常以个人收入捐赠这个机构。
后来在抗战时期，学生人数增多，办学益加困难，兼善中学让免去学费膳食费的同学，采取勤工俭学的方式为学校减轻负担。兼善中学高七班毕业生杨本泉，是重庆出版社编审，已届米寿之年。据杨老回忆，当时勤工俭学的同学很不少，他们在校长室及各教师办公室，医务室，保管室，图书馆工作。
杨的同学，阆中人肖秧，其父是唐式尊部下，在台儿庄打日本时牺牲了，家有八个孩子，生活困难得很，肖秧小时就是因家贫抱养给别人的。肖秧相当聪明，一上学就跳级，初小跳到高小，高小又跳初中，即是以同等学历考上中学，到初中又跳，考上兼善高中。这个后来做了四川省省长的肖秧，在兼善中学全靠勤工俭学读了出来。他的工作是在校务处刻钢板，在兼善读几年书就刻了几年钢板。肖秧做此工作，是从初中就开始了，也可见那时初中学生的能力和水平了。
肖秧因为跳级，年纪比一般同学小些，也有不周到的地方。有一年暑假后，肖秧提前两天来到学校，学校还没有开伙，他就没得饭吃，杨本泉来到学校时，发现他已饿着肚子在宿舍里躺了两天，赶紧拉他上街去吃饭。后来他到重庆来做市委书记，第一个拜见的私人朋友就是兼善校友杨本泉。
杨本泉还有两位同班同学，下课后为同学们理发，也是连伙食都全免了的。
杨本泉说，那时大家对这些勤工俭学的同学很尊敬，因为他们能够自食其力，而依靠家长力量来读书的学生，在他们面前很惭愧。那时的中学生，绝不彰显自己家长的力量。杨本泉的同学卢国纪，在兼善读书几年，同学们很久都不知道他是董事长卢作孚的儿子。
初看兼善中学课程设置，与今天大同小异，但细究起来，有些特点非常突出。
兼善中学初中三个年级，各年级均设14门课，每课时为一个小时，一周为39个小时。
其中童军课有二课时实践，劳作课1课时实践，内容是学习竹工泥工。
其中童军课有二课时实践，劳作课1课时实践，内容是金工，化学一课时实践。
在初三毕业班，劳作课增加到每周四课时，其是二课时实践，内容是木工；童军课有二课时实践，物理课一课时实践。
这些功课里，“党义”和“童军”课是政府所要求的，后来才加进的。但从档案中填写的内容看，也不全是党化教育。如初二年级“党义”的授课内容是：“我愿服膺行易知难学说，我愿练习民权的运动，我应该研究五权宪法，民生主义，建国大纲”。初三年级“党义”课的内容很有意思，竟是“实业计划”，似乎要学生们做实业救国的蓝图。
“童军”课即童子军训练，三个年级都是每周三课时，其中二课时为实践。内容除了军事训练外，还有一些应急本领及生活技能，各年级训练内容如下：
一年级：党义，规律，礼节，制操，棍操，旗语，斥堆，笛号，观察，结绳，救护，建造，露宿，服务，游戏等。
二年级：党义，法令，礼节，表报，旗语，测绘，斥堆，救护，消防，结绳，建造，烹饪，露宿，响导，园艺，畜牧，游泳，制操，游戏，球类，田径，服务。
三年级：党义，法令，规律，表报，测绘，旗语，斥堆，救护，消防，结绳，建造，烹饪，向导，园艺，畜牧，观察，游泳，田径，球类，划船，骑射，制操，露宿，服务等。
也就是说，兼善学生每天都有一两个正课时是身体和头脑均受到训练，今天的中学生会很羡慕吧。
当时重庆比较有名的学校如私立巴蜀中学，也是重视劳作课和体育课的，但从课程表看，兼善中学的劳作课体育课还是比较重一些。体育课三个年级的内容和今天的中学相似，有田径、体操和球类，但都有“国术”一项。据杨本泉回忆，体育课非常重要，而且要求严格，学生不光在体育课上锻炼，在学校锻炼，寒暑假回到家里，害怕不能保持自己的体育成绩，还得坚持锻炼，因为如果体育不及格，再加上某个学科不及格，有两门不及格，就该留级了。
那时的中学不是使用统一编撰的教材，由学校自选各出版社编写的各科教材，兼善中学所选教材多为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所出版。
值得注意的还有，当时的国文课里，文言文比例较大。初一年级，语体文与文言文比例为7：3，偏重记叙文抒情文；二年级语体文与文言文比例约为6：4，偏重说明文和抒情文；三年级语体文与文言文之比例为5：5，偏重议论文及应用文件。
那时的历史地理课颇有时代特点，如初二年级的历史课内容：近代史就偏重“自清代之勃兴到清末”历史；现代史偏重“自辛亥革命至国际现势下之吾国地位”。到初三年级，历史课要讲“外国史，上古史自亚非之远古文明至印度与佛教，中古史自朝鲜日本之开化至蒙古之西征，近世史自欧洲之文艺复兴至日本之维新，现代史自世界大战前之国际形势至战后之世界”。
初二年级的地理课里，会叙述“辽河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各首区及南北地方、西部地方近百年丧失地我国人文概况”。初三年级上世界地理，要讲各国“政治状况之大概”，“分述各国最近之状况及列国相互之关系”。（注11）
当时教师工作量比较大。当时四个班，四位级任老师各任课在20节以上，最高有24节，国文课的老师只有两位，那么每位老师会上两个年级的课。最初，一些教师是西部科学院职员所兼，有的老师还兼兼善小学的课（北碚实用小学一度作为兼善中学附属小学）。这一时段，师楚生教务长任16节历史地理课，张博和校长任12节公民课。后来抗战期，学生增加很多，教师增加到四五十位，张校长才没有兼课。
兼善中学早期毕业生有相当部分毕业后就在北碚工作，比较受好评。兼善学生的情况，由当时社会上流传“舍得干，读兼善”这话可知是比较注重实干的。
在兼善中学档案中，发现保存完好的第七班校友纪念册。从中可以窥见当时兼善学生的一点影像。
第七班是1936年秋入学，1939年秋毕业的一个初中班。第一年有同学117人，分为甲乙两组，到第二年上学期，辍学者竟过半，便两组合为一组，至第五学期，人数已减为35人，最后读到毕业的只有29人，其中女生4人，是兼善中学第一个有女生的毕业班。以后升入普通中学的有26人。
“七七”事变后，兼善中学学生热血沸腾。为了保存国家文化种子，政府除办军校以外，并不很鼓励一般大中学生参军，但第七班竟有四名同学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第七班的纪念册中着重记录了其中两位。
一位是原级长周子芹，在同学间是有长者风的老大哥，“学习优良，体格强健，为全校之模范”，“素抱爱国热忱，满怀济世大志”，“诚朴而沉默，对人非常和蔼可亲”，“治学亦有苦干精神，写作，书画，文艺尤为善长，讲演也很突出。被同学称为“卓异的天才”。（注12）
还有一位是陈子君，二十出头，是已结婚有了孩子的比较成熟的青年。同学们以为他是“坦白直率，为人忠信”的。子君爱研究社会科学，每天午后都到北碚图书馆读报，因为读禁书，还坐过两年牢。
周、陈二君“对同学爱互助，对公众爱服务”，得教师和同学的拥戴。“七七”事变后，“他俩素来对国际知识和我国立国的处境，研究很深宏，尤其对暴敌之灭华企图，愤慨异常，早抱有投笔从戎的志向”。那时他们读了一本书《西线无战事》深受影响，这书是欧战中一个士兵，以其实际观察写下的战争实录。不知道为什么这部反战的作品，让那时的青年向往民族解放的战斗生活。于是，两位胸怀理想，热情勇敢的青年，带着自己不多的积蓄，离开学校。从重庆出发时，他们去过民生公司，受到亲切的欢迎和经理黄云龙的鼓励，然后出川到了陕西，去到 XXX军事队学习。（注13）
同学们非常想念这两位兄长式的同窗，他们也常给老师和同学写信，讲述他们的生活并鼓励同学们为了国家民族要艰苦奋斗，要选择有意义的生活道路，不可贪图享受。这些信有的刊登在《嘉陵江日报》上。从他们的信上得知，他们学习期满后，带同队弟兄三十余人，辗转山西、河北、辽宁，到敌后打游击。他们说，那里的“老百姓和军队打成一片”，“各方面都令人满意”，他们参加了几次反“扫荡”。后来周子芹在司令部做文书，陈子君去了冀东，1939年夏天以后，就再没有陈的消息。周子芹写道：“我们为了祖国胜利祈祷，希望子君依然健壮的活着，用他熊熊的怒火，去焚毁一切的陈腐与贪污，消灭那疯狂侵略者的野心！”
在纪念册里，朱荣盛为陈子君所做小传的题目是：《火一般的子君》。
在兼善中学的档案里，再没有发现陈子君的信息。优秀的兼善学生，火一般的子君，你在哪里呢？
纪念册里有多篇同学小传，多是同学写同学，也有自传。有的是用文言写成，读来很有意思，是当年青春学子生活及精神面貌生动展现。
唐有武写的《李复初传》有句，“与吾同级，案坐毗邻，互相切磋，不耻问难，暇则赏弄器乐，谐言并作，友谊渐深，行相伴，坐相依，饮共乐，互狂矣”，活泼有趣。
继周子芹任级长的陈兴让古文甚好，作《欧相友传》：“相友欧君綦江人也，七岁失沽，母健在，有兄弟二人，家务操持多赖其母，学费供给全仰于兄，其读书之有今日，皆赖母氏兄长照拂之力，此君之所以念念不忘也。君性孤耿，沈默寡言，胆大心细，智圆行方，作事颇踏实，率真勇于敢为，具有革命精神，侠义风气，拥护正义，服从真理，能摧？扶弱，对人的情感真挚，富于同情，劝善规过，坦白直率，人多畏敬，故同学有畏友之称。君与余相善，惟彼此多心心相印，形迹亦淡如水也……”
寥寥数语写出同学身世，家庭，性格特点，突出其思想风貌甚是可爱。
“茂柏字先达，四川南川人，年二十又一，体不甚健，不喜运动，庄重寡言，诚仆好静，故有老大哥之称。其家固不甚裕，父早仙逝，母健在，和蔼慈祥。既鲜兄弟，复乏姊妹，每读人有兄弟我独无之句，触发情怀，慨然者久之，平时埋头苦干，有治学精神，故在校中成绩甚佳，对公共服务，尤其尽心尽责，如教养孤儿，办民众学校，抗敌宣传，办壁报等尽力不少，先生同学咸爱戴之。”（注14）
同学笔下的级长陈兴让，有超乎寻常的办事能力，文言文数全班之冠，能做古诗，是壁报编辑，排足球主力，拉拉队课外活动极热心。更可贵的，陈兴让还是民众夜校校长。
纪念册留白处，有若干名人名言，是那时的青年用以励志的。仅录几条：
“一生之计在于勤，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幼若不学，老无所知；春若不耕，秋无所望；寅若不起，日无所办。——孔子三计图”
“人如轻我，骗我，谤我，欺我，笑我，妨我，辱我，害我；我惟有敬他，容他，让他，耐他，随他，避他，不理他，再过几时看他。——文晋臣”
“早辛苦，早快乐，迟辛苦，迟快乐宵辛苦，不快乐。——谢梅庄”
“诚实以启人之信我，乐易以使人之亲我，虚已以听人之教我，恭已以取人之敬我，自检以杜人之议我，自反以息人之罪我，发奋以破人之量我，洞澈以解人之疑我。量力又济人之求我，尽心以报人之任我，天下事尽其在我。——宋 司马光”
“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见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佛，遽尔摧沮。——曾国藩”
这些文字可见出兼善学生的文字水平，以及他们的日常活动与思想情怀，其间的价值观念，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取，又有若干现代因素。
兼善中学以为，国家需要的人才，“必须有精深专长之科学、坚强健壮之体魄及公忠体国之精忱”。（注15） 从这些学生身上，正体现了这样一个培养方向。正如兼善校歌（张博和校长作词，音乐教师储振华谱曲）所唱：“不说一句虚话，不做一件假事，把一切艰难困苦都放在我们肩上。加速的突进去，换那未来世界的和平幸福。努力吧兼善青年，我们的责任何等重大。”
兼善学生，离开学校后仍关心母校。1945年，19岁的杨益言已考入迁到四川宜宾的同济大学，在校友调查表上，他对母校的意见一栏上写道：“一，抗战胜利，迁川各大学将迁返，为发扬兼善精神，为国作育人才，希望设立兼善大学；二，整理兼善公司，让财源大增，对同学收费少一些，使贫苦同学不致有向隅之恨。”（注16）
1940年，兼善中学已迁到鸡公山上，校舍与设备相当简陋，但那几年就读兼善的学生却对鸡公山上的生活永生难忘。
这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山风拂煦，兼善中学大操场上举行了一次盛况空前的演奏。时为兼善学生的杨本泉先生，多年后回忆道：当八百把二胡同时拉响之时，一股“浩荡柔和的音乐顿时弥漫山谷林间，在晚风中飘浮回旋，人们仿佛沐浴在乐浪里”，“景象之壮观，至今思之仍今人悠然神往”。
那时兼善中学刚办高中，高初中学生共一千二百名，演出人数竟达三分之二！而且演出水平相当高，当时八百二胡手之一的杨本泉记得，那天演出的合奏曲有《光明行》《前进操》，独奏曲有《良宵》《病中吟》和演奏技巧要求很高的《空山鸟语》《山村夜奠》。在教育史上，这次演奏也是一奇观！
那时兼善中学二胡普及到什么程度呢？杨本泉所在的初八班26个同学，就拥有24把二胡，二胡迷到“连课间休息十分钟也弦歌不辍：不会拉二胡的人在这种熏陶下，对许多二胡名曲也耳熟能详了”。
名师出高徒．二胡这样高雅的民族乐器在兼善中学这样普及，确实源于当时学校的音乐教师储师竹先生。储先生自幼酷爱音乐，师承中国二胡大师刘天华，南京音乐专科学校国乐系教授。1939年，储先生因抗战流亡来川，便应聘到兼善中学任音乐教师。抗战艰苦，苦无乐器，储先生有一个大发明，即用竹筒做琴筒，用牛皮纸代替蛇皮蒙二胡。这种纸竹二胡音量较小，音色柔和，别具一格。北碚到处都有竹子，材料易得，而兼善学生本来就挺能动手的，很快地，师生员工几乎人手一把二胡了。那时的鸡公山上，林间溪边，琴声悠扬，飞鸟和鸣，何等令人神往！师生们生活艰苦，精神饱满，于一种质实高雅，丰富而空灵的性格气质的养成何等有益！
储先生这样的音乐教师好多学校都争着聘请，他在兼善只有一年时间，但是他发明的纸二胡留下了，连他为悼念恩师刘天华而作的二胡曲《山村夜奠》，学生们也记住了。从此，好音乐，尤善二胡便形成一个传统，在兼善中学保留了许多年。这样的传统在少年学子的心上，又会保留多久呢？
储先生为兼善留下的，还有校歌。歌词为校长张博和所作，词曰：
不说一句虚话，不做一件假事，把一切艰难困苦都放在我们肩上。加速的突进去，换那未来世界的和平幸福。努力吧兼善青年，我们的责任何等重大。
储先生本名储振华，我们在档案里看到的是这个名字。现在上网一查，就能看到储师竹的信息，储先生已然大师也。
兼善中学学生生活丰富多彩，那时学生基本上住校，每到周末，都由学校安排活动，或旅行温泉公园、攀登缙云山，或参观北川铁路、三峡染织厂，或野餐露营，或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又常有讲演会，常到北碚街区参加民众教育，到学校办的孤儿院工作，更要参加学校或兼善农场的劳动。这些活动也是兼善教育的重要部分，兼善学生人生的宝贵记忆，给予学生影响之深远，并不亚于课堂学习。
3、以上财务情况，见重庆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0157，1目，第19卷。
4、兼善中学第七班同学纪念册，重庆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0157，1目，第13卷。
5、重庆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0157，1目，第19卷。
6、兼善中学第七班同学纪念册，重庆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0157，1目，第13卷。
7、兼善中学第七班同学纪念册，重庆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0157，1目，第13卷。
8、兼善中学招生简章，重庆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0157，1目，第8卷
9、重庆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0157，1目，第8卷。
10、重庆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0081，10目，第305卷。
11、重庆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0157，1目，第19卷。以上课程设置，是1934年报政府备案的内容。
12、兼善中学第七班同学纪念册，重庆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0157，1目，第13卷。本节资料均出自这一卷档案。
15、兼善中学募集建筑经费启事，重庆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0081，10目，第305卷。
16、重庆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0157，1目，第6卷。
